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勞工影展】《用過即丟的工人》
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勞動群像

2017/10/26
苦勞網特約記者

全球社會在近五十年內多次變遷,轉型的腳步來得又快又猛。日本攝影師深田志穗在《用過即丟的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的系列作品中,記錄的正是日本在轉型過程對於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磨難。她分別拍攝了因過勞而離職或自殺的勞工(及其家屬)、陪酒女郎、工業沒落後的城市,以及居住在網咖裡的非典勞動者,製成四部系列影像。本屆勞工影展選出其中三部《過勞自殺》、《網咖難民》和《人間垃圾》播映。

影像中沒有旁白,只有被攝者一段又一段的平靜陳述。一幕幕都市的幽暗剪影與形象閃現,那幾乎就是我們工作與生活的模樣。影片緩緩道來日本勞動者無從迴避的死路——典型工作者被操到過勞,非典型工作者被社會排擠。夙夜匪懈的勞動者群像,被平靜地呼喚出來。他們說著的是他們的故事,但同時也是我們(以及整個社會)的故事。

《用過即丟的工人:過勞自殺》劇照。(2017勞工影展提供)

新自由主義與工作的轉型

深田的影片以勞動者的生涯為剖面,精準點出當代社會的怪狀。而當代社會的特徵,可以從不同的社會層面來勾勒。在家庭中,對九零後的年輕人來說,我們看著父母的身影,承受父母的期望長大。父母總期待孩子能夠過上好生活。隨著孩子成長,父母期待得越來越多。希望孩子買房有車,遇到好對象,婚姻幸福美滿,讓父母含飴弄孫、頤養天年。這種壓力看似自古皆然。然而這些來自家庭內部的期待與要求,事實上與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的全球社會轉型密切關聯。

從工作來看,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深遠影響更清晰,而且與家庭的變遷也很相關。過去的工作以「穩定」為特徵,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場所固定、不定期勞動契約、在外工作由成年男性負責。這種工作又被稱為「典型工作」(decent work),在勞動市場上屬於相對多數。1984年台灣制定的《勞動基準法》就是以「保障典型工作」為特徵,至今依然如此。

在世紀末時,與「典型工作」特徵相反的人力派遣工作、部分工時工作與定期契約工作逐漸增加,這些工作型態被統稱為「非典型工作」(nonstandard work)。相對於典型工作,這些工作有多重雇主關係(人力派遣)、工作時間不固定(部分工時工作或兼職)、工作場所不固定(電傳勞動)、定期勞動契約(臨時性工作、定期契約工作);此外,女性也日漸撐出勞動力市場的一片天(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升)。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進入2010年代的台灣,非典型勞動仍在持續增加中。

非典工作的增加,和家庭對孩子的期待背道而馳,也讓台灣傳統的家庭觀念無以為繼。穩定就業、收入固定,這是投資理財與結婚生子的前提。沒有安穩的工作、沒有確定的薪水,如何做出人生重大的選擇呢?除了型態上的差異外,非典型勞動的特徵可以說是非常「現代」的產物:你無法確知你的工作能不能繼續,你不知道你的未來到底在哪裡,你只知道這樣一份工作的單薄收入幾乎養不活自己。

與非典型勞動同樣重要的當代台灣工作特徵還包含了「薪資停滯」。雖然在名目薪資上來看,薪資仍在逐漸成長;但若考慮物價指數的穩定上升,勞動階級的實質購買能力,在長期上來說仍是下降。新聞常常提到「青年起薪倒退數十年」,政府機關也持續對此進行檢討,這證實了薪資的停滯最容易展現在剛剛進入職場、尚未有工作經驗的大專畢業青年身上。因此,「青年起薪倒退」實際上可以說是「薪資停滯」的總體經濟問題在青年身上的反映,兩者同樣肇因於台灣的社會結構。

粗略地說,這些現象與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分配有關。代表全台灣勞動者的受僱人員報酬總額,相對於資本家的營業盈餘總額,存在持續下降的趨勢。非典勞動的存在拉低整體工作者的平均勞動條件,也有學者指出這些非典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往往被雇主刻意忽略。非典工作型態在法律低度管制的情況下,無疑成為強化剝削的機制。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利潤分配不均的經濟結構,正是造成我們切身感受到起薪倒退、薪資停滯的元兇。

從高速發展到全民貧窮化

日本跟台灣都曾有過輝煌的年代。在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石油危機爆發的七零年代中,東亞地區的四個新興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台灣與南韓,經濟數據上的成績尤為出色;日本作為區域經濟的領袖,發展成果也不遑多讓。這些國家的政府善用對外貿易、放寬對企業的管制,完成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引起世界各國的注目。這項經濟上的成就被稱為「東亞發展模式」、「台灣奇蹟」。不少經濟學者曾熱烈討論過:到底為何東亞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這樣的高速發展持續了近三十年以上。八零年代間,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11.5%,到九零年代才稍趨和緩,但在總體上來說仍維持成長;日本雖受到景氣循環影響,但在八零年代末也達到了經濟的高點,號稱「平成景氣」。

風光的八零年代過後,日本與台灣紛紛被捲進了國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之中。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認為,日本在九零年代末期「從工業社會過渡到了後工業社會」,讓過去建立的社會安全制度瀕臨崩潰。他指出,早期的日本工業社會存在著「弱勢的一環」,由「女性、地方、中小企業等邊陲,承擔失業等社會問題,政府則提供相應的社會給付與社會保護」;與這些弱勢者對應的則是「男性勞工、大企業」等工業社會的中樞。只要中樞社會部門能夠穩定運作、持續盈利、維持僱用,弱勢的一環也能透過家庭等社會單位中介,獲得生活資源。弱勢者與中樞者之間顯然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關係。

而在社會面臨劇烈變動的過渡狀態時,這套體制也隨之面臨危機。伴隨日圓升值、冷戰結束,東南亞與中國釋出了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吸引外資投資。日本製造業紛紛外移,國內製造業就業人口減少,派遣勞動等非典型僱用也隨之擴張,終身聘僱制與年功制等中樞勞動者的勞動保障無以為繼。於是,「成為典型勞動者」成為每個人的目標,但在日本「克忠職守」的勞動意識影響下,竟種下了今日「過勞死」、「過勞自殺」的種子;若就業失敗,成為非典型勞動者,則形同被社會放逐,也被僱傭關係、家庭等一層又一層的社會安全網漏接,在這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不論典型不典型,忍不下去的人就只有孤絕的死路一條。

日本進入2010年代後,衰退仍未結束,但感受卻更加明顯。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製作的「無緣社會」、「老後破產」等專題,日本社會學學者藤田孝典的著作《下流老人》和《貧困世代》,廣受台灣媒體宣傳,在大眾間熱賣。這些作品顯然碰觸到了東亞經濟環境下人民的共通處境,讓台灣與日本的觀眾們都能有所共鳴。

《用過即丟的工人:網咖難民》劇照。(2017勞工影展提供)

深田所記錄的影像,正捕捉到了當代東亞都市勞動者最切身的感受與情感狀態,這也讓台灣觀眾特別容易移情,連結自己的經驗與體會。《過勞自殺》中回憶著自殺逝世兒子、丈夫的女性,讓人想起日前過勞逝世的全聯員工的父母、以及在國道上猝逝的蝶戀花客運司機。《網咖難民》的惡夢雖然仍未在台灣全面發生,但在台灣的保全人員也說不上幸運,不但社會地位偏低,更受到「責任制」條款的影響,工時至今居高不下;在都市裡四處漫遊的遊民,也是另一種被社會生活所排除、被其他人們所無視甚至蔑視的「難民」。除了這些極端的案例外,瀰漫在整個台灣的低工資、高工時、高物價陰霾,也一定會讓多數觀眾對日本社會的慘狀感同身受。

直面持續惡化的社會現實

八零年代高度發展的經驗,在東亞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西方的政治家與經濟學者開始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好處,要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經濟自由化、貿易自由化與國營企業民營化,並宣稱能夠改善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經過數十年,我們面臨的是貧富差距急速拉大的社會環境,工人的勞動條件越形低落,經濟卻也沒有起色。失敗的經濟發展形同作賤工人,但當初呼應經濟學家的政客卻依舊故我,而沒有檢討經濟的大輪如何輾過活生生的勞工。

台灣不論藍綠執政都說要「照顧勞工」,實際上卻都把經濟發展放在更優位的價值,國家機器對資本家也更加禮遇。這種「口惠實不至」的態度,也讓他們更近似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客。現在的蔡英文總統就曾稱崇拜前英國首相、新自由主義的旗手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台灣的兩大黨中,並沒有任何一方正視僱傭關係和勞動條件持續崩壞的事實,而其並不能透過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來加以拯救。

深田志穗的影像作品藉工人的勞動經驗和過勞心聲,尖銳地呈現出自由市場造成的苦難。除了她放在個人網站上的間接說明,她並沒有在影片中直接以旁白點出問題,也未賣弄高深的經濟或社會理論分析,而是讓影像中的勞動者身影凝鍊閱聽者的心象風景,這系列短片因而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深田志穗為我們精簡地刻畫現況,剩下的問題就輪到我們回答了:現況如此,那該怎麼辦呢?

2017勞工影展 完整片單

用過即丟的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
過勞自殺》(Overworked to Suicide)
日本 / 2014 / BD / Colour / 10min / 台灣首映 / 輔12
網咖難民》(Net Cafe Refugees
日本 / 2014 / BD / Colour / 10min / 台灣首映 / 護
人間垃圾》(Dumping Ground
日本 / 2014 / BD / Colour / 4min / 台灣首映 / 護​
場次:

  • 10月27日(五)19:00 【開幕式】 光點華山電影館(導演映後座談)
  • 10月29日(日)17:20 光點華山電影館
責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