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2017/09/11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택시운전사)8月2日在韓國上映,上映當天即刻打破韓國影史最高首映觀影人數紀錄,截至8月底,觀影人數已突破1,140萬,躋身韓國最賣座電影前十位。這部電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民主化運動事件為背景,敘述一位平凡的計程車司機如何被捲入其中,從一個只為了女兒奮力賺錢的單親爸爸轉變成民主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影片試圖闡明歷史,但仍是「改編」:「計程車司機」的兒子於近日曝光吐露「真相」,說明父親已於1984年過世,而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也並非如影片中所呈現的,憑藉著身為記者的滿腔正義單槍匹馬闖入光州......。只是,透過電影的流暢敘事框架與濃厚的情感堆疊,「光州事件」怎麼發生的、計程車司機的真實名字究竟為何、載著外國記者的計程車如何自光州返回首爾等等,似乎已不那麼重要。

電影邀請觀眾認同計程車司機的觀點,讓觀眾彷彿也坐在那輛計程車裡頭,參與了這個民主化運動。(電影劇照)

無名小人物

誠然,任何文化再現必有其侷限,但在好萊塢電影強勢當道的台灣(以及全球)電影市場中,《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所帶來的效應與感動值得一談。最令人動容的,無非是主角如何從「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體悟到「我不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當鏡頭屢屢透過計程車司機的第一人稱視角觀看光州事件,電影不只讓觀眾透過此「小人物」的眼睛了解歷史,同時也邀請觀眾認同計程車司機的觀點,就好像我們也坐在那輛計程車裡頭,參與了這個民主化運動。藉此,電影傳達出的訊息是,在這個事件中,人人都會被捲進去。透過計程車司機,觀眾也被捲入其中,跟著計程車司機——一個原本與光州無關的無名小人物——面臨隨之而來的交戰與掙扎。要回首爾嗎?要留在光州嗎?不同於好萊塢劇情片常見的「與自己對話」尋求解答,或美漫英雄片中以戲謔方式化解危機,計程車司機的個人掙扎是緊扣著社會變動的,他獲致解答的方法不是因為跟女兒說上話,而更是他被捲入其中,必須與韓國社會變動近距離斡旋的結果。

電影中的另個重要視角當然是德國記者辛茲彼得。往往不被質疑的「境外(白人)記者」的特權與正當性,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有些許的轉折。電影確實凸顯了境外記者的重要性,但所呈現出的辛茲彼得並非一個無往不利記者,同時也點出了境外記者的「傳教士」性質:哪裡危險就往哪裡去,尤其是亟欲揭發威權統治的不自由。但同時,電影也在在表明,少了韓國的無名小人物,境外記者絕對無法達成任務。當觀眾跟著計程車司機離開光州而又重新返回動亂之地,我們(同計程車司機)所見的是一個頹喪、不知所措,連攝影機也拿不起的境外記者。相比之下,計程車司機的胸無大志、想多賺點錢顯得更為真實,我們能理解他每一次的「迴轉」,而這樣的真實與理解,讓計程車司機那稍微遲到的政治啟蒙與轉向,更能引發觀眾共鳴。透過計程車司機與德國記者的對照,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指出境外正義之士(傳教士或記者皆然)的天真與無能:「沒有當地的小人物,外國人哪都去不成。」如此一來,《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雖肯定境外記者的貢獻,但那貢獻畢竟只是功能性的;電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光州民主化運動從頭到尾都是「韓國」的。

不只是一國的「悲劇」

然而,影片也屢次透露韓國在全球冷戰結構中,作為一東亞主權國家的不確定性,而這不確定性與美國在東亞以及太平洋的軍事佈局與利益謀算極其相關。當某個計程車司機稱其英文不錯,因為「我曾在美軍基地附近工作」;當便衣組長大義凜然地咒罵運動學生與計程車司機為「北韓共產主義鬼子」,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韓國境內會有美軍基地?為什麼美軍可以自由進出東亞及太平洋?韓半島為何分成「北韓」、「南韓」?韓戰結束了嗎?為什麼南北韓至今仍然分裂?從未撤出韓國的美軍與此無關嗎?

1945年8月,日本帝國戰敗投降,美軍即刻進駐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以南,並以美國軍隊為樣板協助韓國成立「現代化軍隊」。1953年韓戰「停戰」,韓國與美國簽署「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二戰後取得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美國,大力提供韓國無償軍事援助,而美軍也得以在韓國領土中設置基地(至今韓國境內仍有83個美軍基地1)。條約表示,當任一方在亞太地區受到威脅攻擊時,另方必須給予軍事協助;遠至美國的越戰,近至美國自911事件後發起的「反恐戰爭」中,韓國多次提供軍援。不像二戰戰敗的日本帝國,韓國確實擁有自己的軍隊,但「美國因素」同樣影響甚鉅:自韓戰至今,美軍仍握有韓國軍隊的指揮權,1994年底,韓國雖收回部分軍事主權,美國至今仍握有對韓軍的「戰時指揮權」2。也就是說,全斗煥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動用韓軍鎮壓人民,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獲得美軍同意,然而,美國卻在因著平反光州事件呼聲而於1988年在韓國召開的聽證會上,多次聲稱對於全斗煥的軍事鎮壓「毫不知情」(the U.S. had no prior knowledge......)3。同時,美國卻又在同一文件中,明白表示「擔心平壤可能因為光州事件誤解南韓的情況而想借機得利,美國為了以防萬一,早在朝鮮半島部署空軍及海軍,以向北韓顯示美國保障南韓安全的決心」4。這足以說明美國的政治考量與選擇:美國是可以干預甚至阻擋全斗煥出兵鎮壓光州民眾的,但它毫無疑問地將其冷戰佈局置於優先位置,反共是第一要務,當地的動亂只要與美國無關,不牽涉到美國利益,便任其發展。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無疑不同於好萊塢普遍個人化、英雄化歷史事件的「史詩大片」,然而若不去追問影片間接或直接留下的疑點,諸如美軍基地的經濟結構、以反共主義之名行鎮壓殺人之實的冷戰因素,「光州事件」或許也只能如同美國政府在上述聽證會所稱的,僅僅是一場「悲劇」。光州民主化運動於是去了政治,少了脈絡,成了訴說國家某一段悲情歷史以及其中人性光輝的賣座故事。

本片在9月8日起也在台灣上映,雖然才剛剛上映了幾天,已有論者提及台灣人也該拍出我們自己的民主化故事,並將光州事件比擬為「韓版二二八事件」5。光州事件作為殷鑑確實不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成功也指出電影大眾文化與歷史敘事積極合作的正面關係。但光州事件的遠因,必須推至美國帝國對亞洲的野心及其在太平洋諸島上的殖民,也關係著二戰時期美帝與日帝的競逐以及二戰後美帝介入韓戰的戰略考量,如果沒能考慮日本帝國對韓半島的殖民以及朝鮮抗日運動,也就無法理解韓戰的內戰性質。然而,這些必須清理的歷史,在平反光州民主化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呼籲中卻相對少見,我們聽到的多半是「侵犯人權」、「威權統治」、「國家軍隊濫殺無辜人民」等,這些在兩起事件中都是真實且重要的,但當「人權」似乎放諸四海皆準,民主已無需被檢視而成為正確的常態,我們如何以其他語言詞彙,歷史性地敘述兩者間的相似與差異?當光州事件已被納入韓國民主化進程國族打造的常規敘事,而2月28日「和平紀念日」也已成了台灣的國定假日,我們更必須批判性地審視美國如何因為自身利益介入亞太地區而且賴著不走,同時別讓「民主」與「和平」被簡化成西方普世價值,僅僅只是國族敘事的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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