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勞工影展】《用過即丟的工人》
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勞動群像

全球社會在近五十年內多次變遷，轉型的腳步來得又快又猛。日本攝影師深田志穗在《用過即丟的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的系列作品中，記錄的正是日本在轉型過程對於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磨難。她分別拍攝了因過勞而離職或自殺的勞工（及其家屬）、陪酒女郎、工業沒落後的城市，以及居住在網咖裡的非典勞動者，製成四部系列影像。本屆勞工影展選出其中三部《過勞自殺》、《網咖難民》和《人間垃圾》播映。

影像中沒有旁白，只有被攝者一段又一段的平靜陳述。一幕幕都市的幽暗剪影與形象閃現，那幾乎就是我們工作與生活的模樣。影片緩緩道來日本勞動者無從迴避的死路——典型工作者被操到過勞，非典型工作者被社會排擠。夙夜匪懈的勞動者群像，被平靜地呼喚出來。他們說著的是他們的故事，但同時也是我們（以及整個社會）的故事。

新自由主義與工作的轉型

深田的影片以勞動者的生涯為剖面，精準點出當代社會的怪狀。而當代社會的特徵，可以從不同的社會層面來勾勒。在家庭中，對九零後的年輕人來說，我們看著父母的身影，承受父母的期望長大。父母總期待孩子能夠過上好生活。隨著孩子成長，父母期待得越來越多。希望孩子買房有車，遇到好對象，婚姻幸福美滿，讓父母含飴弄孫、頤養天年。這種壓力看似自古皆然。然而這些來自家庭內部的期待與要求，事實上與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的全球社會轉型密切關聯。

從工作來看，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深遠影響更清晰，而且與家庭的變遷也很相關。過去的工作以「穩定」為特徵，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場所固定、不定期勞動契約、在外工作由成年男性負責。這種工作又被稱為「典型工作」（decent work），在勞動市場上屬於相對多數。1984年台灣制定的《勞動基準法》就是以「保障典型工作」為特徵，至今依然如此。

在世紀末時，與「典型工作」特徵相反的人力派遣工作、部分工時工作與定期契約工作逐漸增加，這些工作型態被統稱為「非典型工作」（nonstandard work）。相對於典型工作，這些工作有多重雇主關係（人力派遣）、工作時間不固定（部分工時工作或兼職）、工作場所不固定（電傳勞動）、定期勞動契約（臨時性工作、定期契約工作）；此外，女性也日漸撐出勞動力市場的一片天（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升）。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進入2010年代的台灣，非典型勞動仍在持續增加中。

非典工作的增加，和家庭對孩子的期待背道而馳，也讓台灣傳統的家庭觀念無以為繼。穩定就業、收入固定，這是投資理財與結婚生子的前提。沒有安穩的工作、沒有確定的薪水，如何做出人生重大的選擇呢？除了型態上的差異外，非典型勞動的特徵可以說是非常「現代」的產物：你無法確知你的工作能不能繼續，你不知道你的未來到底在哪裡，你只知道這樣一份工作的單薄收入幾乎養不活自己。

與非典型勞動同樣重要的當代台灣工作特徵還包含了「薪資停滯」。雖然在名目薪資上來看，薪資仍在逐漸成長；但若考慮物價指數的穩定上升，勞動階級的實質購買能力，在長期上來說仍是下降。新聞常常提到「青年起薪倒退數十年」，政府機關也持續對此進行檢討，這證實了薪資的停滯最容易展現在剛剛進入職場、尚未有工作經驗的大專畢業青年身上。因此，「青年起薪倒退」實際上可以說是「薪資停滯」的總體經濟問題在青年身上的反映，兩者同樣肇因於台灣的社會結構。

粗略地說，這些現象與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分配有關。代表全台灣勞動者的受僱人員報酬總額，相對於資本家的營業盈餘總額，存在持續下降的趨勢。非典勞動的存在拉低整體工作者的平均勞動條件，也有學者指出這些非典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往往被雇主刻意忽略。非典工作型態在法律低度管制的情況下，無疑成為強化剝削的機制。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利潤分配不均的經濟結構，正是造成我們切身感受到起薪倒退、薪資停滯的元兇。

從高速發展到全民貧窮化

日本跟台灣都曾有過輝煌的年代。在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石油危機爆發的七零年代中，東亞地區的四個新興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台灣與南韓，經濟數據上的成績尤為出色；日本作為區域經濟的領袖，發展成果也不遑多讓。這些國家的政府善用對外貿易、放寬對企業的管制，完成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引起世界各國的注目。這項經濟上的成就被稱為「東亞發展模式」、「台灣奇蹟」。不少經濟學者曾熱烈討論過：到底為何東亞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這樣的高速發展持續了近三十年以上。八零年代間，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11.5％，到九零年代才稍趨和緩，但在總體上來說仍維持成長；日本雖受到景氣循環影響，但在八零年代末也達到了經濟的高點，號稱「平成景氣」。

風光的八零年代過後，日本與台灣紛紛被捲進了國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之中。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認為，日本在九零年代末期「從工業社會過渡到了後工業社會」，讓過去建立的社會安全制度瀕臨崩潰。他指出，早期的日本工業社會存在著「弱勢的一環」，由「女性、地方、中小企業等邊陲，承擔失業等社會問題，政府則提供相應的社會給付與社會保護」；與這些弱勢者對應的則是「男性勞工、大企業」等工業社會的中樞。只要中樞社會部門能夠穩定運作、持續盈利、維持僱用，弱勢的一環也能透過家庭等社會單位中介，獲得生活資源。弱勢者與中樞者之間顯然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關係。

而在社會面臨劇烈變動的過渡狀態時，這套體制也隨之面臨危機。伴隨日圓升值、冷戰結束，東南亞與中國釋出了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吸引外資投資。日本製造業紛紛外移，國內製造業就業人口減少，派遣勞動等非典型僱用也隨之擴張，終身聘僱制與年功制等中樞勞動者的勞動保障無以為繼。於是，「成為典型勞動者」成為每個人的目標，但在日本「克忠職守」的勞動意識影響下，竟種下了今日「過勞死」、「過勞自殺」的種子；若就業失敗，成為非典型勞動者，則形同被社會放逐，也被僱傭關係、家庭等一層又一層的社會安全網漏接，在這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不論典型不典型，忍不下去的人就只有孤絕的死路一條。

日本進入2010年代後，衰退仍未結束，但感受卻更加明顯。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製作的「無緣社會」、「老後破產」等專題，日本社會學學者藤田孝典的著作《下流老人》和《貧困世代》，廣受台灣媒體宣傳，在大眾間熱賣。這些作品顯然碰觸到了東亞經濟環境下人民的共通處境，讓台灣與日本的觀眾們都能有所共鳴。

深田所記錄的影像，正捕捉到了當代東亞都市勞動者最切身的感受與情感狀態，這也讓台灣觀眾特別容易移情，連結自己的經驗與體會。《過勞自殺》中回憶著自殺逝世兒子、丈夫的女性，讓人想起日前過勞逝世的全聯員工的父母、以及在國道上猝逝的蝶戀花客運司機。《網咖難民》的惡夢雖然仍未在台灣全面發生，但在台灣的保全人員也說不上幸運，不但社會地位偏低，更受到「責任制」條款的影響，工時至今居高不下；在都市裡四處漫遊的遊民，也是另一種被社會生活所排除、被其他人們所無視甚至蔑視的「難民」。除了這些極端的案例外，瀰漫在整個台灣的低工資、高工時、高物價陰霾，也一定會讓多數觀眾對日本社會的慘狀感同身受。

直面持續惡化的社會現實

八零年代高度發展的經驗，在東亞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西方的政治家與經濟學者開始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好處，要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經濟自由化、貿易自由化與國營企業民營化，並宣稱能夠改善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經過數十年，我們面臨的是貧富差距急速拉大的社會環境，工人的勞動條件越形低落，經濟卻也沒有起色。失敗的經濟發展形同作賤工人，但當初呼應經濟學家的政客卻依舊故我，而沒有檢討經濟的大輪如何輾過活生生的勞工。

台灣不論藍綠執政都說要「照顧勞工」，實際上卻都把經濟發展放在更優位的價值，國家機器對資本家也更加禮遇。這種「口惠實不至」的態度，也讓他們更近似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客。現在的蔡英文總統就曾稱崇拜前英國首相、新自由主義的旗手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台灣的兩大黨中，並沒有任何一方正視僱傭關係和勞動條件持續崩壞的事實，而其並不能透過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來加以拯救。

深田志穗的影像作品藉工人的勞動經驗和過勞心聲，尖銳地呈現出自由市場造成的苦難。除了她放在個人網站上的間接說明，她並沒有在影片中直接以旁白點出問題，也未賣弄高深的經濟或社會理論分析，而是讓影像中的勞動者身影凝鍊閱聽者的心象風景，這系列短片因而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深田志穗為我們精簡地刻畫現況，剩下的問題就輪到我們回答了：現況如此，那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