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與我們何干？
觀光與商機之外的台柬關係

責任主編：王顥中

2012年8月4日，一群民眾來到知名運動服飾品牌Adidas位於倫敦的旗艦店門口，抗議該公司在柬埔寨、印尼等地剝削成衣工人。（圖片來源：War on wont）

衝突真相不明 跨國NGO展開調查

在柬埔寨政府1月初以軍警驅散、鎮壓抗議及罷工的群眾後，雖然民間的抗議暫歇，但政治體制的獨裁專制仍在，不合理的勞動條件也並未獲改善，整個國家仍舊瀰漫在不安騷動的氣氛當中（事件始末請見〈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釐清衝突事件的真相與責任，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Asi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Monitoring Network, ATNC）[1]迅速組織「真相調查團」，於1月14日至18日，至柬埔寨進行為期4天的調查。調查團成員之一的桃園縣群眾服務協會國際部主任汪英達表示，這次的ATNC調查團是由在倫敦亞非學院擔任資深講師的韓國學者張大業（Dae-oup Chang）發起，包括亞洲各國的人權團體或工會組織代表一行共12人，和柬埔寨當地的民間團體和工會聯繫，由他們協助訪問、翻譯與帶路。

汪英達指出，1月3日的衝突發生地點主要有兩處，一處是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郊區的加華工業區（Canadia Industrial Park）路口，發生警方開槍射死4名工人的事件。另外在韓國躍進（Yakjin）公司的廠區前，軍方毆打並逮捕多名罷工工人。躍進公司的廠房旁就是一所軍營，就受訪工人的說法，軍方將領疑似在工廠「插乾股」[2]，因此平常就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擔任工廠保全，監控工人的行動。汪英達進一步表示，據當地工會說法，韓商在柬埔寨的投資雖非大宗，但在此波罷工發生時，相較於其他國別的企業主，韓國商人最積極主張政府應強硬鎮壓。同時，韓國駐柬埔寨大使，也曾發表公開聲明，要求柬埔寨政府出動軍隊，以保護韓國廠商的利益與安全。汪英達認為，爆發在躍進公司的抗爭並非偶然，韓國資本家與政府，在這波罷工衝突中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打壓工會 台灣成衣業也有份

近年來，轉向柬埔寨投資的廠商中，也有台商的一份。根據《經濟日報》報導，國內的成衣大廠，包括聚陽、儒鴻、台南企業及年興等，均在柬埔寨設有工廠。其中聚陽為國內最大產能的成衣廠，每月在柬埔寨的產能約220萬件，在柬埔寨員工數達8千多人，為聚陽第三大生產基地。在罷工發生後，聚陽曾對媒體表示，過去已有處理柬埔寨工廠罷工的經驗，認為罷工不會持續太久，同時已將部分產能轉至印尼工廠，對於出貨不會有太大影響。

此次ATNC調查團亦前往台商「崑洲實業」（QMI Group）位於柬埔寨的工廠訪談罷工工人。根據崑洲實業官網資料，崑洲自1997年就在柬埔寨成立工廠，至今仍是昆洲最大的生產基地，替知名運動服飾品代工生產，主要客戶包括Adidas、New Balance、Reebok、Nautica等。汪英達表示，透過實地訪談發現，柬埔寨的成衣工人普遍勞動條件不佳，以員工宿舍為例，狹小、簡陋且沒有浴室，員工盥洗都得露天解決。他指出，昆洲在柬埔寨的工廠人數約2、3千人，因資方阻止工人加入工會，所以工會成員僅2、3百人，比例並不高。且在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昆洲就立即開除4位工會幹部，以行動打壓工會。[3]

品牌商聯名呼籲 要求重視人權與協商

1月17日，Nike、Adidas、H&M、New Balance、Puma等知名服裝品牌，以及Tesco、Walmart等大型量販通路商，和IndustriAll、UNI Global等國際工會組織共同發表了一封致柬埔寨政府的公開信，呼籲柬埔寨政府應立即徹查1月2日至3日發生的衝突始末，並確保未來不會再發生過度使用武力的情形。同時要求柬埔寨政府需重視被逮捕者的權利、尊重工人集會結社自由、落實勞動法令等。對於工人爭取調漲的最低工資議題，信中強調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有效的薪資協議機制，以確保可以有穩定的勞資關係。

然而，這並不是柬埔寨工人第一次罷工，根據代表資方的柬埔寨成衣製造商協會（GMAC）表示，從2012年到2013年的兩年間，柬埔寨服裝工人就罷工超過250次。我們不禁質疑，如果品牌商、大型量販店或是柬埔寨當地開設工廠的企業真的在乎工人權益，並樂意提供滿足生活標準的工資，工人為何還得冒著被開除、逮捕或是槍殺的危險進行罷工？

利潤當頭 品牌責任難以落實

2012年，柬埔寨的「法定最低工資」（statutory minimum wage）是每個月66美元（其中5美元是津貼）。同年7月，英國《每日郵報》報導，Adidas在柬埔寨的工廠中，工人在計入加班費後，每個月實際領取的工資平均為120美元。但倡議團體「商標背後的勞工」（Labour Behind the Label）認為，一個撫養兩個孩子的柬埔寨工人，「最低生活工資」（living wage）應該為260美元。而Adidas是該年度於倫敦舉辦的奧運會贊助商和產品供應商。根據倫敦奧運組織委員會（London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Games, LOCOG）所公佈的《倫敦奧運可持續採購準則》（LOCOG Sustainable Sourcing Code），奧運產品供應商必須支付給工人可持續的生活工資（living wage），這樣看來Adidas可能就沒有達到該項標準。Adidas發言人表示，柬埔寨的工廠確實生產奧運相關商品，但並非使用在奧運選手或官員身上。同時強調，工人每個月領取的薪資為130美元，遠高於最低工資，所以一切合乎倫敦奧委會的規定。

從這個爭議，我們可以看到對Adidas來說，是以政府制訂的「法定最低工資」，而非符合實際生活所需的「最低生活工資」為標準。對於這個狀況，勞工權益團體「柬埔寨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 in Cambodia）的成員戴夫瓦許（Dave Welsh）認為，Adidas故意混淆了問題，最低工資是必須遵守的法律義務，而支付生活工資是資方應負擔的責任。生活工資的標準是不僅使勞工足以維持生活，也讓他們可以透過儲蓄來改善未來的生活。他也質疑，Adidas一年利潤高達8億美元，為何卻只付給工人幾百美元？而柬埔寨成衣製造商協會（GMAC）副主席吳雙文則坦承，「不論是那個品牌，也不管其規模多大，他們總是計較著每一分錢」，他表示，如果品牌商願意付給代工廠更多錢，那麼工人會得到更多，但是品牌商也只關注於他們自己的利潤。

一名22歲的柬埔寨女工Sorn Tola接受《每日郵報》訪問時表示，2010年當最低工資由56美元調漲至61美元時，廠方立即將員工宿舍的租金由一個月25美元，提高到40美元。因為大部分的成衣工人都居住在廠方所提供的宿舍當中，所以廠方就能以上漲租金來抵銷增加給付給工人的薪資。所以即便調高工資，工人也未必真的受惠。

如果要算柬埔寨的成衣業的帳，台灣商人脫不了干係。而近年來，台灣企業對柬埔寨社會，還在別的事蹟中「參上一腳」。

Sorn Tola（右二）表示，加薪之後廠方也漲了宿舍的租金。（圖片來源：Will Baxter）

官商合奪農地 造就血汗蔗糖

2011年，國際媒體披露，台灣的味王公司轉投資的國光糖業公司，與柬埔寨政府合作以侵犯人權的方式驅逐農民取得土地，生產「血汗蔗糖」。台灣的民間團體得知訊息後，前往柬埔寨瞭解真相，並召開記者會向味王公司表達抗議（詳細報導請見〈味王開發土地 毀柬國農民生計 人團發起拒購王子麵表達抗議〉）。當時曾參與調查，原籍柬埔寨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李佩香表示，在70年代末期的「紅色高棉」[4]統治時代，將全國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在「紅色高棉」政權下台過後，雖然柬埔寨政府宣佈只要提出使用土地超過五年以上的證明，就可獲得所有權，但絕大部分民眾並不知情。因此，當柬埔寨政府大批出售或是出租土地以供開發時，往往造成世居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只能直接被驅逐，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在味王的案例中，柬埔寨農林漁部將9千4百公頃及9千7百公頃的土地，分別租給國光農產跟國光糖業種植與生產蔗糖，租期長達70年。

一名年僅9歲的少年，和家人一起在甘蔗園工作。（圖片來源：Thomas Cristofoletti）

李佩香指出，失去土地的農民沒有其他生計，多半只能選擇替糖廠工作。而在實地考察後發現，糖廠甚至雇用8、9歲的童工，每天工作10小時，日薪不到1百台幣。她表示，味王總經理陳恭平曾說，去柬埔寨投資是「做功德」，會幫當地人蓋學校、馬路和醫院。「然而到了當地，發現這些承諾的建設，一個都沒看到」李佩香說。

她補充，國光農產的大股東之一，就是柬埔寨議員黎庸泰（Ly Yong Phat）。李佩香指出，黎庸泰在泰國邊境開賭場，是地方上有錢有勢的政治人物，農民難以和這樣的政商結構對抗。味王的案例，在農民組織起來抗爭，也獲得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並向法院提告後，最終獲得了一部分的賠償金。然而失去的土地要不回來，從原本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民，被迫成為受雇的勞工。

貪腐橫行民怨深 柬埔寨改革路漫長

一提到柬埔寨政府的貪腐狀況，李佩香以親友告知的資訊表示，柬埔寨警方經常會向案件的受害者索求「處理費」，唯有願意支付，才會真的辦案。甚至遭判刑有罪的囚犯，也可以透過關說與賄賂，變成直接釋放。也曾聽說大官員的小孩無照駕駛，開車撞傷腳踏車騎士。不僅沒有道歉，還下車當眾對傷者恣意打罵，隨後再揚長而去。李佩香認為，雖然柬埔寨有法律，但是整個政府的貪腐程度，已經徹底侵蝕這個國家，民眾對此也深感不滿。「像這次對工人開槍的事件，政府沒有調查真相，也沒有任何人出來負責」。

柬埔寨的勞工薪資雖低，物價卻很高。李佩香指出，路邊攤吃一碗牛肉河粉就要價約2美元。在市場上，豬肉1公斤5美元、牛肉1公斤10美元、米1公斤1美元，但時當時的最低工資卻只有60美金左右。她強調，不是只有首都金邊的物價高漲，而是全柬埔寨的普遍狀況，「許多學校只上半天課，因為老師薪水太低，還要回家幫忙種田或做小生意，貼補家用」。根據媒體報導，不僅柬埔寨的成衣工人要罷工，柬埔寨的教師及公務員，也都在醞釀發起罷工，以爭取更合理的薪資待遇。

李佩香指出，柬埔寨近年來經濟成長的果實大部分遭政商集團佔有，並未分享給一般的平民，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矛盾日漸加深。對於目前政治局勢，李佩香認為，長期執政的既得利益結構，不會這麼容易放手。即便2013年的大選執政黨真的輸了，但洪森手上仍掌握軍警大權，結果可能不會是政權和平轉移，而會是另一場更大規模的政治風暴。但看到越來越多的同胞冒著死傷的風險也願意站出來反抗，反對不公義的現象，李佩香認為，只要柬埔寨人民能夠覺醒並採取行動，政治與社會的改變就有希望。

商機與觀光之外 台柬關係再思考

柬埔寨的吳哥窟（Angkor Wat）古蹟，是世界遺產之一，也是柬埔寨重要的觀光景點。（圖片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柬埔寨這個國家，對於過往的台灣民眾來講，要不就是消費邏輯下的「觀光」，或者是資本邏輯下的「商機」。然而，難道台柬兩國的民間之間，只可能存在這兩種關係嗎？

1998年，台塑被揭發在柬埔寨丟棄重達3千噸的汞污泥，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1999年，環保署驗出台塑在屏東縣丟棄超過5千噸的汞污泥[5]。在汞污泥事件當中，柬埔寨與台灣的民眾，同時都是台塑企業的污染受害者。2011年的「血汗蔗糖」事件，台灣的味王公司為了製糖利益，和柬埔寨政府聯手奪走農民的土地。2013年，台灣第20屆國際女性影展，放映了《柬埔寨好好拆》影片，探討兩國民眾同樣面對國家強行徵收土地和拆遷家園的危機。2014年，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台灣的成衣紡織業者，是投資者，是加害者，也是全球工業生產鍊中的一個環節。這些業者，為追求更加廉價的勞動力，自上世紀90年代起，陸續從台灣離開。但當年，台灣的工人們，不也跟柬埔寨工人們，在同樣的生產線上勞動，賺取生活所需？又或者，飄洋過海來台的柬埔寨新移民，在台柬之間，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一一細數這些事件後，或許我們開始感覺到，柬埔寨離我們並沒有這麼遙遠，甚至在某些議題上，兩國人民之間休戚與共，有難同當。那麼，我們能夠在怎樣的層面與架構上，重新定位台灣跟柬埔寨的關係，跟東南亞的關係，並進一步開展人民之間更多的對話、認識與合作？

面對本次柬埔寨工人罷工事件，汪英達認為，這類全球生產鍊分工所造成的問題，必需要透過跨國的工人力量團結監督與施壓，才有可能獲得改善。他表示，ATNC調查已經暫時告一段落，預計一個月後會在柬埔寨正式公佈ATNC的調查報告。汪英達認為，除了透過調查釐清事件責任外，如能追溯生產鍊，把品牌商與台灣的代工廠商關係整理清楚，不僅品牌商的責任無遁形，在台灣這邊也能針對台商有所行動。然而，他也坦承，台灣民眾對柬埔寨實在太不熟悉，過往也欠缺社會運動上的持續合作，這些都是未來必須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