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樓乃潔
我認為吳佳臻小姐在回應《移》文中的論點和我的說詞並沒有太大的衝突，我並沒有否認Dr. Kramer對於通譯者的重視，認為通譯者和第一線人員是讓移民發聲的「戰士」。我也完全同意鄭詩穎和吳小姐對於移民署和法院官方移民權漠視的批判。而我討論的重點在於Dr. Kramer認為弱勢者運動是需要藉由別人來發聲，因為「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的緣故，使得弱勢者對於自身地位不可改變的理解。我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針對Kramer本身對於弱勢者處境理解的批評。他將演講的重點放在於已開發國家比較開發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的「文化現象觀察」，如謝怡玲教授所說。比如他認為印度所有的「不可接觸」階層，中東女性壓迫，和他在香港友人家與菲傭主雇交流的經驗，都代表了他提出的所謂「權力距離」的現象。而我的問題在於，從建設性面來討論，「權力距離」到底是什麼？
以我的了解，Kramer認為權力距離是一種文化造成的差異，他並且表示西方國家的權力距離比較起非西方國家的權力距離還來得短，這樣的差異也表現在文化上的不同，比如發展中和未發展國家如何傾向於有機性談論（organic talk），而已發展國家傾向於工具式談論（instrumental talk）的現象。他並且認為目前全球有權力距離縮短的傾向，是由於「歐洲文藝復興」散佈的影響（依我自己現場的筆記，他是說： "Power dista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decreasing, because European Renaissance is spreading…”）我不同意這個進步西方國家的論述，從全球經濟結構面來看，以歐美資本企業主導下已開發國家資方和弱勢國家勞方之間複雜的不平等種族和性別關係，完全和Kramer「西方國家權力距離較短」這套言論不一致。我認為權力距離不可以這般粗操簡略的「西方vs.東方」來看待，而需要去看權力階級全球的總體性。如此東/西文化表面的武斷紛歧，只會造成「進步西方」vs.「退步東方」的論述。Kramer甚至用「歐洲文藝復興的散佈」來解釋全球上權力距離縮短的緣由，以歐洲中心主義的論述，再次忽略了弱勢國家人民長期對抗這種經濟和文化體系下的改革和反抗。
此外，在通譯和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實務上，我們究竟該去如何處理這樣的權力差距？是如鄭小姐在《回應》文中所對於Dr. Kramer解說的：「不同權力距離的社會中對處理事情有不同的態度，東方社會女性地位可能較為低落、有些國家有種姓階層，做為跨文化溝通的節點（knot）─通譯，雖然有志縮短權力距離，但仍需抱持對當地文化的尊重。」以及「[Kramer教授]在香港友人家裡作客時，雖不滿女主人對待家中菲勞的態度，但他選擇以較為溫和的方式處理、表達，以示尊重。」我們究竟該以「東西方文化差異」來解釋存在於關係中的權力不對等（並且以東方國家的性別權力不等，來隱射西方國家已經沒有這種問題），還是該以勞雇權力的關係去理解已存在的不正義，並站在勞工的角度去爭取權益？
謝教授在《移》一文中的回應中並說：「台灣的新移民是自願移民，台灣並不是殖民社會或是被殖民社會。要探討勞工問題或是移民問題並不是只能從殖民、資本主義壓迫、和政府政策切入。」我想這反應了我認於Kramer演說中的限制。他完全未提及關於這數十年來已發展國家政府（包括台灣），與東南亞國家配合，以低廉工資、延長工時、以及凍結其他的基本勞動權力，來大量吸引外資，所以引起在已發展中國家不斷增長的由開發中/未開發國家來的移工人數，並且造成相當不平等勞資關係對待的緣故。我認為這些不平等是有歷史、物質、政策（historical, material, and political）根據的，而非一個輕易並且模糊的「權力距離」就可以帶過。
Kramer以這樣所謂對於時間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導致開發中和未開發國家如何「有時間生很多的小孩」這件事情，來解釋不斷增長的移工數量和現今移工的處境。我對於此言論也百思不解，更無法忘記Kramer在訴說這段話後竊笑的表情。這也許是我自身在美國的移民經驗導致我對相關言論的過度敏感？有關這點，我很願意協同主辦單位騰錄完整的原文錄音檔，以還原演說現場，以正視聽。對我來說，Kramer的這個退步東方的論述，應和了他以「歐洲文藝復興」來解釋歐美進步文化的緣由，述說歐美國家是如何地不再接受奴隸、次等人種、以及活神（我的現場筆記中寫到Kramer said: “In America, we don’t accept slaves, sub-humans or living God anymore..."）──對比著具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伊斯蘭教國家和有奴隸制度的印度。我不禁懷疑，難道移工因為當地環境經濟發展不均而來台做家事工的群體現象，只是簡單的人口分布學和時間文化價值觀可以解釋的嗎？又，這樣權力和經濟上不等的現象，是可以從表面上西方國家學習非西方國家對於時間的概念和有機性談論（organic talk）而改變的嗎？
我的文章中主要想要批評的，就是如此台灣政府對於這類美國知識的盲目崇拜，而完全不去檢討歐美國家自己移民政策上的種族歧視和不公。Kramer在演講中不斷將美國比喻做一個進步、民主的國家，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作為對比，我仍是要強調這演講中，這般武斷的東/西文化分歧的，忽視在這樣資本全球化的體制下，已發展國家的政策深深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政策，尤其是低階勞動者。
回應
公平、公評
我可以說Dr. Kramer是受我鼓勵，所以到移民署分享我們多年的學術理念。台灣是我關懷的土地，也是孕育我的地方，有機會我很希望能多回饋、貢獻。在這樣的心態下，我們接受南洋姐妹會、師大譯研所和移民署的邀請演講。
我們的學術立場絕對可以接受公評
http://faculty-staff.ou.edu/K/Eric.M.Kramer-1/
http://faculty-staff.ou.edu/H/I-Ling.Hsieh-1/
網站有Dr. Kramer二十多年來的學術著作，他的學術研究決不是二分法的看東西方，他的學術影響也橫跨東方、中東、東歐等文化政策領域。多說無益，我們把自己的學術著作和學術生命放在網站上接受公評。
學術和政策的思辨、社會的發展，需要雅量更需要智慧。作為學者，閱聽眾文本的解讀，以不是作者所能控制。因為我在場，聽懂英文也聽懂中文的演講，我只能說劉小姐對演講的內容的誤解和錯置是我所無法了解的。Kramer應邀談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性。劉小姐覺得我們言論是自由主義種族歧視（這是頂難以承擔的大帽子）、應多談殖民主義造成的強弱權國家不平等現象，這些我會轉達給Kramer。
現象觀察本來就應該有很多的切入點，多方的觀察和探討應該是相輔相成，而不該是相互排擠的。西方有句話說：When all you have is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如果你只有一把鎚，就常會把所有的問題都看成釘子）。多了新觀點，世界會更多元、精彩。
對台灣的熱情仍在，我們的學術永遠是站在弱勢的立場，社會正義是引領我們學術發展的導航針。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不要這樣啦,被批評一下就用愛台灣來回應！
就演講內容來就事論事吧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我想「進步西方」和「退步東方」是劉小姐的解讀，Kramer絕對不是這樣二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的。
跨文化研究的困難點在於如何在認識各文化的差異性的同時，避免強加自我主觀價值的介入?文化如果真無高下之分，是否還有真理存在?這是所有跨文化研究者面臨的課題。
如果，我們應該尊重各文化的多元性，是不是就應該接受中東文化有的榮譽殺人(honor kilings)的傳統或對女性地位低下(要求女性蒙面或禁止女性開車或投票)的態度?那某些非洲部落對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傳統風俗又該如何面對?又好比，種族歧視的言論是否會因發表的地點的不同(如之前顧玉玲小姐所言:「Kramer教授的發言，不是在標榜多元文化、由移民署主辦的正式會議出現，也不致令人反彈。」)，就應該被接受?
我們該如何誠實面對文化的差異性，又避免殖民主義式的強家自己的價值觀於他人文化?這是劉小姐點出的重要課題。弔詭的是，希望縮短權力距離，認為低下階級有權也有必要為自己倡言、暢權是非常西方的觀念。Kramer點出西方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知識的掌控權的解放，產生中產階級，這種自我倡權的概念才得以形成。美國女性到1920年才獲得投票權，中國到近百年才廢除帝制，日本也還有天皇體系。並不是每個文化的個體都覺得自己需要自我倡言、倡權。
如果劉小姐認為，在東方，權力距離縮短不應該歸咎於文藝復興，那麼應該是什麼樣的文化現象造成這種發展?這是可以供學者討論的。
Kramer上研究所的課或遇到東方學者，最常問的問題之一是: 現代化(或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否可能不被西方化? Is modernization possible without westernization? Can we modernize without being westernized? 劉小姐的不平，或者來自於此。這其實也是各位可以在帶領社會追求平權、社會正義時可以思考和努力的課題。
認識文化的不同，需要確實陳述事實(沒有價值評量)。所以，「歐美國家是如何地不再接受奴隸、次等人種、以及活神 」是對現實的陳述。沒有所謂的進步西方的義涵，也沒有鄙視其他文化的態度。事實上，Kramer在他的著作也探討過因為西方少了對事物的崇敬感(萬事工具化、物質化)，少了敬天仰神的態度，而面臨的現代危機(如對自然的破壞和對能源的濫用)，這是因為西方物質主義發展所面臨的存在危機。
Kramer提及以開發社會的高齡化，以致於必須接受移民是對文化現象的觀察。開發中的國家的自願移民也是不可爭的事實。這並沒有好壞評價。是對文化現象的觀察。劉小姐在意的是如何避免因為資源不對等而對勞工造成的剝削，這其實超出Kramer當天講題範圍(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性)。但我對印度教育部長對高等人才外流美國的回答很佩服，他說:「外流美國又何妨?的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留下這些人。但是，我們發現這些人只要他們還愛這塊土地，根還在這裡，總有一天，他們的成功會回饋到印度。事實也證明如此，他們在美國的成就使得他們可以回印度開公司、改善我們的經濟。」這句話，我多年前聽到，很佩服他的大器，也期許自己有天可以回饋台灣。
陳述事實，不應負與價值評價。不要認為提及西方，就是說西方是好的，實際上Kramer也常用西方的例子來引以為鑑，西方的錯誤就不要再讓東方重蹈覆轍。
西方對日本的鎖國以武力回應，中國的八國聯軍，都是西方要求皇帝(天皇)必須和外交官直接對談的影響，這些影響進而影響到東方的民主思維(認為人人平等，可自我倡權)。但是，這正是劉小姐口中的殖民主義的價值觀。
如果要避免強加自己民族中心的價值觀，又要影響他人文化，該如何進行?這也就是為什麼Kramer會說和其他文化開放討論、溝通，也就是為什麼他並沒有當場激烈反抗，而是透過和香港家裡的友人溝通對女傭權力不平等的現狀。Kramer是個學者，推崇文化多元，也這樣地以尊重他人文化的態度開起溝通的橋樑。
切莫因為Kramer是西方的學者，是白人就認為他是以西方、白人的優勢在談跨文化現象(就好比男性學者一樣可以是優秀的女性主譯研究者一樣)。Kramer的太太(我)是台灣人，有兩個聰明優秀的台灣混血小孩，儘管他的研究注重跨文化的全球現象，台灣(東方)對他絕對不是強加價值觀的歧視對象。
我在想其實，這一切討論如果Kramer懂中文，可以直接和各位溝通多好。這樣他就不需要靠我翻譯，可以自己為自己發言、倡權。語言障礙造成的權力距離，是外籍配偶面對的難題，我想Kramer和在場的外配都感觸很深吧。
Rethinking Modernity
我是路人，從FB連過來，拜讀幾位數篇來回。因為不在現場，沒有看到逐字稿前，無法輕言誰是誰非。不過貫穿雙邊爭議的幾個核心概念，諸如「權力距離」、「現代性」、「殖民」、「東方vs西方」，有些話，或能分享。
Kramer 教授講的權力距離，我有直觀體會。昨晚跟一個上海朋友對話，談到她來台昇學擔心碰到的行政障礙。「如果有這樣官僚現象，可投書報紙，就會引起討論跟處理，」我說。她楞了一下直傻笑，說從沒想過可以這樣。
這，應該就是權力距離。
確實，在引入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的國家，如台灣，權力意識提升，民眾跟當權者的權力距離拉短，這是「政治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向度。
可是談到歐美「政治現代性」的崛起，卻不能忽視，西方「國內」權力距離的縮短，卻是伴隨著這些權力核心，與亞、非、美澳原至民之間，某種「長距離權力關係」的浮現。
而追問其物質基礎，走向富裕繁榮的西歐「經濟現代性」（工業革命下的資本主義），也是建築在，對亞非美澳等地的殖民經濟宰制 -- 包括資源的佔據掠奪，市場（包括鴉片）的壟斷牟利，甚至是，對亞非人種的大規模奴役（這是歐洲人真正可以脫奴為人的結構因素，而不只是所謂啟蒙思想）。
換個角度形容，整個「西方現代性」的崛起，具有龐大的外部性（殖民、奴役）。歐洲人走向文明的悠哉從容，就像坐在冷氣房，是把廢熱全部排到亞非美澳的原住民身上。然而，目前西方文獻對現代性的論述，包括謝老師為夫代言的言辭，都下意識地把現代性當成一個「純西方」的現象。這就像只看見在歐美冷氣房中的舒適，而沒有看見冷氣機背後的酷熱。
尤有甚者，殖民秩序下對亞非長達百餘年的宰制（更不用說對美澳原住民的屠殺），除了經濟上的掠奪，還有三種更深遠的影響：
一，是殖民政治秩序的穿透，阻礙亞非各國，對現代化途徑的自我摸索。使其在解殖民後的這幾十年，才在動盪中學習。
二，是延續自殖民時代的經濟秩序，至今，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變體（新自由主義、貨幣戰爭、外資投資、智財權、碳稅，能源壟斷），「再製」這種經濟權力結構，致使亞非各國，除了極少數，都不曾享受過西方現代性崛起時，那種經濟上的充裕。
三，最深層的，是殖民經驗在文化與心智層面的滲透，自然而然地，留下對西方現代的崇拜與臣服，這種心態，反映在（包括台灣今天）許多人對西方標準毫無批判反思的挪用。
這是一筆算不清的歷史大帳。
印裔英籍的學者Gurminder K. Bhambra，在2008年出版的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書中，力陳的論點之一，正是「現代性」與「殖民奴役」本為一體。每當談起歐美的文明進步時，我們不能忘記，背後有多少在亞非地區的殘暴宰制，直到今天亦復如是。想想阿富汗過去八年死亡的十多萬人吧，他們面對美軍的collateral damage時，面對的權力距離，到底有多遠？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在美國，跨文化研究其實是有許多次領域的。其中包含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著重人際關係下的跨文化互動，如我當天對口譯人員在跨文化場域和醫生和病人的互動),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著重文化和文化間的互動，探討文化的差異性和價值觀，以及因其價值觀所造成的影響，如Kramer當天的演講), 和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著重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以國[而非文化]為單位，探討可能相關的勞工、資源分配、環境汙染等議題。這似乎是劉小姐在意的層面).
前文點出Kramer探討的是文化各體的內部現象，劉小姐卻是以跨國的角度檢視、批判Kramer探討的內容。對我而言，知識就是知識，我不覺得有什麼是【美國知識】或是西方知識，就如同科學或人權，也沒有東西之別。我了解，學術、學者各有觀點本來是常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尤然，但求在真理越辯越明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出彼此的共通點，在彼此借力使力的過程中追求社會公義。
當Kramer問Can we modernize withing being westernized?(現代化過程中可否不接受西方價值和理念，不被西方化?)其實就是企圖跳脫西方的觀點來檢是西方化。西方文藝復興造成啟蒙、個人主義的風行，也進而崇尚個人價值和理念(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也因為西方殖民的擴張影響他國(東方)思維。
東方各國面臨的困難是多重的。一方面承襲西方個人主義，認為人人平等、自我倡權是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又必須避免西方霸權壟斷、影響本土知識和文化(甚至是經濟)的發展。其實這其中有其難處。
Kramer建議我和大家分享他的幾個著作。其實他對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也有獨特見解，只是這著實超出當天的講題範圍。
Kramer, E. M., Kim, T. (2009). The global network of players. In J. M. Choi & J. W. Murphy Eds.), Globalis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critical reflection (pp. 183-211). Delhi, India: Aakar.
http://erickramer.net/download/papers/Kramer2009-global%20network.pdf
這是Kramer對資本主義盛行，導致各國(nations)在經濟、政治、勞工上與資本家(capitalists)的拉鋸戰中節節敗退的討論。傳統思考認為這是(國與國之間)跨國、跨文化的剝削，如之前探討西方對東方、殖民對被殖民的剝削。但資本主義造成的資本家在面對各國經濟時，其實是跨國思考、剝削的，幾個美國(營業額)最大的公司居然報稅時可以不需要繳稅，就是美國面對資本家敗戰的狀況。
Kramer, E. M. (2004). Vanishing meaning, the ideology of value-addi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broadb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J. M. Choi, J. W. Murphy & M. J. Caro (Eds.),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pp. 87-108). Westport, CT: Praeger.
http://erickramer.net/download/papers/broadband2004.pdf
這是Kramer對於全球化趨勢對世界貿易、全球經濟、政治乃至科技發展造成貧富差距的精闢討論。
如果有空，可以參訪他的著作
http://erickramer.net/vitae/publications.htm
你會發現他的著作發表並不侷限於美國，在日本、印度、東歐都有他的出版品。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問Can we modernize withing being westernized?
Out!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2986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如果跟台灣人結婚，身下兩個漂亮優秀的混血小孩
就等於不會有歧視的話，那姊妹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還是那一段是在婊姊妹會？！
我一直不懂的是，一直叫大家去看他的著作幹嘛？
他的著作等於那天的演講嗎？寫了一堆文章又代表什麼呢？
我們現在知道他很厲害、著作很多、指導了一堆跨國學生
還娶了一個台灣老婆，生了漂亮優秀的混血小孩
但這些怎麼會全部拿來佐證他那天的發言沒有歧視
還有，知識從頭到尾就不只是知識好嗎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努力看完這一連串的討論，說實在，天資駑鈍的我實在不是很能進入那些學術名詞。不過，對於謝的回應中提及「希望縮短權力距離，認為低下階級有權也有必要為自己倡言、暢權是非常西方的觀念。Kramer點出西方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知識的掌控權的解放，產生中產階級，這種自我倡權的概念才得以形成。」的史觀，我個人是不太認同把西方發展脈絡裡的倡權（姑且不論歸咎於文藝復興對不對）跟當下劉文要說的「低下階級有權也有必要為自己倡言」混為一談。這好像是強把幾百年前的某一根火柴，跟被西方殖民／壓破的東方世界裡出現反抗的那一把火硬說成有必然的因果相關，很怪。希望我沒理解錯。
Re: 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對於
All we do is for our dream, not for war, right?
知識浩瀚無涯, 而無論我們花了多少功夫, 心血, 我們知道的也都只是冰山一角, 你了解的與我明白的並不相同, 但是不就是學習好的方面,至於覺得不好的部分, 我們尊重或是有機會交流告知, 因為別人的意見或許就是我們沒注意或是不了解的面向, 人與人思想的差異是存在的事實,可是交流討論分享,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希望共同培育的希望的綠芽能夠健康完好成長,而諸位正在做的不就是找出好的養分與配方來給予滋養嗎? 若在給綠芽澆水要先爭吵到底誰要先提水,或是爭吵自家的井水才自家的井水的營養才夠的話, 那恐怕等澆水時綠芽早已枯乾, 而等待綠芽長成樹的時間也遙遙無期，我也只是共同餵養希望的其中一人而已。我們可以想見我們追求希望的路程有多遠，要多少人的接力才能完成，可是現在連達到路程的一半都不知道有沒有。
加薩種族滅絕與參與「民主同盟」的想定
加薩種族滅絕與參與「民主同盟」的想定
2024-02-29 苦勞網 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英國巴勒斯坦團結運動成員
一
自2023年10月7日美國和以色列地毯式轟炸加薩以來，截至2024年2月27日加薩死亡人數至少為29,782人，其中包括超過12,300名兒童、8,400名女性，婦孺所佔比率高達七成。此一死亡數字為低估，因為困於斷垣殘壁、經通報列為失蹤人口者已逾7,000人。加薩實際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36,000人。
就以色列而言，脫水、飢餓，放任疫病擴散是厲行種族滅絕最有效的武器。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主席吉奧拉艾蘭（Giora Eiland）直言：「人道災難與嚴重疫病在加薩南部盛行，可使以色列勝利在望，並減少以色列國防軍的傷亡。」資產階級及其媒體、學者，僅視轟炸所致的傷亡為「反恐戰爭」的結果。至於加薩民眾死於脫水，死於飢餓，死於基礎建設、公衛系統崩壞，死於失溫，死於傳染病，即使死亡人數超過空襲，僅僅是「連帶損失，無可厚非」。
二
對台灣民眾來說，脫水、饑餓、失溫、疫病，哀鴻遍野，非常遙遠。對於巴勒斯坦人民而言，死亡卻是殘酷日常。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數據顯示，由於食物和飲水供應快速減少，90%加薩民眾每人每天進食份量不足一餐。高達90%的5歲以下孩童受到一種或多種傳染病的影響，其中70%的兒童在過去14天內曾出現腹瀉。
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有三個虛弱孩子，一天有一頓稀飯可吃已是奢求。兩個幼子因營養不良，奄奄一息。身為家長，你會提供僅有的食物給最病弱、僅存一息的兩名幼子而犧牲長子，或是犧牲兩名命在旦夕的幼子以保全存活機會較大的長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論做何決定，家長都會終身陷於心理創傷與罪惡感之中。
三
設想，若你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空襲後，你從斷垣殘壁救出幼女。她因嚴重創傷，必須截肢。不立時送醫急救，必然喪命。
而截肢手術，卻必須在無麻醉、無消毒、沒水、沒電的情況下進行。由於缺水、缺酒精，醫護人員無法洗手、消毒，醫院成了傳播疾病而非治療疾病之所。一旦動了手術，蠅蛆會於手術後一天佈滿傷口，繼而造成器官機能失調、感染而死。你會怎麼抉擇？是什麼體制使你必須經歷這種徹骨之痛、生離死別？
四
依據各國官方統計，自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以來，迄今死亡人數為700萬人。《經濟學人》於2024年2月26日指出，全球超額死亡人數近3,000萬人。
不僅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超額死亡，以政策手段蓄意摧毀基礎建設、公衛系統也會造成超額死亡。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人道主義健康中心於2024年2月共同發佈一項研究結果，研究推估期間為自2024年2月7日至8月6日的6個月，並涵蓋三種不同情境下的加薩人民的超額死亡：停火、現狀以及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
研究結果顯示：在推估期間內，若美國、以色列停火，且加薩未發生流行病的情境，加薩超額死亡將為6,550人。若美國、以色列維持現狀、拒絕停火，加薩的超額死亡人數則是58,260人。若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超額死亡則會達到74,290人。
加薩基礎建設和公衛系統已然化為虀粉，帝國主義國家刻意製造飢荒，此時不論是成人、兒童的免疫系統皆會持續衰退。嚴重營養不良的孩童更是難以抵抗麻疹、霍亂、腦膜炎、小兒麻痺、流感、新冠肺炎等疾病。
同一份研究顯示，一旦加薩爆發疫病，在美國和以色列停火、維持現狀及以色列繼續升級軍事行動的三種情境中，加薩的超額死亡將分別為11,580人、66,720人和85,750人。
五
以禁運、制裁、飢荒、蓄意摧毀基礎建設/公衛系統作為屠戮的手段，由於「殺人不見血」，故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次帝國殲滅敵人的慣用手法。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等由美國所扶植的專制政權自2015年3月入侵葉門至今，就以封鎖葉門領海、領空，斷絕人道救援物資，蹂躪生死。聯合國報告指出，至2021年底葉門戰爭的死亡人數為37.7萬人，推估至2030年時死亡人數將達到130萬。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死於人為的飢荒和疾病、公衛體系崩壞，而非死於沙國的轟炸。
由於飽受次帝國封鎖、禁運、制裁等經濟戰之害，葉門什葉派武裝團體「真主虔信者」（Ansar Allah）遂於紅海攔截開往以色列的貨輪，並要求以色列停止種族滅絕罪行。該團體就是台灣所說的「胡塞組織」（The Houthi movement）。
有別於帝國主義國家針對「邪惡軸心」的宣傳，阿拉伯民眾有自身的受壓迫者國族敘事。從他們的觀點看來，現今美國、英國、加拿大、歐盟、澳洲、以色列等政權都是「種族滅絕軸心」（Axis of Genocide），至於哈瑪斯、真主虔信者、真主黨和伊朗則為「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
六
對於西方而言，加薩和葉門現今最大問題不在於死亡人數太多，而是死亡人數太少。2023年10月7日後，英語媒體已經出現厲行種族滅絕就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諸多討論。英語世界中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一詞，源於納粹所說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由於「最終解決方案」自二戰以來與納粹罪行密不可分，英美官員在公開場合論及巴勒斯坦，向來只用「持久和平」（a long lasting peace）或「兩國方案」等名詞，對「最終解決方案」一詞避之唯恐不及。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湯瑪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於2024年2月20日於安理會上再次否決停火提案時表達：「美國會繼續積極參與直接的外交，直到達成『最終解決方案』（until we reach a final solution）」。美國官員破天荒使用「最終解決方案」，並非口誤或無知，而是真實反映美國以種族滅絕作為政策手段。對於美國矢志師法納粹之事，資產階級媒體目前仍是一片靜默。
七
不同於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巴西、印度等國，台灣並無極右翼團體和政黨，這使人以為：（1）台灣沒有擁抱極右翼的問題、（2）我們並非極端的種族主義者、（3）我們更不會是種族滅絕否定論者（genocide deniers）。這裡所稱的「否定論者」是指：試圖否認或淡化罪證確鑿的種族滅絕罪行規模及嚴重性的人士。
目前在國際上最為惡名昭彰的種族滅絕否定論者包括：土耳其歷任政府否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各國極右翼否認納粹大屠殺。由於美國並未親身策畫、參與這些罪行，所以難以檢驗台灣社會在種族滅絕否定論方面的真實立場。
加薩則不同。台灣資產階級媒體自產的報導、論評、再現皆為加薩種族滅絕否定論，原因不難理解：由於我們與「民主同盟」的關係堅若磐石，任何形式的「疑美論」皆是「中國對台的認知作戰」，我們必須「堅定與民主國家站穩同盟關係，我們並非棋子，而是團結民主支持力量，以使台灣與區域更加安全穩定」。但這不僅只是綠營的觀點，可能也是社會共識。
試想，國際社會究竟要提出何種證據，才能讓台灣的公共電視比照半島電視台一般如實呈現，拜登政府謀畫、主導現今在加薩所發生的種族滅絕罪行？要有何種證據，才會使公視據實顯示，我們的「民主同盟」美國、英國、歐盟傾力提供執行種族滅絕所必須的軍事、情報、財務援助？恐怕沒有任何證據會使公視改變立場。
問題並不出在公視。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不分黨派，向來支持種族隔離、民族壓迫、階級剝削。我方所支持的種族隔離政權，也包括南非（1948-1994）和美國本身。美國南方各州直到1967年皆以法律明文禁止異族通婚，這是經典喜劇《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拍攝當年的實際背景。
八
台灣是次帝國，並無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傳統，所以反戰論述和行動從未跳脫資產階級國族主義的框架。反對台灣淪為戰場，不必然批駁代表次帝國主義「其他選項」的藍營，也不必然反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成為戰場，更未必一一批判「民主同盟」、敵對政權以及我們「自家的」資產階級，更遑論批判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此，不同的反戰個人或團體，或冀望於資產階級「開明派」所推動的政策轉向，或訴諸中產階級的社會溝通，以求避戰；或宣傳多極體系取代單極體系，以「重塑世界和平」。
九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戰爭與生產的社會關係，密不可分。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在戰前所維繫資本積累的體制、政策、知識生產、意識型態，在戰爭期間皆由該階級以類似或不同形式延續。
目前堅定捍衛以色列「自衛權利」和推銷虛假的「兩國方案」的國家與團體，若非帝國、次帝國的資產階級，或美國所扶植的專制政權，或各國極右反猶太團體，就是高度嚮往以色列社會控制、「群眾控制」能力的各類金磚政權。
英美自身足以左右加薩局勢，看不上台灣。不過，如果美國就此事提出要求，屆時我方資產階級不分黨派，必然同仇敵愾。相信公視與所有資產階級媒體也會適時呈現我方「站穩同盟關係，團結民主力量，讓台灣與區域更加安全」的論述。
這是個假設情境。但我們毋須麥卡錫主義者在校園、學界進行政治清洗，更毋須經歷由資產階級所扶植的極右翼團體發動政治動員全面清剿工人團體，就已經能達成高度社會共識。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可以不戰而勝，這應該算是另類的「台灣奇蹟」。我不禁在想：台灣社會所認定的極右範圍、對象在何處？我們所稱的道德標準、政治標準與種族滅絕軸心的區別又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