超越燭光示威，朝向群眾政治主體的誕生

【前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儘管南韓總統李明博已經道歉了第N次，南韓民眾的「燭光示威」依舊聲勢浩大地持續下去。與台灣經驗過的紅衫軍事件類似，這次的民眾抗議並非既有的政黨或社運組織發起、具有很高的自發性質，儘管群眾訴求看似單一，動員的勢頭卻是源源不絕。對於當前的南韓社運界和知識界，如何理解、面對燭光示威似乎與當年台灣社運界或知識界如何面對紅衫軍一樣是個巨大挑戰。一向積極參與南韓進步運動的白承旭教授的文章，具有紅衫軍那幾個月裡的台灣非常罕見的精闢觀點，值得注意。

（翻譯：延光錫） *以下註解都是譯者的，[ ] 裡的內容是為了讀者方便，由譯者添加的。

超越燭光示威，朝向群眾政治主體的誕生[1]

白承旭[2]

一、當前情勢發展圍繞著兩個主軸

第一是對新自由主義下「安全」（security）的總體崩潰的深切擔憂，另外一個是「憲政危機」要素的擴散。

二、對生活安全的總體威脅

當前因美國牛肉進口協商問題而萌發的抵抗，其背景不只是具狂牛症風險的牛肉進口問題，那只是狹義的食物安全問題而已。抵抗之所以因狂牛症問題而爆發，乃因為狂牛症問題是最直接可見的問題，也把「國家」「放棄職責」的最赤裸面向匯集起來。其實，目前已經有許多不安全的情勢日趨明顯：非正規職勞動者大幅增加造成雇用的「不安定性」，（政府）對油價上漲毫無對策所促發的關於生活條件持續的「不安定性」，第0節課和晚自習延長，或是與這些有密切關係[3]的，透過教育期待安定之未來的「不可能性」，透過兒童綁架[4]被放大的「治安的不在」，自來水怪談[5]反映出來的公營企業民營化導致的社會基礎服務「不在」等等。這些職責都被暗默理解為社會性的國家必須承擔的，在新自由主義下放棄了這些職責，令人人質疑國家存在的正當性。

作為薄弱環節的狂牛症爆發出來的原因，是以保障做為一切安全之根本的生存本身的安全性為目的的國家功能，遭受了質疑。所以，從狂牛症出發的安全問題，擴大到了整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環節。安全是置身不同條件的群眾之間得以擴大交流的環節，透過這樣的交流，使得團結成為可能，否則，團結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爭論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群眾對當前的運動圈，尤其是勞工運動，表示不信任的話，有可能源於一個疑惑：勞工運動在安全與不安全的地勢上，到底站在哪邊？如果勞工運動的核心成員站在雇用的「安全性」那邊，我們就不太能期待他們與置身「不安全」條件下遭到威脅的群眾站在一起，雖然他們也處於局部的不安全狀況。而且，甚至是被認定為「現成權力」的「市民運動」團體（這一點民眾運動[6]也大體上不是例外），對他們的不信任也來自於他們被質疑是否是寄生在群眾「不安定性」上而具有「安定性」的組織。

與先前的燭光示威相比，現在情勢的差別在於：這些不安定性被集中起來，而且被狂牛症，以及保守政治人物李明博集中起來，其複雜性被簡化，將不同的內容輕易連結起來。

在這種狀況下，雖然群眾不會直接走向「反對[7]」，但這是因為反對FTA與這些不安定性條件之間的直接連接環節似乎很模糊，而且[群眾]沒有發現其口號抽象性所必要的媒介環節。儘管如此，在反對公營企業民營化、反對醫療民營化、反對強化教育之市場性競爭，以及反對解體生存權保護機制等具體爭論點被提出來的時候，從群眾沒有大意見的同意形成。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群眾]沒有反對「反對FTA」的內容，這是其口號本身的模糊性帶來的問題。

三、憲政的危機要素和作為政治主體的群眾

在現在的狀況裡，憲政危機要素的擴散反映出其爭論點位於1987年的延長線上，而現在的情勢是因「1987年情勢[8]被自由主義吸收及其龜裂」而再度爆發出來的。在1987年的情勢裡，群眾的要求表面上集中在「護憲[9]撤廢、獨裁打倒」八個字。但是，其口號裡面暗藏的群眾要求，不是透過直選制改憲就立即能解決的。反而，群眾的不滿和抵抗的根源，是針對從朴正熙到全斗煥的獨裁體制形成的整個面向，所以不能狹義的理解為大統領選舉方式的問題。當時是群眾的口號裡面存在著更多面向的要求，可是情勢是群眾陷於混亂，不清楚怎麼把這些要求表象化。反映出1987年情勢的多面性的事實是，6月抗爭在629宣言之後也沒有結束，反而延續到789勞動者大鬥爭[10]，而且在1991年情勢裡，也呈現出類似的爆發力。

可是，在思考6月抗爭延續到789鬥爭的事實的同時，現階段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部分，是在那個延續的過程中，哪些問題變得更不清楚了。

87年的情勢是以「群眾的解放只能透過群眾自己才能得到」為口號的群眾政治，真正上台的契機，這個脈絡也是1980年[11]的延伸。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實際的過程是可以說成「被自由主義吸收」的「代議制」，就是「群眾自己」的意義狹義地被解釋為群眾投票，或者如果有所不足的話，可以透過部分NGO的媒介來補充，所以封鎖了更多爆發的可能。

在2008年燭光示威，「憲法第一條」歌曲廣為傳唱。歌詞是「大韓民國是民主共和國。大韓民國的所有權力都來自於國民」。同時，「我們是市民」和「我們是人民」的標題，常常在新聞報導裡面出現。只在教科書裡出現的「人民主權」概念，某種意義上第一次出現在公開討論的場地。而且，這是被容緩的1987年的效果。

尤其，這個問題在李明博政府露出了總體無能，造成政府徹底瓦解而大統領下臺的群眾「恐怖」[12]的背景中，持續擴散。往後看，這個問題是在反對黨都是無法信賴的騙子、進步政黨全都四分五裂，無法被群眾認可為「群眾的政黨」的狀況下出現。

問題不在於對牛肉協商和大統領不信任的國民投票，或是罷免（recall）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它也有些政治效果，可是問題在於更根本的層次。「我們怎麼能成為主權者，我們怎麼能成為市民？」，在當前國家憲政危機的擴散過程中，我們怎麼擴張「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政治理念呢？

問題不在於替代的執政勢力是誰，而在於確保不管由誰執政，都不能後退的群眾的民主主義最底線。而且，最底線的基本條件在於前述的「不安全性」的解決。它也是將人民生存權的全面保障、無歧視的受教權、不受性別／人種歧視的權利，以及享受和平的權利放在最前面的。

那麼，使得實現它的力量，要怎麼組織起來呢？

四、從生活空間的變革出發的連帶

我們可以發現，2008年和1987年狀況之間最重要的不同之處。1987年是各種組織化開始的起點，或者已經開始的組織化努力迸現的契機。在學生空間、各種職場空間，以及地區的空間中，都開始了組織化的1987年情勢，是各自的空間組織化成果擴張到了廣場，同時在廣場的集會促發的高揚政治熱潮，重新擴大了在各自空間裡的組織化和影響力。可是，目前2008年的情勢是廣場的熱潮還在廣場，而生活的各種空間卻與它分離。不少的熱潮集中在網路，反而表現出它不定型的把爭論點只集中在[首爾]市政府前的空間。從這一點來看，網路沒有成為處在不同條件的「諸運動之運動」，同時也很難說它充分發揮了作為那些運動之溝通空間的角色。

回到1987年的情勢，1987年6月情勢的最主要成果，是789月[勞動者大鬥爭]，其重要面向之一是其後幾年帶著「提前勞動解放的全勞協[13]」口號進行的運動。它是1987年群眾高揚的情勢歸結為特定「組織和制度性」實踐的形式，其核心特徵是運動坐落在使得群眾自己的主體化條件的轉化，以及同時使得其主體化條件再生產的變化的開端。

廣場與生活空間之間不是斷絕的，與前述一樣，廣場是溝通和團結以及情勢集中的場所，相對來說，生活空間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在其情勢的過度[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下被運作的具體變革（transformation）的場所，因為群眾的再生產條件實際上有變化的地方是在這裡。換句話說，在廣場的集中不應該直接被分散，反而是生活空間中的組織化和再生產條件變化，企圖跟廣場的集中結合起來的時候，燭光集會才能形成破壞力和集中力。而且，那時候，這個結合會形成對一種中央權力的外表上過度集中性的替代出路（alternative）。

從這個脈絡看，可以說我們生活在後1968時代。這個意思不是指涉套用微視政治或慾望的政治學來解釋，而是強調其群眾政治的涵義。從狹義來看1968年，都是失敗，沒成功把執政勢力趕下臺，儘管成功趕了下臺，卻被類似的勢力取代。被選擇為最具代表性例子的法國，也是如此。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可以找到1968年的意義，那就是街壘（barricade）不是在街頭上搭設的單一意義。此時正是讓一種幻想倒塌的時刻，就是把街壘（barricade）兩邊的彼此當作敵人和同志，跨著街壘（barricade）插旗幟，鬥爭就會結束的幻想。

反而，街壘到處都是，它尤其出現於各處的生活空間。它出現在教育制度、工作現場以及家庭制度等[14]。它的變革只能透過群眾自己成為解放的主體，才可以達成。無論如何，這些街壘不只是分散的存在。同時，國家機器在位階性的佈置下重組和再生產這些街壘。所以，一些運動只透過分散也不能成功，只透過集中也不會成功。

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幾個條件互相銜接著。如果沒有讓生活空間裡的變革努力成為有效的政治條件的話，這些努力會處於困境。可是，儘管如此，如果沒有這些在生活空間裡的變革企圖，那麼以群眾成為政治主體為目的的人民主權企圖，要具備內容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儘管如此，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必須拋棄那些組織形式會超過情勢有效性而長期持續的思考。

五、跨越境界的團結

結果，燭光集會還需要跨越許多境界，在跨越這些境界的時候，可以形成一些團結的條件和解放主體誕生的有效條件。

正如前述，如果群眾感覺到的分割線是「安全」對「不安全」的話，與它開始連帶的環節也會是一樣。目前在韓國處於最「不安全」地位的是誰？非正規勞動者（irregular workers）或是差不多或比他們更嚴重的移住勞動者（immigrant workers）。所以，在參與燭光集會的人自己宣稱「我們都是非正規勞動者」和「我們都是移住勞動者」的時候，燭光集會才可以達成目標。

以很模糊的方式出現的「人民主權」的契機，在可能和限制裡頭在運作。「大韓民國是民主共和國。大韓民國的所有權力都來自於國民」，所以「大韓民國國民有免於狂牛症牛肉侵害的權利」，這兩個邏輯彼此銜接。

那麼，移住勞動者呢？移住勞動者，不管嚴格的講還是粗暴的講，都不是大韓民國的國民。他們不被當作是正常人，更何況被視為國民。那麼，如果大韓民國國民有權利免於遭受狂牛症牛肉的侵害，移住勞動者難道沒有那種權利嗎？不然，他們的權利根據在哪裡？是否移住勞動者是大韓民國國民，所以有主權性權利？

如果沒有從自己置身的生活不安全性出發而團結起來的共同抗爭，我們會發現，我們不能克服個人本身在自己生活裡面感覺到的不安全性，雖然這是出來街頭的理由。我們要重新確認一個古老而樸素的口號：他人解放的條件同時是我本身解放的條件。如果不苦惱怎麼跨越境界，而只想停留在節慶的話，解放的契機不會到來。解放的契機是帶來痛苦的自我轉化過程，所以揮動清晰之意識形態的境界。

車道和人道之間、沉默和叫喊之間、逮捕危險和迴避危險之間、現存憲政構圖和自己打造出的憲政構圖之間、與陌生勞動者運動存在的距離感和想跟他們團結的感情之間、對移住勞動者的陌生感和團結意識之間，站在這個境界，要跨越它的苦惱過程中，會誕生一些把他人解放的條件當作自我解放條件的契機。廣場和示威的目的，在於形成自己苦惱的群眾，而為了解決苦惱而從事溝通和轉化條件的實踐，而不是在於經過凈化作用（catharsis）卻回到原點。

所以，如果「指導」有意義的話，那不是意味著朝著既定方向引導群眾，而是把問題集中在群眾已經知道，但他們不肯跨越的地點，幫群眾突破和跨越其境界。相反，追求讓群眾迴避陌生而安居在舒適的方式（帶有一些擔憂）裡，只是「放棄指導」而通往群眾脫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