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四
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

苦勞網記者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責任主編:孫窮理

【作者按】這一系列有關《服貿協議》的評論,是由王顥中、林柏儀、胡清雅、陳柏謙、陳書涵、盧其宏(按姓名筆畫排序)等人分別完成。幾位朋友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關注這項密集盤據公共輿論空間的議題,其中也有人參與在反對協議的行動抗爭中嘗試介入。

在肯定議題應由更多人參與討論,而非被掌權者、既得利益者單方面逕自決定的基礎上,我們初步的共識是,雖然市面上廣泛流傳著各式看似分雜並陳的反對意見,但又缺乏一種能勾勒出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同時,由於無法提出對現象具有根本解釋力的論述與替代方案,也導致許多人只能將自身焦慮投注在形式與程序等等浮面問題之上。試著指出這一事實,決非只是為了要控訴特定個人與團體的缺失,也同時是對自我的要求與砥礪。這一系列評論,是嘗試也是開端,希望能引發討論、促使前進。

【服貿協議】系列評論

 

 

兩岸ECFA架構下的《服貿協議》,近日在台灣引發了許多反對聲音,粗略區分,大致上可將針對經濟因素的反對意見,分為兩種:

第一種,我們稱之為「代表資本利益的反對」,反對者支持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但批評此次服貿談判出來的條件不利於台灣;第二種,是所謂「代表台灣勞工階級的反對」,他們對自由貿易態度曖昧,在論述策略上,較側重保護台灣「弱勢」(產業),或言「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警告勞工失業問題可能隨之而來。

暫且不看內容,上述兩種反對立場,論述軸線其實弔詭地順應了一個最主流的政治邏輯與認識框架──即兩岸談判,主要仍是由兩個國家作為發動單位(即便名義上因特殊關係以海基、海協取代了國對國),並各自打包雙邊區域的整體利益作為談判基準。市場開放的利弊得失,大抵被放置在兩個國家整體談判的圖像上進行評估:「台灣,究竟得了幾分、又失了幾分。」這對第一種反對立場而言,可以理解是具有完全正當性的,但令人不解的是,第二種貌似親近某種左翼話語的「反對立場」也是在這個主流「認識框架」中操作。

對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批判,在地左翼反對論者最不應犯的錯誤,就是把自己與批評的對象──主導談判的國民黨,及可能在其中主要獲利的財團──打包為利益一致的整體,而是應從一個既內在於民族國家又超越於它的階級立場,指出市場開放或者特定政策,在全球資本積累與階級剝奪中的可能作用。第二種反對立場的確在論述策略上樂於指出《服貿協議》將可能有利於資本家(特別是大型資本),而無助於工人階級,然而,一旦論述範圍超出台灣,涉及中國大陸,卻立刻落回雙邊整體打包的框架。這於是造成了一個無法避免的效應,即不但難以徹底分析各自內部存在的矛盾與差異,也難以誠實面對資本(例如「台資」)在他方所造成的傷害與剝奪。

第一種立場無視於階級,第二種立場,我們將指出,是以階級作為國族論述的策略手段。這是《服貿協議》爭議所展現的第一個重要問題,但不是唯一問題。也許更重要而更隱而不顯的,是這些爭議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繼續深化冷戰框架,無法將《服貿協議》的爭議置放於一個今日的冷戰政經體制中討論,其中的關鍵的問題之一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東亞區域中,論述自己身在其中的責任,包括和平與正義?而沒有和平與正義的「繁榮」,又意味著什麼?我們的能力雖淺,但企圖打開這個被遮蔽的論述叢結。

代表資本利益的反對

第一種反對意見者多來自經濟學界,例如台大社科院長林惠玲,或者台大經濟學系系主任鄭秀玲等,他們都強調「不反對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原則上有助於刺激經濟」。而此次服貿的主要問題則在於怎麼開放,他們批評談判結果,對岸市場向台灣開放不夠、應該更加開放,而台灣則是過於開放,因此是不對等。換言之,這種發言位置主要所代表的利益,其實是(扣除掉那些必然獲利的大型資本之外)中小型的資本家或企業主,他們的反對,是為了爭取這些資本家在市場開放的談判中,分得更多利益與談判籌碼。

鄭秀玲多次在公開發言當中,強調簽署過程應與相關行業公會討論,另外像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更號召可能受影響的相關業者,致電立委表達反對。這些發言,都清楚顯示出此類反對意見的發生位置,以及它所想像的連結對象。

我們的好奇在於,被上述反對意見作為代理對象的資本家,在他們「尚未出走」前,在台表現又是如何?或許我們更該看看,那些在美容美髮行業中,以「建教合作」與「實習」等名目無償幫客人洗頭的小弟小妹們;那些工作不穩定,領低薪工作又爆量的出版社編輯或美編…他們都身在什麼處境下?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一文,大概是近日最有直接動員力的文章之一了。這篇文章中,郝明義清楚展示他將獲利目光放眼對岸出版市場的企圖心:

…幾十年來,台灣出版業希望的、期待的、等待的、夢想的,就是有一天中國大陸能夠對我們有所開放,形成一個大華文市場的腹地…

 

然而,這份企圖心還需要搭配另一條訊息來看,才堪稱完整。同一位郝明義先生,在他去年(2012)所出版的《工作DNA》一書中,有個章節標題是這麼下的「三十歲以前不要計較的事情」,內文鼓勵職場年輕人不要計較工作負重和待遇,盡量接受折磨、訓練:

…現在開始,是有人在支付我們薪水而受教。所以,不要想太多…不論這個行業如何、公司如何、老闆如何,其實都不干我們的事…絕不要因為待遇太低而離開一個公司…

 

想當然耳,這種站在資方立場對年輕求職者的「諄諄教誨」,自然為各人力銀行與就業情報雜誌所津津樂道。但也正因為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當前主要的「反服貿」論述,竟能毫不加以思索地,要求包含這些職場年輕人在內的勞工們,將自身的利益綑綁於──那些本該是鬥爭對象的──終日剝削他們勞動力的資方的身上。

像郝明義這樣的台資並非少數,而幾乎是典型的通案。近日同樣積極為台灣印刷業者謀求中國大陸的「准印證」的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何飛鵬,去年就曾在《經理人月刊》上,撰文提倡「5人工、3人做、4人薪」的企業管理節流之道。

在表達對ECFA、《服貿協議》的支持或反對之前,更重要的,必須要先表明自己是站在誰的利益、什麼立場,進而推導出支持與反對意見。所有以代理台灣資本家利益為面貌出聲的反對意見,註定無法處理台灣內部的勞資矛盾,因而在面對市場對外開放談判時,只能矇著眼,假裝有一種不分勞資的所謂「台灣整體利益」存在。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許我們終能映照著想起,這些討論中竟始終缺了一個與此岸的我們共同連帶的角色──中國大陸工人。

台資的擴張與侵略

不妨這麼說,當郝明義在台灣以低薪、低勞動條件折磨台灣工人還不夠,又準備好擴張其資本範圍時(如透過《服貿協議》),他對於中國大陸出版市場之企圖,就應該被理解為是一個「繼而以低薪、折磨對待中國大陸工人」的血腥藍圖。

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起,台灣資本家大舉外移至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在周邊區域展開產業鏈佈局,所圖無非是尋求更為廉價的土地、勞動力成本,附帶的效果,是促成後進發展國的資本主義化,納入全球生產分工的體系,並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層級構造當中,從各方面被滲透並受制於先進國家。

這個趨勢,在過去近30年來至今的發展其實並未有太大改變,在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與克拉克自由港區,曾遭美國海空軍基地佔領,90年代後開始成為台商投資重鎮;被稱為「馬來西亞的矽谷」的檳城,百家台資電子資訊業以廉價的廠場地價進駐;印尼的巴丹島工業區…等等。

從這個背景來看,郭台銘的富士康在「世界工廠」中國大陸引發連環跳樓事件,自然絕不僅是個別企業家的道德操守與軍事性格等問題,它更是台灣資本家挾其優勢,對相對後進國家工人的剝削問題。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轉入市場經濟,雖曾在11年後引發六四「反官倒」與1989年社會運動,卻在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之下,鎮壓了反對力量,並維持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方向。台資從8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的「西進」也對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起著關鍵性作用,除經濟與生產方式外,流行音樂、影視、小說等文化工業產品的登陸,也從生活情感與意識型態的層面,滲入民眾肌髓,並在否定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後文革」語境中,更大規模地擁抱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意識型態。

21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資產面臨強大考驗,從過去開放包含台資在內的外資進駐、逐步提高對外資之依賴,到現在針對外資國民待遇已延伸至准入前,即不得低於本國投資者的待遇;近年來,原為國有或公有,因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金融業,也要再向私有化進一步推動。2013年,上海陸家嘴論壇以「金融改革和開放新佈局」為主題召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明確表達將預備開放民營之銀行與金融機構,在這次的《服貿協議》當中,中國大陸則直接對台開放了海西區的台資銀行設立。

事實上,現在的海西區已經被打造成一個區域資本主義化、產業鬆綁「十二五計畫」的策略腹地,地方政府的動能往往比北京中央更為積極,2010年在台灣包含台塑等因環境污染問題引發長年在地抗爭的石化業,也曾看準泉港區的石化發展,而與福建地方政府共同積極籌劃注資,後來則被北京方面喊卡。對於台灣一些凡事涉「中國」便認定背後必有國族統一政治陰謀的論者而言,恐怕也就只能機械地解釋成「福建省政府比北京中央更有心於兩岸統一」了吧。

難以代表台灣勞工階級的反對論

第二種反對意見相對於第一種,看似試圖處理台灣本身的內部矛盾,反過來卻將他者對象化,將「中國」打包為一整體,因此無法真實面對在這個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趨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這種論述也共謀地中性化、受害者化「台資」的角色,而輕輕放過「台資」侵略、剝削兩岸工人的事實。

去年底出版《第三種中國想像》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大概是這一類論述的佼佼者,以最近一次他在兩督盟與守護民主平台等團體共同舉辦的「兩岸《服貿協議》社會論壇」上的發言為例,在這場論壇上,他是這麼說的:

…在「中國因素」出現之前,台灣的貿易型態主要是「台灣─日本─美國」的多邊貿易關係,然而出現「中國因素」後,多了一重變成關係「台灣─中國─日本─美國」,過去20年的台灣受全球化的衝擊與台灣的中國化與兩岸化息息相關,導致所得分配惡化、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停滯或後退…

 

不難發覺,雖然吳介民總樂於搬弄各種諸如反新自由主義、反惡質資本主義(或許他並不反對某種「不惡質的資本主義」)等「類左翼」的批判語言,但這些看似極其嚴厲的「反」,卻僅僅鋪陳在一個「中國因素」的敘事背景之下──原來,台灣所面臨的一切資本主義問題,起點竟然都是因為「中國因素」的導入。於是我們弔詭地看到,在所謂「中國因素入侵」的之前與之後,台灣與美、日的自貿談判,例加入WTO、簽訂TIFA、美牛美豬進口、稻米解禁、智財權公訴化,甚至日前剛簽訂的台紐自貿協議,似乎全都被吳介民的「中國因素」一筆勾銷了。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吳介民之所以如此工具性地利用反經濟自由化語言,將一切複雜的政經影響,轉譯為鑲嵌在一個龐大「中國因素」陰影之下的防禦性修辭,追根究柢,並不是因為他錯解了理論或不熟習歷史,而是,他的發言必須要服務於「台灣國族」的整體政治利益,而非一個兩岸工人階級連帶、國際主義的左翼立場時,他自然難將批判焦點集中於(同為台灣人的)台資,也難將(同為受壓迫者卻是「他國人」的)中國大陸工人與台灣工人進行連帶性的理解或分析,畢竟這將傷害他的民族情感與(台灣)國家主權慾望。

反歷史地將台灣(不分勞資)視為一個被害的受體,註定要忽視中國大陸工人受(台資之)害的事實;因為缺乏反省性論述,無論是否借重於「台勞受害」的修辭,都會傾向於陷入自戀、自憐的國族主義防衛機制。再說,近20年金融資本在台灣的發展,也從未扮演什麼「民族資本」角色,80年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下,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惡果之一,就是民營銀行以各種現金卡、浮濫放貸、衍生金融商品,生產了龐大的卡債族等問題。隨著一間間台資攜帶著這整套Know-How登陸對岸,這或許就是城市中產階級化下,大陸民眾將要面對的未來。

認識框架轉移之必要

台灣目前的「反服貿」論述,鮮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視野,以及區域國際政治關係進行討論。看似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的吳介民,將台灣所感受到的經濟問題,解釋成是由「台─日─美」的三邊貿易向「台─中─日─美」轉化,由此推出,是因為「中國的崛起」而造成關係失衡。如果順著他的視野,「台灣」在「中日美」的包圍下自然成了「帝國環伺、夾縫求生、苦無主權」的悲情小島,而中國就是那個打破惡之平衡的新威脅。於是,「兩岸自貿談判」彷彿成了各種「關切台灣弱勢與整體利益、愛台灣」的反對派殺身成仁的關鍵戰役。然而,如果將視野拉到東亞區域,從這個視角觀看台灣在區域經濟網絡之中的位置,就會發現總體圖像並不僅是如此。其實,各派心知肚明卻從未說破的,是服貿與ECFA談判背後,那個關於區域經濟版圖的梟戰:服貿揭開兩岸ECFA談判的首章,醉翁之意,在於是否、能否加入一個更大的區域性經濟的談判戰略,也就是自2012年8月開始第一次談判、計畫於2015年底前完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若將兩岸ECFA談判,視為台灣能否進入RCEP的前哨,那麼去年初台灣燃起爭議的美牛事件,以及美牛事件引爆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就是美國高調「重返東亞」的經濟戰局「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入門券了。

簡單來說,RCEP、TPP作為區域性的諸邊自貿談判,基礎在於各國、各地之間已經先行簽訂一定的自由貿易協定。自從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陷入僵局、點對點的多邊貿易體系面臨困境後,區域性、跨區域性的貿易談判於是成為國際經貿談判的趨勢。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統計,截至2013年1月,亞洲區域的自貿協定,從2002年的36個增加到109個,且正在發展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有148個,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換句話說,不僅是大國眼紅於亞洲經濟正在崛起,亞洲區域的各地、各國,也正積極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體──RCEP與TPP,則多被認為是兩個分別以中國、美國為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框架。兩大談判並存、相互競爭,中美以外的各個小國,於是利用兩者互為槓桿,啟動各自的政經戰略。

然而,在討論RCEP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即便中國積極參與RCEP,但開始啟動、主導區域談判的主體並非中國,而是東盟。這使得我們必須從一個更為歷史、結構的視角,來思索當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實狀況,而不是簡單以「中 vs. 美」的戰略格局予以定調。

超克冷戰經濟體制

吳介民提出的「台─日─美」架構其實並不僅適用於台灣。在冷戰狀況下,美國介入戰後亞洲經濟發展,50年代美國扶植日本形成資本密集型產業,60年代在美援下的台灣、香港、南韓與新加坡發展的勞力密集型產業,被結構入美日經濟圈,美國輸入資本、日本對亞洲四地輸出技術,而美國又提供市場。這個結構到了8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產業升級為資本、技術密集,而東盟四國則填補了基底,發展成為勞力密集、部分資本、低技術密集型產業。換句話說,在美國冷戰佈局的特殊經濟安排下,形成了東亞與東南亞各地從屬於日本、整個東亞地區又都個別地從屬於美國的國際關係;在產業結構上,則形成了「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特殊體質。

然而,美國一手安排的經濟冷戰局勢,到了所謂「後冷戰」時期搭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反而成為東北亞與東亞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的契機,促使當前處於製造網絡底層的東盟各國,有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與需求。在1997到2008年間,東盟開始進行有約束性的雙邊制度,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東盟憲章》生效,TPP、RCEP等有約束的多邊貿易談判開始推行。與RCEP同時進行中的多邊貿易談判,還包括中日韓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談判,在5個「10+1」的協定中,「中國─東盟」自貿區、「韓國─東盟」自貿區將進行整合,這顯示出RCEP的談判的關鍵,還在於整合中日韓自貿區,以作為區域內部主要金融資本與技術輸出地,而亞洲正在興起的龐大消費市場,成為內部形成區域市場的條件──「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出現轉機,亞洲是否能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經濟體?

而這就關係到TPP與RCEP的不同性質了。RCEP與TPP的關鍵差異有兩個,其一,是關係到用哪一種貨幣結算。由美國主導的TPP,為鞏固美元體系霸權,自然會強勢使用美元結算,並壓制亞洲發展區域結算貨幣,這牽涉到愈來愈逼近的美元危機。若區域經濟體能成功排除美元霸權,發展出亞洲區域結算貨幣,這將反過來加速美元崩潰,同時區域結算貨幣也能與美元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區隔。其二,是開放程度與進入門檻。TPP在議題範圍、進入門檻和自由化的要求上,目前都明顯高於RCEP,不僅幾乎涵蓋所有貿易項目,並在國有企業、監管一致性、供應練競爭力等議題上開了自貿區談判的先河──美國主要提案知識產權(包括藥品專利、覆蓋新數字經濟版權、著作限制等等)、投資、監管一致性、技術性貿易壁壘、透明度等5大方面,這些是美國優勢項目,美國只要抓緊這些項目,就能夠主導TPP談判。然而,這些項目對於東協等國家來說門檻過高。而RCEP的開放項目,仍被視為傳統自貿範疇,而當前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韓國──東盟自貿區」的整合談判裡,也尚未涉及知識產權、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競爭和政府採購條款等。

舉出RCEP與TPP的性質差異,並非為了要證明何者「比較友善」或具有「援助性質」,甚至,在當前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主導的談判邏輯下,「友善、援助性質」往往更可能成為資本家獲得最大利益的遮羞布。它所指出的是,東亞已經有條件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這是冷戰經濟體制埋下的根,卻發展成為當前破除美國經濟霸權、美元體系的可能因子,而美國力推TPP並企圖取得談判主導權,正顯示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排除美國),以至於貨幣一體化(排除美元),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產生實質威脅。

美國「重返東亞」的高調舉動,洩露出美元體系的結構危機正在逼近,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需求與實際動作,又在在顯示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近年來,東亞的軍事、政治危機,正是美國挾其自戰後以來於東亞的軍事霸權,深化冷戰防線、再鞏固美日安保結構,並更大規模地啟動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將目標對準中國這個「邪惡他者」。於外,美國聯合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勢力,將南韓結構入美日安保,強化密佈於第一島鏈上的海空軍事基地的調度;於內,美國又聯合港台的自由派本土勢力,啟動針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政經戰略。這關係到近2年的東亞局勢:朝鮮半島的延坪島事件、中菲的黃岩島事件、日本侵佔釣魚台與獨島事件、北朝鮮威脅論,以至今年的台菲衝突,都是區域政治與軍事衝突的火種,也因此,它成為各國經貿談判的政治操作因子──以去年釣魚台事件為例,釣魚台主權爭議一起,中日韓自貿談判就終止了;今年北朝鮮核武威脅則加速了美日韓安保結構的再整編與南韓的國家軍事化;日本近期右翼軍國主義動作頻繁,其所針對者,還包括南韓新總統朴槿惠上台後積極展開的中韓的經貿協談;更遑論日本、琉球、南韓等地區民眾所感受到的美軍與各國軍事基地的擴建、日益密集的聯合軍演,都在為一觸即發的區域政經大戰作準備。

東亞從未真正「後冷戰」,日本的殖民與侵略戰爭、二戰責任、美軍的殖民與介入、反共親美防線底下的亞洲集權國家恐怖主義歷史等等,這些歷史傷痕皆在民眾內部烙下深刻的印記。即便80年代以來,美國扶植的親美反共集權政權紛紛倒台,並在單一政治體內部進行所謂「民主化」與「轉型正義」,但真正區域整體性的「轉型正義」卻不斷被延宕:日本從未針對殖民與戰爭責任道歉,就慰安婦問題、戰爭屠殺和各種人權侵害進行賠償;美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干預更從未撤離亞洲,反而在所謂「後冷戰」時期更加深度地整合與強化,鞏固「新冷戰」結構。這些歷史與現實問題交互重疊,又被「冷戰」不斷置後、拖延,眼見美日帝國主義捲土重來,而新的經濟國族主義,又以歷史傷口作為燃料進行內部動員,將民族情感捲入資本主義國家利益爭奪的新戰場之中。在這樣的緊繃情勢下,一個抹除階級差異、將國族利益打包為整體的經濟主義論述,正是台灣當前「反服貿」話語的一體兩面。

反服貿,反什麼?

細究最開始所述的兩種「反服貿」的話語,第一種基本上不反對自由貿易,僅僅針對「程序民主」問題,反對「國共壟斷」的談判平台,要求包含在野政黨與台灣資本家、企業主在內的「民間」監督與參與;另一種延伸說法則觸及「台灣工人階級」立場,將「台灣人」分成可流動、不可流動兩種,台灣資本家、技術專業人員可以移往大陸謀利、討生活,而無條件移動的台灣勞工,只能留在台灣失業。

但正是這第二種說法,隱含了矛盾與陷阱。邏輯上,它側面承認了勞力密集產業已經移往大陸、東協,而台灣過去幾十年引為強項的技術密集產業中間結構,也面臨南韓的強大競爭;而它的邏輯矛盾在於,如果這是一個負責的工人階級的立場,它必須更直接地正面台灣產業工人正在消失的問題:台灣在東亞區域製造網路分工中,應該站穩什麼位置?如何留住產業工人?當前台灣勞動市場已經大規模使用彈性勞動力,包括派遣、外包、建教合作、實習制度等非典勞動,若今日台灣經濟發展以觀光旅遊業、服務業為導向,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如何看待非典勞動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論述上,它悄悄隱去了台灣九零年代以來勞動力結構的失衡狀況──當前站在在自由貿易區前線提供體力勞動者多是「移工」──也就是說,當反對論者高談所謂「台灣工人階級」時,這個光譜恐怕是不包含「移工」的。然而,正是移民工人,成為無論台資、陸資或是外資,在台得以任意使用、剝削的便宜勞動力。台灣內部長期缺乏具有主體性的移工平權運動,在本外勞難以同工同酬、移工人權與公民權等問題沒得能推進的前提下,「台灣工人階級」立場,不僅可能成為一個論述陷阱,更可能強化兩岸工人彼此之間、傳統產業工人與非典勞動者之間、本勞與移工之間更為巨大的分裂而非連帶。

從「反服貿」論述折射而出的矛盾,其實更深切地反映出台灣內部種種反對聲音,對於東亞區域的整體經濟、政治、國際關係架構,以及內構於區域關係的兩岸關係,尚未能提出全面而誠實的評估。

具體而言,台灣長期以來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以及近30年來將中國作為他者、以「民主化」作為形式載體的本土意識,早已被整合凝聚為一股強大社會動能,隨時可被動員來「阻擋」一切兩岸政經來往。然而,兩岸關係之於台灣,若非唯一也至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進入區域政經版圖的橋樑。在過往的經驗當中,台灣政府與中美兩邊分頭進行自貿談判,也是打著算盤,互為談判條件、操作槓桿。

弔詭在於,面對一個正在發展中的、以東盟為主體的區域整合動力,台灣假使因為「反中」而「脫亞」,恐怕註定更加「入美」、也更加深度地勾連進與美國的各項自貿談判。年前以美牛換取TIFA協談的羞恥條款歷歷在目,同時台美軍事同盟也更加難以動搖,台灣將持續成為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前哨。對於台灣的主要反對黨以及部分本土論者而言,這或許根本不成問題,反而還因為任何可能獲得TPP入場券的機會而額手稱慶。

將超克冷戰經濟體制的課題納入問題意識,是否意味著就要正面迎向RCEP?現實上,RCEP的確是戰後首度出現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貨幣一體化,進而有機會挑戰美國政經霸權的重大關鍵,然而這也不直接表示在RCEP框架下進行區域整合後,成員國就再也不會或無需與美國主導的TPP進行一定程度的和談與編整。

在東亞的特殊冷戰歷史情境下,任何可能超克冷戰的動力勢必不可能自外於前一階段的殘餘──而RCEP正是這麼個產物,既是繼承又是反對了冷戰的經濟體制。在現實中,大部分參與RCEP的諸國也早已被編入冷戰軍事防禦體系,與美國結為緊密的軍事同盟,積極參與正在琉球密切進行的軍事演習。目前,東協成員中汶萊、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也同時加入RCEP與TPP,其他尚未表態的東協國家,以及中、日、南韓對於TPP的立場,這些連續或者斷裂於冷戰情境的張力,都將是影響RCEP的主體性的關鍵。

反觀檯面上的反服貿論述,我們於是感受到一個矛盾。一味聲稱「愛台灣」的反服貿話語,客觀上恰恰可能是最不利於他們所宣稱的「台灣全體」,因為這些右派主流知識分子,以及他們所反對的國家機器,不但出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更斬斷了面對亞洲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的現實討論,「脫亞入美」成為了集體的無意識,為了反中,而幾乎必然地苟同於美日霸權,又為了謀取「夾縫」中的偏安,而對美國於東亞的軍事宰制靜默,這是一步一步地斷送社會正義與物質繁榮的前提:區域和平。

小結: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

當前,「中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威脅論在台灣日囂塵上,兩岸對立──中美對立的狹隘視野,難以發展出區域性的總體分析,也因此更難反思自90年代以來台商的「西進」、「南進」政策──在區域性的產業分工、勞動力削價、資本流動版圖中,台灣在區域分工體系中已儼然成為「次帝國」。以此觀之,擁有金融資本、技術優勢的東北亞各國,與東南亞區域的經濟整合,在資本動力與資產階級國家的驅動之下,無論是哪一種方案,都很難不成為一個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結構與再分工。

當我們提出「台灣的資本主義因素」、討論兩岸工人階級如何形成共同連帶時,這個「工人階級連帶」圖像,除了必須納入台灣內部的勞動狀況、移工處境,還必須擴及當前同樣提供密集勞動力、在垂直分工下成為台商剝削對象的東南亞在地工人。

現在,在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上,東亞區域一方面面臨到結構的轉變時機,另一方面,美國為首、圍堵中國的新冷戰結構也正在深化。政治上,漸次化解兩岸長期分斷下的敵對情感,以及整體東亞區域間的和平,是突破新冷戰結構與東亞日益緊繃的軍事危機的一條出路。這與朝鮮半島的和平發展、南韓與琉球的反美軍與軍事基地的情勢相互呼應、互為助力。但也因為區域中各地彼此牽連,任何一方的反動,將成為共同前行的障礙。從經濟鬥爭來看,台灣在區域製造業網絡的垂直分工下,內在地聯繫著兩岸工人階級與境內移工狀況,也外在地影響到區域當中整體工人階級狀況,這是是否加入、如何加入一個區域經濟體的首要前提。

然而,於我們而言,跨過冷戰意識型態的濾鏡卻是如此艱難,經濟鬥爭已迫臨門前,竟然這麼缺乏針對各地工人處境的歷史與結構分析。「反服貿」的話語亂象,映照出一道道知識藩籬,生活在冷戰情境下的我們,應該跨越,卻又無從邁步──或許,就從質疑那個看似過於政治正確的「反服貿」話語開始吧。

回應

這種疾呼台灣人要超克冷戰結構、言必稱兩岸云云、放大抓日本右翼立場往死力打的話語,要維護的核心利益不就是中國民族主義嗎?中國這個概念下鎮壓的內部多元與異質太多了,給週邊國族的屠戮史還登載在他們的教科書,但臺灣的反殖研究者只知美日的帝國行徑,復述由資產階級暴政披上社會主義外衣的北京政權的戰略目標。

說難聽的,當代反殖話語原本出自帝國內部知識份子的自省,用在諸位手上倒成為專用來反省外部他者的道具。再製反西方的反殖話語本身就是殖民的作用。真要反帝,先抓著中國打試試,打出別於台獨的反資反帝路線好不?

反殖反帝到底,個人建議臺灣勞動階級立即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的工人談聯合,他們受臺灣資本家的奴役史超過中國工人,現在中國資本家要接收臺灣資本家的版圖了,衍生與可預見還要加重的排華運動,更應該是我們要努力超克的呀。

樓上的要針對文章的內容辯論,不應該急於扣帽子、呼口號。

如何在臺灣展開所謂「加重」的「排華運動」呢?目前所謂的「排華運動」是否太輕了?童年在東南亞經歷過「排華運動」,現在定居臺灣,不知在大多數居民都是華人的環境中,會搞起如何怪異的「排華運動」呢?「排華」與「排猶」類似,都包含著法西斯因素。

當前兩岸資產階級合流,臺灣工人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工人的關係遠比不上兩岸工人階級的共同處境,當然以後全球的工人階級都會「加重」地聯合起來。

說了半天,就是以天朝爲核心的東亞共榮圈理論。爲天朝權貴資本的利益服務的。

看不懂就扣人統派,談東亞就叫東亞共榮圈。回應水平還真低。

樓上當真以為別人是白痴,這種水平的文章看不懂。臭酸的老左統論調嚼到想吐了,和中國被迫害妄想發達的精神症狀唱和,民族主義旗手他們自稱第二誰敢稱第一?別的不講,老美的TPP不可,拿個RCEP包裝區域政經整合又是什麼性質,笑話。想罵吳介民最少也一樣拿點像樣的數字材料分析,看來看去話語分析來去一番除了表現扣帽子專業什麼也沒有,被用帽子回敬也是剛好而已。

兩位作者不妨交待,當前台灣無產階級困境與前因何在,如果是美日買辦性質的資本外移,為何不企求打造內向自足的經濟模式,鼓動工人奪取政權與他國進行對等貿易的經濟模式?拉美經驗就在眼前不是,為何偏要在(兩位不敢言明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政治經濟體佈局中得到救贖,何況還明明白白是走資的方案?左左左掛嘴上,提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結論叫人糊塗,不過細想就明白,既然中國無產階級死了都全是台灣資本家出的棍子而不是北京引資招商加黨暴力,那麼一以貫之的就是是被你們鬥臭的民族主義,那民進黨人小鼻子小眼的愛台灣的放大版,愛中國。

2017年12月17日16:14 元毓FB:

學生運動,歷來幾乎都只是政客之間的鬥爭所利用的手段。而所謂具備理想的學生,姑且不論其理想本質往往只是昧於現實、不知世事的胡說八道,其結果通常只是懊悔與災難。
歷史可考的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搞的「公車上書」,已有歷史學者懷疑,當年康有為根本只是假借此學生運動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與終南捷徑,事實上康有為很可能根本沒上書。
再看看五四運動、紅衛兵、六四天安門事件,乃至於台灣從野百合以來的學運,到最近的太陽花,都只是一群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傻蛋被賣了還幫忙數鈔票。
而本blog從2008年開始批判野草莓學運以來,始終秉持同一個看法:如果我們對真實世界都不理解,那任何改革理想都只是放屁,任何年輕熱血與衝動都不過是被老政客利用的砲灰。
想想那個rocker自居,鼓吹別人護照貼自慰性台灣國貼紙、自己卻孬種不敢貼,要台灣獨立、自己卻逃避兵役,現在領立委薪水、爽吹冷氣的咖洨。
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相信革命可以帶來任何進步。社會真正的進步,永遠是生存競爭壓力下自然演化、擠壓出來的。

系列文章的內容並非提倡所謂兩岸「走資的方案」,而是建議兩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已經合流的兩岸資產階級。

也並沒有提倡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 國家主義 ,而是指出兩岸工人階級的團結是全球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工人階級領導下反帝的民族主義,是新民主主義 / 新三民主義的重要任務之一。

吳介民之流的新右派,濫用左派的詞彙、概念,勉強拼湊出反「中國因素」的混亂言論,精神上自囚於詭辯牢籠,或許會將自我逼瘋。看到新右派隱含著自虐、虐待狂、歇斯底里的語言文字,可以充分感覺到新納粹的瘋癲本質。

所謂「小鼻子小眼」的民進黨似乎還比困獸般的新右派理智。

時論 - 無自信的民主:還好有老美監聽
中國時報 茅柱崙 2013年11月07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6%99%82%E8%AB%96%E2%94%80%E7%84%A...

美國的監聽引起了世界公憤,只有台灣是恭奮。電視說:「監聽風暴延燒全球,台北也被歐巴馬監控了。這樣方顯得光榮,我們覺得與有榮焉。」

主持人:「真的?太開心!」

名嘴:「至少台灣在美國人心中有一點地位,沒有重量地位的話,人家連聽都不聽。」

這就是齊人之驕:「我女兒若不美,人家湯姆.克魯斯怎會強姦她?」。

大陸網民不解:「台灣發現美軍監聽,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終於被美國爸爸關注了。」

台灣對自己司法檢調單位的依法偵查監聽,非常憤怒,把檢察總長都以洩密起訴,但對外國侵犯主權國安的惡性監聽,卻很歡迎,還嫌不夠。

「老大哥在監視你」!這是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所描寫的,監控無所不在的虛擬「大洋國」,今天美國已把她化為現實,完全達到此境界,在全世界肆無忌憚地監聽,以「國家利益」為幌子濫用技術優勢,無視國際基本道德信義,不僅對手被監聽,盟友也被監聽;不僅敏感人士被監聽,普通民眾,歐洲數以百萬計人民被監聽,連其他國家領導人也未能倖免。德國總理梅克爾被監聽長達11年。

但在台灣,這卻被歌讚。《1984》不夠,還加翻到「1985」。「公民之眼」堂堂皇皇的監視著不順眼的人。

對這種「美國關心」,政府說是在「查證中」,等有喜訊後再處理。陳水扁早就說,他是美國的軍政府管轄的台灣特首,他簽字要美軍管收台灣,實行美治,但美軍卻不履責,故陳的律師團還控告美軍失職誤國。

台獨社論就說:「還好有老美監聽馬當局。說真的,有美國監聽我們的總統和政府,讓我們放心多了。馬當局在兩岸政策上完全不透明;國共兩黨暗通款曲,祕密會談,黑箱作業,台灣人民根本無法得知,這時有老美監聽馬,等於老美替我們監督馬,不至於被賣掉都不知道,民眾可以放下心底的大石頭。若兩岸忽然達成政治協定,台灣承認一中原則,會打亂美國在亞洲的大戰略部署,威脅日本的安全,所以美國要事先預防這種可能。馬若有貳心,美國可以做出預防性軍事行動。就算台灣的兩岸政策透明,人民可以全程監督,也不如老美監聽給力。美國政府的工具箱裡可以對付馬當局的工具可多了,掐住馬的七寸易如反掌。所以我們寧願老美監督馬,而不選馬政府對我們透明。」

這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民主是對人民有害的,民主選出的領導人是禍國殃民的,獨立主權是虛擬且危惡的。只有老大哥監視才會乖乖的站好,只有美國工具箱中的無人機蒞臨台灣,再來個「感恩節轟炸行動」,才能安人心。這種「愛台灣」的誅心之論,唯一有點說不通的是,馬英九與習近平承認一中達成統一,會在公車上用手機聯繫嗎?

台灣求著做美國屬地,歌手張懸卻在美國監聽伙伴英國掛起中國旗,不是有點矯情?

聞辱而喜,唾面自乾,為天下先,連台獨都說:「台灣人民需要外國來監督他們領導人,而不是自己親為,其實很丟臉。但無可奈何啊!」(作者為大學教師)

恭喜蘋果日報台獨社論髮夾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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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民眾吃失憶丸
2018-01-09 蘋果日報 蘋論

勞團反對《勞基法》修惡,展開遊行活動;問題關鍵已非修法內容與是否公平合理,而是對民主體制的挑戰和扭曲。民進黨以民主起家,因此受到比國民黨更高的要求與期待。
遊行禁制區的擴大、鐵製拒馬與蛇籠肅殺冰冷的形象、警力比例不合理的配置,在在都顯示了政府當局的退步、無能、無奈與死板。
在時代力量抗議期間,警方將博愛特區都規劃為管制區,嚴禁人車進入。即使是媒體,也只有4大報與電視台能進入。連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離開換衣服後,都無法再進入現場。
台灣人權促進會怒批,此舉已違反比例原則;將寫信給國際兩公約審查委員,及長期關注全球自由評比的「自由之家」,及聯合國「集會遊行權」前任及現任特別報告員,報告此一倒退現況。這幾天這樣的場景又再現,難道執政黨要逐漸讓台灣人民習慣經常活在巨大的禁制區範圍下嗎?依照民進黨目前動不動就架設大規模禁制區的做法,已經嚴重背離民進黨當初對於《集會遊行法》的修法主張。
依照現行的《集遊法》第6條,總統府周邊的禁制區範圍應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且範圍不得超過300公尺;但根據民眾幫忙依現場情況所畫出來此次禁制區範圍,最遠路口已超過400公尺。在禁制區內,警方還嚴格限制,只有政府認定的「主要媒體」方能進入採訪,嚴重侵害記者的新聞自由與採訪權。不准律師進入禁制區簽署委任狀,也嚴重侵害律師與當事人的權益。不准醫師進入探視絕食者,甚至拆除絕食者的遮雨帳篷,並於昨天凌晨進行強制驅離,對於抗議者的身體健康毫不給予最基本的人道考量。
民進黨政府固然可以援引法條為驅離、封鎖、甚至逮捕的行動來辯護其合法性,但問題是:已經政治化了的事件,就算法律上說得過去,政治上已經輸了。選舉日那天,選民投票前回想對執政黨的記憶與印象,記得的當然不是平穩完成的政策,而是象徵戒嚴暴力的拒馬、蛇籠和逮捕等震懾性動作;民進黨想要再度完勝,除非給選民餵食失憶丸。
走過戒嚴的社會,對拒馬、蛇籠、高壓水柱、催淚瓦斯、橡皮子彈非常敏感,會出現強烈的反應。民進黨自己走過戒嚴,怎會不知厲害?莫非這幾天雨大,腦袋進了水?

抓住主要矛盾,一分為二,透過現象,掌握本質,如同里程碑般重要的系列文章。

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檢驗理論。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包括兩岸) 深陷整體性、結構性危機的形勢下,台灣革命知識份子應該要聯合兩岸工人階級和進步民眾,共組政黨,爭取政權,推動新民主主義 / 社會主義,這樣才能夠減少台灣社會的內耗與破壞。

並且還要更進一步團結兩岸與世界人民,對抗帝國主義,阻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環境更深重的摧殘、對資源更加強的掠奪、對人民更殘酷的蹂躪,世界人民才有可能渡過危機,避免人類滅亡。

《批判與再造》
解開全球化的迷思 - 是玫瑰園?還是失樂園?
杜繼平
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3/11/23/%e8%a7%a3%e9%9...

什麼叫"超克冷戰經濟體制"?光看這標題我就想了老半天,看完內容約只懂三四成(我的水平一般而已);至於"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是全懂了,但重新商榷後又沒看出寫者指出了什麼方向?
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地獄裡頭,ㄧ堆人圍著很大一張圓桌在吃飯,因為圓桌太大,所以每人都必須拿著一雙很長的筷子才能夾到菜,但夾到菜後卻因筷子太長無法送進自己的嘴裡,菜掉了滿桌都吃不到;在天堂裡,同樣的情景,但是人人都吃得到菜,因為每個人夾到菜後,就送進對面人的嘴裡,互相餵食",我常引這個故事說,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自私、私有制的結果就如地獄,後者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互助、公有制就如同天堂,若是能用簡單的道理來闡明兩者的不同有多好啊!
老百姓忙著工作賺錢養家活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啥,攏不災啦,這些事成為學問家的專利,你們有責任要把它簡單化,讓大家有能力加減了解,不然就只是唱高調、曲高寡和,服貿一事也是同樣的道理。

藍:蔡英文應促綠勿杯葛服貿
2014/01/23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李淑華台北23日電)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今天說,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若要真誠面對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就應該呼籲民進黨不要再杯葛兩岸服貿協議。
蔡英文創辦的小英基金會組團訪問大陸。中國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受訪時表示,此行行程聚焦經濟議題,團員回台後表示要試驗新型態的兩岸「經濟政策交流」;蔡英文願意以正面態度處理兩岸關係,值得肯定,但最重要的是蔡英文在兩岸經貿議題上的實際主張究竟為何?
楊偉中說,過去蔡英文曾說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是糖衣毒藥,後來又說如果執政會概括承受,前後不一。
他表示,蔡英文若要真誠面對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就應該出面呼籲民進黨不要再杯葛兩岸服貿協議,讓服貿協議順利進入實質審查並早日通過。
外界關注民進黨內蔡英文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兩個太陽」之爭對兩岸路線的影響。楊偉中表示,民進黨兩岸政策討論的過程與權力之爭息息相關,常因為權力思考影響兩岸路線的調整,不但增加民進黨路線的不穩定性,更讓民眾難以信賴。

趙剛
〈危險的「中國因素」〉
《隋大每月評論》(SD Monthly Review) No.2

昨日,吳介民教授在《蘋果》上發表文章〈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但早在2009年,吳介民教授(以下敬稱免)就寫了〈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具有斷代性的危機宣稱:「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處在歷史變化的交會點上」。他指的危機是什麼呢?是指2008年5月「二度政黨輪替」後,馬政府所欲展開的大陸政策。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作法,吳介民指出了:『「中國因素」正在沁染台灣日常政治的運作,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如果吳介民還記得他的這段「危言」的話,那麼,這個「中國因素」現在應該已經上幼稚園中班了,但昨天他卻分明指著這個五歲的孩子(或狼子)說:2012是你的元年。政治社會學者一般都不太注重歷史,但吳介民教授卻公正地連他自己的書寫史也遺忘了。

為什麼要化五為元?我不知道,這得問作者。但我猜測,可能還是為了修辭吧!但為修辭故,分析是可以模糊,歷史可以不顧的。但轉而想想,也的確,如果不高喊「狼來了!」、「狼此刻來了!」,而非得說照顧到歷史,說「歲月悠悠,轉瞬狼至五年矣」,不也太沒勁了嗎!人家還以為是動物園管理員的工作報告呢。
幸或不幸,「中國因素」這個名因此在它實證的堅冷外表上,閃著恐慌與煽情的跳動七彩。在缺乏對複雜現象的複雜理解之下,吳介民拋出的更多是恐慌、猜忌與指責。例如,他說:『歸根究柢,「中國因素」讓人驚覺:誰在「統治台灣」?民主生活在台灣,會不會毀在「跨海峽政商聯盟」手裡?』。又例如,他說:『誰來守護台灣民主?誰來維護媒體言論自由?別讓每個編輯台,都駐守著一個「小國台辦」』。

「中國崛起」是一個重要問題,是一個特別是在東亞區域內的所有批判知識分子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這中間牽涉到很多非常複雜的問題,包括,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與危機、中國大陸在這個體制中的位置以及其發展路徑、台灣社會以及「台灣民主」在新舊冷戰格局下的社會性質……,這些大結構問題,以及比較歷史也同時比較規範的問題,好比,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該以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政治姿態與身份認同去介入這個現實……。凡此,都是複雜無比的問題,需要的是我們永遠嫌不足的知識、思想與智慧。但在吳介民等人的感覺結構中,這些都不是問題──「台灣人」身份不成問題、「台灣民主」不成問題、全球資本主義不成問題,出問題的只是一種陰謀論範式下的「中國因素」。「中國因素」被擬人化了,是一個惡棍或是惡狼,它要來破壞我們的道德、正義、貞操與幸福。

為了民主的緣故,請不要再這樣訴說「中國因素」了吧。為何呢?因為這樣的一種反智的、化約的知識慣習,只是在把我們自身的真實苦悶越過結構與歷史,短路地找到一個立即宣洩口而已。當「中國因素」這樣被論述時,我們所需要做的也不外乎是找出「中國因素」的「具體代理者」,然後對之妖魔化,同時呢,呼喚天兵天將的「誕生」來對抗「妖魔」。而台灣這麼小、社會互信這麼差,我們哪有能耐承受這樣的一種政治感覺的操作方式?現在,「中國因素」論者軟土深掘,找出一些「親中台商台幹」扣他們帽子,之後呢,要是掘上癮了呢,凡是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就都也有可能被扣上帽子了──「小國台辦」。「扣帽子」在台灣由來已久,但從來沒有像2012所展現的扣得如此義正辭嚴!以前,進步教授與學生們還在「普世價值」下言說指責,現在,則乾脆化暗為明,祭起了「中國因素」。因此,我不同意有人說,把隱藏的掀開來講至少是一種進步,這樣說還太早,那還得看如何講。至少,我們不應當以法官或調查局的姿態講。

這難過地讓我想起了「麥卡錫主義」。根據維基百科,麥卡錫主義是「在沒有適當的證據下,對他人進行不忠、顛覆或是叛國等指控的行徑」(McCarthyism is the practice of making accusations of disloyalty, subversion, or treason without proper regard for evidence)。在那一波惡名昭彰的「恐紅」(Red Scare)清算中,多少人被那個惡名昭彰的「非美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所迫害,而使那個年代成為「美國民主」的一極黑角落。「中國因素」是很有理論潛力可以帶我們達到那個黑暗角落的,因為,對「中國因素」論者而言,不接受他們對於情勢的定義的人,都甚有可能是「非台一族」(Un-Taiwanese)。

改編何明修的話:希望歷史不要記得2012是「非台調查委員會元年」。

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 - 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
2013/05/02 台灣立報
趙剛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9085

這是一篇複雜而危險的文章,徘徊於「高貴」與「低賤」之間。文字之中,透露著一種自由的呼喚,但也埋伏著一種嗜血的殘忍。

當代台灣主流思維架構的問題

作者吳叡人何許人也?因為他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我知其名甚久,但未曾謀面,而因為我的孤陋寡聞,印象也一直僅止於這個譯著者名,以及他好像是一個政治學者。前一陣子,有朋友傳來他在一個反旺中的學運集會中的群眾發言影片,但我不會更新我的電腦的Flash之類的程式,一直沒看到,直到前兩星期我才看到了,兩位東海的學生給我看的。這兩個同學,還給了我兩個論文連結,並希望我一定得幫忙看看,說這兩篇對學運學生影響頗大,他們也讀了,覺得裡頭的論述雖說很有吸引力,但總又模糊地覺得頗有問題,又不知道出在哪兒,試著用「階級」這個傳統左翼視角來批判地整理,好像也不是很用得上力。他們希望我一定要讀,好提供給他們一些批判的視角或啟發的維度。

我於是趁期中考的這個空檔,把這兩篇以及其他兩三篇吳叡人的文章給好好讀了。讀的過程中,感覺算是複雜,我雖然非常不同意他的整個認識架構與核心論點,但認為他是一個可敬的對話者──他讀書、他思考、他有他的一套邏輯與價值、這裡或那裡他有他的觀察敏感,以及,他也希望「介入」「現實」。儘管,在細讀下,他也展現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矛盾與不一致,有時甚至──原諒我──扯淡,但我也在想,這些也未必是他的問題,而是一種當代的台灣的主流的思維架構所必然會展現出來的問題罷了。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我的思維是沒問題的。因此,以下這篇批判文字,也等待被批判。如果有時間,我也許會接著寫我對學生所推薦的另一篇論文〈後殖民論綱〉的想法。

一、

〈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我的整理如下(我的整理只能為我自己負責,不建議讀者以我的閱讀為閱讀):

當代東北亞是蘊含著高度民族主義能量的地震帶:日本是「實質上美國的附庸」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中國還沒有「完成兼併台灣的目標」──『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渴求修補受傷的尊嚴,恢復帝國時代的榮耀,並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後工程─「收復」台灣』;而韓國則尚未「建立統一的國家」。因此,區域中有些日韓的進步知識分子去搞所謂的「東亞論述」或「亞洲論述」,其實是在「重構各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以為某種相對進步的區域主義或民族國家結盟形式鋪路」。在此,吳叡人似乎暗示此間知識分子不可盲目跟風,原因是因為「這場進步遊戲」其實還只是主權國家(知識分子)的遊戲,台灣一日沒有「主權國家的身分」,則台灣一日別想參與「任何形式的東亞共同體」。

在這個「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中,台灣的位置是賤民階級的一個成員,因為,它沒有國家,或縱然有國家但又不被這個體系所承認,從而只能在「帝國的夾縫」中如賤民般苟存於世。

賤民版的「不自由毋寧死」

但賤民自己不可妄自菲薄。既因為,唯有身處卑賤,才能有一隻眼看到體面民族國家俱樂部的偽善與嗜血,看到他們其實「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對國家形成權的壟斷,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但更重要的不在「思想」的可能,在地緣現實主義之中,吳叡人有一種他自己的現實主義──知識與思想最終而言是無效果的,因為「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之下,小國沒有逃離帝國強權掌控的選擇」。而這麼個判斷,又是基於吳叡人對「東北亞的當代」的認定,對他而言,東北亞當代的「民族主義格局」有三要素:民族主義能量累積巨大(已如前述)、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發展及其引發的在地民族主義反抗,以及(和現在這個論點有關的)新世紀以來新興的但不穩定的美中雙極體系(吳叡人用的是「多極體系」,但以他的行文為準,只有美國與中國而已)。

因此,吳叡人根據他所見證的這個「經濟與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邏輯」,所下出來的核心政治判斷是:「在沒有逃離帝國的選擇」下,作為「賤民」的發聲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知識菁英就只剩下一個弔詭的「無路可出」的出路,那就是勇敢地但也同時是「不得不的」負擔起「賤民」的歷史角色,成為「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並「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因其困境與生存之慾望,賤民被迫成為了「道德的民族」。

或許是自覺到他的這個政治判斷的非政治性與「道德─美學」性,吳叡人回到史特勞斯風(Straussian)的古典,期望台灣賤民在世界歷史的不公、殘酷與絕情中「創造出一個公正的城邦」──即「治理的技藝(statecraft)」,在絕望中一心向善,砥礪自身的精神氣度,蓄勢以待。等待什麼呢?「帝國突然崩解,或者當帝國揮軍東指」。而在等待中,賤民所做的一切,從未來往回看,也有了兩種可能的意義:「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

二、

吳叡人的這篇「宣言」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一些學運學生,我誠然不知,但我想,也希望,應該不是前引的那段賤民版的「不自由毋寧死」吧!

但這裡頭的某些訊息,對我而言,還是頗有進步潛能的。其一,歷史尚未終結;吳叡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其二、「民族自決」的欺罔性;吳叡人清醒地指出了帝國強權所支配的國際秩序的現實主義原則。其三、台灣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吳叡人把討論從台灣拉到東亞區域與世界史的層次。其四,吳叡人願意去看到政治、道德與美學之間的複雜且深刻的關係。其五、吳叡人的「被迫向善說」間接批判了之前獨派的妒恨(ressentiment)道德主義,指出台灣人並非必然佔據了一種道德優位。以及,其六,吳叡人進行這類論述後頭,有一種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非學院理解。
雖然這些對於一個「後殖民」學者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觀點養成,但置放在一個非純學術的視野中,他的這些觀點似乎形成了對台獨派的重大修正。但我之後要進行的批評恰恰是要指出,這些觀點其實並沒有超越獨派既有的框架與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觀點,在其外表的進步性之後,有其「反動的」理路構成,以及某種「結構性」的偏見與不見。

沒有超越獨派的妒恨道德主義

首先,令我最感覺訝異的是沖繩的消失。

根據吳叡人在另一篇網路文章〈關於「進步本土主義」的談話〉,他寫這篇「宣言」的由來如下:

〈賤民宣言〉是去年按,2008九月應韓國延世大學歷史學者白永瑞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們那批韓國學者選擇台灣、沖繩、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學者坐下來談一整天關於「如何在帝國交錯的地帶逃離帝國」這個主題。

越南或許可以不提,但沖繩不正應該是吳叡人以「東北亞」為分析對象的核心之一嗎?雖然他和沖繩的代表「談了一整天」,但卻沒有理解到──根據他自己所設定的判準──沖繩比台灣還更是「賤民」。在吳叡人的「宣言」裡,他二眼所視唯有中、日、韓,以及美,而已。如果賤民眼裡只有帝國或是已經成為民族國家俱樂部的成員,而看不到其他的「賤民」,那又是什麼樣的「奴隸的道德」呢?在歷史中曾經有獨立王國傳統的沖繩,在美國與日本的聯合宰制下,相對於台灣的實存的國家政權以及有限被承認的國家身份,落得連個國家機器都沒有。

吳叡人避免談論那被美軍殖民直到1972年,之後才「被回歸」日本的沖繩,是出於什麼原因,是由於沖繩的存在對於他的論述構造而言是一「不方便的事實」(inconvinient fact)──因為談沖繩就不能迴避美軍基地殖民時期、不能迴避安保結構,而沖日、沖美問題是安保結構的結果,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基本上動搖了美國所架構的亞太區域「穩定」,而這恰是台派與獨派的論述前提?還是因為嫉妒沖繩的「更賤」?果真如此,那麼吳叡人並沒有超越獨派原先的一種妒恨道德主義。到底真正是什麼原因,文本不足,我不好妄度。但我還是願意建議吳叡人理解到,在沖繩人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制度性暴力,以及身心處在戰爭熱點的現實下,所進行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反抗,以及在這個反抗裡所展現的昂然的樂觀與不倒的幽默中,既沒有展現出那種總是以己為悲、要人「疼惜」的姿勢,更不曾展現出「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吳叡人的「後殖民」並沒有超克台灣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識,反而在為它尋找新的道德和美學養分。道德、美學與政治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的想像,吳叡人的是其中之一,而且對於懼血與樂生的人們而言,應無吸引力。

暗地慶祝「歷史終結論」再度凱歸

其次,〈賤民宣言〉在表面否定了「歷史終結論」之後,又暗地慶祝「歷史終結論」的再度凱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吳叡人在「宣言」中很曖昧地、閃爍其詞地沒有點破一個重要「政治判斷」,那即是必須親美,無可選擇地必須親美。吳叡人不明說,我善意地猜是因為他也不願意親美,他心痛於他自己的必須親美。

當吳叡人說台灣「沒有機會逃離帝國」時,他的意思再明確不過的是:在一個雙極體系正在東亞較勁的時候,台灣沒有選擇,只有西瓜偎大邊,而大邊就是美國。但恰恰就在吳叡人如此論述時,他似乎已經完全遺忘了他之前的論述前提:當今的世界是由「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但讓我們暫且忘掉他的遺忘吧,順著他的「邏輯」前行,向他如此提問:那麼,這樣的現實主義的選擇,除了苟活之外,有何道德基礎呢?吳叡人必須面對這一(於他而言更是重要的)質疑。但他,由於某種自我禁制,並沒有給出一個理路明確的答案。這個無法展開的論證似乎見證了吳叡人其實還是陷於「親美仇中」的台獨架構而無法超越。而這個架構的基礎即是美國。它(至少部分地、不完整地、甚至有嚴重瑕疵地)代表了人類文明上溯「希臘─猶太」的某種正朔,而中國則是一亞流的東方主義的帝國。因此,吳叡人的「歷史尚未終結」,無法引伸出一個吳叡人所想像的「重估一切高尚價值」的新的歷史,而只是對新自由主義者以為已經到站的事實性錯認的指正而已。

吳叡人的「賤民」和subaltern studies不同,他的「賤民」是民族而非人民。從吳叡人的賤民觀點出發,歷史終站的到來必須有一個真正的民族自決為其必要條件,而新自由主義者夸夸其談的「個人主體」其實是有嚴重限制的,至少是手段性的限制。但只論個人的新自由主義者與(在這篇「宣言」裡)只論民族的吳叡人又有一個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否定(或是懸空)了階級。

試問,「台灣人」果真是那麼悲哀的「賤民」麼?那一百多萬在大陸在東南亞當資本家與經理人員的「台商」及其家屬如何定位呢?「台商」這個範疇似乎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心痛」,猶如「沖繩」是台灣後殖民主義者的「不便」。誠然如吳叡人所指出的,「民族自決」在歷史中有其欺罔之面目,但台灣的「民族自決論」者,不也更應反求諸己,認識到自身「民族」在當代東亞與當代世界的多重身份嗎?有這樣吃香喝辣二奶小三、動輒雇用幾十萬上百萬弱勢「民工」的強勢「賤民」嗎?但這個問題,對吳叡人而言,是困難而難以解決的,於是他在理論上也只有遁回「台灣」「民族」這一主體。於他,歷史主體,如果還有,只有可能是民族。而當多數民族皆已建成了他們的民族國家時,台灣的悲劇英雄角色就是完成此一並沒有完成的歷史。

階級及其視角的取消

以「民族」或「賤民」作為單一的歷史主體,有非常不好的理論與政治衍申,那就是把「台灣人」視為「台灣人全體」。吳叡人在另一篇文章〈後殖民論綱〉中,對後一概念有一些討論:

當代後殖民主義主張,只有經由社會主義中介之後的民族主義才具有正當性,因為第三世界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政治獨立不足達成社會解放。「台灣人全體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傳統視野,從「社會」(階級/分配)而非「國家」角度,指出一個由下而上連結不同群體,以建構一個較平等、包容之「台灣人」概念的途徑。

在「台灣人全體」的直觀悅耳性之後,弔詭地是階級及其視角的取消;透過把你包容進來而把你取消,「全體台灣人」從而是「階級的大熔爐」。這就是為什麼更能代表台灣傳統左翼的、比較能超越狹義階級概念的限制,但又能保留階級分析、階級動能與民族解放的概念是「人民」(或「民眾」),畢竟「人民」這個概念還能區別出「非人民」,而「台灣人全體」則不能。非人民是誰呢?與封建、資本與帝國勢力結合的統治者、買辦、資本家,與合法暴力的壟斷者。

「台灣人全體」是一個高度問題性的「概念」。但在吳叡人那兒,則是一個相對明確好用的概念,因為它只有一個明確對象──中國。「台灣人全體」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範疇,甚至不是歷史範疇,而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一個在帝國風浪中必須要投靠美國航母繼續前航的勇敢的「奧德修斯」。因此,「台灣民主」也還是不幸地只能以這樣一種脫中入美的基底進行概念化。這是演說家吳叡人先生在「反旺中」的演講中之所以能讓眾多現場青年學生為之激動的主要訊息或暗示。吳叡人的演講具有魅力這一事實,反證的是一個世代的學運的墮落,是保釣世代的記憶的全然遺忘。

「台灣民主」因此可能是一個將民主內容抽空的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對吳叡人而言,「完整的民主」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追求自我決定的主權人民」。這裡,再一次地,吳叡人並沒有超越台獨論述的五指山。在台獨論述中,「民主」與「進步」是被他者所消極定義的。抽空歷史、人民、民眾,與階級之後的「台灣民主」於是被空間化,而說到底,這是因為「台灣人」與「台灣」變成了完全可以互換的名詞了,都變成了一種自憐與復仇的「隱喻」了,它是一種可憐而又神聖的「生命空間」。

三、

在這種「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想像中,作為一個其實很是認真(認真翻譯、認真寫作)的學者吳叡人教授,竟然在「思想」與「反智」之間搖來擺去。一會兒,他說,台灣的未來要靠大家「讀書、讀書、還是讀書」,另一會兒,也就是在此篇「宣言」中,他又無奈地掉進了反智主義裡。但這個矛盾其實又是可理解的,當他「史特勞斯」時,他要讀書,但當他不期然陷入在不能說是和當代新史特勞斯派無關的一種「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政治時,他表達了一種危險的反智傾向。因此,他說那「東亞論述」其實是沒用的,不僅如此,其實對賤民而言,思想作為一種實踐也將是沒有後果的。於是他說,政治問題「終究必須回到政治領域中尋找答案」。

只能在主人中選一個主人

但問題已經如我們已揭示的:吳叡人的「政治」是高度的去政治化,而進入到大寫的美學化與道德化,從而進入到一種宗教化。但吳叡人的狀況又非他獨自的狀況,而是當代新右派的集體狀況。他們混和了左右派的詞庫,集體勾勒出一種對「現實主義政治」的絕望姿態,並否定批判的知識實踐的意義。因此,他們雖然借用了一些傳統的左翼語言,但卻是左翼的徹底取消者。左翼不管如何界定,總還是相信理論與思想(相對於血氣與意志)做為物質力量的!

於是當代新右派耽溺於一種道德美學及其某種悲愴性,以「民族」為歷史主體、歌頌沒有內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慾望「危險地活著」、把死亡美學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將政治大美學化,在美學中尋找一種從古代奧秘地流傳下來的「道德意義」。凡此,都可以在「宣言」中看到魅影流動。但吳叡人的台灣新右畢竟又是台灣所特有的,更可說是一種庸俗化的波特萊爾,為何?因為他們的美學化了的道德意義,經過檢驗,竟然又只是菲利斯汀的現代性敘事重播,與古典中國的戰國策謀略「遠交近攻」的翻版。

因此,賤民的真正意義不是什麼「城邦技藝」,而是:我們不能沒有主人,只能在主人中選一個主人。

吳叡人對美國當主人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真正的心靈故鄉是芝加哥的史特勞斯魔山,而那是一個真正的、不摻水的、經典的西方──希臘與猶太/基督教傳統。那是美國的源頭聖城。的確,新自由主義太銅臭了,吳叡人因此要為當代世界開出一個出路──這是台灣思想的可能貢獻,然而這個出路卻又是一個「復古的」、「現實否定的」、意志論的、本尊西方的美學政治出路。因此,這個出路其實只是一個姿態,而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現實的、無可逃避的美國及其「大美利堅秩序」(pax Americana)。

早在1966年,還不到30歲的陳映真就寫出了對當時台灣的貌似進步的「讀書界」的批判小說〈唐倩的喜劇〉,尖銳地指出了所謂「存在主義者」老莫,或是「邏輯實證論者」羅大頭,其實都是某種表演者,他們真正的內裡其實是「現代化意識型態」。也正因為如此,很諷刺地,當他們碰到了真正的現代化派體現者的出現時,他們都只有一敗塗地。今天我們台灣的「讀書界」是否仍然都是骨子裡的「現代化派」,還需要具體地、個別地談論,但整體而言,似乎歷史並沒有前進多少。

就先寫到這裡,還有些話,就留在別篇吧。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 評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
2013/05/16 台灣立報
趙剛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9539

與我之前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

島嶼上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

在分析與批評之前,我有責任陳述我努力順著作者的理路所得到的理解。

一、
應該是對流行於當代台灣(尤其是文學界)的「後殖民論述」的浮華無根有一種深深的不滿,吳叡人要為他自己的後殖民論述尋根定錨。他的意思很簡單、也很合理:現在的後殖民論述必需要和之前的反殖民經驗/論述有一個深刻的連結,唯有在此一連結上試圖超越之前「反殖民」的種種限制,才真叫做「後殖民」。這個意思被紀錄在他的「論綱」中的第一條。

因此,吳叡人相信有必要回到過去,重新檢視台灣的「(被)殖民」與「反殖民」經驗。而他發現台灣的殖民經驗有兩大特徵:貫時性的「連續殖民」經驗,以及共時性的「多重殖民」經驗,前者指的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後者指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的多重,例如漢人既是被殖民者──相對於「清帝國」,又是殖民者──相對於原住民。而漢人之間又因先來後到而有「土著化了的」漢人(即「本省人」)與「正在土著化中的」漢人(即「外省人」)。這造成了台灣社會的認同分歧,但他估計分歧不會長久。

島嶼上可以分辨出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分別是「原住民民族解放運動觀點」、以「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觀點,以及「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它們分別表現了三種反殖民經驗:原住民未完成的「去漢化」、「本省人」未完成的「去中國化」,以及「外省人」未完成的「去日本化」。

吳叡人書寫出了這三方,不僅指出了「吾人難以使用單一觀點來界定台灣之『後殖民』」,並同時也指出了這三方還可以為台灣帶來「多元的歷史教訓」。他似乎對這個「多元」是重視的,因為他反對「融合說」,而要「尋找這三種互有矛盾之歷史意識之間論述結盟的可能」──雖然,他強調這個結盟的尋找得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這是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核心,他試圖超越既存台獨派以「本省人」(或「福佬人」)為單一主體意象的共同體想像。他要將原住民,以及「外省人」,給納進這個他所欲求的「台灣民族主義之重構」。這個重構是「激進的」,因為「它試圖經由吸收異質乃至他者之核心要素以重構傳統。」

台灣:普世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這三方都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教訓」。

「本省人」的台灣民族主義,從歷史上看,有兩大「積極的歷史教訓」:「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以及「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前者指的是在台灣反殖的歷史中有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傳統,用西方人的進步的現代性(所謂「作為解放的現代性」)來批判殖民政權傳統性或是來自西方的反動性(所謂「作為規訓的現代性」)。吳叡人說,這是一個「混血」的策略。至於「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吳叡人的理解是台灣在1920年代以來右派吸收了左派的階級觀點,把民族解放也加入了社會與分配意涵,而非只是國家打造。

而1980年代以來的原住民運動的重要歷史教訓則是:「在論述上確立了原住民之『民族』地位」──「『台灣人』如今是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構成之雙民族共同體。」
而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是有用的,因為它「提醒」了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性論述必須同時建立在相對於中國和日本的自主性之上。」
在這三種「歷史教訓」之上,吳叡人提出了「相互解放論」,其內容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相互解除殖民,對等結盟,共同建構開放主體──「期待台灣人全體的相互解放」。而這個工程的核心則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台灣不必把自己想像成是中國的對反、日本的對反、漢族的對反,或西方的對反──「台灣就是台灣」,而這個台灣是「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

二、

在努力貼近著吳叡人的理路進行理解之後,我是能稍稍體會為何我的學生會說:「總覺得吳叡人的文章看來很有道理,但又覺得很有問題,而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下面,我要指出問題出在哪兒。我相信,我的批判性分析對於那些不僅僅是依賴感情或是信念而行的人,或許會有些參考價值。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關於「連續殖民」這個提法。吳叡人說:「『連續殖民』是台灣在地緣政治上作為多中心之共同邊陲的結果」,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而冷戰則又使「台灣置於美國保護下自中國本土流亡來台之國民黨政權的少數統治之下。」

吳叡人的這個說法遭遇到相當多的嚴重困難。首先,他任意使用「帝國」這一概念,將非常不同的政治宰制型態混冶一爐,好比,作為一個傳統政體的帝國如清朝,如何能和現代的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如日本,雞兔同籠,均謂之「帝國」呢?在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民族國家體系,以及以現代合理性為基礎的高度治理能力……之下的殖民,和在頹敗的古老帝國的清朝統而不治之下,在人口巨幅成長之下,在耕地極度不足之下,而進行的維生的、「自發性」的流亡與遷徙的民眾行動,可以併為一談嗎?

如果渡海來台的先民可以理解為清「帝國」所推動的殖民人口,那麼整個清朝中後期的歷史是不可解的。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能怎麼看待呢?他是清帝國從廣東動員到廣西的殖民者嗎?「跑關東」的河北山東民眾,是「清帝國」動員漢人到他們滿人的「龍興之地」的殖民者嗎?還有,整個清中末葉的往東南亞的大量福建廣東移民也可以如吳叡人這麼看待嗎?吳叡人的概念任意性,讓我們反省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西方概念的「帝國主義」或「現代帝國」很難就這樣拿來讓我們隨意亂套歷史。這樣亂套,本身就是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吳叡人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似乎與他自認的「解放的歷史政治學」有一深刻矛盾。

吳叡人混淆了「帝國」與「帝國主義」。而正是因為他的概念使用是如此之任意,我們似乎也就不必驚訝於他,為了辭氣的緣故,把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率爾牽拖為「次帝國」──那個疲竭崩離於對日抗戰、國共內戰、正當性垮台,與金融崩潰的政權嗎?又,它「次」於那樣的帝國呢?隨即,我們更驚訝於,美國並不在這個帝國家族中,而只是那置台灣於其「保護」之下的那個國家。因此,當吳叡人將台灣比喻為「帝國夾縫中之碎片」時,擠壓台灣的斷層並不包括美國。

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感情結構

其次,就算是史學門外之人,也不免會順著吳叡人所給出的說法,追問「明鄭」的問題。但吳叡人令人好奇地避不談明鄭。什麼原因呢?是否是因為明鄭恰恰是「中華帝國」將西方帝國主義荷蘭殖民者給從東亞島嶼驅逐出的一個中國政權呢?吳叡人無法或不願面對一個問題:清帝國「吸收」台灣為其一部之前,「台灣」是什麼?難道不是中國人打敗了西方殖民者之後所經營的一個奉明帝國為正朔,保留華夏衣冠的政治實體所在之地嗎?

不提明鄭,他就可以把「反殖民」的歷史起點訂在清帝國將台灣「吸收」的這一時間點上。這個「起點」提法很有趣也很複雜,因為吳叡人似乎處於一種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有可能有一種漢族中心主義的對滿族清朝的鄙視,類似明清之交時日本與朝鮮的「華夷變態」立場,對於明亡以及同時的「台灣陷落」有一揪心之痛(註)。但他又時刻禁制自己面對並處理自身對「明帝國」或「明鄭」的歷史與認同問題,因為一旦那樣做,那就將和他「論綱」的基礎「台灣主體」,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台獨論述裡頭那非常內在但又極端被壓抑的一種「漢族帝國文明」認同,是迄今沒有被展開的一條探究線索。

的確,即使是在明鄭治台的過程中,漢人對台灣原住民一定也展現了某種類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宰制關係。因此,如果要邏輯通透地論述台灣史裡的「殖民與反殖民」,且能夠首尾一貫展現吳叡人「連續殖民」這個概念的一致性的,唯有從一種原住民史觀才能說得通。但可以想到,這個史觀在這個「論綱」中只被「拿來」當作花瓶。

人們率爾以現在的政治立場論述台灣,但一旦認真將這個論述接連上歷史,那就經常難以自圓其說了。這是「回溯派史學」或是「歷史政治學」的共同難題。

在吳叡人沒法把歷史說清楚時,他選擇的方式是拒絕歷史且拒絕分析,而退隱到一種文學手法──「隱喻」(metaphor),因此,他的「連續殖民」說法所依賴的不是具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的群體間的歷史與社會關係,而是台灣作為一個抽空歷史與社會關係的「空間」概念或隱喻。當他說「台灣經常是母國同時進行剝削與移民的對象」時,我們要注意到「台灣」二字的非歷史性、非社會性,與拒絕分析性。以空間隱喻代替了歷史的、社會的關係時,所有需要知識與思想介入的困難問題,就被一種感情超載的圖像或圖騰所替代,從而使「歷史書寫」賴以出發的動力只能從感情與感受汲取──這個島嶼如「孤兒」般的苦難、沒人「疼惜」的悲哀,以及一種背負十字架的道義……,而凡此恰恰是這些年來被台灣民族主義所建構出來的一整套感情結構;它形象地表現於民主進步黨的黨旗上。

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

三、

之前我在整理「論綱」的主旨時,感覺到吳叡人想要進行的是一種超越獨派的思想工作──他要「激進地改造台灣民族主義」。他要在三種「族群」的三種歷史意識之間進行「論述結盟」,找到「可以相互連結的」理解與教訓。但同時,吳叡人再三強調這樣的一種「結盟」是有前提的──是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於是,我們突然瞭解了,誠實的吳叡人為何會為這個「論綱」下了一個他從來沒有加以解釋的副標:「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因為畢竟,「台灣主體」這個核心名詞是有「黨派性的」,它不指涉原住民,更不指涉「外省人」,而是指涉「以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它「源起於192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

因此,吳叡人所謂的「對等的」「論述結盟」其實是一個無法成立的說法,而僅僅有修辭上的意義,禁不住分析。不算是玩笑話: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後」不是「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之類的「後」,而是「後生」的後。當吳叡人在「論綱」的開頭寫下「後殖民主義源於反殖民主義;它是反殖民主義的延伸」時,我們起初的一種理解──後殖民主義應該尊重殖民與反殖民時期的歷史對自身的構成或限制效用時──其實是個誤解,他真正的意思是,再怎麼「對話」或「結盟」,也別忘了我們當今的「後殖民」是有父系繼承的,是有爸爸的,而爸爸即是「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

因此,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是一種認「族群民族主義」為父的後(生)論述。因此,當他說「相互解放」時,他必然是矛盾的,因為誰解放誰畢竟還是不能亂來的!睿智的吳叡人,是自知他是大隱於「對等」修辭之後的那個黨派性(partisan)立場的──可別說我沒有跟你說喔!

這個父系繼承的堅持,使得吳叡人或許真正想要達成的對「台灣民族主義的重構」與「激進的自我改造」成為了不可能。何以故?有兩層原因。首先,這個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將會政治無意識地封閉於任何嚴肅的改造與重構的契機之外。吳叡人在「論綱」的最後,竟然提出了「台灣就是台灣」。試問,這樣的一種「同一性邏輯」和你宣稱的「重構」與「改造」不正是矛盾觝牾嗎?拒絕了「否定」(negation),吳叡人又如何能「重建非本質的、開放的台灣主體」呢?吳叡人陷入了無法解開的自我矛盾的危機中。

其次,這個不可能是由於吳叡人的世界觀──或,「台灣」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的圖像理解。吳叡人將「台灣主體」的本尊架置在「本省人」上的立論,倒不是根據族群或血緣本身,而是根據他以為的1920年代以來的台灣人反抗運動中的兩項寶貴累積,其一是「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其二是「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後者已有了邱士杰以史學為基礎的批評,他精準地指出了吳叡人「以『階級』為中介所欲求的,恰恰不是『階級』,而只是『民族』。」此處我們就不再談,只把焦點擺在第一項。

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

吳叡人要談的問題很重要,也就是「台灣主體」的「主體性」何在?而他是如此「透過歷史」來說明這個「主體性」的。他說,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都是「殖民的現代性」的體現,都想要調和傳統和現代以圖建立「民族的現代性」。在此條件下,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於是遠交近攻,援引了西方現代性,批判「不完整的」日本殖民現代性。「戰後台灣民族主義」也以「日本現代化成果為基礎」批判國民黨的「新傳統主義」。

於是,吳叡人認為他將西方或日本「去本質化」,指出現代性是二元的(因此西方有兩個、日本也有兩個),包括了「作為解放的現代性」與「作為規訓的現代性」。而「台灣主體性」就是棄西方的「規訓現代性」,而取西方的「解放現代性」。但無論是棄或是取,吳叡人雙目所視雙耳所聽的,也處處無非還是西方。這於是呼應了我之前在對〈賤民宣言〉的批評中所指出的:賤民也者,無非是不能沒有主人,最多只是在不同的主人之中選擇主人而已。這即是韋伯在論及現代無產階級時所說的「形式自由」。吳叡人應該是自覺到這樣的一種「殖民關係」,因此只有透過修辭方式,把「不得不」說成「選擇」。但修辭並無法解決主體性淘空的問題。

吳叡人沒有解釋「規訓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各自所指為何。這是一個奇怪的巨大疏漏。表面上看,因為他似乎有一種左右通吃的慾望,他似乎有可能是把左右翼的現代性規定或想像,都視為「解放的現代性」吧!但我懷疑。因為如邱士杰或是我都曾指出的,吳叡人是從右翼的「民族」立場來把左翼的「階級」立場給整編掉、給吸納掉,而非反之。他當然也不是真誠地在兩種競逐的世界觀中矛盾且焦慮地存在。

吳叡人對「階級」、「社會」、「分配」的處理是「拿來主義的」,是和他的論述架構缺乏有機關係的,例如他在「論綱」的第24/25條裡談到階級,但在之後的討論又完全丟棄了「階級」視角,從而,效果上使得他的「台灣人全體」變成了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這三個族裔的總和罷了。由於這個只有「民族」或「族群」的主導分析架構,我們不得不相信他所謂的「解放的現代性」其實並不包含那個左翼的、社會主義的解放傳統。

吳叡人想像他是在解構「東/西二元對立架構」,但事實上,他真正在做的還只能說是再度強化此一架構,因為他想像中的對立是「(台灣民族主義+解放的西方)vs.規訓的西方」。這,稱得上是他所樂於引述的Nandy的所謂的「對殖民主義之跨文化抵抗」嗎?哪兒也沒跨,一腳又跨到西方去了。但這對吳叡人而言,是必然且不需抱歉的,因為「東亞論述」其實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滾他這些窮鄰居的蛋吧!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而那就是比較好的西方,或真正的西方。事實上,吳叡人的後殖民的「混血策略」,說到最後,是台西(美)混血而已,因為他所認同的世界並不多元,只有台、西二元。

殖民並不曾「後」過,正在殖民中。

後記兩點:

1 以後還有機會的話,我想就吳叡人所提到的由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所構成的「雙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的虛妄性。也許下次吧。

2 在我寫這兩篇評論時,我心裡有一個真實感受:為何像吳叡人這麼優秀的學者(至少相對於我所批評過的很多學者與「文字工作者」),會讓他的書寫產生這麼多的「問題」。我不認為這是個人的,最終而言,也不是「學術的」(當然就不純粹是「邏輯的─理論的」),而是一個時代的知識狀況以及一種知識─政治位置所制約的。在這種狀況下,「讀書、讀書、再讀書」,似乎也是無所助益的。我這樣寫,很容易被批評為「自大」,但知我者謂我心憂吧。

【註】我這不是自由解讀,是有文本證據的。無論在〈後殖民論綱〉或是〈賤民宣言〉中,吳叡人都沒有將台灣史上溯到明朝,但意味極其深長的是,〈賤民宣言〉的最後一節(XIV)出現了這樣的一段文字:「『風吹自由心』──南明朱氏的最後血胤在1683年台灣陷落之際寫下的絕筆。請容許我將這句詩,獻給這個不道德的世界中所有受困的,並因此被迫向善的,堅強而驕傲的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