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的血汗礦藏—
工農夾縫中的中國農二代

責任主編：徐沛然

富士康工人連續自殺事件帶出中國「世界工廠」背後的殘酷事實，台灣資本利用中國社會存在大量「農民工二代」處在農村與都市夾縫中生存的困境；所謂「農民工」指的是在「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制度區分下，在戶籍上屬於農業戶口，但卻離開農村，進入都市工作的人。1978年，中國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瓦解了農村「大鍋飯」的集體制度，將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可以將多餘的糧食出售，也形成了自由市場，增加了農業的產量，同時也開始釋出了大量的勞動力。

他們只要勞動力，不要勞動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女工關懷」（The 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執行委員會主席，多年從事中國勞工研究的潘毅說，是要是工業化就會產生「農民工」，會把勞動力從農村裡拖出來；不過這個過程在中國有其特殊性，那就是世界各國的工業化，都是與都市化同步；不過在中國，這兩段歷程卻是脫鉤的。

「他們只要勞動力，不要勞動者」潘毅說。

在「分田到戶」之後，沿海的這些加工出口區首先把勞動力吸收進去；一般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無產階級化」現象，指的是，工人與生產資料脫離，只剩下身體轉變為勞動力，再透過變賣勞動力所得到的工資，則支應他們在都市中生存之所需；而中國無產階級化到今天還沒有完成，潘毅認為，是中國的「制度不讓它完成，因為這樣對資本有極大的好處」。

卡在「工」、「農」身份之間的「農二代」

「農民工」擁有的是農村的戶籍，除了在制度的歸屬，還屬於農村，理論上，在失業或者退休、離開工作崗位之後，變要回到農村；而更大的問題是他們的收入，遠遠及不上在都市生存，乃至安家落戶的所需；潘毅說，目前沿海都市物價飛漲，已經漸漸逼近台灣、香港這些地方，農民工進入都市無以維生，所以一定得依附在工廠之下，這形成一個「宿舍勞動體制」。

依據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的計算，深圳每月最低生活工資標準是2,293.7元（人民幣）；而富士康的工人每個月領900元底薪，每月加班100小時，才能達到1,700元的工資，工作的狀態是，200多人一條生產線，一天12個小時工作，做一週下來，工人感覺到腦袋是一片空白，人也似乎成為機器的一部份。這樣子賺到的錢卻不足以讓工人可以離開工廠區到深圳生活、而在這樣重度的勞動底下，他們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可以離開廠區，這加深了這個「宿舍勞動體制」的封閉性。

「現在有人說這些『農二代』是『一胎化政策』下的小皇帝，抗壓性低。」潘毅認為，那得從他們生存的社會處境來了解；第一代農民工（指改革開放初期，從農村進入都市工作的工人，約當「農二代」長一輩的工人）的生活、工作條件的確比現在的「農二代」更差；潘毅說，第一代每天工作14個小時，沒有週休；第二代每天工作12小時，週休一日，以前的宿舍是50、60人一間，現在的宿舍是7、8人一間，生活的狀態的確改善了，不過只看這些，老一代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兩代之間產生了什麼變化。

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

潘毅說，現在這一代的農民工他們生活的價值觀是追求城市的，絕對不願意再回到農村，即便回到鄉下，家裏面的長輩、鄰里，也不願這些年輕人再回來，要把他們趕回去，這種「農村價值觀的抽空」，是「農二代」面臨的問題，「農一代」認同的是農村，他們辛勤工作，為的是回去農村蓋房子，給下一代好的生活，讓他們有機會離開農村，而農二代失去了這樣的認同和目標；尤其在像富士康這樣很多人想進去的工廠，工人教育水平比較高，許多是大專畢業，對於都市生活的未來有所憧憬，不過到了富士康，面臨的卻是這樣的工作與生活的條件，「這樣自殺率比較高有什麼奇怪的呢？」、「這是精神和物質上的『圈地』」潘毅說。

「有人質疑既然在富士康待不下去，為什麼不走、要選擇自殺呢？」潘毅說，選擇走的人可多了，根據富士康自己承認的流動率是4%，一年算下來就是48%，差不多要換掉一半的人，深圳富士康40萬工人，一年就有十幾二十萬走掉，這還是富士康的官方數據，潘毅認為，實際的數字可能更高。

農二代在空間上夾在「農村」與「都市」之間，在身份上卡在「農人」和「工人」之間；潘毅以「（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來形容這種現象。

「加薪」的假象與真相

在自殺事件之後，富士康緊急處理，宣佈加薪22%，加上Apple宣佈讓出代工的利潤，加薪的幅度達到三成，這樣的加薪幅度，看起來很嚇人，但是加了薪之後，還是沒有辦法讓工人在都市中生存。事實上，目前官方本來就在計劃從7月1號開始，調高深圳的最低工資，目前深圳特區內外的最低工資分別為1,000與900元人民幣，如果依照計劃，特區內調高10%，成為1,100元，再拉平特區內外的最低工資，使特區外也是1,100元，那麼調薪幅度（900到1,100）也剛剛好是22%；也就是說，郭台銘本來就得調薪，只不過早了政府幾天宣佈而已，這種用「欺瞞」的方式來作危機處理，還想要騙過全球媒體與社會大眾的目光，那也可以算是個世界奇聞了。

潘毅認為，如果要調薪，就要調到足以支應工人在深圳生存的水準，也就是讓「農二代」的「無產階級化」完成，富士康說「沒有強制加班」，但事實上，他們讓工人簽的加班契約，是以「月」為單位的，要不然不加班，要加班一個月就要到100個小時，不是工人自己喜歡加班，而是在這樣的薪資水準下，根本沒有「不加班」這樣的選項；潘毅呼應SACOM的訴求，如果要用調薪的方式，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那就應該要調到2,293.7元以上的水準，同時讓工人在法定的36小時加班時間後，可以達到3,005.5元以上。

附註：就在6月8日股東會前一天，鴻海再宣布自10月1日起，調薪66%，使得一般作業員底薪將達到2,000元水準。相關剪報

工人還是要自己組織起來

而潘毅呼籲富士康要開放中、港、台以及各地的大學生與民間團體入廠調查工人的勞動狀況；目前SACOM也計劃將前往深圳實地調查，潘毅邀請台灣的大學生一起加入。同時，她也呼籲，富士康必須接受工人有自己的工會，目前富士康的工會，是在2006年，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於2007年成立的，但是工會的領導人，根本是郭台銘的秘書，潘毅說，從過去的經驗，工人如果只靠外力進去組織，成功的機率不可能太大，目前中國的狀況，是需要工人自己去了解工會、組織工會。

在深圳，1,200萬的人口中，當地人口只有200萬，這200萬人，與1,000萬來自外地的工作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在這種「半無產階級化」的現象下，城市所扮演的功能，像是住房、醫療、公共建設…等，都只需要提供200萬人的需求；空間與經濟上的區隔，造成卡在都市與農村之間的農二代，成為資本以「軍事化管理」方式榨取勞動力的礦藏，在這種條件下，全球生產鍊上的血汗不會稍停，而我們被跨國資本流動所決定的、日益困難的生存空間，也將一天天侵蝕掉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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