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台港部落主義禍害 美國會之亂折射社經矛盾 亞洲週刊2021年04期(2021/1/18-1/24) 黃宇翔
美國國會山莊的滾滾煙塵，響起了自由民主的警鐘。號稱民主燈塔的美利堅國會被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攻佔，共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事件發生後，令人不禁聯想二零一四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攻佔立法院、二零一九年反修例暴亂示威者攻佔立法會大樓作比較，這都讓美國長期以來向全球輸出民主的作為，被直接打臉，讓美國人尷尬不已。硝煙瀰漫、大搜捕與槍聲背後，更根本問題在於美國作為民主制度的典範，過去教科書式教導建立民主共識、多數尊重少數等價值的「應許之地」，一夜之間，都「人設崩塌」。 在眾聲喧嘩中，卻看到「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幽靈其實早就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的上空盤旋，造成巨大的禍害。在社交媒體上，各種信息的回音壁（Echo Chamber）製造了無數個部落，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部落主義代替了民主共識，敲響了民主的喪鐘，也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等地，帶來難以估算的負面效應。美國媒體報道，這次衝擊國會的示威者大多是美國中下層的白人，大部分是高中學歷，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很多本來是產業工人，但由於全球化產業鏈外移，他們大多轉移為服務業。但由於疫情來襲，他們很多都失業，因此怨氣高漲，要衝擊國會。 「部落主義」的肆虐橫掃整個美國，以美國自由價值為師的台灣、香港也身受其害。知名的跨國民調機構YouGov發布了二零二零年十月份兩次在歐洲七國與亞太八國和地區調查結果，資料顯示，在台灣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支持特朗普，百分之三十挺民主黨對手拜登（Joe Biden）；台灣是這兩波調查對象中，特朗普的支持度唯一超過拜登，並且擁有最多「川粉」（特朗普支持者）的地方。香港也是特朗普的粉絲最多，基本上整個黃絲陣營都支持特朗普，這次國會之亂也使得香港的黃絲大為尷尬，甚至出現分裂。相映之下，在傳統美國盟友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以及日本、韓國，特朗普的民望都遠不及拜登。 「特朗普主義」作為部落主義中最大的領軍人物，拒絕主流媒體的報道，以民粹式假新聞作為思想養分，漸漸扼殺了民主體制的共識建立機制，更破壞了傳統精英作為信息「守門人」（Gate Keeper）的功能。部落主義一個特色是「部落」裏陰謀論盛行，批判現有體制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質疑所有建制內權威是基本思想，在政治行動不斷走向激進化，部落裏也比拼誰更激進化，以搶佔道德高地，「自鳴正義」式的暴亂、攻佔政府機構也就成為他們的手段，結果卻破壞了民主體制本身。 早在二零一八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就認為部落主義（Tribalism）已籠罩世界（主要是美國），認為部落主義者們認為「社群認同大於天」（Group Identity Is All）。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所長卡朋達（Michael Carpenter）就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部落主義正在殺死自由主義—為何我們對政治分化屈服》，文中提到，社交媒體網絡正在取代社會網絡，民主社會正在變得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也正被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這些都使得身份政治越趨強盛，最終使部落主義成為社會主流，部落主義最明顯的社會效應就是製造不自由、不寬容的民粹主義風氣，使所有對話都變成不可能，社會走向極端化。 部落主義近來最明顯的情況，就是因政治立場衍生的群體大遷移。自美國國會攻佔事件後，特朗普相繼被各大社交媒體龍頭封殺，Twitter和Facebook等主流社交平台相繼封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社交媒體帳戶。特朗普支持者立即用腳投票，連日轉戰至Gab、Parler、MeWe等其他平台，Gab行政總裁托巴（Andrew Torba）週六公布，在Twitter封鎖特朗普後，Gab每小時平均新增達一萬個賬戶，整體流量增長約百分之四十，週六更單日有逾五十萬個新賬戶登記，Parler在一月八日錄得二十一萬次下載，按日上升近三倍，及後谷歌、蘋果、亞馬遜卻繼續把相關社交媒體軟件從應用程式商店下架，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批評，具「壟斷能力」的科網巨企不受監管，為了討好左翼而不斷扼殺右翼的言論空間，而社交媒體的部落大遷徙仍然方興未艾。 主流社交媒體Twitter和Facebook由於其演算法，只會推送用戶喜歡看的東西，本身已經在促進部落主義成型。特朗普支持者繼續遷移到規模更小、更以政治立場聚集的社交媒體，無疑將使部落主義形勢更加嚴重，同溫層越聚越厚。 剛過世的波蘭思想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是後現代大師級學者，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聞名學界，認為現代性不斷流動，如液態般無常也迅速。他對社交媒體促進部落主義，也有嚴重批判。他認為社交媒體與傳統社群有天差地遠的區別，改寫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概念。指出社交媒體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自己的選擇看似變多了，感到沒那麼孤獨，卻剝奪了真正學習社交技能的機會。他認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因為在這裏避免衝突太容易了。可見，社交媒體漸漸使對話的風氣消失，使部落主義文化更加深重。 同樣的情形也在香港發生，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通過落實，越來越多的「黃絲」從Facebook轉到MeWe，從Whatsapp轉到Singal，甚至已是互聯網上古產物的ICQ也被恢復出來，旨在建立更厚、更安全的同溫層。惟獨台灣因為綠營已佔據主流媒體多數，不必重新遷移到新的社交平台之上。 三十年來的全球化使美國階級分化更趨嚴重，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的量化寬鬆，在二零二零年的更大規模量化寬鬆，使階級矛盾更是雪上加霜。自由秩序在國內外漸漸形成內外交困的局面。卡朋達掌管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顧名思義，這機構就是由拜登冠名。拜登卸任副總統後回到該中心擔任主任，宣布競選後就將職位交予卡朋達，反映拜登的智囊團隊怎麼看美國的「部落主義」禍害。卡朋達認為：「反自由主義的風氣將在現代民主社會裏火上加油，社交媒體已取代了社會網絡，民主社會非常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已被日漸增長的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 卡朋達沒有言明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已分為兩大群體，即有資產的中產階級和缺乏資產的中產階級。前者因為十數年的資產升值，財富越來越多。後者以及新晉的中產階級生活則漸漸困苦。而毫無疑問，後者的數目遠遠多於前者，他們也就成為反全球化、白人民粹力量的中堅。這包括了過去享受良好福利的產業工人、一般的工薪中產階級，他們在這波全球化、資產價格上升裏成為輸家，這才是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源頭。尤其是二零二零年，隨著美聯儲大水猛灌式的「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二零零八年原本的一萬億美元，翌年才變成兩萬億，去年則由四萬億上升至現在接近七萬億，因此股市指數從三月份疫情首次爆發時的低點出現大幅反彈，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達到了歷史性的程度。卡朋達也說：「這些發展產生的身份政治，破壞了自由憲制，儘管自由憲制理論上應當加強民主體制。」不難看見他對民主體制的悲觀。 部落主義在美國造成的嚴重社會分裂、對抗，拜登智囊卡朋達與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都並非惟一的悲觀者。部落主義至今似乎仍然未看到盡頭。在今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當中，似乎能夠看到美國接近權力的精英階層對美國前景非常悲觀，封面故事的主題就是「美國能夠復原嗎？」主編Gideon Rose在卷首語寫到：「所有作者（指封面故事六篇文章作者）都同意，進步是有可能的，但經常都是緩慢、難以勝利，而且部分地達成。我們這代與下一代都會伴隨著未完成的奮鬥。」 近年美國精英階層，尤其是智囊學者們的評論分析，「自由秩序的韌性」（Resilience of The Liberal Order）是他們反覆提及的關鍵詞，但都隱晦地提到美國需要一場改革，才能面對特朗普以來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面對崩塌的危機。《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撰文《瘟疫大流行與國際秩序》，指：「疫情大流行會令美國相對進入衰退，令自由國際秩序持續被侵蝕，法西斯主義日漸復興。但這會令自由民主重生，因為自由民主系統受到了多次懷疑，展示卓越的韌性以及再生。」但在文末也提到疫情正在考驗各國的能力、正當性，有這些能力的國家會更有效改革，提高管理能力，似乎在暗示美國相關能力有待加強。 美國政府智囊、行政會議公眾成員、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也撰文《有韌性的大戰略：脆弱時代的美國力量》，希望美國新政府制定有關韌性的宏大戰略，使美國更強大、更自由、更平等。這無疑就暗示美國本身體制韌性不足，需要加強。作者認為：「美國的歷史上，經常會出現政治重組的時刻——定義一個時代的共識崩潰，新的範式出現。」將美國面對的危機源化，但也提到，「任何真正的大戰略都需要一個堅實的國內基礎」，「如果美國不解決各種形式的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就不會取得成功，因為這些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從內部破壞了國家的準備工作」。 與「韌性」相映成趣的是「妖風」。著名民主理論學者戴雅門（Larry J. Diamond）將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歸因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威脅，而非美國本身的自由民主體制發生的社經結構的問題。並在二零一九年出版了《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一書，近乎宗教式地認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修正制度」、「限制權力」等等的好處，即便發生了屠殺印第安人等等的問題，都不代表民主體制不好，希望美國人民要重新渴求民主，也認為全球窮人都渴求民主，認為美國應當更多地輸出民主秩序。這本書卻成為有關民主問題的暢銷書。 《妖風》通書十四章，十二章都在說民主制度本身的美好、中俄的「亡我之心不死」，但在第十三章也提到了美國選舉制度需要改革才能復興民主，末章也寄望美國切莫走向單邊主義。 綜觀美國精英階層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對於美國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都洞若觀火。然而，這並非是韌性與妖風的較量，而是美國與美國本身的較量。美國需要改革本身的體制，解決既有的社會經濟矛盾，而非單純地歸因於外部勢力以及神學式的「不自由風氣」。美國國會山莊的槍聲，敲響了民主燈塔的警鐘。通過熊熊火光，不難看到歷史遠遠沒有終結；相反，美國改革的列車正等待出發。
美台港部落主義禍害 美國會之亂折射社經矛盾
美台港部落主義禍害 美國會之亂折射社經矛盾
亞洲週刊2021年04期(2021/1/18-1/24) 黃宇翔
美國國會山莊的滾滾煙塵，響起了自由民主的警鐘。號稱民主燈塔的美利堅國會被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攻佔，共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事件發生後，令人不禁聯想二零一四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攻佔立法院、二零一九年反修例暴亂示威者攻佔立法會大樓作比較，這都讓美國長期以來向全球輸出民主的作為，被直接打臉，讓美國人尷尬不已。硝煙瀰漫、大搜捕與槍聲背後，更根本問題在於美國作為民主制度的典範，過去教科書式教導建立民主共識、多數尊重少數等價值的「應許之地」，一夜之間，都「人設崩塌」。
在眾聲喧嘩中，卻看到「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幽靈其實早就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的上空盤旋，造成巨大的禍害。在社交媒體上，各種信息的回音壁（Echo Chamber）製造了無數個部落，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部落主義代替了民主共識，敲響了民主的喪鐘，也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等地，帶來難以估算的負面效應。美國媒體報道，這次衝擊國會的示威者大多是美國中下層的白人，大部分是高中學歷，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很多本來是產業工人，但由於全球化產業鏈外移，他們大多轉移為服務業。但由於疫情來襲，他們很多都失業，因此怨氣高漲，要衝擊國會。
「部落主義」的肆虐橫掃整個美國，以美國自由價值為師的台灣、香港也身受其害。知名的跨國民調機構YouGov發布了二零二零年十月份兩次在歐洲七國與亞太八國和地區調查結果，資料顯示，在台灣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支持特朗普，百分之三十挺民主黨對手拜登（Joe Biden）；台灣是這兩波調查對象中，特朗普的支持度唯一超過拜登，並且擁有最多「川粉」（特朗普支持者）的地方。香港也是特朗普的粉絲最多，基本上整個黃絲陣營都支持特朗普，這次國會之亂也使得香港的黃絲大為尷尬，甚至出現分裂。相映之下，在傳統美國盟友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以及日本、韓國，特朗普的民望都遠不及拜登。
「特朗普主義」作為部落主義中最大的領軍人物，拒絕主流媒體的報道，以民粹式假新聞作為思想養分，漸漸扼殺了民主體制的共識建立機制，更破壞了傳統精英作為信息「守門人」（Gate Keeper）的功能。部落主義一個特色是「部落」裏陰謀論盛行，批判現有體制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質疑所有建制內權威是基本思想，在政治行動不斷走向激進化，部落裏也比拼誰更激進化，以搶佔道德高地，「自鳴正義」式的暴亂、攻佔政府機構也就成為他們的手段，結果卻破壞了民主體制本身。
早在二零一八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就認為部落主義（Tribalism）已籠罩世界（主要是美國），認為部落主義者們認為「社群認同大於天」（Group Identity Is All）。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所長卡朋達（Michael Carpenter）就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部落主義正在殺死自由主義—為何我們對政治分化屈服》，文中提到，社交媒體網絡正在取代社會網絡，民主社會正在變得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也正被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這些都使得身份政治越趨強盛，最終使部落主義成為社會主流，部落主義最明顯的社會效應就是製造不自由、不寬容的民粹主義風氣，使所有對話都變成不可能，社會走向極端化。
部落主義近來最明顯的情況，就是因政治立場衍生的群體大遷移。自美國國會攻佔事件後，特朗普相繼被各大社交媒體龍頭封殺，Twitter和Facebook等主流社交平台相繼封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社交媒體帳戶。特朗普支持者立即用腳投票，連日轉戰至Gab、Parler、MeWe等其他平台，Gab行政總裁托巴（Andrew Torba）週六公布，在Twitter封鎖特朗普後，Gab每小時平均新增達一萬個賬戶，整體流量增長約百分之四十，週六更單日有逾五十萬個新賬戶登記，Parler在一月八日錄得二十一萬次下載，按日上升近三倍，及後谷歌、蘋果、亞馬遜卻繼續把相關社交媒體軟件從應用程式商店下架，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批評，具「壟斷能力」的科網巨企不受監管，為了討好左翼而不斷扼殺右翼的言論空間，而社交媒體的部落大遷徙仍然方興未艾。
主流社交媒體Twitter和Facebook由於其演算法，只會推送用戶喜歡看的東西，本身已經在促進部落主義成型。特朗普支持者繼續遷移到規模更小、更以政治立場聚集的社交媒體，無疑將使部落主義形勢更加嚴重，同溫層越聚越厚。
剛過世的波蘭思想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是後現代大師級學者，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聞名學界，認為現代性不斷流動，如液態般無常也迅速。他對社交媒體促進部落主義，也有嚴重批判。他認為社交媒體與傳統社群有天差地遠的區別，改寫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概念。指出社交媒體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自己的選擇看似變多了，感到沒那麼孤獨，卻剝奪了真正學習社交技能的機會。他認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因為在這裏避免衝突太容易了。可見，社交媒體漸漸使對話的風氣消失，使部落主義文化更加深重。
同樣的情形也在香港發生，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通過落實，越來越多的「黃絲」從Facebook轉到MeWe，從Whatsapp轉到Singal，甚至已是互聯網上古產物的ICQ也被恢復出來，旨在建立更厚、更安全的同溫層。惟獨台灣因為綠營已佔據主流媒體多數，不必重新遷移到新的社交平台之上。
三十年來的全球化使美國階級分化更趨嚴重，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的量化寬鬆，在二零二零年的更大規模量化寬鬆，使階級矛盾更是雪上加霜。自由秩序在國內外漸漸形成內外交困的局面。卡朋達掌管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顧名思義，這機構就是由拜登冠名。拜登卸任副總統後回到該中心擔任主任，宣布競選後就將職位交予卡朋達，反映拜登的智囊團隊怎麼看美國的「部落主義」禍害。卡朋達認為：「反自由主義的風氣將在現代民主社會裏火上加油，社交媒體已取代了社會網絡，民主社會非常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已被日漸增長的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
卡朋達沒有言明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已分為兩大群體，即有資產的中產階級和缺乏資產的中產階級。前者因為十數年的資產升值，財富越來越多。後者以及新晉的中產階級生活則漸漸困苦。而毫無疑問，後者的數目遠遠多於前者，他們也就成為反全球化、白人民粹力量的中堅。這包括了過去享受良好福利的產業工人、一般的工薪中產階級，他們在這波全球化、資產價格上升裏成為輸家，這才是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源頭。尤其是二零二零年，隨著美聯儲大水猛灌式的「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二零零八年原本的一萬億美元，翌年才變成兩萬億，去年則由四萬億上升至現在接近七萬億，因此股市指數從三月份疫情首次爆發時的低點出現大幅反彈，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達到了歷史性的程度。卡朋達也說：「這些發展產生的身份政治，破壞了自由憲制，儘管自由憲制理論上應當加強民主體制。」不難看見他對民主體制的悲觀。
部落主義在美國造成的嚴重社會分裂、對抗，拜登智囊卡朋達與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都並非惟一的悲觀者。部落主義至今似乎仍然未看到盡頭。在今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當中，似乎能夠看到美國接近權力的精英階層對美國前景非常悲觀，封面故事的主題就是「美國能夠復原嗎？」主編Gideon Rose在卷首語寫到：「所有作者（指封面故事六篇文章作者）都同意，進步是有可能的，但經常都是緩慢、難以勝利，而且部分地達成。我們這代與下一代都會伴隨著未完成的奮鬥。」
近年美國精英階層，尤其是智囊學者們的評論分析，「自由秩序的韌性」（Resilience of The Liberal Order）是他們反覆提及的關鍵詞，但都隱晦地提到美國需要一場改革，才能面對特朗普以來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面對崩塌的危機。《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撰文《瘟疫大流行與國際秩序》，指：「疫情大流行會令美國相對進入衰退，令自由國際秩序持續被侵蝕，法西斯主義日漸復興。但這會令自由民主重生，因為自由民主系統受到了多次懷疑，展示卓越的韌性以及再生。」但在文末也提到疫情正在考驗各國的能力、正當性，有這些能力的國家會更有效改革，提高管理能力，似乎在暗示美國相關能力有待加強。
美國政府智囊、行政會議公眾成員、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也撰文《有韌性的大戰略：脆弱時代的美國力量》，希望美國新政府制定有關韌性的宏大戰略，使美國更強大、更自由、更平等。這無疑就暗示美國本身體制韌性不足，需要加強。作者認為：「美國的歷史上，經常會出現政治重組的時刻——定義一個時代的共識崩潰，新的範式出現。」將美國面對的危機源化，但也提到，「任何真正的大戰略都需要一個堅實的國內基礎」，「如果美國不解決各種形式的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就不會取得成功，因為這些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從內部破壞了國家的準備工作」。
與「韌性」相映成趣的是「妖風」。著名民主理論學者戴雅門（Larry J. Diamond）將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歸因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威脅，而非美國本身的自由民主體制發生的社經結構的問題。並在二零一九年出版了《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一書，近乎宗教式地認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修正制度」、「限制權力」等等的好處，即便發生了屠殺印第安人等等的問題，都不代表民主體制不好，希望美國人民要重新渴求民主，也認為全球窮人都渴求民主，認為美國應當更多地輸出民主秩序。這本書卻成為有關民主問題的暢銷書。
《妖風》通書十四章，十二章都在說民主制度本身的美好、中俄的「亡我之心不死」，但在第十三章也提到了美國選舉制度需要改革才能復興民主，末章也寄望美國切莫走向單邊主義。
綜觀美國精英階層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對於美國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都洞若觀火。然而，這並非是韌性與妖風的較量，而是美國與美國本身的較量。美國需要改革本身的體制，解決既有的社會經濟矛盾，而非單純地歸因於外部勢力以及神學式的「不自由風氣」。美國國會山莊的槍聲，敲響了民主燈塔的警鐘。通過熊熊火光，不難看到歷史遠遠沒有終結；相反，美國改革的列車正等待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