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到1980年代香港的左翼流派
兼論香港新左派

2008/03/21
現任職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報責任編輯

日期﹕12-03-2008(星期二)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香港基層大學 講者﹕周魯逸(筆名 魯凡之) 整理﹕宋治德、楊穎仁

前言﹕

有關周魯逸(筆名魯凡之,下稱老周)的背景以及是次講題的範疇,夏菽君在284期的《基層大學電子報》已有所介紹。還有補充的是老周在台灣的左翼圈子亦有一定知名度,台灣解嚴不久,當時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已為老周出版了數本著作,而其中較為著名的是《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再回流香港,對香港的左翼知識份子也發揮不少影響。

老周雖已到耳順之年,但說話鏗鏘有力,思路清晰敏捷。而其講演個人特色,可能是因其知識淵博關係,論證汪洋恣肆,當闡釋一個論點時又會引出新的論點。所以聽老周講演無疑是知性的享受,但要作筆錄的話,卻絕對是件苦差。由於我們的學養關係,如果這次老周講演筆錄有任何訛誤或不準確地方,責任當然是筆者,但如果這份筆錄能作為拋磚引玉,帶動本港的左翼討論,相信老周也會原諒我們的錯誤(假如有的話)。

新左派的定義

有關新左派的定義,老周認為左派當然首先是以否定及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為出發點(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但當代西方的左派(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對於先進資本主義步入後工業社會的全新型態,已經無法掌握其特點(包括傳統意義的產業工人階級的沒落),在政治上也逐漸融入資本主義的體制結構,並不尋求推翻或超越資本主義(至少在思想理論層面而言)。

西方新左派其產生的社會根源,正是這種後工業時代的產物。新左派一方面仍會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同時尋求新的理論框架,以切合後工業社會的特質。而新左派在政治方面不會從屬於傳統的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保持其獨立批判的身份。

1970年代的香港左派

回到香港層面,1970年代初當時的社會運動,主要是保釣運動,老周認為它催生了其後的學生運動。而在保釣運動圈子內,老周描述主要有三大派別,首先是親中共政權的毛派(當中不包括老周本人,因為老周認為自己並不唯北京政權是從,甚至比中共黨員更為革命,也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第二是《70年代》雜誌,裡面有托派及無政府主義者。第三是大學學生會的活躍份子(主要來自港大及中大),也就是之後演變成人們較為熟悉的國粹派及社會派。

在老周而言,這三個流派都不算是香港新左派。因為從香港1970年代的社會經濟結構而言,仍然未進入後工業結構的社會,所以未具備有新左派誕生的客觀環境。同時這三派的理論基礎也並非借鑑西方當代的左翼理論(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它們仍大多停留在以民族主義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反對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

香港新左派的誕生

當香港踏入1980年代,經濟開始進入後工業社會的經濟型態,也具備誕生新左派的土壤。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比起世界上其他的殖民地國家或地區,算是一個較為罕見的例子。因為她的經濟發展已經可以追上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同時,香港由1970年代步入1980年代,社會運動開始沉寂,剩下在學院裡只有國粹派及社會派的鬥爭。1980年代初,由前學運份子的社會派創辦了兩份重要理論刊物,以老周為首的《新社會》,另外以曾澍基為首的《左翼評論》。這兩份刊物所推介的理論主要都是當代西方新左派的時髦理論,例如老周負責的《新社會》介紹葛蘭西的理論,而《左翼評論》裡有引介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

老周認為這兩份刊物的參與者,加起來雖然只有十多人的知識份子小圈子,但它們已具備有新左派的雛型。大家當時都抱著一股求知的熱情,探索及發展有關批判香港資本主義的左翼理論。

新左派的夭折

但可惜的是,這個剛具備新左派雛型的小圈子而準備成長的時候,卻碰上香港的前途問題(當時還未構成回歸議題)。在這個資本主義紙醉金迷的殖民地社會,社會輿論普遍都抗拒回歸中國的命運,認為應保持香港現狀,甚至有讓英國再續新界租約的建議。而即使在親中共陣營內部(包括現今親中共的死忠政治人物以及中方喉舌《文匯報》等),亦噤若寒蟬,更有現今親中共的資本家當時還反對中共收回香港主權,一切皆因為中共中央對香港前途問題仍未正式表態。

香港當時這個前途議題,竟吸引了這群左翼的知識份子傾注大量心力來引發社會的討論。其中,老周在報紙投稿,首先表達香港必須回歸中國,而回歸後不能再由資本家來治港,必須發展全面的民主。這種論調在香港當時的社會絕對稱得上是異端聲音,也成為後來稱為回歸民主派的主張。

港英政府也在此時逐步開放地區選舉,產生了不少論政團體,例如匯點、太平山學會、新香港學會等。老周認為正是這迫在眉睫的前途議題,令到具備新左派雛型的論述不能得到進一步茁壯發展。而且,其後這個議題慢慢滑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庸俗到「馬照跑,舞照跳」的右派論述,尤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更為明顯。加上港英政府逐步開放代議政制,上述論政團體陸續變成各種參政團體(包括民協、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前線等)投入地區選舉其中以分一杯羹,甚至為吸引主流選票,不惜將非主流的反資反殖新左派論述進一步邊緣化。

後記

當老周講完原來議定的題目「1970年代香港的新左派」後,筆者才發覺其實可能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為從老周以上所述的結論,原來香港70年代還未出現新左派。

而即使到1980年代,老周認為有新左派的出現,但老周形容也只是十多人的學術小圈子,當中有些人物老周甚至形容為「圖書館左派」,因為完全脫離實踐的鬥爭(當然老周認為自己也是一樣,但自己會更多地介入現實政治的評論)。老周的坦白與率直,沖淡了我們可能對80年代新左派存在的一些「神話」印象,令筆者敬佩。

不過,老周對所提出問題的解釋,或者是當晚時間緊張的關係,仍需要作進一步細緻的解釋及思考。

首先,老周對於新左派定義強調取決於後工業社會的型態,理論偏頗以及較為機械唯物。其實,歐洲新左派的正式誕生(或者是自覺地稱自己為新左派,以區別於當時親蘇聯東歐的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或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黨的傳統左派),還包括歐洲工人階級的現實鬥爭所促成,其中1956年匈牙利工人階級反對斯大林政權的起義事件(可參閱2006年11月17日《基層大學電子報》的文章),便成為歐洲新左派誕生的分水嶺。

其次,老周回應有關香港新左派未成長而先夭折的歷史教訓,是因為出現香港前途的議題。但當時這些左翼知識份子為何一窩蜂地投入香港前途的議題討論呢?而即使在這議題上又為什麼不能突顯殖民地的階級矛盾呢?最後,前途議題拱手讓給右派論述,淪落成為日後各民主派政團的選舉資源﹗這些都是我們還要繼續追問的問題。

回顧1980年代香港新左派的歷史,它的稍蹤即逝,當我們瞥見它時的那一刻,它就消失了。我們今天處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形勢下,左翼思想能否重臨香港的思想舞台,還看我們自己對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探索以及實踐方面的努力。

建議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