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有嘻哈 他用饒舌反美帝 2019-08-29 《多維TW》月刊第046期（2019年9月號） 陳炯廷撰寫
《你所謂的自由民主》這首取材自莫扎特《安魂曲》旋律重製而成的嘻哈節奏中，饒舌歌手鍾翔宇用押韻尖銳質問，高舉的自由民主「到底是誰的自由民主？」1993年出生的鍾翔宇，成長於美國，母親是台灣人，父親是韓國華僑，2018年曾以《炮打司令部》專輯入圍台灣有「獨立音樂金曲獎」之稱的金音獎「最佳專輯獎」。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指出，饒舌只是一種音樂類型，也是一種思想工具，具有社會影響力。
多維：最早是在什麼機緣讓你愛上了饒舌（Rap）這類型音樂，並開始投入創作？
鍾翔宇：最早是小學五年級打電玩時在配樂中聽見。差不多的時間點，在唯一沒有按成績和社經地位被隔離教學的體育課堂中，可能我看起來比較宅。一名黑人同學就給了我一張饒舌歌單，請我協助下載。從那時起，我也開始會主動去找各種饒舌歌來聽。
為什麼會愛上這種音樂？小時候單純是因為饒舌歌詞中充斥髒話，聽起來很爽這樣。以前可能會覺得那些頌揚底層黑人匪幫生活，藉不法勾當「逆流而上」，或實際上是在物化女性的歌很帥、很叛逆。但後來我開始認識到，這些歌詞雖一定程度反映了現實，表面上叛逆，卻也是完全服膺資本主義制度和父權社會的運行。但同時，饒舌音樂能反映社會黑暗面、控訴個人生活和社會不公。歌曲中會表現出的「我們是弱勢，但你打不倒我們」的精神，也是吸引我的原因。
由於饒舌音樂創作門檻低，我開始投入詞曲創作是2010年我17歲的時候，當時我買了第一支麥克風。最初也是想練習寫中文，所以就開始玩起來，也開始嘗試編曲。早期為什麼會寫《野格炸彈》這首講飲酒經驗的歌，是由於美國合法飲酒的年齡是21歲，我當時還是個「屁孩」，覺得飲酒和唱誦它有種做壞事的快感。
多維：從你高中時創作唱誦飲酒作樂的《野格炸彈》，到近期反思美國霸權的《你所謂的自由民主》，以及那首在平壤拍攝MV、歌詞內容企圖打破人們對西方民主和「極權的北韓」迷思的《流言蜚語》，從中可見到你思維和價值觀有明顯的左傾。你是如何有了這樣的思維轉變？
鍾翔宇：我想，每一個人從17歲到26歲的階段，都會經歷非常多的變化。或許在美國是少數族裔的關係，從小到大就會認識到，很多事情並不是學校或媒體說的那麽簡單。這就鼓勵了我想多讀書、自己找答案，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我大學是主修經濟與金融。當時在商學院讀金融時，相較於富二代的同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而金融課程不會去教你理論發展的時空背景與來龍去脈，只是要培養你到銀行工作。這階段起，我開始主動研究跟「帝國主義」有關的東西，主要也是因為自己覺得課本上好像少說了些什麼。因為我發現，學校教的經濟學都是在合理化帝國主義的行為，它們強調市場決定一切。
此外，大學時有一個美國、伊朗混血的同學，與他的談話和交流令我印象深刻。他跟我說的一些事情，我當下也沒有馬上被說服，卻也促發了我去思考一些事情，並希望我的音樂也能如此啟發人們思考。
記得當時我會質疑「共產主義是否殺了很多人」等，但他會說「資本主義制度在更短的時間害死更多人，比方說美國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在幾年內就害死幾百萬人」等。之後我也開始思考到，為什麼美國明明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連自己的窮人都照顧不好。更意識到一件事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一個人怎麼死，就算他是被車撞死，都會被說是共產主義害的；但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個人的死，什麼原因都有可能，就是跟這個經濟制度無關。
多維：饒舌音樂的歌詞是相當重要的組成成分，它在形式上較能講故事或揭露社會黑暗面。但饒舌音樂的「批判性」似乎都僅建立在揭露現象的層次，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鍾翔宇：從自由主義角度來批判時事時，因為這就是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以需要解釋的東西沒有那麼多。但現在我從左翼的角度在講述事情的話，如果我仍是用簡單的方式處理，人家可能會把我當瘋子。我得稍微讓人知道我思考的脈絡是什麼。
我認為，用饒舌反映現實不一定就屬於「批判」。揭露現象是批判的一種，但真正的批判應該要能指向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例如有些人會用音樂批判或抱怨社會現象，而他們卻不認為這些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是個問題。
多維：由於你現在的歌曲題材都是相當嚴肅的政治、社會議題，特別在觀點上也不那麼「政治正確」，在你創作的過程中，會不會擔心沒人聽或別人聽不懂，或會怕被貼標籤說自己是在「說教」嗎？
鍾翔宇：我相信還是有這樣的市場存在。例如我以前做音樂是要花錢的興趣，但現在可以說是零成本、還可以賺點外快的興趣。我的聽眾不見得是喜歡饒舌音樂的人，而可能是關心社會議題的人。
創作時一定會去想，怎樣讓更多人聽得懂我的東西。例如一張專輯中，有些歌曲的題材可能比較多人聽得懂，有些比較少人聽得懂；但我也相信，這些難懂的議題，可以引發部分人的好奇心吧。當然，聽不懂不完全是聽者的責任，我也有責任要思考，怎麼儘可能把複雜的東西說得簡單一點。但現在做不好的話也沒關係，就透過實踐而學習吧。
是不是會覺得自己在說教？我覺得任何文藝作品或多或少都有這個成分，只不過主要的文藝創作都是在鞏固現有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我的音樂取向，就是把一些事情攤開在聽眾面前，希望讓聽眾去思考。比方說，主流的說法會一天到晚說北韓很壞，但世界上監禁率最高的國家其實是高舉人權的美國。美國在「人權」幌子下，違反人權的事所在多有，實際上比它譴責的國家還過分，然而這些問題並不會被討論。我不會認為聽眾都一定要懂這些事情，也瞭解到我們的社會環境讓大部分人都不懂這些東西。這是為什麼我會想做這樣音樂的原因。
多維：2018年入圍金音獎最佳專輯的感想是什麼？據瞭解，你未來人生的規劃並不是以音樂創作為主業，而是打算回美國研讀電腦學科，從事相關工作？
鍾翔宇：入圍金音獎，我當初是滿意外，但不論是否得獎，都不會是我創作的動力或創作的目標。不過在某方面來說，這確實是種肯定。它的意義在於，能讓家人知道我不是在浪費時間，也能讓多一點人認識到我是誰。
至於我的創作類型，假如沒有音樂以外的生活，我要寫什麼？我覺得，音樂人若是單靠音樂吃飯，他們的題材就會受限，其創作可能就無法與民眾真實生活有共鳴。專職音樂人關心的，可能會是怎麼創造產量；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只有嘻哈 他用饒舌反美帝
不只有嘻哈 他用饒舌反美帝
2019-08-29 《多維TW》月刊第046期（2019年9月號） 陳炯廷撰寫
《你所謂的自由民主》這首取材自莫扎特《安魂曲》旋律重製而成的嘻哈節奏中，饒舌歌手鍾翔宇用押韻尖銳質問，高舉的自由民主「到底是誰的自由民主？」1993年出生的鍾翔宇，成長於美國，母親是台灣人，父親是韓國華僑，2018年曾以《炮打司令部》專輯入圍台灣有「獨立音樂金曲獎」之稱的金音獎「最佳專輯獎」。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指出，饒舌只是一種音樂類型，也是一種思想工具，具有社會影響力。
多維：最早是在什麼機緣讓你愛上了饒舌（Rap）這類型音樂，並開始投入創作？
鍾翔宇：最早是小學五年級打電玩時在配樂中聽見。差不多的時間點，在唯一沒有按成績和社經地位被隔離教學的體育課堂中，可能我看起來比較宅。一名黑人同學就給了我一張饒舌歌單，請我協助下載。從那時起，我也開始會主動去找各種饒舌歌來聽。
為什麼會愛上這種音樂？小時候單純是因為饒舌歌詞中充斥髒話，聽起來很爽這樣。以前可能會覺得那些頌揚底層黑人匪幫生活，藉不法勾當「逆流而上」，或實際上是在物化女性的歌很帥、很叛逆。但後來我開始認識到，這些歌詞雖一定程度反映了現實，表面上叛逆，卻也是完全服膺資本主義制度和父權社會的運行。但同時，饒舌音樂能反映社會黑暗面、控訴個人生活和社會不公。歌曲中會表現出的「我們是弱勢，但你打不倒我們」的精神，也是吸引我的原因。
由於饒舌音樂創作門檻低，我開始投入詞曲創作是2010年我17歲的時候，當時我買了第一支麥克風。最初也是想練習寫中文，所以就開始玩起來，也開始嘗試編曲。早期為什麼會寫《野格炸彈》這首講飲酒經驗的歌，是由於美國合法飲酒的年齡是21歲，我當時還是個「屁孩」，覺得飲酒和唱誦它有種做壞事的快感。
多維：從你高中時創作唱誦飲酒作樂的《野格炸彈》，到近期反思美國霸權的《你所謂的自由民主》，以及那首在平壤拍攝MV、歌詞內容企圖打破人們對西方民主和「極權的北韓」迷思的《流言蜚語》，從中可見到你思維和價值觀有明顯的左傾。你是如何有了這樣的思維轉變？
鍾翔宇：我想，每一個人從17歲到26歲的階段，都會經歷非常多的變化。或許在美國是少數族裔的關係，從小到大就會認識到，很多事情並不是學校或媒體說的那麽簡單。這就鼓勵了我想多讀書、自己找答案，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我大學是主修經濟與金融。當時在商學院讀金融時，相較於富二代的同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而金融課程不會去教你理論發展的時空背景與來龍去脈，只是要培養你到銀行工作。這階段起，我開始主動研究跟「帝國主義」有關的東西，主要也是因為自己覺得課本上好像少說了些什麼。因為我發現，學校教的經濟學都是在合理化帝國主義的行為，它們強調市場決定一切。
此外，大學時有一個美國、伊朗混血的同學，與他的談話和交流令我印象深刻。他跟我說的一些事情，我當下也沒有馬上被說服，卻也促發了我去思考一些事情，並希望我的音樂也能如此啟發人們思考。
記得當時我會質疑「共產主義是否殺了很多人」等，但他會說「資本主義制度在更短的時間害死更多人，比方說美國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在幾年內就害死幾百萬人」等。之後我也開始思考到，為什麼美國明明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連自己的窮人都照顧不好。更意識到一件事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一個人怎麼死，就算他是被車撞死，都會被說是共產主義害的；但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個人的死，什麼原因都有可能，就是跟這個經濟制度無關。
多維：饒舌音樂的歌詞是相當重要的組成成分，它在形式上較能講故事或揭露社會黑暗面。但饒舌音樂的「批判性」似乎都僅建立在揭露現象的層次，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鍾翔宇：從自由主義角度來批判時事時，因為這就是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以需要解釋的東西沒有那麼多。但現在我從左翼的角度在講述事情的話，如果我仍是用簡單的方式處理，人家可能會把我當瘋子。我得稍微讓人知道我思考的脈絡是什麼。
我認為，用饒舌反映現實不一定就屬於「批判」。揭露現象是批判的一種，但真正的批判應該要能指向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例如有些人會用音樂批判或抱怨社會現象，而他們卻不認為這些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是個問題。
多維：由於你現在的歌曲題材都是相當嚴肅的政治、社會議題，特別在觀點上也不那麼「政治正確」，在你創作的過程中，會不會擔心沒人聽或別人聽不懂，或會怕被貼標籤說自己是在「說教」嗎？
鍾翔宇：我相信還是有這樣的市場存在。例如我以前做音樂是要花錢的興趣，但現在可以說是零成本、還可以賺點外快的興趣。我的聽眾不見得是喜歡饒舌音樂的人，而可能是關心社會議題的人。
創作時一定會去想，怎樣讓更多人聽得懂我的東西。例如一張專輯中，有些歌曲的題材可能比較多人聽得懂，有些比較少人聽得懂；但我也相信，這些難懂的議題，可以引發部分人的好奇心吧。當然，聽不懂不完全是聽者的責任，我也有責任要思考，怎麼儘可能把複雜的東西說得簡單一點。但現在做不好的話也沒關係，就透過實踐而學習吧。
是不是會覺得自己在說教？我覺得任何文藝作品或多或少都有這個成分，只不過主要的文藝創作都是在鞏固現有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我的音樂取向，就是把一些事情攤開在聽眾面前，希望讓聽眾去思考。比方說，主流的說法會一天到晚說北韓很壞，但世界上監禁率最高的國家其實是高舉人權的美國。美國在「人權」幌子下，違反人權的事所在多有，實際上比它譴責的國家還過分，然而這些問題並不會被討論。我不會認為聽眾都一定要懂這些事情，也瞭解到我們的社會環境讓大部分人都不懂這些東西。這是為什麼我會想做這樣音樂的原因。
多維：2018年入圍金音獎最佳專輯的感想是什麼？據瞭解，你未來人生的規劃並不是以音樂創作為主業，而是打算回美國研讀電腦學科，從事相關工作？
鍾翔宇：入圍金音獎，我當初是滿意外，但不論是否得獎，都不會是我創作的動力或創作的目標。不過在某方面來說，這確實是種肯定。它的意義在於，能讓家人知道我不是在浪費時間，也能讓多一點人認識到我是誰。
至於我的創作類型，假如沒有音樂以外的生活，我要寫什麼？我覺得，音樂人若是單靠音樂吃飯，他們的題材就會受限，其創作可能就無法與民眾真實生活有共鳴。專職音樂人關心的，可能會是怎麼創造產量；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