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國共內戰 找回反抗的台灣史
關於如何反駁「郝氏三段論」

2011/11/03
苦勞網特約記者

責任主編:樓乃潔

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簡吉《獄中日記》1937年。
6306117163_6fab10cfb4.jpg牛背上的簡吉。

台灣左派的面容

並沒有太多與蘇慶黎接觸的機會。

2002年,在台北的某處,一群人的聚會,聊的主題,是921災區無解的許多難題;蘇慶黎來了,身形消瘦、面容被疾病折磨得十分憔悴,她說到中國深圳富士康的龍華廠,看到那個容納數十萬工人、驚人的工業城,對於中國走向代工出口的資本主義,她感到憂心;我想起了上一次見到她,是在2000年,還沒有上任的勞委會主委陳菊,在台北公館,約了苦勞網的伙伴們吃飯;那時的蘇慶黎已經生了病了,不過還是神采奕奕地巴巴跑來,和陳菊見面話家常;「放心啦!勞工的問題交給她,沒有問題的」,蘇慶黎說。 這位社運前輩,對民進黨的上台評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話語間,表現出對於昔日戰友有機會掌握國家機器倒是充滿了期待。

蘇慶黎的父親蘇新,台南佳里人,1928年在日本加入日本共產黨,回台之後,成為宜蘭礦工與伐木工的組織者,1931年出任台灣共產黨的宣傳部長,228事件後到中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此滯留中國,1946年出生的蘇慶黎就這麼與父親錯身而過;台灣解嚴前後,重要的組織「夏潮」、「美麗島」、「黨外編聯會」、「勞支會(今天的勞陣)」、「勞動黨」…都可以看到蘇慶黎的參與。

2004年,蘇慶黎在北京過世,也歸葬於斯土,中國的官式宣傳,將她與她父親蘇新描述為「偉大的台籍愛國主義者」。

戒嚴/白色恐怖和「民主」

「如果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媒體往往顛倒因果;白色恐怖手段雖然嚴厲,雖不免有人因私人恩怨出現冤案,卻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分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這是10月30號,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紀念蔣中正的場合說出的話,話中沒有任何對「戒嚴」的反省,甚至是將它美化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台權會等民間團體強烈的批判

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即(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統計,共有7159件的不當審判,其中789件是死刑。而這些數據,僅是該基金會有正式予以補償的案件統計數,而非真正所有的冤案數據。白色恐怖所造成的,不僅是冤案而已,更造成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公共事務膽怯、冷漠、感到無力的文化現象。

包括郝柏村(不免有人因私人恩怨出現冤案)在內,都沒有人否認白色恐怖時期的許許多多「錯假冤」案;但是郝柏村也說了戒嚴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分子」,這個邏輯是很清楚的,因為有共產黨,所有才有戒嚴、消滅了共產黨,如果沒有消滅他們,台灣就會被共產黨統治,被共產黨統治了,就不會有今天的「民主」。

這一個簡單的邏輯,恐怕不只存在郝柏村這個軍頭的腦袋裡,它也幾乎存在在大多數台灣人的概念裡;在台權會等團體發表的聲明裡,卻未見反駁,為什麼呢?

不能反駁恐怕只有一個原因:「那是對的」。

沒有戒嚴,就不會有今天台灣的「民主」,這個糟糕透了的「民主」。

一整代被消滅、三代被遺忘

2002年的那一次,3月31號,我的印象很深,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災區的經驗,忽然,一陣天搖地動,幾乎就把大家拉回921的場景裡,331大地震,大概是921災後最「有感」的一次地震了,興建中的101大樓大型機具掉下來,摔死了5個工人。

驚魂甫定,話題倒是散了焦了,蘇慶黎說起她的父親。

「台灣的左派,是一整代地被消滅掉,三代的人,把它的歷史遺忘了」蘇慶黎說,本已經沒有血色的臉上,因為激動而脹紅了起來,她的眼中,滿是瑩瑩的淚光。

台灣工農階級的政治運動,有兩波的高潮,1925年,彰化二林爆發「蔗農事件」,之後,農民運動在各地紛紛成立的農民組合的推動下,擴及全台,高雄鳳山的鄉村教師簡吉,他像「帶著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在農村點燃革命的火把(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燒向日本殖民政權與買辦資本。同年,台灣推動文化、政治運動的最重要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向左轉;1927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在蔣渭水等人的主導下,與工、農運動結合,1928年,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

同時,謝雪紅等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31,台共提出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台灣獨立」政治主張。

到了1931年,日本殖民政府採取鎮壓政策,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共產黨遭到解散,20年代的台灣左派運動,不僅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都與中國與日本共產黨有密切的關係,但也同時是面向台灣工、農階級在殖民統治下的特殊處境而長出來的群眾組織。

活生生的人和歷史

據說,蘇慶黎的名字「慶黎」是「慶祝黎明」的意思,台共領導人蘇新期盼著中國終於打垮了日本殖民政權,重新統治台灣,這個1946年出生女兒名字,說明了這個父親的歡欣。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發生228事件,1949年,整個「中華民國」政府都逃難過來了。

隨著對這個「祖國」的失望,台灣工農運動的烈火迅速地再度點燃,1946年,中國共產黨以蔡孝乾為書記,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推動台灣島內的革命工作。

6308479859_d97c34518c_o.jpg省工委會的重要領導人「四大金剛」: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四人中,張志忠是唯一不向國民黨屈服、最後在馬場町遭到槍決的;從張志忠被捕到遇害,總共4年的時間,蔣經國用盡各種軟硬兼施 的手段,都無法勸降這位工人武裝革命的鬥士,而我們卻讓它淹沒在歷史裡,他的事蹟鮮為人知。

在胡平的《風雨靈旗,台灣的白色恐怖與紅色革命》一書裡,透過省工委會武裝部長張志忠等人在被捕後與蔡孝乾當面的對話,把省工委會這個最重要的領導人說得活靈活現:

「工作作風輕浮、獨裁、驕橫…」、「侵吞華東局給予的一萬美金的經費,即便對許強診所的一些辛苦錢也不放過」、「四處炫耀台共最高負責人的身份,恨不得在全島的富人裡廣而告知」、「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以及天天在『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餐,在名酒家『山水亭』吃飯、在『永樂町』看戲…」

蔡孝乾是彰化花壇人,忽然變成台灣的中國共產黨頭號人物、一旦「解放」,不就是台灣省的最高領導人?張志忠批判他在「紅色革命」的名義下享受「衣錦還鄉」、縱情聲色的歡樂,他指著蔡孝乾拍桌大罵:「早知有今日,老子(我猜他說的一定是「恁北」)真該先一槍斃了你」。

獨裁政權領導人蔣中正的長子蔣經國在留學俄國期間,本來就有共產黨的背景,收編是他的拿手絕活,他很容易就說服了蔡孝乾,取得省工委會的許多機密、破獲組織,最後,據說蔡孝乾得到了國民黨少將的官銜,低調地生存了下來,而張志忠,在蔣經國4年勸降不成之後,1954年遭到槍決(張志忠的故事可以參考王育麟導演的《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台灣左翼紀事》)。

這是一段有血有淚、也充滿了各種人性的活生生的歷史,不是「錯假冤案」的歷史。

農民革命家簡吉

1947年,228事件爆發後,張志忠在家鄉嘉義組成「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是當時抵抗國民黨最重要的武裝力量,事件之後4天,3月4日,嘉南縱隊攻陷嘉義水上機場,它的主力,是結合了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由湯守仁所率領的義軍,在水上機場陷落後,國民黨調集主力部隊反擊,嘉義仕紳如著名的畫家陳澄波等人出面協調,卻遭到濫捕、濫殺,這是「水上基地事件」。

湯守仁的部隊,是由鄒族重要的領導人,也是詩人、音樂家的高一生(矢多一生,原住民名Uyongu Yatauyungan)所調遣,如果說發生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莫那魯道與賽德克原住民對殖民政權的抗暴行動,從那裡衍生出個別部落「自治」想法的萌芽,那麼,由林瑞昌(泰雅族人)、高一生在1947年所推動全島「部落頭目會議」、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便是重要的跨族群、跨部落的集結。

而這一場運動,與省工委會密不可分,負責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的幹部不是別人,正是1920年代台灣重要的農民運動推手簡吉。

蔡孝乾回台後,要擴展省工委會的組織,原本不會吸收早已為人所知的1920年代「老台共」成員入組織的,但是因為簡吉實在太重要、組織綿密、力量太強大,所以不得不吸收他參與工作,委以重任,將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的工作交給了他,作為鄒族領袖的高一生,在國民黨剛剛來台的時候,對其抱有期待,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接受「吳鳳鄉長」等職位,但隨著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於是決定與省工委會合作,水上機場一役,湯守仁虜獲大量武器,帶回阿里山,在阿里山上建立武裝抗暴基地與食品工廠,要不是後來蔡孝乾意外地在奮起湖附近被捕,阿里山的基地也不是那麼容易被破獲的。

蔡孝乾被捕後,省工委會的組織一連串地被破,1950年2月7日,張志忠被捕、4月25日,簡吉被捕。

在日本殖民政府治下,簡吉被關過兩次,一次一年,一次十年;而國民黨抓了他一次,就把上送上了馬場町刑場,1951年3月7日,48歲的簡吉結束了他農民革命家的一生。

一段關於政治犯的論辯

也許是郝柏村的話給帶來些麻煩吧,11月2號,競選連任的總統馬英九說話消毒了:

戒嚴為台灣帶來苦痛,嚴重侵害人權且傷害國家制度,希望大家能面對歷史、痛定思痛、徹底改革、全力彌補,相信台灣未來走出這些過去歷史的陰霾。

當然,他不會提「轉型正義」。

但是,什麼是「轉型正義」呢?

2009年12月,國民黨大肆裝修景美看守所(景美人權園區),請來藝術家游文富搞裝置藝術,引來美麗島受難者施明德之妻陳嘉君破壞及抗議事件,把政治犯不分彼此地體會為「渴望自由」的囚犯,藝術家要怎麼表現他的作品是一回事,但這種表現與政治的目的結合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國民黨(文建會)想要抹平「受害者」的面貌,順便讓自己「加害者」的身份也跟著消失,這是政治。而陳嘉君的抗議,卻也引來批評,設立於1968年的景美看守所,其實已經過了「白色恐怖」大逮捕、大屠殺的高潮,裏面關押的政治犯,受到注目的,也是現在民進黨當權政治人物有著血緣關係的「美麗島」受刑人,批評者認為,陳嘉君的目的只是重新擦亮「美麗島」的招牌,並捍衛自己的詮釋權(相關報導)。

當時我訪問了也是日前共同發表譴責郝柏村聲明的團體「陳文成基金會」成員林世煜(相關報導),他以「人權」這一個普世價值為支點,撐起所有政治受難者的歷史;「破壞人權」是加害者的面貌,那麼,受害者呢?林世煜的態度是開放性的,要「呈現不同受難者的歷史」。

這種態度,對於「錯假冤」案的受難者,是成立的,但是對於簡吉、張志忠這樣的受難者來說呢?

一點也兜不上,1920到1950年代,台灣工農運動的對象,是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獨裁政權,它們不是「破壞人權」的政權,而是壓迫工農階級的政權,反抗者所爭的,不是自己的「沉冤得雪」,而是工農階級的解放,對於另外一位受訪者,曾經在景美看守所坐了3年多牢的丘延亮就認為坐牢是「求仁得仁」,「今天不是我失敗了被你關起來,就是你失敗了被我關起來,要是我成功了,我也把蔣經國關起來(相關報導)」。

郝柏村的三段論

也就是說,不回到政治犯所屬的「政治鬥爭」的這一個本質,就沒有辦法真正地「平反」這些政治犯。於是白色恐怖就變成是一頁「錯假冤」案的歷史,不再是一段關於反抗與鎮壓的歷史,最後我們只能像一個法官一樣,來個「古史今判」,告訴大家說,「簡吉、張志忠是叛亂沒有錯,但是罪不至死,不應該殺他們的,你看,日本人不是關了簡吉11年,都沒有殺他嗎?所以國民黨是個沒有『法治』、侵害人權的政權」。

我怎麼看,這都只是歷史旁觀者說的風涼話,說話的人不在歷史中,歷史,彷彿已經終結。

更重要的,是平反、追懲、轉型正義要面對的不僅僅是過去的歷史,更是現在的歷史、未來的歷史;也就是蘇慶黎說的「一代人被消滅、三代人遺忘」的歷史,那是台灣階級運動的歷史,是在台灣政治裡缺漏的「左翼政治」的歷史,是構成現在台灣藍綠政治這種糟糕透了的「民主」的歷史。

郝柏村「沒有戒嚴就沒有民主」的論述是建立在一個在台灣幾乎是「全民共識」的「恐(中)共」基礎上的三段論:「沒有戒嚴、就是中共統治、中共統治,就沒有今天」;將「白色恐怖(戒嚴)」視作「國共內戰」的延伸,面對「中共」這個共同的敵人,我們都是「國」的這一邊、一起去抵抗「共」的那一邊,只能在兩邊選一邊,也就是在這個邏輯下,民進黨的「流亡政權」說,只能偶而驚鴻一現,隨時得回到「承認中華民國」的這一個軸線上。那麼否定這個政權從過去到現在作為的連續性,基礎又在哪裡呢?

一正視「受難者」,你就發現這些「受難者」與那個強大敵人的身影是疊合的,你怎麼會有辦法真正地反駁郝柏村呢?(所以也就只能從「錯假冤」案裡找受難者)

但是,「國共內戰」早就結束了,不是嗎?

國共內戰思維必須終結

歷史地來看,台灣的工農階級運動,有它自己的歷程,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有中國與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血脈,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本土原生的組織和論述,與台灣工農階級的受壓迫情境分不開,而這一個情境,與今天台灣工農階級的處境又是連續的。歷史不能重來,也不能簡化為簡單的條件句;「國共內戰」必須終結。

我們終結了國共內戰思維,當郝柏村說:「白色恐怖手段…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分子」;我們要回應他「你是對的!」

然後我們要說:你所屠殺、所鎮壓的,不是對岸那些與你交戰的敵人,更是台灣人民的抗暴行動,你所切斷的,不是中國共產黨在你的統治領域裡的歷史,而是台灣工農階級的政治史。你切斷了那些,因此你竟可以享盡榮華,以血腥換得正寢壽終,你切斷了那些,因此你的兒子現在可以高坐廟堂,以公產圖利財團,逞一己之私。

於是我們這才能面對簡吉、張志忠,面對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面對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面對「省工委會」;面對我們自己的歷史、面對我們現在這個糟糕透了的「民主」。

如此,我們才碰到了今日歷史與昨日歷史的接楯點;也才有「轉型正義」的可能。

更光明的路

蘇慶黎最終沒有能再審視陳菊,她這位親密的「戰友」、「手帕交」最終在勞委會主委任內的種種作為、也不能對中國官方「偉大的台籍愛國主義者」的蓋棺定論回應些什麼;人總是只能在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後人看到前人一次次的錯身,也無需感嘆,因為你也正在歷史裡,不斷地錯過;但是你總是可以補上一些什麼的。

「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

1937年,在日本人牢獄中的簡吉如此提問著,這不是在黑獄底下渴望光明和自由的浩嘆,而是一個持續戰鬥的鬥士、一個不屈靈魂的呼喊。時至今日,台灣的農民徘徊在「棄土離農」的現實生存掙扎裡、台灣的原住民離自治、傳統領域比起60年前甚至更遙遠;台灣的工會呢?只能停在國民黨「生產事業黨部」扶持的黃色工會牢獄裡窒息著。

只有「被壓迫」歷史,沒有「反抗」歷史的台灣,在荒謬的「民國百年」,竟然只能憑弔起統治者反抗史的「碧血黃花」(黃花崗72烈士,有人會說那是清朝政府「沒有人權」的受害者嗎?)。

找回並重啟我們的歷史,批判過去的「白色恐怖」,也要批判現在這個糟透了的民主,於是我們站在簡吉身側,如此置問:

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

回應

這篇文章寫得好,好就好在對祖國中國共產黨不但心嚮往之,而且更推崇「文化大革命」(如果國民黨在台灣被消滅)。
至於當中說到228攻佔水上機場者稱為「義軍」,那麼,「蔣軍」當然要順理成章的將「義軍」消滅。除了這裏所謂的「義軍」,還漏說了佔領烏山頭的「義軍」,更漏說了進攻高雄要塞司令部失敗的「義軍」,也忘記說這些「義軍」是怎樣任意殺害不會說台語(即閩南語)及日語的「外省人」,還忘記說這些「義軍」在政府各機構與台灣鐵路局做了多少「好事」。還有,可以多談談這些「義軍」的背景,在倭據時代都做些什麼,想必相當精采。此外,可再往前溯,這些「義軍」的上一代是怎樣「善待」那些原住民的。太多可以說的了,真是罄竹難書。
除了這些以外,又可以告訴大家,「蔣軍」帶了多少黃金來台灣?為什麼戒嚴時期台灣的經濟蒸蒸日上,而解嚴之後的台灣經濟則是每況愈下?為什麼戒嚴時期,台灣的失業率是節節下降?而解嚴之後,即所謂的民主化之後,為什麼台灣的失業率是步步高升?

孫先生的這篇文章,確實指出目前「轉型正義」史觀的一些問題。把所有的案件背景,都輕易放到了「冤假錯」的脈絡下,然後抹去了對反抗者本身的認識。

另外,我也覺得老是以「人權」這種後設的價值觀,去看待過去的歷史,會有許多弊病,我不總是那樣同意這種論調的說法。不過,如果我們同意對於歷史重建總是與事後的「評價」、「檢討」、「重新確立價值」的工作有不可分的關係,那麼,我也必須說,現在的「人權」論述沒有那樣蠢。在這些論述中,並沒有完全否認反抗者的存在。這邊更在意的是--無論是反抗者或冤屈者,在軍法審判的過程中,是否有受到合理的對待--即使按照國民黨自己的「惡法」為準則。孫先生,我必須提醒,在許多案情確確實實的檔案與當事人見證中,都存在這種適法性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反對死刑,其中一個理由不是人們「到底該不該處死」,而是「有沒有真正嚴格、不會犯錯的制度來判人生死」,那麼,我不覺得簡吉與張志忠、或他們代表的某種典型,就「完全」不能放進這種論述中來看待。不是那樣絕對的差異,我想提醒這點。

一些史實上面的小補充:

首先,胡平那本書錯誤很多,畢竟它的資料來源幾乎都是二手轉述、三手轉述...,你引的話基本上是出自大特務谷正文的回憶錄,裡面有許多說法也有待商榷,比方谷正文說他從不刑求人,只有個黃天是例外。那與許多當事者的親身經歷相左。胡平引了他的話,有沒有專斷生專斷、偏見生偏見的問題,還是要多注意。畢竟谷正文的回憶錄,受到不少當事者的質問。

次者,並不是蔡孝乾出賣,才導致阿里山武裝基地破壞的。蔡孝乾被捕前,阿里山武裝基地成員早就撤退,進入到關仔嶺去了。換言之,蔡孝乾被捕時,根本就沒有阿里山武裝基地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只簡單提問,畢竟在目前大家認識還有限的情況下,要更深入的討論,其實有些困難。不過,省工委參與者的思想、與當時目標的性質,確實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沒錯,但是是否簡單能用「工農革命」或「左翼」這種過於簡單(當然也充滿想像空間)的大帽子三言兩語帶過。舉例說,省工委在高雄地區發展有「豬肉會」這樣的外圍組織,不少當事者說,當時的用意就是要「殺山豬」,也就是對外省人的抗爭,到破案為止,都沒有走進您說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抗爭」。我想說的是,當時的組織發展的很快、時間很短,加上地下組織的特殊性質容易「因地制宜」的動員,關於當時的人們思考什麼,是不是像我們今天想像這樣的模樣,在更多證據出土前,還是謹慎些好。

人權、反抗史、白色恐怖跟轉型正義,本來就是四件不同脈絡的事物。

其實,跟百分之九十台派獨派人權派菁英不認真不用功兼唬爛二二八、白色恐怖、自由民主人權概念一樣,老台共或老紅帽說的白色恐怖故事與歷史,雖然比台派獨派人權派菁英認真跟用功,但唬爛跟互相掩蓋謊言與編織歷史的默契也不少。

例如史明回憶錄講他十來歲一個小毛頭,就跑去中國加入共產黨,是台灣人很少數參加中共長征的。這在中共體檢分派從軍、民運、特工訓練的制度下,根本不可能,事實上,史明根本沒參加過中國長征。

這個獨派大金主張志群的白色恐怖假冤獄故事就更有趣了。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18640

張志群所有人生下半場都改編了。中共台灣工委會的頭頭本來不是蔡孝乾,而是金堯如,金堯如直線屬於上海中共黨部。張志群是上海黨部的白區特工、聲稱來台灣的直線單線領導人就是金堯如,特工輩分就跟蔡孝乾一樣高了,整個張志群回憶錄故事,把自己來台進行白區特工的事情,都推給金堯如、說金堯如半世紀沒跟他聯絡,因為他來台就結婚了(白區特工用夫妻身分相互掩護、監督領導是很正常的),他在中國三角區搞民運跟汪精衛身旁當白區特工的故事都蓋掉了。
他後來也自稱是台灣白色恐佈冤獄的政治受難者,這整本書的虛實就更經典了。

說到台灣歷年「民主」世界排名,沒有一家台灣媒體敢報出來,至於專供國民黨殖民台灣的教科書,更不可能告訴學生台灣歷年排名,有興趣的網友自己去〈美國自由之家〉網站查1972~2011歷史排名。

台灣、中國、新加坡、香港四地有史以來領導人中,只有台灣的李登輝跟陳水扁兩位總統真正在實施「真民主」,其他領導人不是玩「假民主」,就是玩獨裁!

郝貝貝只是一個軍頭,我懷疑他到往生前都還不懂什麼才是「真民主」!

別再掛受難勳章 別再談受害道德
2006-11-27 中國時報 陳芳明(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

把受難當做勳章,把受害視為道德,是黨外運動以來本土論述的主要訴求。從民主追求的立場來看,被壓迫者絕對有其應有的權利要求平反,要求賠償,要求真相。這樣做,是建立轉型正義的初階步驟,也是完成歷史解放的必要任務。將近三十年來的抗議與批判,民主運動確實已為台灣社會開創全新格局,並且也使黨外運動成功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以和平演變方式取得政權的事實,不僅是台灣史上極其動人的成就;從東亞範圍內反殖民反威權的歷史來看,也是相當驕傲的紀錄。
民進黨執政六年來,似乎並不認為台灣社會已獲得解放。由於兩次總統選舉都是以些微票數險勝,掌權基礎還未穩固,民進黨陷於困境之際,總是習慣地回到受難與受害的歷史情境,尋求本土論述的動力,以爭取草根民眾的支持與認同。這種政治策略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誠然獲得強烈的回應。畢竟受難式勳章與受害式道德,最能立即有效喚醒曾經有過的歷史記憶,從而在最短時間換取草根民眾的同情與支持。
政治目的達成同時,民進黨對民主精神與社會文化已構成嚴重傷害。利用歷史平反運動得到政權的民進黨,似乎並未意識到本身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已升格為全民政府。一個民主政府,除了必須照顧其治權下每一族群、性別、階級的權益與意願,還必須進一步尊重他們之間各具差異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但是,站在權力最高點的民進黨,卻不斷製造台灣社會還未解放的假象,持續燃燒歷史悲情,並且努力不懈地開發被壓迫的情緒。
殖民時代與戒嚴時代的歷史當然必須重新反省,但民進黨所做的反省卻只是為了鞏固化、永久化本省族群的被壓迫意識。這是民進黨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本土政權的重要策略。依循這種思路推演下去,歷史上同樣受到壓迫的外省、原住民族群就全然受到抹消遺忘。更嚴重的是,本土政權似乎只是代表本省族群,特別是台灣南部的福佬族群。一個世紀初的民主政府,竟只表現出世紀末的思考,已為豐饒的本土與開放的民主帶來無可估算的損害。
在新世紀台灣,民進黨的歷史使命應該是為長期存在的族群緊張關係解除危機,而不是製造更大危機。從來沒有一個民主政府是以文化自卑感來凝聚國家認同,更沒有一個本土政權是以偏頗的族群意識來建立文化主體性。縱然是以些微票數勝選,民進黨代表的是社會內部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握有龐大權力的民進黨必須承認,島上的每一住民,無論其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為何,都是構成台灣文化主體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今天民進黨對於本土的定義,已完全悖離黨外運動時期的理想精神。記得陳菊在七○年代答覆外國記者訪問時,曾經如此詮釋黨外:「除了少數的國民黨黨員,台灣社會的每個住民都屬於黨外。」這種胸襟與氣度,正是黨外運動能夠蓬勃開展的主要原因。如今,民進黨開始演繹出一種思維邏輯:阿扁等於本土政權,挺扁就是支持本土政權。凡是不挺扁的,就被排除在本土的定義之外。黨外運動能夠匯聚女性、農民、工人、原住民、外省族群的力量,就在於它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包容所有期待解放的不同成員。現階段民進黨掌權之後,反而與所有社會運動力量徹底切割,就在於它窄化、矮化了本土的意義。
弊案被揭發、法案未能通過時,動不動就指控這是「中國人打壓台灣人」;受到報紙電視批評時,就毫不遲疑戴以「親中媒體」的帽子。台灣的民主體質有那麼脆弱嗎?勇敢的台灣人有那麼怯懦嗎?爭取言論自由原就是民進黨的主要建黨精神,到今天竟然還不能以開放態度看待不同的思考。「台灣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這也是民進黨建黨以來的基本黨綱。對於不同的言論,執政黨只能以更民主的方式予以反駁或辯護,絕對不可使用族群對立的策略繼續扭曲分化。
猶記得二○○○年阿扁當選總統時,公開宣稱「台灣人民站起來了」;當他說出這樣的語言,應該是指台灣社會已經走出歷史的囚房,也是指受到威權束縛的台灣住民已經獲得洗滌的空間。綠色執政六年之後,站起來的台灣人民又開始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不是來自海峽對岸的武力威脅,而是來自社會內部族群之間的緊張情緒。本土政權會發展到如此封閉的地步,令人無法理解。
可以預見的是,直到二○○八總統選舉之前,民進黨顯然無心也無意解除這種族群危機。強化歷史受害的記憶,窄化本土意義的內容,一方面是為了稀釋阿扁弊案纏身的印象,一方面也是為鞏固深綠選民的基本盤。然而,台灣歷史並不是在二○○八就宣告終止,整個世界也不會因此而凝滯不變。中國正在累積其經濟與文化的生產力,北京奧運與上海博覽會開始舉辦時,就可鮮明對照出台灣社會內耗的惡果。有著強烈自卑感的民進黨,製造被壓迫形象的本土政權,能夠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之際為台灣找到出路嗎?阿扁政府使改革運動遭到空前的重挫,新的領導人如果不能提出新思維與新視野,在二○○八到來前提早出局,絕對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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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這堂八年的課
2008-05-27 蘋果日報 許建榮(前民進黨青年部政務副主任、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候選人)

阿扁1999年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演講,標題為「台灣的第三條路:一個新的政治視野」,其中主題二談到了國民黨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同時這也是多數台灣人當時厭惡國民黨的主要因素。只是沒想到,阿扁訴求要挑戰的親信資本主義,竟也是阿扁政府飽受抨擊的主因。倘若將國民黨親信資本主義改為扁式親信資本主義,選民會認為,唯一的不同大概只是國民黨「黑金」、民進黨「白金」。
民進黨政府八年來有頗多的政績,但政績卻不能改變民進黨的執政背離了黨的理念與價值。「清廉、勤政、本土」是民進黨的標榜,然而當清廉被畫了問號時,勤政和本土是毫無意義的。尤其當國民黨也高喊台灣萬歲後,民進黨還能拿什麼和人家競爭?
民進黨過去令人尊敬,就是道德和正義;只是,當清廉被打了問號,而轉型正義淪為選舉工具的當下,除了本土與國家認同的捍衛可以讓支持者相挺之外,民進黨還剩下什麼?
過去八年來,沒有執政的核心論述,價值更不應是「本土」兩字就處理掉,而「台灣的第三條路」也只是2000年選舉的宣傳論述。執政的八年,原本相挺不遺餘力的知識份子沒有論述可以運用,剩下的竟然只有批評過去國民黨的威權歷史和比誰比較不爛。這是支持民進黨的知識份子之悲哀。
民進黨在2004年選舉競選口號是「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筆者當時均向友人說:如果勝選,其實是「天佑台灣,要你改革」。2004年,選民再給民進黨機會,當時民進黨有多少政績?319槍擊事件不是勝選的因素,大家心知肚明,選前一個月扁呂的支持率早就穩定領先連宋。勝選的原因除了台灣的認同外,就是選民願意再給機會,因為他們看不到國民黨的反省與改革。
但是,當2005年開始,「弊案」似乎就開始和民進黨劃上等號。雖然和國民黨相較是小巫見大巫,問題是:民進黨高舉正義與道德,支持者也同樣用標準來評比民進黨。
雖然部分媒體確有不公的雙重標準;但,沒有這些問題,媒體拿什麼來報導?民進黨也時常怪罪媒體沒有正面的報導;但,假如我們將媒體視為行銷通路,當民進黨沒有明顯可以行銷的商品時,又如何怪罪行銷通路沒有綠色產品?況且,執政沒有論述、沒有價值,政績只有在選舉時才宣傳,選民只會將政績宣傳當成選舉操作而已。而且,民進黨,請不要忘記:自己的支持者的確是很不一樣的,是以非常高的道德標準來審視民進黨。
執政者永遠不是被挑戰者擊敗,往往都是被自己打敗;民進黨這堂八年的課,到底學到多少教訓?

蔡政府的假民主與真霸權
2016/12/08 苦勞網 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新聞稿

爭議多時的「一例一休」、「砍七天假」勞基法修正案,終於在民進黨黨團的強勢動員下,於日前(12/07)表決通過。雖然蔡總統曾說「勞工是我們心裡最軟的那一塊」,但這卻是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處理得「最強硬粗暴」的政策修法。針對這個狀況,臺灣守護民主平台(簡稱民主平台)提出以下幾點批判與主張:

1. 政策反覆,缺少堅定的價值信念和誠信
蔡總統選前撐起進步價值,倡言落實週休二日、不刪國定假日;民進黨立院黨團在今年前半年的第一會期開始時,尚亦堅持此一方向。誰知520上台後不久即「龜腳畢露」,政策大轉彎,匆忙在不符合憲政體制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中拍板定案;充分顯示該黨的選前承諾,根本不是蔡總統的價值信念,而是幕僚起草騙票的政見謊言。
不久前公視的節目裡,工商界代表也指出,520前曾私下與林全及相關準閣員會面,獲得承諾將會砍假,但當場並無任何勞工代表。公開承諾不算數,私下開會卻可拍板,顯示這已不僅是政見謊言,更是「政策黑箱」。

2. 因為政策黑箱,只好粗暴通過
今年10月5日,立院上演了新政府上台以來,最為醜陋荒誕的一幕。為使砍假政策快速過關,民進黨立院黨團竟然動員多位立委,其中包括許多號稱進步的不分區立委,一早在會議室內「捍衛」主席台;隨後更演出民進黨召委陳瑩未經充分討論,即快速宣布通過將修正案送朝野協商的「一分瑩」事件。
這一類似當年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半分鐘通過服貿的事件,充分顯現出民進黨在處理此一問題上的「心虛與理虧」;該黨不僅背棄了對勞工的承諾,也以粗暴的方式延續了剝削勞工的勞動政策。

3. 為何「心虛理虧」?「長工時、低工資」造就「體制暴力」
IMF的資料顯示,與其他國家進行相比,台灣近年單位勞工成本逐年降低(其他國家則是升高);GDP資料也顯示,勞動所得比例不升反降。種種數據皆顯示,台灣勞工已陷入「長工時、低工資」的嚴酷處境。蔡總統/民進黨從未深切檢討此種發展困境,讓企業猶如吃鴉片般無法戒除,導致整體產業無法升級、經濟陷入瓶頸,也讓台灣的勞動人口長年被迫進行高風險的「血汗勞動」,更導致每年有數萬人發生工作傷害,連帶引發家庭、心理及社會等諸多問題。
台灣勞工早已被這種「體制暴力」施暴多年。蔡總統,你所謂「心軟」的那一塊,究竟看到了嗎?

4. 大動作譴責暴力?民進黨對台灣民主歷程失憶了嗎?
台灣的民主進程,本來就是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等體制的暴力壓迫下,不斷藉由社會運動的各種抗爭向前推進,過程中發生群眾衝突所在多有,但執政黨、政府與社會經濟優勢者,習於將「反抗者」惡意描寫為「暴力分子」,意圖用「維持社會秩序、逮捕暴力分子」的思維,來「轉移」真正的問題焦點,同時又以濫用國家機器(刑求、警暴…)、縱容社會暴力(疾風、林宅血案等)方式,系統性地對反抗者施以強暴脅迫。
2008年,蔡主席不是曾經說過:「所有曾經歷過美麗島事件的民主前輩們都知道,過去的極權統治者是如何使用暴力對待人民,逼人民走上街頭的,這才是真正的『暴力政府』」?難道,民進黨對這整個艱辛的民主歷程都失憶了嗎?如果民進黨選擇對「政治」領域遺忘,總不該忘記1988年的520農運事件吧?林全、蘇嘉全與呂秀蓮今年八月不是才剛參加過520農運領袖林國華先生的告別式,並覆蓋黨旗嗎?
發生在立法院外的拉扯推擠,固然需要被檢討、被批判。但府院黨團大動作的召開記者會譴責暴力,與當年國民黨譴責暴力、和國家機器對異議者的司法追殺又有何異?缺乏對體制暴力與霸權壓迫進行反省,只知黑箱決策、粗暴表決、並且對一時失控的抗議者發動大規模「譴責」的民進黨政權,急著向國民黨看齊、向威權體制學習,難道真要淪落為民主改革的絆腳石?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權利不會從天而降,霸權也不可能仰賴權力者的善意而改變。當執政者選擇站在霸權的一方、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艱辛進行選擇性的失憶,我們必須站出來揭發蔡政府假民主、真霸權的真面目。就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主張:

一、產業科技政策應社會民主化
勞工權利不是經濟發展的阻力,長工時、低薪資、圖利財團的租稅優惠等企業鴉片,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困境主因。蔡政府認為,產業創新升級才是改善勞動條件的關鍵,卻以財團掛帥的模式,獨斷決策。我們因此主張,所有重大的產業科技政策,都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獲得制定,尤其應納入勞工代表與勞團的意見,如此才有機會全面檢討向資本家傾斜的經濟剝削體制。

二、總統到國會報告,進行政策辯論
蔡政府無意推動憲改,執意以執政決策協調會議做為國家重大政策的決議機制,並且下令立院務必遵照配合。對此權責明顯失衡的現象,我們主張,蔡總統即應到國會進行報告,並且接受立委的實質詢答,以公開的政策說明和辯論,取代總統府的黑箱下令決策。

三、說好的國會改革,趕緊實踐!
與其動輒威脅廢除解散立法院,蘇嘉全院長與民進黨總召柯建銘,應該推動落實國會改革的承諾,以實質的政策辯論,取代多數暴力快速通關的粗暴立法。

四、切莫司法追殺、黨紀處分
執政者應記取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教訓,切莫重蹈威權體制打壓社運的覆轍,勿以司法追殺恐嚇異議者,也不應以黨紀處分黨內以具體行動表達其價值信念的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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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aki Takami
國共内戰,本來就是階級戰爭。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搞的白色恐怖,事實上就是它統治大陸時,一貫而大規模地施行的反革命暴力的延續。國民黨在大陸的反革命暴力,最後被工農的革命暴力打敗了。事實上,台灣地下黨革命活動的興亡,如果不作爲當年中國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去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美帝國主義武裝干預台海的支援下,國民黨成功地剿滅了台灣工農的革命運動,並以反共反大陸親資親帝的意識形態,造成了今天台灣民衆的基本政治面目。郝柏村的“戒嚴造就民主”論,自由派人權活動家們的“冤假錯案”論,乃至那些無視、歪曲歷史,將當年為全中國勞苦大衆的解放而慷慨就義的、身為中共黨員的台灣革命者,說成是台獨先驅的,將“中國”和“台灣”對立起來的“論述”,説到底還只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表現而已。

要真正的“終結國共内戰”,要“找回”的不僅是“反抗的台灣史”,還要直面台灣大陸的工農革命運動,在二戰之後和美帝遮斷台海之前,無疑地是一個整體的史實(譬如:1931年台共所說的“台獨”,是要從日帝殖民統治之中獨立出來,而不是今天依附帝國主義、永遠脫離中國的台獨),還要深刻的了解大陸革命後官僚獨裁體制的來龍去脈,在這個兩岸關係只會日趨緊密的時代裏,探究促進大陸台灣勞苦大衆連帶鬥爭的,反帝反資反官僚的革命統一的道路。

好文一篇!台灣左派的前途,還好沒有被那些蘇新、蔡孝乾那夥人給賣了,台灣工農才能在今天還保有自主反抗的機會。至少今天郝杯杯亂說話,左派還能嗆他,也還能保有爭取轉型正義的空間。過去左派的錯誤,至少還能在今天重新出發,這就是轉型正義真正的意義。

孫窮理這篇文章有一個思考的盲點,即對轉型正義的本質認識不清。

轉型正義不是包山包海的工作,不負責支持、反對或「平反」你的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只負責在「人權」這個區塊做全盤的檢討,這樣才能成為普世價值。否則人類到了21世紀,還陷入從政治立場、階級立場談(看)轉型正義的話,也未免太不長進了。

所以Michael說得沒錯,是孫窮理自己搞迷糊了。

這也不是孫窮理一人迷糊,台灣部分左派(或自認是左派)的同輩或前輩,也有這種迷思。孫文引丘延亮說:「今天不是我失敗了被你關起來,就是你失敗了被我關起來,要是我成功了,我也把蔣經國關起來。」就是這一類的論調。

若用階級立場來看轉型正義,很容易淪為跟用階級立場來看民主一樣的厄運,也許又會得出「資產階級轉型正義」這個「命題」。還好轉型正義只是一個新生兒,還來不及被貼上這個標籤。

所以如果歷史翻盤,如果簡吉、張志忠等「左翼英雄」、「階級解放者」變成統治者,而如果他們又像中共一樣成為人權迫害者的話,他們依然難逃轉型正義的追懲。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窮理這篇文章 不是在處理 轉型正義問題
而是在挑起 大眾時代與 楊渡等人之反省

確實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轉向自由民主的指標,像郝柏村之類還存有國共內戰這種過時的偏頗思維,就是需要轉型正義來公正之。所謂共產思維也是需要平反,將他還原成一種原生的社會實踐,以追求真正公民自由的方式,在轉型正義後的民主規範下實行之。這篇文章批駁郝氏三段論的最大意義就是在這裡。

這回應我看不太明白耶?

可以多說一些嗎

從實踐來看,強而有力的人權觀點縱然需要提倡也會對未來有影響.但從我看來,這不應該是可以排除階級的一種理由.畢竟所謂階級是一種銜接方式,也會是在社會分工組成下,特定社會能力本身難以突破的極限(結構). 並且,至少是現在,社會不可能僅僅因為主題上不加以對階級考量,就排除僅僅因為分工和所得差異所造就的信用等級差異. (它已經包含了結果在內而非相反) ;而如果不談社會立場(也就是階級立場)差異,就欠乏釐清,司法體系本身是如何'已經'透過虛假的中性遊戲,排除社會立場,進而達到對特定階層不公平的結果. (應想清楚,現在的法律恰好有幾種特性: 1 基於律師,法官的職能需要,表面上'不談社會或社會科學立場' .2 但實質上採取訴訟,對中低收入戶較為不利. 3提出的法案是否能成功立法,考量到政黨傾向,實質上也跟收入多寡有關 ).

'

我是想要問,轉型正義是否需要為了落實社會正義亦或不是?
如果缺乏社會正義,那現在就已經是這樣了
還要轉型做甚麼?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4792

轉型正義的面向很多啊,有階級的、性別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像這篇文章就是用本土左翼的歷史切入轉型正義,來反對國民黨與郝氏對內戰的合理化,在這裡根本沒有所謂的國共內戰,真正在台灣發生的,只有國民黨政權對工農階級與本土菁英的殘害,還原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一點在世道灰暗的時刻被揭露出來,我個人非常佩服,孫窮理真不虧是我們大家的偶像!!!!!!!!!!!!!!!!!!!!!!!!!!!!!!!!!

豈不巧替余光中平反?
"「島嶼寫作」對談會,港台兩地的作家雲集,余光中仍是焦點。特別是一群香港的女中學生,圍著余光中,又照相又簽名。
小女生慕名 看他長怎樣

余光中一直耐心地站著,溫厚地笑著,簽名慢慢地寫。女中學生大多是慕名而來,因為小學課本念過他的詩,中學讀了他的散文。李求恩中學的一位小女生說:「太想看他長什麼樣子了。」

余光中說,在香港他度過了一段最難忘的歲月,在這裡他寫了很多詩,所以很高興又一次「從一個島嶼(台灣)到另一個島嶼(香港)」。

大陸是母親 歐洲是外遇

他又提到,他曾多次講過,***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前兩者不敢問,後面兩者,是情人好還是外遇好?余光中還是一本正經地說,各有各的感情。***(父女...沒提 )

香港這個情人,在余光中今天的眼中,是大大的變了。他說,就好像一九九二年回大陸,感覺不一樣了,長輩不見了,物也非了。所以一個人懷鄉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戀鄉就是自戀。

講自己台商 出書卅餘本

談到大陸,余光中說自己也是個台商,不僅詩和散文都收到大陸的教科書中,目前在大陸出了三十多本書。兩岸只要不打仗、和平、交往就好。

說政治短暫 文化是永遠

對兩岸當局近期都要推展文化,余光中認為,目前兩岸不鬥爭了,政治上統一也不容易。但兩岸文化同文同種,同一語言,同一過去。文化在中國有文革,有過波折,但在台灣沒有間斷過。所以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是永遠的。

今特別安排 拜謁蔡元培

此次到香港,余光中要求一個特別安排,就是星期天早上去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全文網址: 余光中赴港對談:台灣是妻 香港是情人 | 陸港傳真 | 兩岸台商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2/6699653.shtml#ixzz1ct622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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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記著出來跑的總是要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17761759.html
"「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兩位 同志, 虹靈和 瀚慧 大力 協助 整理資料"

相當同意孫窮理要「找到一條更光明的路」,我們確實應該努力,找出一條不是僅僅強調人權這一資產階級民主價值的路,還要找到一條足以建立「階級史觀」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坦途。(雖然我也覺得前面回應講的好,「轉型正義」似乎並不包山包海,不該因為階級史觀的正當就否定了轉型正義的正當)

但是同時身為一個社會主義者與本土派,我常常納悶,難道支持台灣土地上自發且原生的社會主義,就要被一些大中國主義者硬幹蠻上,戴起「推崇文化大革命」這樣一頂,令左統沾沾自喜,卻要讓左獨頻頻蹙眉的大紅帽嗎?

孫窮理一直都是我衷心欽佩的人,我也很少看到他對於台灣島內各種民族主義發表直接的意見(我猜他是有某種國際主義觀點,對於各種民族主義都沒那麼喜歡)。不管孫本人怎麼看待民族主義問題,我實在想請教上面這位先生,孫瓊理只不過試著在台灣左派歷史中,指出一條也許通向社會主義光明的路,為何您就要急著替他表態、說其「對祖國中國共產黨心嚮往之」,這中間到底有甚麼解讀上的依據呢?也許是我資質駑鈍,能不能麻煩你說清楚文章裡有甚麼地方在歡慶你那個現在無比集權的「祖國」?

我想,各種民族主義,包括台灣或中國的民族主義,終究是屬於個人的自由信仰,我們很難在此討論信仰的對錯。但是如果有人喜歡把文化大革命想成革命而不是屠殺,雖然明顯悖於歷史,但基本上也屬於他家的事情,我們無從干預。但是,如果真的有那麼一條,社會主義的光明路,我想,再怎麼繞圈子,也不會走到現在這個比美國還資本主義、比台灣還獨裁專制的偉大祖國那邊去吧?

樓上邏輯混亂。

左統並不反對台灣「土地」上「自發」且「原生」的社會「主義」,但「自發」的反抗運動既然已上升至「主義」即「自為」階段,就已經不是自發本能的運動。群眾的政治覺悟極為重要,否則只能停留在體制內改良主義階段。

許多左統並不否定「文革」,否定「文革」的左統其實已淪為右統,但部分右統強調反帝,有其一定的進步性。

毛主義本質上和左獨對立,雖然部分左獨自認毛派,但其實他們較傾向托派,不分主次矛盾,不理解第三世界理論 ,盲目反華,而非強調反修反帝。

孫目前還只是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毛主義本質上和左獨對立"

我在想這裡的毛派指的是毛思想哪個方面?
似乎不是

1.實踐論上的研究與實踐並重
2.群眾路線
3.以本國情勢考量彈性的具體策略,而非僵化教條

之類

是否指涉了只要在國族層面上以台灣為主體出發,便不可能是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