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七七抗戰80年,台灣人更應紀念

2017/07/07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

在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特別在世界局勢又走到危機四伏的今天,再度回顧、紀念七七,內心是複雜的。七七抗戰的歷史是偉大的,我們應該紀念,但今天的現實是嚴峻的,我們更要省思。環顧「七七」80年後今天的現實世界,日本法西斯的幽靈再度復活,台灣也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境地,世界彷彿又回到了80年前七七抗戰的前夕,我們怎能不警戒?怎會不傷痛?因此,今天,台灣人更應該紀念七七。

七七抗戰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最早淪為日帝殖民地的台灣,也是最早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地方。從反割台鬥爭到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從武裝鬥爭到社會文化鬥爭,日據下台灣人民的抗日的民族鬥爭可歌可泣。在外無援助的情況下孤島抗日近40年,前仆後繼,犧牲慘烈。直到中國七七抗戰巨雷響起,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怒濤捲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抗戰宣言,打動了全中國人民的心,也震動了抗日的台灣人民;從此祖國的抗日戰爭成了台灣抗日的民族革命的依靠,抗日的台灣青年紛紛投入中國抗戰的行列,把個人生命貢獻給「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悲願。

台灣籍知名報人、評論家李純青先生,曾在抗戰勝利40週年為文《無名英雄之碑》,紀念當年「追尋祖國三千里」,跋涉千萬險阻奔回重慶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青年吳思漢(唯,時代捉弄人,吳思漢沒死於抗戰,卻喪生於馬場町)。文中李純青簡單而全面的描述了當時台灣人參加抗戰的情況: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或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陸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作家藍博洲的《尋找祖國三千里》記錄了殖民地台灣青年吳思漢回返祖國參加抗戰的故事。其中,較知名的有謝南光(謝春木)、宋斐如、李友邦、李萬居等,還有千千萬萬知名或不知名的台灣青年。

72年前,也就是1945年7月,在抗日戰爭最艱苦也是勝利的黎明將來臨的時刻,李純青在重慶「台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台灣民聲報》上,寫了《由「七七」說起》,開頭便指出:「七七抗戰是中國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為什麼呢?接著他說:「台灣民眾為不做日本奴隸,為反抗其榨取和壓迫,曾經長期進行革命鬥爭,但如無中國七七抗戰,則其解放固邈不可期,縱使解放,也未必是歸宗中國。」

李純青明白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如果沒有中國七七抗戰,台灣的民族解放幾乎無法期待,即便以某種方式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了,也未必返祖歸宗於中國。由此可知,七七抗戰對台灣的歷史命運有多大的決定性作用。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由中國抗日到世界大戰的大時代中,台灣問題被解決了,並且是與中國共享勝利,獲得民族主義的解決,這一解決實與台灣人民的革命目的相符。」因此,李純青敬重地指出:「台灣人應特別紀念七七,別忘記了還有切身關係的偉大紀念日。」

保衛祖國,收復台灣

下面,我們舉李友邦的具體例子來應照李純青的說法。

七七點燃了全中國人民誓死抗戰的怒火,激起了保家衛國的怒濤。就像當時有名的抗戰詩人田間寫的長詩《給戰鬥者》,詩末有這樣撼動人心的詩句: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七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促成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改變了台灣抗日民族革命的性質和方向,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原來被國民政府關押在杭州陸軍監獄長達五年的李友邦在這抗戰新形勢下被釋放出來。出獄後,李友邦先恢復了1924年在廣州組織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在第一次黨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論台灣革命的新階段》中,他指出:

「無疑地,台灣革命必須在這次祖國抗戰勝利之後,始能成功……台灣人即中國人,台灣土地亦是中國的土地,而台灣革命,除了因為割讓之久與中國本部略有區別外,亦即中國革命,所以台灣革命必須要和中國的革命力量連在一起,才能達到最後勝利。」

顯然,這時李友邦的台灣革命論,與七七之前以台共綱領為代表的「台灣民族論」有本質上的不同和大躍升。此時,李友邦主張台灣的革命即中國的革命。

一個月後,亦即1939年2月李友邦組織了「台灣義勇隊」,在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創刊號上著文《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表示:「台灣革命的兩面性,就是,一方面,他要獨立,同時,另一方面,他要求返歸祖國。」

此時,李友邦仍處於台灣革命的兩階段論,亦即「獨立和回歸祖國」;直到1940年6月,因為抗戰形勢的新變化,國民政府正式向台灣革命團體表明了要使「台灣復歸祖國」,「成為一省」後,「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革命一階段論才正式成為台灣革命的具體目標和行動綱領。

1939年,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成抗日團體「台灣義勇隊」及其附屬「台灣少年團」。

1941年2月10日,十數年來分散在祖國大陸各地的各種台灣革命團體共同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在統一的組織下,集中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推動「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總目標。

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中有許多著名人物。譬如,在台灣20年代的抗日社會運動中,曾擔任《台灣民報》總編輯、台灣文化協會常委、台灣民眾黨政治部長的謝南光(謝春木)。他在台灣民眾黨遭日帝解散後於1931年東渡大陸,投身反帝抗日和無產階級革命洪流。先在上海組成了「華聯通訊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七七抗戰後,他進入對日敵情資鬥爭前線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並在軍委會工作,1941年擔任「台灣革命同盟會」主席。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台灣抗日志士宋斐如。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追隨愛國抗日名將馮玉祥並擔任其泰山讀書研究室主任,組織進步學者為馮玉祥及其部屬講授世界經濟、資本論、介紹世界法西斯形勢及日本國情。七七抗戰後,他創辦《戰時日本》期刊,深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和本質,是當時中國各抗日機關團體參考的最重要敵情刊物。他是一位日本帝國主義的研究專家,曾經出版過《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戰時日本外交內幕》等16本專著,發表過大量日本帝國主義研究、宣傳抗戰的論文多達兩百多篇。他站在抗戰宣傳活動的第一線,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抗日理論鬥士。

抗戰勝利後,宋斐如與李純青、李萬居首先隨著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回到台灣。宋斐如擔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並創辦《人民導報》針砭時政,不幸葬命於二二八事件。謝南光則擔任盟軍管制日本的中國代表團團員,中共建政後回國,曾擔任人大常委。

傷痛:台灣精神再殖民化的淪落

然而,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我們又面臨了日本法西斯幽靈再起,以及台灣再度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危機狀況。

曾經作為中國被割讓領土的台灣,隨著七七抗戰以及台灣志士投身抗戰「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同時脫離了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的壓迫而復歸中國。台灣人民終於得到民族革命的勝利,作為戰勝國中國國民的一員,欣喜萬分。

然而,隨著勝利而來的,卻是戰後國共內戰和美蘇冷戰的戰雲。1950年,台灣又在內戰和冷戰的雙戰結構中與中國大陸分離和對峙,在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東亞冷戰島嶼鏈鎖中,台灣與日本再度結為「自由世界」的「盟友」,重又回到與日本政治、經貿和文化的聯繫以及對日的依賴關係;在日本第一的關係中,溫存了殖民地時期的日本情結。90年代從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開始,在李登輝政權的主導和民進黨的配合下,台灣人的歷史觀和身分認同起了根本性變化。李登輝自稱「20歲之前是日本人」,大大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文明化」,並一手主導教科書和媒體,宣傳去中國化的「同心圓史觀」和肯定殖民論。再經過陳水扁變本加厲的推動和馬英九的拿香跟拜,今天,在隱性台獨蔡政權上台後,不但「去中國化」和「美化日本殖民」已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甚至於,日本右翼法西斯的勢力也公然登台。這種現象,不僅止於言論、輿論、學術、教育等「文化台獨」的層次,還擴大到政府的政策和預算,政府實際扮演了重要的推手,從重建和美化日式舊房舍、保存與推廣日據景觀和文物,直到各地方政府竟重新修建了象徵日本法西斯統治的日本神社,例如桃園神社、新竹神社,台東鹿野神社等等。

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在各殖民地、佔領地所建的神社,因此又稱為「侵略神社」,是日帝侵略的象徵。日帝在殖民地台灣,在戰爭總動員時期雷厲風行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其重心,便是強制廢除台灣廟宇,禁止台灣人對神佛的傳統信仰,強迫台灣人參拜日本神社,因此,神社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在殖民地台灣進行皇民化精神改造的權力象徵。

今天,民進黨政府竟然重建日帝侵略台灣和皇民化台灣人的象徵,恬不知恥的歌頌侵略壓迫榨取台灣人的日本帝國主義。完全背棄了更污辱了日據時期千千萬萬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流血犧牲的台灣先賢先烈。可見得,這個高喊愛台灣的政黨,其本性是殘害台灣的。

大家都知道,屏東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的起點,也是台灣最早抗日的地方。去年底屏東縣文化處處長竟然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的紀念碑文,要改造成日本殖民者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名為恢復歷史原貌,實為恢復日本殖民統治的象徵。

尤為錯亂的是,2015年,在牡丹鄉距石門古戰場不遠的高士部落竟然搭建了日本神社——高士神社。這座神社是日本右翼團體李登輝之友會集資,由其會員也是神職人員佐藤興建的。2015年落成時,代表公權力的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和牡丹鄉鄉長竟出席祝賀。據說,這高士神社不但祭祀日本神道的天照大神,還定期舉行慰靈祭,亦即弔祭日本侵略戰爭中戰死的「英靈」,頌揚日本侵略中國亞洲和殖民台灣人民的戰爭。這種規格的神社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由此可見,高士神社已是「台版靖國神社」。在亞洲各國紛紛反對日本公職人員參拜靖國神社聲中,台灣竟出現了靖國神社的分身,其歷史錯亂、認同顛倒、背棄戰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普遍價值、喪失民族尊嚴之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對於台灣現在這種錯亂、顛倒、喪失民族尊嚴的現實,自稱追求「新而主權獨立國家」的執政黨和蔡政府不但視而不見,還扮演了幕後推手;而媒體、學界、思想界竟然集體噤聲,無人敢說話,敢說話的人竟然受到集體的攻擊,真彷彿回到了日據末期日本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年代。真令人無限感慨,台灣竟已淪落到精神被日本法西斯再殖民的集體危機而不自覺,甚至走到了與千千萬萬因抗日遭屠殺的台灣祖輩歷史為敵的道路而不自知。這是今年紀念七七最感傷痛的地方。

警戒日本法西斯復活

當年被七七抗戰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打倒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不但未死,還在戰後美國東亞冷戰的庇護不斷滋長,今天又蠢蠢欲動。在日本右翼煽起釣魚台爭端以挑釁中國的烽火中上台的安倍政權,口喊「脫棄戰後體制」、「奪回日本」,實際上就是要否定戰後波茨坦宣言的和平體制,回到戰前的日本。五年來,他突破日本的非戰和平憲法,在「集團自衛權」的美名下使原本只可自衛的軍隊豹變成可以對外作戰的日本軍,且大肆擴軍,走上了名副其實的「戰爭國家」。同時,日本最大右翼保守勢力「日本會議」,實際控制了日本的政法、文教、媒體,在其支持下安倍以議會多數暴力通過了強化法西斯統制的「特定祕密保護法」和近日通過的「共謀罪」法,完全箝制了日本的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安倍政權對內煽起日本民眾反中國的感情,對外,則追隨美國利益到處圍堵、遏制、敵對中國,從歐洲、中東、西南亞、東南亞到釣魚台和朝鮮半島。另外,他把日本軍的重心部署到其西南方的琉球群島,且向南擴大到台灣近外海的與那國島,擺明了擴大對中國的島嶼軍事封鎖,劍指著中國。最近,日本海軍又千里南下與美國在中國南海舉行軍事演習,企圖在南海興風作浪。

這使人想起了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時代,當時,日本為了解決其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刻意挑起「滿蒙危機」,鼓吹「膺懲暴支」,終於走上了侵略中國的不歸路,最後投降亡國。

曾經蒙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荼毒,曾經付出慘痛民族代價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再度抬頭的日本右翼軍事擴張主義,寧可不有高度警戒之心?這也是今天紀念80年前的「七七」抗戰的重要現實意義。

【編按】本文原載於《海峽評論》319期-2017年7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
責任主編: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光復新聲》、《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聯經)、《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等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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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美国曾支持乌克兰新纳粹 弗吉尼亚暴乱是自作自受
2017-08-15 观察者网 周远方

美国弗吉尼亚暴力冲突已致3死35伤,“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却指责美国政府自作自受:多年来资助并培训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极端分子,鼓吹身份政治,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的撕裂。
网络新闻媒体TheDuran报道称,阿桑奇8月14日发布多条推特指责,美国政府在乌克兰之乱中就曾支持新纳粹分子闹事,却从未有人出来批评当时的奥巴马。
在下面这条推特中,阿桑奇指出,在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举行的极右翼火炬游行,与之前在乌克兰法西斯主义者在基辅举行的火炬游行十分相似。当然,基辅的游行者穿戴防弹装备和面罩,更为暴力。但2014年时,西方主流媒体并不关注乌克兰新纳粹分子的暴行,反而赞叹这是“一朵新的民主之花”。
《纽约时报》在14年3月1日的报道中写道:美国和欧盟已经拥抱了这里(乌克兰)的革命,这是一朵新的民主之花,也是在前苏联土地上对独裁统治和暴政的一记重拳。(题:《在最初的胜利后,乌克兰领袖面临限时挑战》)
而当时联合国已经注意到,新纳粹主义者们试图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并资助在顿巴斯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甚至有人使用化学武器。然而,西方媒体并不关注这些事实。
一名网友在报道下的评论中,晒出了乌克兰新纳粹党领袖Oleh Tyahnybok与众多西方重量级政治人物会面的照片,包括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国务卿克里、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等(闪电背景的照片系此人在连任新纳粹党党首时行纳粹礼)。
报道称,在叙利亚,也没有什么土生土长的“温和反对派”,只有外国势力资助的各种瓦哈比极端恐怖分子。
阿桑奇说,你们认为“有一个抗议者在政治暴力中被杀死”已经很糟糕了吗?还早呢。他说,当前美国的极右翼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要求推翻政府。但是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内的新纳粹分子被外国势力资助价值数十亿的武器、资金和培训,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说,美国国内两党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冲突正在取代美国两党政治,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撕裂社会的利器。
报道最后建议,如果美国真的想解决内部撕裂,就应当停止武装国外的极端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到国内。

新华社15日报道,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11日晚起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游行,抗议市议会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决定,呼吁白人联合对抗少数族裔。特朗普当天发言谴责,但未明确指责白人至上主义者、疑似“各打五十大板”的表述,招致舆论炮轰。尽管伊万卡和白宫发言人先后“补台”、“救火”,也无济于事。
美国知名民权组织联合体“民权领袖会议”13日向特朗普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总统明确谴责参与弗吉尼亚州暴力抗议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并将“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两名总统亲信史蒂夫·班农和巴斯蒂安·戈尔卡清理出白宫。
“民权领袖会议”总裁万妮塔·格普塔在与媒体记者的连线电视会议上传达该组织诉求: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不应在白宫或任何层级的政府机构中任职”。
“穆斯林提倡者组织”总裁兼执行总监法尔哈纳·凯拉说,班农和戈尔卡在政府里就职,“向极端主义者默默传递信号,让他们知道可以继续自己的恐怖游行”。
另有一些参与“白人至上”游行的“种族主义者”遭到其他网民的“人肉搜索,资料被公布,甚至有人因此丢了工作。

莫那能對高士部落復建神社的看法
2017/02/12 苦勞網公共論壇 莫那能(排灣族詩人、夏潮聯合會會長)

近日,從媒體上得知高士部落因復建日本神社而與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引發爭議,對於長期投入原住民運動的我來說,對此感到非常的驚訝。高士村是牡丹社事件的主戰場之一,我的祖先也是牡丹社事件的參與者,因此我對於抗暴英雄阿祿古頭目父子的排灣族後代,竟然會讓日本人來重建神社,我實在不能同意。試想,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受害者會讓所謂的恐怖組織到紐約雙子星大樓遺址來設紀念碑,或是賽德克族可以讓日本人到部落祖居地去蓋一個日本神社嗎?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其實是一場錯綜複雜的侵略事件,一方面是日本併吞琉球後,藉由八瑤灣船難的聲討來展現對琉球的主權,二方面是作為「征韓論」的替代方案,以海外擴張來解決日本的內政問題。而這些海外擴張的規劃,都是在美國公使的建議下形成的,美國想要利用日本崛起的軍國主義勢力去衝撞東亞各國開港通商,由日本去破壞歐洲列強已經瓜分東亞的布局,等於是幫美國去占領殖民地,所以很積極地提出併吞琉球與占領台灣的計畫。當時的美國顧問李仙得就提出,日本可用以八瑤灣船難為藉口,用「蕃地無主論」當作出兵台灣的藉口,並且提供了台灣的地圖、照片、河流地勢這些資料,很具體的規劃了由牡丹社入侵的計策。於是在籌備兩年後,1874年日本的3,600人軍隊更在美國軍艦「蒙那肯」號的支援下從屏東社寮四重溪口登陸,攻打牡丹社部落,這就是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從原住民部落來說,不管是八瑤灣事件或是牡丹社事件,都是單純捍衛生存領域的防衛和抗暴行動,但是實際上卻從頭到尾都是美國和日本一整個侵略戰爭計畫中的犧牲品,整個事件更成為日本後來發動甲午戰爭和大東亞侵略戰爭的一個開端,原住民不能單純認為牡丹社事件只是因為誤會和衝突所引發的偶然事件。
1895年日本人占領台灣後,為了強佔原住民的土地而發佈了所謂「26號日令」,繼續利用「蕃地無主論」,剝奪了原住民的生存命脈,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有很多原住民部族都起而反抗,發生了很多原住民武裝抗暴事件,從1895年到1920年之間,日軍對原住民發動138次戰役,死了7,000多人,占當時原住民總人口十二分之一,馬告地區(台中棲蘭山一帶)也曾發生全面性的激烈對抗,在討伐過程中,日軍甚至用「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來對付原住民部落,以軍警暴力來全面控制原住民固有生存地區,一直到「霧社事件」以後,日本人才開始用「以蕃治蕃」的方式,既恐嚇又拉攏,對於不同的原住民部落使用不同的對待,像是配合「皇民化」政策來收買地方上的意見領袖,例如針對部落頭目、長老來進行攏絡,或像是把魯凱族的警察去派到排灣族部落來進行交叉統治等等,藉以分化台灣的原住民各部族,也因此在日本統治後期越來越多的人和日本統治者有比較密切的連帶關係。
因此我很能夠理解,對這些歷史不理解的人,比方一些部落的後代,就會認為日本人對我們是很優厚的、很友善的,而產生了感恩的情結。但是其實在日本統治的50年期間,大部分的人都是受迫害的受害者。
很讓我遺憾的是,牡丹社很清楚就是日本人藉故侵略原住民領地的主戰場,竟然發生了讓日本人來復建神社的事情,即便日本人想要跟台灣的原住民來表示和解,也應該要對殖民統治台灣50年的許多歷史事實進行道歉,包括強占原住民土地、強徵高砂義勇隊、強徵慰安婦等等,要有很嚴正的道歉,否則這次高士部落的復建神社事件就會變成一種媚日行為,是對原住民族以及英勇抗暴的祖先都是一個莫大的恥辱。
此外,我認為這些錯亂的歷史認識,也和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越來越多的媚日行為有密切的關係。蔡英文政府希望聯合美日對抗中國大陸,為了討好日本,甚至願意同意在沖之鳥礁議題上犧牲漁權、在福島核食議題上犧牲民眾健康等等,甚至去年蔡英文還以領導人身份去琉球為所謂的「台灣之塔」揭碑來紀念台籍日本兵。其實在所謂的台籍日本兵中,就包含了許多被強徵到南洋打仗的「高砂義勇隊」,這實在是非常荒謬的事,事實上原住民完全是日本發動大東亞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犯!而蔡英文的行為等於合理化了日本的二戰軍國主義行為,認為原住民理當為日本打仗,讓原住民變成戰爭共犯,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另外,台中市長林佳龍在2015年宣布要修復神社鳥居,我認為這就間接的證明民進黨政府同意恢復神社,並且罔顧歷史正義,去認同與合理化了日本人侵台與屠殺原住民的種種暴行。
我曾經數度和韓國的日本兵後代一起到日本的靖國神社抗議,包括立委高金素梅女士也分別去抗議過,就是要求靖國神社要歸還我們被綁架的祖靈。我們的祖先應該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紀念,不需要在冤死以後繼續留在靖國神社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行為來背書。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這些越來越多的媚日行為,簡直是還把日本當成是我們的母國一樣的態度。
作為一個長期的原運工作者,自從1984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權會)成立以後,我們就一直努力在平反原住民的污名,爭取原住民族的權利與尊嚴,甚至為了破除吳鳳神話而去拆除嘉義車站的吳鳳銅像,就是這些運動讓原住民逐漸建立起民族的尊嚴。現今的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也是曾經擔任過原權會會長的人,可是他竟然可以在民進黨執政以後,對於像邱議瑩以「蕃仔」來污辱原住民這樣的事情不敢表示意見,實在讓我們感到很難過。
另外,像是民進黨政府的側翼——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林昶佐和高潞.以用.巴魕剌,去年也和蔡英文一同前往琉球所謂「台灣之塔」紀念二戰期間的台籍日本兵,又在近日針對高士村神社議題主張「和解的時代,要放下仇恨」,這真是一個既荒唐又矛盾的發言。當你紀念日本兵或神社,不就等於認同日本人欺壓台灣原住民祖先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嗎?沒有認錯和道歉就直接和解,試問轉型正義又該如何落實?針對原住民傳統領域的「還我土地運動」就不提也不推動了嗎?
這次高士部落因復建日本神社而引起的爭議,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恢復原住民族應有的歷史正義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必須要求民進黨政府,以及現任的原民會主委,要正式要求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50年暴力統治,以及對侵占原住民土地等等歷史暴行來道歉。還應該要求日本,要讓台灣原住民把合祀在靖國神社的原住民祖先英靈迎接回來,另行在自己的故鄉興建紀念碑或祠堂,來紀念這些受害的原住民祖先。就像我們過去破除了吳鳳神話那樣,和解不能沒有真相,只有歷史的正義被平反,才是對原住民的尊重和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