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鐵佬係好漢，沒我地沒繁榮」，這是香港紮鐵工潮中，最常出現的標語，也就是說，沒有紮鐵工人努力付出，香港不會有今日的繁榮景象。
紮鐵工也就是綑綁綱筋的建築業工人，職工盟組織幹事陳昭偉指出，這次工潮，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久的一次，時間長達36天，最後獲得簽訂團體協約、保障860元港元日薪、工時8小時的「慘勝」。
不過，罷工期間一度前來聲援的尼泊爾裔港籍紮鐵工人，卻未獲得同工同酬的承諾和協約。陳昭偉解釋，尼裔港籍紮鐵工向來受到不平等待遇，因為種族歧視，日薪可能只有450元，比起一般紮鐵工少了約三分之一。
擔得起鐵，擔不起家
陳昭偉說，近年香港經濟復甦，陸續出現工人們希望分享經濟成果、要求加薪的呼聲，紮鐵罷工只是其中一種。分析工潮起因，陳說，以往紮鐵工人都由工聯會系統的紮鐵工會與大約30個「蛇頭」（亦即工頭，多數都是紮鐵工人師徒制的傳承師傅），共同商訂日薪「行價」，但1998年紮鐵商成立商會後，不再理會行價規定，造成工人們的日薪，每下愈況，近年已經低到原有1,300元的一半。
同時，工聯會所屬的紮鐵工會，會員只有一百餘人，扣除退休、未繳費的人數，實際可能只有30餘人，20年來，該工會從未替工人爭取應有權益，面對薪資日漸低落，該工會也毫無反應，紮鐵工人要求將日薪調至950元、工時縮短至8小時，紮鐵工會一直未主動介入。
工潮開始後，工人要求工聯會協助罷工，但工聯會的宗旨是「穩定社會」，也不希望出現工人集體行動，於罷工第六天就撤離了。至於職工盟，初期因為在此行業完全無組織基礎，幾乎無法介入，只能從旁協助，在第三天的遊行中，一度有三名職工盟（前）同事被警方逮捕，想以「煽動罷工」的罪名指控，但因沒有證據，最後很快被放。
事實上，陳昭偉解釋，當時紮鐵工人和職工盟間，幾乎彼此無接觸也無信任，很多人都不認識職工盟，根本不可能由職工盟出面，煽動工人們罷工，「沒有人會聽我們的」。
職工盟認為，罷工就是最好的力量，停止老闆進行生產活動，因此持續協助紮鐵工人，以及組織遊行。一度，官方偷偷安排工聯會代表和商會談判，但無結果，工聯會代表事後竟呼籲工人先上工，日後再談判，當然得不到工人的支持，獲喝倒釆。
慢慢，職工盟和工人之間，有了合作信任基礎，罷工持續，初期人數至少有五百人，但之後有些工人因無法因應家庭開支，重新開工，之後人數愈來愈少，最後大約只剩下三百人。職工盟的統籌幹事譚駿賢說，一度他們也擔心，萬一罷工失敗，工人可能會一無所有。
同時，職工盟也動員不同領域網絡，希望激起廣泛社會支持，包括宗教、社運、學術界和學生，紛紛前來支持，紮鐵工潮的基金，最後也募得一百萬港幣。不過，雖然基金看似數額不小，但譚駿賢說，工潮過程中，此基金主要支付罷工遊行的各項基本費用，只有一次發給每位工人300元港幣，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並未成為真正的「罷工基金」，支援罷工期間工人的生活開支。
另外，職工盟後期也改變策略，組織更嚴密的糾察隊，到各地勸工人加入罷工，一去就是一整天，有時難免會生小衝突，最後，陳昭偉說，紮鐵商會被迫讓紮鐵工人的8名代表也參與談判，得到前述的「慘勝」成果。
組織自己的紮鐵工會 11月成立
除了獲致一定成果，紮鐵工人們也在職工盟的協助下，展開組織「自己工會」的行動，目前已有逾500位工人填表格表達願意加入，預計11月會正式成立。譚駿賢說，以往職工盟在傳統行業如建築業、餐飲業等，都未能與工人接觸進行組織，這一次是很好機會。
整體而言，譚駿賢說，紮鐵工潮成功原因，除了有些「地盤」（工地）真的開不了工的基本因素外，還有政治因素。他說，罷工期間，香港特首曾蔭權到澳洲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談及紮鐵工潮，可能也產生一些壓力，我們認為，「胡錦濤也是說給李嘉誠聽的」。
至於香港的民主黨，由於一向反對最低工資，在工潮過程中，「完全沒有立場」。譚駿賢說，反而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梁國雄（長毛），以往經常被批評個人主義，但在這次工潮過程之中，則較懂得分析情勢，主張反對過激行為。
譚駿賢說，這次紮鐵商會與工人們簽署團體協議，是香港第一次，十分重要，另外也讓社會更清楚職工盟和工聯會的立場差別。但陳昭偉認為，工人要有這種意識，要經過鬥爭被工聯會出賣，一般工人沒有經過鬥爭，可能也不太能認識工聯會的問題，但至少這一次，在建築行業裡的工人，應該就很清楚（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