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不識納粹 校長要下台
不識錫安主義 誰的責任？

新竹光復高中學生穿著納粹軍裝在校內遊行的事件近日成為新聞焦點。爭議爆發當天（12/23）下午，包含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德國在台協會都發表聲明表達「震驚」；隔天（12/24）下午，總統府和教育部長為此道歉；後續，光復高中更被教育部拔除補助款，校長辭職負責，光復高中還為此發表聲明，表示未來會引導孩子建立「更正確的歷史觀和國際觀」。

台灣年輕人一向被看成缺乏國際觀與競爭力的「乖寶寶」，沒有狼性、對世界也缺乏興趣，近日由西方權威民調製作的「無知國家指數」，台灣位居第三，也側面強化了這種帶著貶低意涵的觀察。在這樣的印象之下，教育專家們可以輕易地指控升學主義的荼毒，對當前「重背誦輕思辨」的教育作出政治正確的批評，並診斷出「對歷史無感」是這次爭議的主要病因；公共知識份子們則個個宛如親臨歷史現場般，回憶起猶太人大屠殺的恐懼和殘酷，同聲批判當年納粹的反自由、反人權。

納粹與錫安主義

然而，納粹意象之所以在今天是「國際禁忌」，背後緣由除了是面對過去歷史中法西斯主義的痛苦反省以外，卻同時也與當今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公關宣傳有著連動關係，在批判納粹的龐大聲量以外，輿論對於戰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殖民史的描述和反思卻普遍缺席。

在戰前萌芽、主張猶太人回到「應許之地」建國的「錫安主義」（Zionism），搭配大屠殺（the Holocaust）與大流散（the Diaspora）並列的雙重歷史傷痛，組成以色列立國的理論基礎。憑恃著帝國主義，以色列將無情砲火和優勢軍力駛入巴勒斯坦，從屍體和廢墟中建起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和農業苗圃，在乾燥荒涼的地中海沙漠裡，也能種出精良農產品外銷全球，讓以色列居民在絕對武力下享受優良的居住品質；而巴勒斯坦人民則被隔離在高牆以外，艱困地穿越零碎國界，從事不穩定的勞動和學習。過去一方拿來「復國」的悲愴，如今竟成為對另一方「滅國」的冷酷；「以色列國」的完整，就立基於「巴勒斯坦國」的徹底消滅。

對「革命」將信將疑的西方新（泛）左翼多半和自由派合流，依循文化冷戰的遊戲規則，不論是批判「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是質疑人類存在意義的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都「公平」地各打「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五十大板，通通置入極權主義或反人性的理論框架。鄂蘭曾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裡分析，所謂的「猶太人大屠殺」，不只是納粹黨人，就連猶太長老都該負責，是這些社群領袖決定了每個猶太人的生殺大權；也只有在這些長老的配合之下，「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才可能實行。這項精細的歷史描述，解構了「猶太人與納粹」的二元對立，卻極少進入台灣對鄂蘭的解讀框架之中。

錫安主義的軍力與暴行，比起過往的納粹，可說是不分軒輊；但與此同時，納粹成為不言而喻的邪惡，禁絕於公共言論之外，錫安主義卻幾乎不受批判。2008年年底的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以色列以懸殊武力侵攻加薩，對著人口密集區投下燒灼肌髓的高溫白磷彈，再以F16戰機日夜來回轟炸，在精良武裝保護下的以色列，死傷人數不到二十人，但巴勒斯坦一方的傷亡人數，卻是以色列的百倍以上；2014年發動的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 Edge）更是造成一千五百名以上平民的傷亡，還有萬人以上受傷，三萬棟以上房屋毀損，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民無家可歸，是近年來以色列最致命的軍事行動。

反省歷史暴力 豈能無視眼前暴力？

在公關公司透過平面媒體、時尚品牌、美食鑑賞家、旅遊行程的全方面宣傳之下，以色列早已是備受台灣人歡迎的旅遊勝地，尤其是歡迎同志的首都特拉維夫（Tel Aviv），更免費提供各國的同志研究學者機票，包機直飛、邀約參與研討會並提供遊樂行程，影響各國性別研究的學術政治走向；各縣市與機關首長也紛紛前往以色列取經，或者邀請以色列人士分享軍事、居住、農業、設計等各個領域的「以色列經驗」，視為上賓。在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的趨勢影響下，對待同性戀的態度早已成為當代國家是否足以博得國際尊重的標準，以色列更透過提供在整潔城市裡中產階級同志的高檔休閒娛樂，確立了「親近同志」、「性別進步」的良好形象，這樣帶著階級與性別雙重性質的「消費行為」被沾上「同志友善」的粉紅糖衣，還能夠與恐同、落後、骯髒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有所區別，效果上則是證成「以色列取代巴勒斯坦」的進步性與必然性。

就在納粹軍裝爭議爆發的同一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14比0通過了《2334號決議》，抨擊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持續存在，破壞了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更重申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邊界與領土不會改變。這項決議的通過，是由於自1970年代起便積極抵制一切可能制裁以色列議案通過的美國，此次罕見地放棄了否決權。距離安理會1967年上一次針對以色列作出《242號決議》，經過了將近五十年的時間，決議的要求與譴責內容幾乎沒有改變，但時間的推進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鯨吞蠶食卻早已嚴重惡化。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面對聯合國決議，不僅毫無反省，反而嚴正發出聲明指責這是份「無恥」的決議，譴責歐巴馬政府未能在聯合國中「保護」以色列，警告未來將減少對聯合國各機構的經援；聖誕節後，納坦雅胡甚至召集促成安理會決議的理事國各國大使「一一訓斥」，甚至對賽加內爾、烏克蘭等國採行切斷援助、召回大使的懲戒行動。當民主黨的歐巴馬政府在聯合國棄權後，川普則發文指出這項決議對以色列並不公平，不該由聯合國介入調解，並強調唯有「雙方直接談判」才能解決爭議。

值得質疑的是，在右派民粹當道的今日，安理會的決議，又能發揮何種實效呢？隨著川普上任日（1/20）的到來，雖然聯合國的決議在程序上難以推翻，必須要在15席理事中取得9席支持，且不能遭到英、法、俄、中的否決，川普如果想讓「事情很不同」，恐怕不太實際；但從實際行動的角度來說，熱戰的中東不容美軍退出，民主黨的臨終一搏，恐怕只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樓的鐵灰檔案櫃裡，留下另一紙同情的徒勞。

上述這些國際政治角力，幾乎就發生在高中生扮裝納粹的同時，而在台灣兜售國際觀的專家們，卻往往幾乎不置一詞。如果高中生扮裝納粹值得整個社會這樣大加撻伐、弄到校長下台教長道歉；又為何能坐視以色列數十年來的行徑以及美國在其後助長的角色？

直面衝突核心 促成和平

歷史是意識形態的爭奪戰場，歷史書寫也不止在於釐清過去，因為釐清過去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引導與規劃了當下和未來的政治。納粹的暴行，確實需要德國和全世界人民長久反省、銘記在心，但這從未應許以色列可自居「永恆受害者」，並同時轉身欺壓另一群人。

後現代思潮解構了大敘事，提示歷史「總是包含被創造的成分」，宣布絕對客觀與真確事實的永遠消亡，然而，也同時因為一切都不能說死，在確定性中存在著空隙，歷史書寫才能成為開創未來的積極作為，從而能夠擺脫犬儒、促成改變。

任何解決衝突的方式，都必須直接碰觸衝突的「核心」；而所謂的核心，無非就是衝突本身的歷史。不論失真或被操縱的歷史，都無助於解決衝突，而一份真實且全面性的對於過去的關注，則能夠提出解決方案並促進永久的和平。（Pappé，2013）

長年揭發錫安主義的殖民與暴力惡行，被以色列官方視為「國家公敵」的猶太裔史學家伊藍・帕皮（Ilan Pappé），從積極角度提出歷史的功用，更拒斥失真和扭曲歷史帶來的後果。

然而，我們究竟如何能期待我們的高中生與歷史教育能「面對衝突的歷史」？如果追求國際觀，只是基於「納粹屠殺乃世界重要傷痛」是「國際常識」的教條，那其實也與死記爛背的傳統教育無異，只是簡單站在西方位置與情感結構下對國際事件做出簡單且「正確」的反應（如看到「納粹」象徵要學會皺眉）。學生又怎麼可能真正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反省與共感？

從反思自身位置開始，台灣必須面對與東亞諸國的地緣政治與歷史關係，敏感體察到新殖民體制造成的後果，並回顧戰後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努力和血淚。在這樣的回望之中，我們也將發現，與台灣真正連結在一起的，並不是在阿拉伯國家環伺之下崛起的以色列，而是對著英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持續堅忍抗爭的巴勒斯坦人民。唯有在對自身有深刻理解與省思的前提下，我們才可能真正省思歷史的暴力，開展反對當下暴力的政治與運動，踏上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