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的知識與實踐:
一個「傲慢」的位置

2014/04/11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責任主編:王顥中

作為一個研究生,同時參與社會運動,越來越深刻感受到所謂學術政治,知識系統之間的合作、分化、鬥爭,以及攻城掠地。時至今日,我已不再天真地希望自己能不被捲入其中,或超脫一切。但比較希望的是,或許我們至少能夠比較看清楚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就是稍微退後一點點,想清楚各方到底把這些知識、論述、群眾擺置在什麼位置上,能夠有些反思。而對話,或許必須得從這裡開始。

雖然我一直試圖對抗那所謂的「正當性」問題,但似乎還是不得不趁著自己還算保有某種意義上的正當性(還是個學生、參加運動、運動經驗不多、念過的書不多、雖然開始試著自給自足,但經濟還算過得去、興趣癖好或慾望都還不算太邊緣...),在這樣的時刻,我能夠採在這個位置上跟這個「位置」所被賦予的政治正當性進行對話。

本文對話的對象大致還是所謂知識份子,包含對知識與實踐的關係感興趣,也試圖就現在的運動、對運動的批評或對知識的批評進行討論的人。我不想點名或明確引用,也無意使這些討論變得過於針對性,因為我相信這是具有某種普遍性的問題。此刻非常氾濫的,針對知識份子之「傲慢」的批評,我不否認傲慢、威權的知識份子確實存在,但我想重新思辨一下這種批評成立的條件。最終希望能商榷的還是倫理問題,姑且說是對於知識與實踐這組關係的倫理問題吧,是對於自己所預期身處位置的重新檢視、解釋、揭露和對話。我也必須承認我很粗糙而隨興地混用了「知識/理論/論述」,對比於「實踐/運動」,而暫不作細膩地區分,但我的文章比較著重的是這些名詞所產生的效果,而非它們到底是什麼。

群眾/學生的異質性

第一組問題是關於「異質性」。

應該不太會有人否定異質性的存在,我們面對任何一種整體性的分析或解釋──「這是一場不反自由貿易的運動/這是一場反中運動/這是一場族類主義的盛宴/這是一個忘記野百合的運動/這是一個屬於新世代的運動/這是一場學運...」,凡是採取過於整體性的閱讀,都可以簡便地以「這篇文章沒看見異質性」作為回應而打發掉。

但是,只有針對某些特定的批評,知識份子會成為「傲慢」的。例如,宣揚這是一場忘記野百合的運動,沒有糾察線也不檢查學生證,大概頂多得到「太快歷史化」或「分析錯誤」等批評;但如果批評的是運動主軸不反自由貿易或新自由主義、運動太守秩序、運動強化反中情緒,這類批評通常會得到兩種批評,第一是批評你沒有看到「異質性」,第二則是批評這是學院的知識語言,不貼近群眾。奇怪的是,前者或許還是教授寫的,後者卻可能是同為學生/群眾的我所寫的,那麼所謂「學院知識」的檢證標準究竟為何呢?同時,針對後者的兩種批評甚至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主張這是菁英知識語言而不貼近群眾,恰恰也就是取消了群眾的異質性,否定了群眾跟這些知識的可能關聯。換句話說,當今天整體運動的走向、最後決策結果看似放棄了反自由貿易、看似張揚起反中的民族主義,有些人可以很善意地說:這是群眾,我們要去理解、觀察群眾。但這種說法顯然就暗示了,反對以上兩者的群眾就不是群眾。

另外一個例子,是批評某些使用酷兒、基進或左翼語言的論述,聲稱能夠使用這樣的語言也是一種階級,而這個階級身分需要反省。這樣的話乍看很有道理,因為反思反省太重要了,我不反對任何人去做自我的清理與反省,這工作怎麼樣都不嫌多,但拿這樣的表述來要求別人基本上就有個大問題:如果主張群眾的異質性,那我們憑什麼相信,會在無論是酷兒、基進或左翼論述,這些知識的積累與傳播過程中得到養分的人,就必然是在上層的階級位置的人?我們又憑什麼相信,不採取這些論述的人,位置就不高?這種區分,本身又是什麼樣的一種傲慢與藐視,可以為群眾代言「這太高深了、不溫柔細膩貼近群眾/學生、這對群眾/學生是壓迫」?

這種選擇性的「異質性」觀看是有問題的。我並非否定異質性,但我認為必須看見權力的問題。

權力?資本?

接續以上,階級大概還得扣回資本的問題。抱持批判態度的人,往往會因為其「批判」的形式,而被分配到「有文化資本」這樣階級位置。但我覺得,如果被罵了,那我們至少應該要求一個比較清楚的分析,表明說這些話究竟在什麼程度上取得了可供再生產的資本、取得了權力、取得了可以轉換地位的能耐?

在一場台港民主化工作坊中,吳介民曾說「左派不要幼稚」,這確實沒錯,我們應該務實地、紮實地來談具體權力問題。

就拿攻擊「太陽花」成為學運標籤這件事情來說好了。對某些人而言,當事情已成定局,再繼續批評這件事,喊說我要菊花、菊花比較好,似乎就變成了「自以為酷兒」的炫耀與展示,更甚之是一種知識階級的傲慢。但我們也來回到原點,回到權力運作之處,在「太陽花」理所當然(或者文學中美好的意外)成為運動符號之前,這些要求著以菊花為名的力量曾經出現,卻在角力過程中被排除,以至於必須不得不像是側翼一般成為「展示」,它甚至只能是展示。這是什麼天大的權力?

而那些認為自己始終跟運動、跟學生站在一起的學者,顯然也看不見(或拒絕看見)「學生」當中的複雜權力關係,以至於面對「應當反自由貿易」的批評時,有些人就會很快地跳出來說這是知識份子的苛求、這是知識權力的傲慢。同樣回到真實的權力關係中,如果這些權力真的如此巨大、有力,以至於能夠傲慢起來,那麼那些始終支持反自由貿易的、或者支持台獨解決一切的,怎麼會理所當然地就被排除在最終決策之外?

最後一個例子是賴麗芳發表在苦勞網【想像不家庭】系列的文章〈農村+貧窮+酷兒=我不配〉,文章發佈之後,我很直接地看到許多批評也不脫「酷兒搞得很菁英」、「故意寫得沒人看得懂」、「請寫人話」等等。我必須自己承認,我非常不習慣這篇文章的寫作手法,或許是我自己腦袋還是慣於條理式的論述。但講這些話的人迅速貼上這些標籤,似乎就沒有搞清楚之所以事情非得這樣說,就是來自於現實中具體而殘酷的懲罰機制。但在這種殘酷機制底下所能擠出來的表達,對於某些宣稱是「真正不傲慢」、要「貼近群眾」的人來說,這算不上衝撞,而且還是菁英的。

我不否認所謂的「言詞糾察」的權力運作的確存在,但今天運動的決策核心最終依舊排除了那些「傲慢的知識」時,這些「傲慢的知識」究竟握有多大的權力、造就了多少壓迫、促成多少改變?我們能夠具體且紮實地評估這件事情嗎?

知識 vs. 運動

至今為止,我所投身參與較多的三場運動:反媒體壟斷、華光反迫遷和反服貿,恰好也經歷了許多在知識激起的爭辯,我並不覺得批判知識和我的運動參與是對立的。更進一步來說,我正是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不論是身體的經驗,或者思想上的爭辯,從中得到成長與養分。作為一個大學生(至今是研究生),也作為一個參與運動的民眾,我時時不解許多老師總踩在「為學生、為運動辯護」的位置,而他們的辯護卻沒能看見同樣作為學生和運動者的我,繼而反駁那作為我的養分的知識,同時斬斷這些知識和運動的連結。

因此,我反而開始對於這種宣稱在學習街頭知識、群眾知識、運動知識的所謂知識份子感到質疑。宣稱民眾是會改變的、運動是會改變的,所以先不批評、不介入,那麼難道護家盟的群眾就不會改變嗎?就沒有異質性嗎?他們可是一出場就開始被各種知識抓著打、批評他們的邏輯不通、批評他們的愚蠢可笑呀。而聲稱運動還在變化中所以不介入分析評論的社會學家,難道要等到社會停下來不再改變之後才開始研究社會嗎?然而,這種在街頭旁觀(學習),不做評論,只是支持鼓勵學生運動的位置,反而卻是「行動派的學者」;拿起筆來分析、特別是做出某些批評的學者,就被叫做「學院派」?又或者,開始批評起其他學者,卻遲遲不對學生攻訐,年輕人會改變還要學習,難道學者就不會改變?我真的不在乎什麼學者學生或者民眾的身分,我在乎的是權力運作。

所以,到底知識在這樣的運動場域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不同的知識掌握了怎樣不同的權力?有些知識的「知識」身分幾乎是隱遁地,例如自由經濟的知識,這產生了最弔詭的結果,也就是長期以來掌握最大權力、宣傳滲透最有力的「知識」,在這裡卻顯得最中性。而與「群眾」關係最「格格卡卡」的知識,就成了最傲慢、最不貼近群眾的「高級知識」。但我們到底怎麼從「群眾」的喜好或者聽到這些知識時的舒服與否、受傷與否,來評估這知識力量的溫柔與否,以及該知識的分析是否貼近群眾處境、是否指向更開拓的政治可能性?

運動或實踐的經驗當然時時能夠凸顯出知識語言的不足、理論的不適用,但同樣地,知識理論也時時培育著實踐者的思想,促使我們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貼近我們處境的檢討反思。我們確實需要各種不同層次的理論和實踐。有人擅長在某個特定層次上工作,有人則擅長將多個層次的議題連結橋接,好比有人擅長衝撞,有人擅長組織深耕,有人則擅長合縱結盟。我認為這種「知識 vs. 運動」的對立,不該再被拿來當作鬥爭的工具。

回到我自身的位置吧,我最終是想反對一種粗糙地對於(階級、實踐程度、甚至有沒有判刑坐牢的)「位置」來換取「論述正當性」的原則。雖然因為我在現場待久了,然後也在行政院被警察打了,因而似乎換到了某個較正當的發言位置,但我對此卻無法感到開心。我所設想的是,我們都必須誠實一點地面對自己的位置,作為一個運動參與者,同時也試圖在生產知識。不去迴避關於知識內容的爭辯,也不迴避關於運動路線和效應的爭辯;不躲在任何群眾的後面,也不為了討好群眾而擺出與群眾同在的姿態,而放棄各種實質的批判。如果這樣的位置必定會被視為是「傲慢」的,那麼我也得選擇誠實地站在這裡,面對我的論述或實踐的效應。

回應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工業的中間等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織之間的分工隨著各個作坊內部的分工的出現而消失了。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化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進展。它在封建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公社裡是武裝的和自治的團體,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在另一些地方組成君主國中的納稅的第三等級;後來,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制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而且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証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裡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而且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通篇看完,還是看不懂這篇到底在說什麼。
可能不用講那麼多,這一篇用了位置,評估,對話,想像等有待細談的詞彙和一堆問句還有很不連貫的雨具的使用的文章對我來說就是實實在在的知識的傲慢。

覺得彥伯可愛(羞)。

您好,
我們是兩岸新聞報導獎團隊,
從您的這份作品中,
看見您對兩岸新聞有獨特的見解,
想詢問您是否有意願參與第十八屆兩岸新聞報導獎,
本屆報導獎總金額高達134萬元整,
歡迎您一同共襄盛舉,
感謝您。

報名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18news/ch/index.asp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Crossstrait?fref=ts
微博:http://www.weibo.com/u/262789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