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可行嗎?

2018/03/25
社會學家,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
譯者: 
苦勞網特約記者
【編按】無論有沒有工作、收入多少,每個人、每個月都可以拿到1萬至3萬多新台幣的「收入」,這聽起來是不是很讓人心動呢?「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方案最近在台灣引起熱烈討論,但其究竟是否可行?這樣的措施又是否真的有利於勞工大眾?本文從左翼的批判性觀點切入,分析了不同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方案,指出基本收入除了難以落實,也將產生為市場機制護航的負面效果。文章發表於去年12月28日《雅克賓》(Jacobin)雜誌,原題為"The Case Against a Basic Income"。

在希拉蕊的競選回憶錄《發生什麼事?》一書中,她寫道,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使她著迷」。考慮到她毫無激情的競選活動,她解釋說,雖然她想在競選承諾裡納入UBI的點子,但卻「沒辦法讓收支平衡」,所以她放棄了這個主意。

她的計畫叫做「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Alaska for America)。這裡的阿拉斯加指的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該項計畫在1982年成立,每年都為阿拉斯加州的公民提供石油收入的年度分紅。這項想法在六零年代中期相當風行,曾經由尼克森總統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實施。美國的研究人員曾在紐澤西州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加拿大在七零年代中期也曾在溫尼伯市進行過研究。當時,該提案在歐洲大陸和北美曾引發激烈的辯論,但數十年過後,支持者卻緩慢且穩定地減少。保守派對九零年代福利改革下出現的「工作『福利』」(workfare)與「活化勞動市場」(activation)政策的偏好(主要是由克林頓總統主導),將基本收入變成了烏托邦式的夢想。

但UBI隨著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關注,在過去數十年以來,此一想法獲得了新生。事實上,UBI更已經成為許多社會運動與政府的議程。對於UBI的兩位主要支持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與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來說,「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自動化的新浪潮,以及對生態極限更敏銳的認識結合在一起,使得UBI在世界上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芬蘭的右翼政府正在測試,是否能夠用分配給所有芬蘭公民的基本收入,取代部分的失業救濟制度。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自2017年夏季開始就實施了一項大規模的實驗。在歐洲,荷蘭有最完整的UBI計畫實驗,某些市政府正在測試該計畫對受益人的影響。而在法國,不幸落選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蒙(Benoît Hamon)也將基本收入列入他的關鍵施政措施中。

全球各地的政黨都在公開討論對每個公民分配無條件收入的想法。不論是政治光譜的哪一邊,都指出了不同的假設性優點:右派讚揚UBI能夠擺脫過時的國家官僚體制;左派則以為UBI能夠根絕貧窮。

某種流行的觀點是,一旦出現了「自由」且「具社會意義」的基本收入,那些還在用階級或工業革命等老套行話思考的人,將會與充分體察到「知識經濟」造成經濟與社會深刻變革的人們分道揚鑣。對後者來說,充分就業只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穩定就業也只是過時的盼望,而落伍的雇傭勞動制度,例如社會安全、工會等,都已是陳腔濫調,並對社會進步與個人自由造成了阻礙。對於激進左翼「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t)1理論家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威廉斯(Alex Williams)來說,基本收入構成了「後資本主義」的退路。而自稱為「企業家」的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出版的《給所有人的自由與分紅》啟發了希拉蕊,並在書中認為UBI可以創造「更均衡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人人都可入股分紅』(everyone-gets-a-share)的資本主義。」

針對UBI的研究、試驗與辯論正在倍數增長,使得UBI再度成為「時機成熟」的概念。

矛盾的是,UBI似乎是種危急時刻的需求,在社會退步與緊縮的時刻揮之不去。隨著政治風向轉向右翼,社會運動處在守勢之中,UBI反而大有斬獲。社會收益越是看似高不可攀,UBI就越有道理。植物學家或許會將UBI稱之為「生物指標」:它標誌了新自由主義的進展。在新自由主義轉型後被破壞得越嚴重的地方,對基本收入的支持程度越是增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UBI並不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替代選項,而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投降。事實上,最普遍形式的基本收入,將會使得勞動力普遍地變得不安定,同時擴大不穩定就業的市場範圍——正如同矽谷科技業的「上師」們所希望的那樣。

2016年4月14日,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速食店工人罷工,為更高的基本工資和更好的福利而奮鬥。(圖片:Fibonacci Blue/Flickr)

左翼基本收入的不可能

UBI在經濟上是否可行,雖然基本上是個技術問題,但對於確定其政治特徵來說至關重要。這是因為UBI的效果取決於分配的金額與實施的條件。

斯尼切克和威廉斯在加速主義者的宣言〈發明未來〉中寫道:「UBI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推翻了目前存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權力不對稱。」UBI的確立將能夠使工人「選擇是否要工作⋯⋯UBI因此解除了僱傭勞動的強制性,部分地除去了勞動的商品性質,也因此轉變了勞動與資本的政治關係。」

但作者們堅稱,為了達成UBI上述的效果,它「必須提供足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倘若支付金額不足使人們拒絕工作,UBI將可能降低工資,並創造更多「屎缺」。

儘管規模與實施條件非常重要,但是大量試圖建立UBI制度的文章(包含斯尼切克和威廉斯的著作)都非常少討論這套制度的具體細節。許多基本收入的好處,只有在每月提供豐厚的金額時才能達成,這代表中等或微薄金額的版本將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斯坦丁(Guy Standing)是英國基本收入的先驅,目前則為低金額版本辯護。為了推進他的提案,斯坦丁找上工黨智庫「指南針」(Compass),後者透過數個微觀模擬實驗,以評估在英國背景下實施UBI的效果與可行性。指南針的研究表明,任何基本收入計畫都存在取代現有的、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的風險:這種「完整計畫」的最簡單版本是,每月給予每個成人392美元(約新台幣11,450元),並廢除既存、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制度。這項計畫產生了毀滅性的結果:兒童貧窮率將提高一成,養老金領取者和勞動人口的貧窮率也分別提高了4%和3%。

指南針同時分析了另一項「修正計畫」,即為達到工作年齡的成人提供每月基本收入284英鎊(約新台幣11,715元),另外提供給其他人較少的金額,並且在實施基本收入的同時不取代多數既存的社會計畫。然而,正如同收取稅收的情形,在計算受益人參與這些計劃的資格時,UBI將被算成收入;這種「附加」的結構使得UBI比其他方案更便宜,因為大部分的開支都包含在既有的社會支出中。但這樣一來,也將抑制窮人淨收入的成長。儘管如此,這個版本的總成本(所需要的額外稅額總和),是1,700億英鎊,或者說英國GDP的6.5%,這正是當前斯坦丁推動的版本。

儘管財政上的投入(英國GDP的6.5%,或幾乎是美國目前花在軍費上的GDP數額的兩倍)將帶來新體系的實現,但結果卻非常讓人失望。雖然兒童貧困率從16%下降到了9%,但勞動年齡的人口貧窮率卻只下降不到2%(13.9%降到12%),養老金領取者僅下降1%(14.9%降到14.1%)。組織起來的大筆資金對貧困只產生有限的作用,也並沒有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帶來特別的好處。正如同經濟學家高夫(Ian Gough)所說,UBI的想法看似一個「強大的新稅收引擎」,卻只「推得動一台小推車」。

我們若認為任何已開發國家只需要1%的GDP就能終結貧窮,那麼此一事實將更加顯著。針對所有失業者(不論其家庭結構中的地位)發給的個人失業救濟金(金額設定在貧窮線,即每月約新台幣35,060元),不只將使所有人擺脫貧困,還會結束「工作『福利』」政策,挑戰家庭結構的規範層面,並從根本意義上改變勞動力市場。所有這些的開支,比UBI所需的經費少了約六到三十五倍的費用。

同樣的批評適用於范‧帕雷斯的中等版本。范‧帕雷斯是基本收入全球網(BIEN)的創辦人之一,該組織自八零年代中期就開始持續推動UBI。范‧帕雷斯要求應有600歐元(約新台幣21,620元)的「基本」收入。類似斯坦丁的版本,它完全沒有增加既存的社會收益。在類似比利時這樣的國家,范‧帕雷斯的計畫將造成超過GDP的6%以上的成本,但比利時已經存在高度的社會支出與福利水平——而這是一套無法增加絕大多數仰賴社會服務的人的微薄收入的系統。對一項常常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措施而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試行UBI的過程中,芬蘭載明其「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激勵人們「接受低薪與低生產力的工作」以便「促進就業」。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追求一個更大方的版本,更接近反資本主義者或加速主義者的提案,就好比法國經濟學家穆立-普東(Yann Moulier-Boutang)的提議,他的版本的UBI建議每月給付每個公民1,100歐元(約新台幣39,580元),作為現有福利的外加。

在法國,這將帶來8,710億歐元的支出,佔GDP的三成五。當法國社會黨智庫讓‧若海斯基金會(Fondation Jean Jaurès)估計每月1,000歐元的UBI帶來的財務影響時,它估計UBI計畫將會用掉現存所有的社會支出,包含退休金、失業與社會援助等,更要用到國民教育與健康保險的預算。簡單來說,這個版本的UBI可能很難見到明天的陽光。

穆立-普東自己也承認這點,他寫道,儘管「還必須要製作詳盡的資產負債平衡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有的所得稅體系,只能夠為這項計畫實行的一小部分提供資金。」為了解決這項問題,穆立-普東建議透過5%的金融交易稅取代現存稅收制度(包含累進所得稅),他將此舉稱之為一種「財政革命」,將可以「減少預算赤字」,同時又「保持目前的社會水平支出,並增加871億歐元的UBI資金。」

穆立-普東神奇的計算聽起來很誘人,但金融交易稅永遠不可能收到如此大的數額。雖然金融交易的總量龐大(目前約為GDP的十倍),但這正是因為金融交易的稅率並非5%。由於金融交易通常是為了實現低達百分之零點幾的套利所進行,因此若是我們採用穆立-普東提議的單一稅率,金融交易將會停止。相較之下,「托賓稅」(Tobin tax)是目前唯一嚴肅考慮的金融交易稅,通常預計最多為0.05%至0.2%(比穆立-普東的建議小一百倍),其專門設計用於減少投機(也因此包含交易)行為。

除非減少其他事物的資金投入,否則沒有任何經濟體能夠給付慷慨的基本收入。我們要不是採用影響力高度可疑的最低限度版本,要不就得消除所有其他的社會支出,並在實際上創造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天堂。面對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質疑UBI的合理性,正如馬丁內利(Luke Martinelli)說的那樣:「付得起的UBI是不夠的,而足夠的UBI是付不起的。」

在我們徹底改變我們的經濟前,我們不能夠在國家已經花費了一半以上的GDP的情況下,再支出一項得花費三成五GDP的措施。顯而易見的是,要建立充足水準的UBI,必須先打破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著將UBI視為社會改革的「手段」,根本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許多基本收入的辯詞都可以被歸類為格斯(Raymond Geuss)所稱的「非現實政治哲學」(nonre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也就是從現實世界與真實人物的完全抽象中所形成的觀點,更徹底「脫離現實政治」——就像是把羅爾斯的正義模型當作發想靈感的范.帕雷斯等人。

如果UBI開始成形,目前的權力關係將有利於那些具有經濟實力,並想透過弱化現存社會保障制度與勞動力市場管制而獲利的人。誰來決定給付的每月數額?誰來決定UBI的規則與條件?在今天的權力關係中誰會得到好處?顯然不會是工人。

工作的危機?

談到工作時,范‧帕雷斯喜歡引述醫師凱伯(Jan Pieter Kuiper)的話,後者在七零年代發起了關於荷蘭基本收入的辯論,凱伯認為:「有些我的病人是因為工作太多而生病,有另一些則是因為無法找到工作而生病。」這個矛盾貫穿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並激勵了范‧帕雷斯和他的許多追隨者。

UBI將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那些工作太多的人⋯⋯將會少點工作,以免厭世、又可以喘口氣,為新工作再充電,或是照顧他們心愛的人。因此釋出的工作則可以交由別人進行。」也就是說,UBI的目的不在「減少工作,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工作」,這正是傳統的工人運動所爭取的,UBI反而是讓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選擇做多少工作,支持者將其視為獲得更和諧的工作分配的方式。這個目標看似明智,但其實也帶來了不少疑惑。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UBI可能會造成激化雇主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趨勢的風險。

今日的勞動力市場有高度分層的現象:某些人可以取得好工作,但同時另一些人則面臨嚴酷的競爭,他們只能謀得不安定、不穩定的工作。微薄或者中等的UBI(因為金額太低,人們無法拒絕工作機會)可能會使最沒有競爭條件的人陷入更加嚴峻的危險處境。正如馬丁內利所說:

這類工人沒有退場的選項,又因為他們處在相對於雇主來說的弱勢談判地位,這意味著如果其他工人因為無條件給付而願意減少他們的工資,基本收入最終可能會惡化弱勢工人的微薄工資與貧窮處境。

馬丁內利強調:「基本收入有『強化低薪問題,並補助那些慣老闆』的危險,還可能造成爛工作爆增。」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有好工作的人將可以繼續過著充實美滿的人生,再額外加上UBI的補助;與此同時,其他人卻必須要把UBI和一份或好幾份爛工作的低薪合起來才能過活。也就是說,UBI不會試圖幫助那些沒有工作的人立刻拿到一份工作,或是改善他們既有的工作。顯然,所有證據都表明這項提議只會幫倒忙:UBI就好比戰爭機器,將會造成工資降低與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基本收入的這一個面向並不新鮮:這也解釋了為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為何會提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2形式的UBI。相對於在失業問題上低估工資角色的凱因斯(John Keynes),斯蒂格勒在1946年的知名論文〈最低工資管制的經濟學〉中主張最低工資將會降低就業率。他呼籲政府應該廢除最低工資的管制,如此一來,勞動者就能夠接受不超過市場價格的工資。

斯蒂格勒的負所得稅將可以使收入成長到特定的水平,並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低薪工作,卻同時能擁有在貧窮線以上的生活。事實上,這套系統保證了工人的最低收入,而不會影響到工資的價格。正如弗里曼在1956年提到的那樣,這套計畫「在通過市場運作的同時,並不會扭曲市場或阻礙其運作」,正如同當時凱因斯的計畫所做的那樣。

至今,人們仍常常在UBI的倡議者那兒看到他們用上這類新古典主義者關於就業的陳腔濫調。例如,我們只能對范‧帕雷斯和范德波特在他們最近出版的《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一書中的可疑論斷感到驚訝,像是「在薪資水準受到最低工資管制、團體談判和慷慨的就業保險的嚴密保障之下,其結果往往導致大量的職缺流失。」

我們不應該從下述前提出發,即過高的工資會擾亂經濟的最優均衡,並導致失業。這正是我們應該積極挑戰的念頭。實際上,近來的研究大大地顛覆了這些主張。與新古典主義的預測相反,稅收運作最健全的國家就業率最高,因為所得稅為社會服務提供了經費,進而促進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對婦女來說)的參與率。

誰來工作?

讓我們想像一下,或許在帳面數據上,我們可能可以建立一個夠高的UBI,並讓我們所有人都不必工作。假設我們可以擁有這種大方的基本收入,並且仍擁有強大的福利國家,這必定會顛覆目前的整個局面。然而,這個烏托邦的存在卻必須要仰賴兩個有問題的假設。

首先,UBI的烏托邦假定失業的人不想工作,或是同樣樂於接受慷慨的每月支票。但要是這是錯的呢?「我們應該減少對工作的依賴,而不是爭取就業」的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多數人是想要工作的。阿克曼(Seth Ackerman)也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失業者的絕望形同虛假意識,而這種虛假意識可以透過呼籲大家不工作破除。

這種說法只是對工作議題的錯誤闡釋。關於工作,更深刻的思考層次在於:工作並不只是賺錢而已。這不只是種「工作狂意識形態」(pro-work ideology),而且還是以大規模分工為基礎的社會中的客觀條件。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為集體的生產自我付出,這個社會對收入和工作有著一定的分配方式。人們顯然擔心收入的不平等,但他們不也擔心工作的不平等嗎?這正是阿克曼的看法,「只要社會再生產需要異化勞動,總會有要求每個人擔起平等工作責任的社會需求,並讓那些(不論任何理由)能工作卻不工作的人感到不安。」

這也就是為什麼普遍的工作保證以及減少工時仍是任何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目標。減少全體工人的工時,不論政治上或社會上來說,都比創造更多社會分隔的失業工人群體更可取,因為後面一種狀況會對就業者造成嚴重的後果。不難想像的是,這種情形會如何在工人階級之中造成分裂——正如同過去數十年來的狀況一樣。

其次,這樣「烏托邦」式的UBI造成了關於如何分配工作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分工的問題):我們如何在一個我們可以選擇不工作的社會中,確定工作的分配?在資本主義之下,分工以殘酷的手段固定下來,將大部分人口貶低到艱難、低薪,卻對社會具有高度價值的工作裡。相對之下,「烏托邦」式的UBI單單假設了一個從工作的需要中解放的社會,個人慾望的自發性組合將有助於社會分工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個人有了全新的自由去選擇什麼是他們想做的,而這將會自動地產生完美運作的分工。不過,這個期待只是個假設且尚未被證明。

若要設想一個工作分配不再被強制決定的社會,那麼我們將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本身。而為了讓工作變得更具有意義和吸引力,對於工作的重新思考將只會指向解放的方向。在工作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本質的社會裡(不只在工作分配,也在工作內容裡),轉變這個本質已是最基本的任務。

給錢了事,還是去商品化?

除了討論可行性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外,我們必須提出更根本的問題:35%的GDP的最好用法就是發給全體人口每人1,100歐元嗎?難道對抗資本主義的最好方式不是限制其運作的範圍嗎?與此相反,建立基本收入後,將只容許讓每個人參與在市場裡。

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已不只是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雖然不平等最受關注,但這只是資本主義的次要特徵。資本主義最顯著(但也是最激烈)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使得市場交易成為我們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如此一來,資本主義將金錢轉換為幾乎是唯一有效的交換媒介,並使得大多數人必須依賴資本,強化老闆與工人間根本的不對稱權力關係。這種深刻的不平等關係透過強大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不只使得勞動領域的人們居於從屬地位,更將其排除在外。

在十九世紀末,左派人士非常理解這個問題。福利國家試圖限制市場與經濟力量可以運作的範圍。倘若工業化造成只有所有權人擁有充分的物權,社會安全與失業保險制度也就因此建立起來了,這也就是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謂的「社會所有權」(social property),標誌著「國家的新功能、權利的新形式,以及財產的新概念的出現」。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的解釋,平等不可能「不透過限制競爭市場的自由」,或是不透過開放免於市場需要的社會化空間而實現。換句話說,對左派而言,市場擴張的經濟後果(同時也是政治的與文化的後果)絕不可能與質疑市場本身的運作邏輯分開看待。

雖然上述觀點在自七零年代早期以來受到劇烈的挫折,但卻仍提供了我們一個與當前新自由主義共識截然不同的觀點。其終極目標不在於讓競爭更加「公平」、更少「歧視」或更不受「規範」。相反地,它的目標是縮小競爭存在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自由並不代表進入市場的能力,而是減少其運作空間的能力。

希拉蕊說得對,她的確低估了「遠大理想」的力量。但這不意味著UBI就會是我們需要的遠大理想。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戰後的解放性遺產。二戰後建立的制度性工作型態並不只是穩定或緩和了資本主義。它們是真正的民主與和平的社會要素的雛形,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不會佔據當前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根據過去的經驗,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柯賓(Jeremy Corbyn)近來的成功,可能代表通往社會主義政治的復興的大門正逐漸敞開。

烏托邦並非難以企及——反而比我們想得更唾手可及。

  • 1. 【譯註】加速主義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支,他們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世界發展的關鍵因素。他們批判傳統左翼對於技術發展的忽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技術進步的阻礙。他們的主要目標不在於反對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而是解放前端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
  • 2. 【譯註】負所得稅是指對所得稅設定一定的免稅門檻,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上必須繳稅;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下,不但不需繳稅,還可以獲得與收入成一定比例的額外補貼。2008年馬英九曾一度提出「勞動所得退稅補貼」的政見,事實上也是由負所得稅的概念而來。
責任主編: 

回應

經濟癌症第一期,引進外籍勞力搶奪本土工作機會。
經濟癌症第二期,工作賺錢兼具家中老人照護,蠟燭兩頭燒。
經濟癌症第三期,年輕人不婚不孕,已經造成少子化問題嚴重。
經濟癌症第四期,關燈工廠普及後,努力積極想就業的人才,沒了工作機會。
經濟癌症末期,台灣問題「被」解決。

忘了說重點,我想表達的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治療這種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