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七七抗戰80年,台灣人更應紀念

2017/07/07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

在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特別在世界局勢又走到危機四伏的今天,再度回顧、紀念七七,內心是複雜的。七七抗戰的歷史是偉大的,我們應該紀念,但今天的現實是嚴峻的,我們更要省思。環顧「七七」80年後今天的現實世界,日本法西斯的幽靈再度復活,台灣也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境地,世界彷彿又回到了80年前七七抗戰的前夕,我們怎能不警戒?怎會不傷痛?因此,今天,台灣人更應該紀念七七。

七七抗戰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最早淪為日帝殖民地的台灣,也是最早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地方。從反割台鬥爭到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從武裝鬥爭到社會文化鬥爭,日據下台灣人民的抗日的民族鬥爭可歌可泣。在外無援助的情況下孤島抗日近40年,前仆後繼,犧牲慘烈。直到中國七七抗戰巨雷響起,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怒濤捲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抗戰宣言,打動了全中國人民的心,也震動了抗日的台灣人民;從此祖國的抗日戰爭成了台灣抗日的民族革命的依靠,抗日的台灣青年紛紛投入中國抗戰的行列,把個人生命貢獻給「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悲願。

台灣籍知名報人、評論家李純青先生,曾在抗戰勝利40週年為文《無名英雄之碑》,紀念當年「追尋祖國三千里」,跋涉千萬險阻奔回重慶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青年吳思漢(唯,時代捉弄人,吳思漢沒死於抗戰,卻喪生於馬場町)。文中李純青簡單而全面的描述了當時台灣人參加抗戰的情況: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或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陸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作家藍博洲的《尋找祖國三千里》記錄了殖民地台灣青年吳思漢回返祖國參加抗戰的故事。其中,較知名的有謝南光(謝春木)、宋斐如、李友邦、李萬居等,還有千千萬萬知名或不知名的台灣青年。

72年前,也就是1945年7月,在抗日戰爭最艱苦也是勝利的黎明將來臨的時刻,李純青在重慶「台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台灣民聲報》上,寫了《由「七七」說起》,開頭便指出:「七七抗戰是中國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為什麼呢?接著他說:「台灣民眾為不做日本奴隸,為反抗其榨取和壓迫,曾經長期進行革命鬥爭,但如無中國七七抗戰,則其解放固邈不可期,縱使解放,也未必是歸宗中國。」

李純青明白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如果沒有中國七七抗戰,台灣的民族解放幾乎無法期待,即便以某種方式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了,也未必返祖歸宗於中國。由此可知,七七抗戰對台灣的歷史命運有多大的決定性作用。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由中國抗日到世界大戰的大時代中,台灣問題被解決了,並且是與中國共享勝利,獲得民族主義的解決,這一解決實與台灣人民的革命目的相符。」因此,李純青敬重地指出:「台灣人應特別紀念七七,別忘記了還有切身關係的偉大紀念日。」

保衛祖國,收復台灣

下面,我們舉李友邦的具體例子來應照李純青的說法。

七七點燃了全中國人民誓死抗戰的怒火,激起了保家衛國的怒濤。就像當時有名的抗戰詩人田間寫的長詩《給戰鬥者》,詩末有這樣撼動人心的詩句: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七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促成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改變了台灣抗日民族革命的性質和方向,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原來被國民政府關押在杭州陸軍監獄長達五年的李友邦在這抗戰新形勢下被釋放出來。出獄後,李友邦先恢復了1924年在廣州組織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在第一次黨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論台灣革命的新階段》中,他指出:

「無疑地,台灣革命必須在這次祖國抗戰勝利之後,始能成功……台灣人即中國人,台灣土地亦是中國的土地,而台灣革命,除了因為割讓之久與中國本部略有區別外,亦即中國革命,所以台灣革命必須要和中國的革命力量連在一起,才能達到最後勝利。」

顯然,這時李友邦的台灣革命論,與七七之前以台共綱領為代表的「台灣民族論」有本質上的不同和大躍升。此時,李友邦主張台灣的革命即中國的革命。

一個月後,亦即1939年2月李友邦組織了「台灣義勇隊」,在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創刊號上著文《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表示:「台灣革命的兩面性,就是,一方面,他要獨立,同時,另一方面,他要求返歸祖國。」

此時,李友邦仍處於台灣革命的兩階段論,亦即「獨立和回歸祖國」;直到1940年6月,因為抗戰形勢的新變化,國民政府正式向台灣革命團體表明了要使「台灣復歸祖國」,「成為一省」後,「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革命一階段論才正式成為台灣革命的具體目標和行動綱領。

1939年,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成抗日團體「台灣義勇隊」及其附屬「台灣少年團」。

1941年2月10日,十數年來分散在祖國大陸各地的各種台灣革命團體共同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在統一的組織下,集中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推動「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總目標。

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中有許多著名人物。譬如,在台灣20年代的抗日社會運動中,曾擔任《台灣民報》總編輯、台灣文化協會常委、台灣民眾黨政治部長的謝南光(謝春木)。他在台灣民眾黨遭日帝解散後於1931年東渡大陸,投身反帝抗日和無產階級革命洪流。先在上海組成了「華聯通訊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七七抗戰後,他進入對日敵情資鬥爭前線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並在軍委會工作,1941年擔任「台灣革命同盟會」主席。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台灣抗日志士宋斐如。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追隨愛國抗日名將馮玉祥並擔任其泰山讀書研究室主任,組織進步學者為馮玉祥及其部屬講授世界經濟、資本論、介紹世界法西斯形勢及日本國情。七七抗戰後,他創辦《戰時日本》期刊,深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和本質,是當時中國各抗日機關團體參考的最重要敵情刊物。他是一位日本帝國主義的研究專家,曾經出版過《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戰時日本外交內幕》等16本專著,發表過大量日本帝國主義研究、宣傳抗戰的論文多達兩百多篇。他站在抗戰宣傳活動的第一線,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抗日理論鬥士。

抗戰勝利後,宋斐如與李純青、李萬居首先隨著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回到台灣。宋斐如擔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並創辦《人民導報》針砭時政,不幸葬命於二二八事件。謝南光則擔任盟軍管制日本的中國代表團團員,中共建政後回國,曾擔任人大常委。

傷痛:台灣精神再殖民化的淪落

然而,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我們又面臨了日本法西斯幽靈再起,以及台灣再度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危機狀況。

曾經作為中國被割讓領土的台灣,隨著七七抗戰以及台灣志士投身抗戰「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同時脫離了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的壓迫而復歸中國。台灣人民終於得到民族革命的勝利,作為戰勝國中國國民的一員,欣喜萬分。

然而,隨著勝利而來的,卻是戰後國共內戰和美蘇冷戰的戰雲。1950年,台灣又在內戰和冷戰的雙戰結構中與中國大陸分離和對峙,在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東亞冷戰島嶼鏈鎖中,台灣與日本再度結為「自由世界」的「盟友」,重又回到與日本政治、經貿和文化的聯繫以及對日的依賴關係;在日本第一的關係中,溫存了殖民地時期的日本情結。90年代從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開始,在李登輝政權的主導和民進黨的配合下,台灣人的歷史觀和身分認同起了根本性變化。李登輝自稱「20歲之前是日本人」,大大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文明化」,並一手主導教科書和媒體,宣傳去中國化的「同心圓史觀」和肯定殖民論。再經過陳水扁變本加厲的推動和馬英九的拿香跟拜,今天,在隱性台獨蔡政權上台後,不但「去中國化」和「美化日本殖民」已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甚至於,日本右翼法西斯的勢力也公然登台。這種現象,不僅止於言論、輿論、學術、教育等「文化台獨」的層次,還擴大到政府的政策和預算,政府實際扮演了重要的推手,從重建和美化日式舊房舍、保存與推廣日據景觀和文物,直到各地方政府竟重新修建了象徵日本法西斯統治的日本神社,例如桃園神社、新竹神社,台東鹿野神社等等。

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在各殖民地、佔領地所建的神社,因此又稱為「侵略神社」,是日帝侵略的象徵。日帝在殖民地台灣,在戰爭總動員時期雷厲風行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其重心,便是強制廢除台灣廟宇,禁止台灣人對神佛的傳統信仰,強迫台灣人參拜日本神社,因此,神社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在殖民地台灣進行皇民化精神改造的權力象徵。

今天,民進黨政府竟然重建日帝侵略台灣和皇民化台灣人的象徵,恬不知恥的歌頌侵略壓迫榨取台灣人的日本帝國主義。完全背棄了更污辱了日據時期千千萬萬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流血犧牲的台灣先賢先烈。可見得,這個高喊愛台灣的政黨,其本性是殘害台灣的。

大家都知道,屏東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的起點,也是台灣最早抗日的地方。去年底屏東縣文化處處長竟然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的紀念碑文,要改造成日本殖民者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名為恢復歷史原貌,實為恢復日本殖民統治的象徵。

尤為錯亂的是,2015年,在牡丹鄉距石門古戰場不遠的高士部落竟然搭建了日本神社——高士神社。這座神社是日本右翼團體李登輝之友會集資,由其會員也是神職人員佐藤興建的。2015年落成時,代表公權力的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和牡丹鄉鄉長竟出席祝賀。據說,這高士神社不但祭祀日本神道的天照大神,還定期舉行慰靈祭,亦即弔祭日本侵略戰爭中戰死的「英靈」,頌揚日本侵略中國亞洲和殖民台灣人民的戰爭。這種規格的神社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由此可見,高士神社已是「台版靖國神社」。在亞洲各國紛紛反對日本公職人員參拜靖國神社聲中,台灣竟出現了靖國神社的分身,其歷史錯亂、認同顛倒、背棄戰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普遍價值、喪失民族尊嚴之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對於台灣現在這種錯亂、顛倒、喪失民族尊嚴的現實,自稱追求「新而主權獨立國家」的執政黨和蔡政府不但視而不見,還扮演了幕後推手;而媒體、學界、思想界竟然集體噤聲,無人敢說話,敢說話的人竟然受到集體的攻擊,真彷彿回到了日據末期日本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年代。真令人無限感慨,台灣竟已淪落到精神被日本法西斯再殖民的集體危機而不自覺,甚至走到了與千千萬萬因抗日遭屠殺的台灣祖輩歷史為敵的道路而不自知。這是今年紀念七七最感傷痛的地方。

警戒日本法西斯復活

當年被七七抗戰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打倒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不但未死,還在戰後美國東亞冷戰的庇護不斷滋長,今天又蠢蠢欲動。在日本右翼煽起釣魚台爭端以挑釁中國的烽火中上台的安倍政權,口喊「脫棄戰後體制」、「奪回日本」,實際上就是要否定戰後波茨坦宣言的和平體制,回到戰前的日本。五年來,他突破日本的非戰和平憲法,在「集團自衛權」的美名下使原本只可自衛的軍隊豹變成可以對外作戰的日本軍,且大肆擴軍,走上了名副其實的「戰爭國家」。同時,日本最大右翼保守勢力「日本會議」,實際控制了日本的政法、文教、媒體,在其支持下安倍以議會多數暴力通過了強化法西斯統制的「特定祕密保護法」和近日通過的「共謀罪」法,完全箝制了日本的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安倍政權對內煽起日本民眾反中國的感情,對外,則追隨美國利益到處圍堵、遏制、敵對中國,從歐洲、中東、西南亞、東南亞到釣魚台和朝鮮半島。另外,他把日本軍的重心部署到其西南方的琉球群島,且向南擴大到台灣近外海的與那國島,擺明了擴大對中國的島嶼軍事封鎖,劍指著中國。最近,日本海軍又千里南下與美國在中國南海舉行軍事演習,企圖在南海興風作浪。

這使人想起了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時代,當時,日本為了解決其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刻意挑起「滿蒙危機」,鼓吹「膺懲暴支」,終於走上了侵略中國的不歸路,最後投降亡國。

曾經蒙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荼毒,曾經付出慘痛民族代價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再度抬頭的日本右翼軍事擴張主義,寧可不有高度警戒之心?這也是今天紀念80年前的「七七」抗戰的重要現實意義。

【編按】本文原載於《海峽評論》319期-2017年7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
責任主編: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光復新聲》、《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聯經)、《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等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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