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高士神社爭議】
下篇:歷史記憶的戰場

2017/06/13
苦勞網記者
苦勞網記者

上篇報導中,我們提到高士神社的重建經費是來自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間募集而來的資金。

佐藤健一透過募資,籌得1,000萬日圓(約256萬新台幣)款項重新打造木製神社,並將製作好的神社運送來台,親自擔任高士神社的宮司,主持招魂遷座祭以及鎮座祭,後續也定期來台舉行慰靈祭等祭祀活動。日前成立的販賣各種神社紀念品的「高士神社社務所」,也是以佐藤健一的名義授權經營。

但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機緣,促成佐藤健一投入這整個募資與重建神社過程?

野牡丹神社公園裡的高士神社。(攝影:王顥中)

日本右翼推動神社復建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佐藤健一除了是日本神職人員,同時也是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以下簡稱日本李友會)的會員。2015年7月,佐藤健一在日本櫻花頻道播出的節目中,說明了重建高士神社的原委。幾年前他到台灣參加「高座日台交流之會」的活動,日本李友會在台人員接待他時,向他提起台灣有很多神社都已廢棄,希望佐藤協助神社回復到原有面貌,後來佐藤經日本李友會得知高士村民有意重建神社後,便主動致電部落耆老陳清福,表示願意提供協助。該年8月,高士神社落成並舉行招魂遷座祭,日本李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也出席儀式,送上李登輝「為國作見證」的題字。

日本李友會不但對重建台灣神社的興趣由來已久,而且在高士神社的募款上擔任重要角色。前面提到的日本櫻花頻道節目上,佐藤健一公開向日本民眾徵求上他創立的部落格募款,募款窗口是「高士神社協力會」,除了這個部落格外,在網路上所能搜尋到的和「高士神社協力會」相關的文章和募款訊息,幾乎全都來自日本李友會的網站,網站當中的一篇募款文章,更明確提到募款將用於增設狛犬、燈籠和賽錢箱,且因為台灣屏東縣復興了高士神社,日本李友會將規劃屏東之旅。

日本李友會曾發起的募款活動,還包括整修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以及修復日前遭斷頭的八田與一銅像等等。《觀察》雜誌編輯主任、日本問題研究員李中邦表示,2002年成立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是蠻大的日本右翼團體,在日本有26個分部,和台灣親李登輝的人士有聯繫,收到有利情報時就會介入台灣議題。他指出,日本右翼團體繁多,各團體宗旨不盡相同,但本質上都抱持國粹主義和天皇為中心的思想,戰後持續推動美化侵略戰爭的史觀。

此外,高士神社的重建也牽涉到多個否認日本戰爭罪行和宣揚民族排外主義的日本極右翼團體,例如邀請佐藤健一上節目訪談、大力支持重建高士神社的日本櫻花頻道,以及擔任該節目主持人的「台灣研究論壇」負責人永山英樹等等。

然而,日本右翼勢力近年是如何與高士部落搭上線?高士部落又是在什麼機緣下和右翼團體發展合作?這一切要從2009年日本國營電視台NHK的節目在日本國內引發右翼圍剿所展開的萬人集體訴訟說起。

佐藤健一(右)在永山英樹主持的櫻花頻道節目上說明高士神社重建始末。(翻攝節目內容)

NHK紀錄片揭發「人間動物園」的爭議

2009年,日本國營電視台NHK製作以「日本登場」為名的系列報導紀錄片,回顧了日本歷經現代化,以及登上世界舞台的歷史軌跡,該系列節目的第一集《亞洲的「一等國」》便是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

這部紀錄片中,NHK深刻反思了日本過去如何為了躍升成為世界「一等國」,以武力鎮壓台灣的反抗勢力,並透過實施「差別待遇和同化」政策,在島內建立充滿歧視和壓迫的統治結構。舉例來說,在後藤新平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時所頒布的《匪徒刑罰令》,嚴苛與殘酷程度遠非今日所能想像,強盜、傷人、破壞建築物與道路標誌,或者被總督府認定為「匪徒」,皆判處死刑,而且連「未遂犯」也以同罪論處。《匪徒刑罰令》在頒布實施的五年內,就有三千人被處死;而在嚴刑峻法背後,日人也祭出胡蘿蔔,收買台灣人中的「合作者」,給予低階官職以維穩。

在整部紀錄片中,引起最大爭議以及後續集體訴訟的,就是對「人間動物園」的揭露。紀錄片透過檔案文件顯示,當時英法等國盛行在國際博覽會場合上展示殖民地的居民,後來對殖民侵略採取批判立場者,則用負面的「人間動物園」(Human zoo)稱之。法國殖民地史學者Pascal Blanchard在紀錄片中指出,當時的西歐列強深信殖民地的人民是落後的野蠻人,有傳播文明的使命感,殖民則是傳播文明的善舉,而「人間動物園」便是這種思想的宣傳陣地。

Pascal Blanchard在紀錄片中說道,那時的日本人也相信世界上不同民族處於不同階層,自己位於頂點,下層則是亞洲其他民族。而在1910年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上,日本力拼躋身現代化國家,積極展示宣傳日本的產業和文化,也學習了英法等國展示殖民地人民的「傳統」,把自己統治的殖民地的居民──台灣「排灣族」列為重要展示項目,在會場中再現了排灣族的房屋與生活情景,並安排讓排灣族人在觀眾前跳戰鬥舞蹈,表演模擬戰鬥。

而當時被帶去展示的,就是高士部落的村民…。

高士部落族人赴倫敦參加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前夕在台北合影。(資料來源:Shinji Ishii, 1916,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imitive Inhabitants. A Paper Read at a Joint Meeting of the China Society and the Japan Society, held at Caxton Hall, on Thursday, February 24, 1916, London: MCMXVI. )

NHK遭日本右翼集體提告

NHK該部紀錄片對於日本過去殖民侵略他國的歷史有著深刻的反省,然而這在日本右翼眼中卻是無法容忍的。該集公開放映後,產經新聞、週刊新潮、櫻花頻道等極右翼媒體先是輪番對NHK展開砲轟,日本李友會等右翼團體隨後更串連了上萬人對NHK集體提告。也由於NHK的紀錄片,直指高士部落村民的祖先曾被帶去博覽會上展示,日本右翼於是積極奔走台灣,到高士部落鼓勵原住民加入集體訴訟,擔任原告控告NHK妨害名譽,其中日本李友會便扮演著串連台、日的關鍵角色。

在NHK案的審理過程,日本三級法院的見解並不相同,2012年東京地院一審先是判決原告敗訴,但在上訴後高院卻判決原告勝訴,NHK必須賠償原告100萬日圓。而到了最高法院,才又再度逆轉,判決NHK是對歷史進行評價與陳述,並無直接構成原告名譽受損。

根據NHK,「人間動物園」概念出自法國殖民地史學家Pascal Blanchard,以及日本社會學家吉見俊哉的專書《博覽會的政治學》(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其中吉見俊哉便更區分出博覽會中「展示人類」的特殊性,隱含了種族歧視以及「文明/野蠻」階序的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個判決結果中,一審與三審判決原告敗訴,唯獨二審判決是原告勝訴,但即便如此,理由也是建立在「展示人類」與「人間動物園」的說法,確實會造成人性尊嚴的損害,認定NHK並未細心注意報導可能對台灣原住民造成的傷害。換句話說,就算這場訴訟中原告告贏了,曾經幹過這種事(展示台灣原住民)的日本,其實也沒什麼值得光彩的。

在整起事件中,日本右翼為捍衛自身殖民歷史的正當性,甚至不惜拉台灣原住民進場背書,控告NHK妨害名譽,然而,NHK確實揭發了一樁日本在海外的「醜事」,而這一揭發動作也確實可能使某些人感到尷尬難堪以至名譽受損,但真正讓人名譽受損的,難道不是「醜事」本身嗎?

然而直到現在,高士部落仍不同意日本法院判決NHK未構成「毀損名譽」的結果。曾擔任NHK案原告到日本法庭作證的陳清福說,NHK來部落採訪時,誤解了族人的意思,他們的祖先是很光榮地去參加日英博覽會,並沒有被日本強迫或虐待,不能說成是「人間動物園」。村長李德福也表示,聽長輩傳述,都覺得被選上參加博覽會是光耀門楣的事,「顯示高士村的族人有特殊性」,不同意最後NHK勝訴。

而高士神社重建的源頭,便是肇因於日本右翼團體對NHK的集體訴訟,他們在訴訟過程中先是向高士部落伸出了友誼之手,在三審敗訴定讞後,日本李友會及佐藤健一又促成部落重建高士神社以宣揚「台日友好」。高士神社的鳥居,便是來自當初控告NHK的右翼人士的捐贈,上頭嵌有「一萬人集團訴訟原告團一同」紀念銘文。

日本右翼在台的戰略

高士神社鳥居上的「一萬人集團訴訟原告團一同」紀念銘文。(攝影:王顥中)李中邦分析,日本右翼非常懂得挑選議題介入台灣局勢,例如在NHK訴訟案,日本李友會聯合高士村民控告NHK,之後又協助重建高士神社等等,認為這些都符合右翼的利益。

李中邦說,日本右翼一心想要抹去日本的侵略戰爭責任,所以會試圖找一些親日派為日本辯護和背書,例如在台灣找李登輝、許文龍這類人為日本說話,卸除侵略戰爭的罪惡,他認為高士部落說要藉重建神社「化解恩怨」,「其實是正中下懷,日本就是希望你忘記過去的侵略。」原住民運動者莫那能也指出,高士神社的重建,歸根到底是日本李友會等右翼發動的結果,意圖「恢復殖民的榮耀,成為新右翼的觀光點」,強調真正的問題在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再復甦。

此外,李中邦認為,雖然同為右翼的安倍政府不敢明目張膽違反一中政策,但可以透過民間的右翼團體拉攏台灣、對抗中國大陸,「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是很好的施力點」。李中邦表示,日本右翼影響台灣的方式非常細膩,例如日本李友會近年在台灣各地致贈櫻花,讓賞櫻這樣的日本文化深入到台灣,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台灣人親日的感情,甚至懷念過去的殖民統治,現在重建代表日本神道教的神社也有同樣的效果,目的都是要讓台灣在文化和情感上愈來愈親近日本,愈來愈遠離中國大陸,企圖「聯台制中」。

台灣新一代親日戀殖派的出頭

NHK訴訟案和高士神社復建過程,反映出日本右翼見縫插針介入台灣政治宣揚右翼史觀、進行文化滲透與部署。但除此之外,台灣新一代親日戀殖派的崛起,也與日本方面的政治動作遙相呼應。

今年1月,名為《薰風》的季刊推出創刊號,這本刊物自我標榜為「以台日歷史羈絆為主題的知日知台雜誌」,第一期就是以高士神社為封面照片,主題是「象徵台灣的神社」。當中刊載了一系列和日本神社文化以及台灣神社遺跡有關的文章,更隨書附贈紀念品「台灣神社的御朱印」,聲稱「日本時代結束71年後,這枚全台最重要的『御朱印』終於甦醒。」

《薰風》雜誌創刊號及紀念品「台灣神社的御朱印」。(攝影:張智琦)在〈排灣族的神社──高士神社紀行〉一文中,作者許宏德詳細敘述了高士神社重建的來龍去脈,並將此形容為「一段緣起於悲劇的佳話」,他寫道:「在結合排灣族及日本神道的落成儀式中,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不再是隔閡,我只看到曾經有過共同歷史記憶的台灣人與日本人,再次攜手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歷史。」另一篇〈象徵台灣的五座神社〉中,則穿插許多日本殖民時期的神社圖片,依序介紹了台灣神社、建功神社、日月潭玉島社、新高祠、高雄神社的歷史和現況,作者姚銘偉語帶緬懷地寫道,這五座「堪稱象徵台灣的經典神社」,「逝者已矣,尚且留存的零星神社殘跡,是否更需你我之力,使後世得以追憶這座島嶼日益模糊的足跡?」

顯然,《薰風》和日本右翼的企圖並無二致,都試圖美化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然而《薰風》要復甦的究竟是誰的歷史記憶?以台灣神社來說,其供奉的主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乃是甲午戰爭後率部隊到台灣鎮壓屠殺反抗的台灣人的日本皇族,在清剿台灣人民的過程中死於台南,而後日本將其神格化,紀念他南進鎮壓武裝抗日活動的功績。這樣來看,如果說台灣神社可以「象徵台灣」,這究竟是台灣人民的台灣,還是日本殖民者的台灣,不言可喻。

而重建後的高士神社,更已成為日本右翼憑弔因日本軍國主義動員而犧牲的「英靈」、美化侵略戰爭的地點,二戰時同樣受到日本迫害和利用的台灣人,又如何能與日本右翼「攜手創造」對立於台灣人民的歷史?

事實上,《薰風》不僅是從側面報導台灣的神社遺跡而已,他們更直接參與在重建神社的工程中。高士佛神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李安琪便透露,《薰風》主編姚銘偉通曉日語,是佐藤健一的好友,佐藤到部落時經常透過他來進行翻譯溝通。而姚銘偉除了曾以個人名義資助高士神社協力會,日前高士神社對外募資翻修神社屋頂,《薰風》也捐獻了一萬元台幣。

《薰風》的發刊詞說,台灣對日本的感情,「是承襲自戰前世代,且早已內化到台灣人基因裡的本能」,又提到日本「與那國島」的存在,顯示離台灣最近的國家,並非中國,而是日本。由此可見,《薰風》不僅在高士神社的重建上,和日本李友會、日本右翼形成微妙的合作關係,在意識形態上,更以「親日、戀殖、拒中」的政治立場,和日本右翼「聯台制中」的戰略一拍即合。

「日台一體化」趨勢

在高士神社重建爭議中,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屏東縣政府的動向。高士神社位處的「野牡丹神社公園」,是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牡丹鄉公所規劃的。李德福受訪時提到,鄉公所過去一直有意重建神社,所以保留了神社的基座和遺址,但因為找不到原本的設計圖,只做了神社外圍的保護體。李德福說,直到後來耆老結識佐藤健一,佐藤在日本打造出木製神社,運送到高雄港,而高士社區發展協會則負擔了運送和興建的費用。

2015年8月高士神社重建完成,日本李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佐藤健一、屏東縣文化處長吳錦發和牡丹鄉長陳英銘都出席了揭幕儀式的剪綵,吳錦發表示,對於佐藤健一「發了這麼大的悲願」重建神社,他感到「非常安慰」,並用日語向日本人道謝。陳英銘也說,感謝日本朋友的資助和努力,才讓歷史遺跡重現。

而伴隨著高士神社的重建,屏東縣文化處去年11月卻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紀念碑文。縣府聲稱要還原「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原有歷史樣貌,所以拆下國民政府來台後覆蓋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未料拆下後才發現,日本殖民時期的原碑文已經不在底下。縣府文化處在召開文資審議委員會討論後,決定重造日本殖民者最初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以「恢復歷史原貌」。

荒謬的是,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是日本殖民者當時為表彰自己征台勝利的光榮而建,屏東縣政府卻決定從殖民者的立場「還原」紀念碑,這就跟高士部落和台灣親日派支持重建高士神社一樣,予人歷史顛倒和價值錯亂之感。

屏東縣文化處將石門古戰場紀念碑上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文字刨掉,才發現日據時期的「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字樣已經不在,文資審議委員會討論決定復原。(攝影:王顥中)

其實,放大視野來看,近年台灣各地方政府都在再造日本神社,包括桃園神社、新竹神社的整修活化,台東鹿野神社及屏東高士神社的重建等等,台中市長林佳龍也喊出要重新豎立台中公園的鳥居,「重拾城市光榮」。更令人難以察覺的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帶起的重修日本殖民建築的風潮,例如台北有「樂埔町」、「齊東詩舍」和新近落成的「新北投車站」;台中有日據時代警察宿舍改建而成的「台中文學館」;台南有「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林百貨」等等,不可勝數。

台灣日裔學者傅琪貽認為,前總統馬英九雖然也非常親日,但蔡英文執政後,日台關係幾乎已經超越「親日」的階段,朝向「日台一體化」的趨勢發展。她指出,近年來台灣的飲食、商店、街道、電視節目都愈來愈日本化,整個台灣充滿日本的氣息,民進黨一邊復興日本文化,一邊推動「去中華民國化」和「去中國化」,加上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右翼的介入,以及台灣對抗中國大陸的態勢,促使日台愈來愈融為一體。

然而,在皇民化時期,日本政府也曾施行「內台一體」的方針,強制台灣人參拜神社,聲稱台灣人也是「皇國臣民」,真正目的卻是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充當侵略戰爭的人力資源。弔詭的是,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70多年後,台灣卻又開始重建神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與日本右翼互通聲氣…。

從NHK訴訟案到高士神社的重建,更早的高砂義勇碑與近期的八田與一像,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儼然已經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奪詮釋權的戰場。當「轉型正義」已是台灣政治場域中的顯學,過去國民黨透過黨國威權統治下的措施也都開始被一一清算檢討,面對此前日本殖民的歷史,如何承繼日據時期遭歧視壓迫卻堅決反抗的台灣人的立場,清理日本殖民所遺留下來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創傷,便是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找回真正的「主體性」的必經之途。這不僅只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也攸關到台灣的未來。

責任主編: 

回應

有了「台灣國」,也無法迎刃而解的「原住民族」問題
2017/07/15 《Mata‧Taiwan》 閻孝和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劃設爭議,是當前台灣原住民族最主要的議題之一。這個議題主要牽涉到空間治理、原住民族的文化實踐、以及私有財產的三方拉鋸,並且在原民會(包含它背後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強硬態度、以及原住民族運動者的無法妥協之下,這個議題變成了一場消耗戰,而且越發地陷入混沌的境地之中。
要理解這個議題的發展過程,必須要先從「原住民族」這個概念的來歷講起。
1980年代,全球的原住民族運動開始興起,各地的「原住民」(通常是指涉在拓殖者與殖民國家來到當地之前,就已經在當地生活的人群)透過繁複的對於語言、宗教、日常行為以及血統的族群研究,生產出一套民族論述,宣稱原住民族的文化實踐有別於殖民社群、並且辨識(或至少宣稱)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是受到過殖民國家的侵略、資源掠奪、文化清洗甚至種族屠殺的。
「原住民族」和殖民國家的反抗─受害關係,是他們建立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除此之外,原住民族的族群分界,也仰賴殖民國家的承認與規劃 —— 在這個面向的論述中,原住民族是由於國家某種程度上承認自身的罪咎、由於國家對他們做出肯認與讓步,才得以獲得相關的保障與補助、或至少有制度上正當的理由去爭取它們。
原住民族的民族論述和殖民國家同時存在著「對立」和「共謀」的兩個面向。要是在這套民族論述中抽掉「殖民國家」的角色,那麼原住民族對抗的對象消失了、制度上的承認來源消失了,只剩下邊界非常模糊不定的「共同文化實踐」,那麼這套民族論述將會應聲瓦解——畢竟許多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確實是因應民族論述的需求而生產出來的,儘管這裡從不是要否認原住民確實有其特殊、豐富的文化實踐內容(事實上,這些文化實踐內容的多樣性,往往遠高於原住民族論述中,為了生產族群邊界而建構出來的「傳統文化」)。
正因為原住民族的族群邊界與權力來源,是在他們對殖民國家的抵抗—治理之間、以及在殖民國家所安排的族群制度裡才能夠續存的概念。所以原住民族若要爭取對於自身權益的保障、謀求自身的生存空間與文化實踐機會,自然也只能寄望通過殖民國家設計的制度來處理;中華民國用以承認原住民族地位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當然就成為了原住民族獲得話語正當性的最佳媒介。
然而,協助進行原住民族的界定與(表面上的)賦權,顯非國家治理人群的唯一手段。
國家可以透過資本主義、透過國民教育、透過控制「社會發展」的走向,映射在所有人民(而非只有原住民族)的腦海中——原住民族當然不是國家唯一(也不是優先)要服務的對象,而往往更多的只是虛應故事。正是因此,原住民族的權益才會持續受到限縮。在很多的社會議題中,原住民族也往往被輕易的犧牲掉。
基本上,現在殖民台灣的殖民國家沒甚麼好爭議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 那麼,如果由「台灣人」建立「台灣國」,脫離了中華民國殖民,是不是就沒有這個殖民國家忽視原住民族、犧牲原住民族利益的問題了呢?不,問題可大了。
在絕大多數的台灣獨立論述與想像中,建立「台灣國」的重要先決條件是打造一個「台灣民族」。台灣民族的民族論述,和原住民族的民族論述可能會彼此重疊、也可能會彼此排擠。台灣民族論述因應既有的原住民族論述,主要有「容納」和「排除」兩種論調。而「排除」的論調,又衍生出兩種不同的制度想像。
「容納」的論調就是,將原住民族直接納入台灣民族之中,將文化實踐的差異暫時擱置,只要意欲推翻中華民國並長居台灣,就都是台灣民族。
這套論調的最大困境在於:「台灣民族」的概念其實被台獨運動者徹底壟斷,用以構建反中華民國的集體認同。而原住民族則根本就失語了,只能夠寄望於台灣國可以比中華民國更好的照顧他們所願意保存的文化實踐與論述——但是基於這個台灣民族論述打從一開始就忽略了在既有的原住民族論述中被界定出來的族群差異性、以及許多非原住民族的族群長期做為殖民國家傷害原住民族的幫兇,所以多數原住民應該不太會被說服到。
「排除」的兩種方案則分別在台灣國要或不要包含原住民族的論述中出現。若台灣國「要」包含原住民族,那麼未來的台灣國必須繼續扮演一個殖民國家的角色,因襲與過去的殖民國家類似的治理制度,維繫這個同時生產又宰制「原住民族」的狀態。
這套論調的困境是:基本上,所有在中華民國治理之下的問題都有可能會繼續發生。儘管台獨的支持者會很樂意辯護道「如果發生問題,台灣國一定比中華民國更能解決」,但畢竟治理的方式看起來跟中華民國就沒甚麼差別,所以多數人應該不太會被說服到。
若台灣國「不要」包含原住民族,那麼就表示台灣國要讓各部落脫離台灣國自治或者獨立、不受台灣國管轄。這套論述的前提是:它浪漫的想像,原住民族是一個固著在「前現代」狀態下的群體,可以輕易的從殖民國家的治理底下剝離出來。這個想像完全是胡扯。
事實上如前所述,原住民族的民族論述和殖民國家深深糾纏在一塊,根本不可分割。所以多數人剛聽到的時候可能會很開心,但仔細一想就應該不太會被說服到。嗯,就是多數人應該不太會被說服到。
正如同只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往往不太有辦法說服被那些覺得被中華民國治理沒甚麼問題的人、沒有辦法說服那些總覺得有一些議題和台獨一樣重要(或比台獨更重要)的人、沒有辦法說服對於民族與國家的建構過程抱持懷疑的人一樣。
正如同倡議原住民族議題的人,也不太容易說服那些心有旁騖的人——更不用想要說服那些從一開始就輕蔑、甚至敵視原住民族的人(這種人不但存在而且真不少,因此他們長期是原住民族論述中族群向心力的重要來源)。
而且更慘的是,在傳統領域劃設爭議這個原住民族的重要議題裡,原住民族倡議者不但沒能夠拉近和他們原本難以溝通的人的距離,甚至於還另闢戰場、製造了新的敵人。
這個議題早在使用「傳統領域」這一詞彙的時刻,就已經注定失敗了——而這個失敗,還不用談到資本主義介入的問題;而是人們對於「傳統領域」這個詞彙的解讀,本身就有歧見。
非原住民族會很直接地這樣解讀:「傳統領域」是由形容詞「傳統」和名詞「領域」構成;「傳統」的意思是「世代相傳」、「舊有的」,而「領域」則是指「主權區域」、「領有的空間」。原住民族透過這個詞彙,宣稱自己是這塊土地原本的主人、是世代在一定的空間內生活、實踐自身文化的群體;所以所有對於這塊土地的利用,都應該要問過原住民族。
於是非原住民族看到這樣的宣稱,無不氣得跳腳的,「我在這塊土地上居住了數代人,憑甚麼這塊土地就不能是我的傳統領域?」「我在財產上確實擁有這塊土地,憑甚麼我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憑甚麼別人可以來干預我家要幹嘛?」這個概念因此自然而然的就受到人們的疑慮與抵制。
但是在原住民族的定義中,「傳統領域」並不是那個意思:「傳統」不只是「舊有的」,它同時也指涉「傳統文化」;「領域」指的是「整體空間」。
在這個解讀中,傳統領域是指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這個空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連結,空間本身在文化實踐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不管要依照《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中叫做「部落範圍土地」、「原住民族土地」這類單純指涉「空間屬性」的辭彙,或者叫做「傳統文化實踐場域」之類的辭彙,都比「傳統領域」來得更好。
當前這個議題的關心者在每一次的討論中,都總是需要耗費非常多的力氣去解釋「傳統領域」的真正意思,卻始終沒能談論到問題的核心之處,正就是使用這個辭彙對於議題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傷害。
儘管原住民族其實是試圖透過「傳統文化」的論述,以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保障,在殖民國家的治理之下勉強擠出文化實踐的寸地尺天。然而不論是哪一種解讀,「傳統領域」都內含著「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應被保留」的預設,而傳統領域由於與傳統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應予劃設。
一方面,人們理應承認原住民的文化多樣性確實值得被重視(當然,「人們未必都這麼想」絕對是重要的、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抽離了「空間」這個原住民文化的重要元素,那麼這些文化實踐將直接受到影響。但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的是,將傳統文化實踐連結到土地、空間的論述,其實也有可能是因應殖民國家的治理而生產出來的東西。
此外,在制度中被劃分與標誌出來的文化單元,其邊界是渾沌不明、隨時變動的。這樣的問題當然發生在「民族」邊界的生產上(例如從9族陸續增加到16族),但更嚴重的實務問題出在「部落」的邊界上。例如都蘭部落宣告的傳統領域把莿桐部落給劃了進去,莿桐部落卻表示都蘭部落人根本就沒在這裡活動的爭端。這樣的爭端當然是可協調的,但依舊呈現了這套看似清楚的邊界劃定系統實際存在的曖昧性。
原住民族人之間尚且如此,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之間、部落與私有地之間的關係自然會更加難解。
這裡有一個比較理想性的試圖超越前述困境的構想。首先,其實民族論述與傳統文化如何被生產並非重點、由誰來如何宣告傳統領域範圍並非重點、甚至於原住民文化的被保障與否也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土地的私有制內含著嚴重的瑕疵,而且這不但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上造成問題,也在許許多多的迫遷、工廠設置、開發案、文化資產爭議中造成周遭居民的嚴重困境。
土地私有的狀態,意味著只要握有土地的所有權,不論是個人、財團、國家,都可以絲毫不在乎周遭的任何人,任何使用這個空間、認為這個空間對自己有特殊意義、長期要在這個空間附近生活與實踐文化的人們,通通都無法置喙持有者對於這塊土地的任何使用方式,土地的持有者往往可以無所顧忌的做出許多罔顧和這個空間有實際互動的人們的決策。
因為「空間」實際上是每一個人、每一群人的生活與文化實踐所必須,而不僅僅是原住民族,也不僅僅是土地的持有者。
所有對於土地的使用,都應該要由這塊土地周遭、會直接使用到這個空間的鄰里一同決定。不論這些人是甚麼族群或階級,所有空間使用與開發的前提是,必須經由當地周遭的鄰里、以及所有會實際在這個空間生活的人們互相協商、討論、評估,來拒絕、接受或修改所有在這個空間可能會戕害鄰里、或為鄰里帶來利益的使用方式。
儘管這個概念本來就有在一些空間規劃的過程中被注意到,只是在操作上經常缺乏實際成效、淪為虛應制度的背書工具(例如公聽會沒人去甚至有人被擋在外面的狀況)—— 但根本的問題是,它現有的運用幾乎沒有進入到私有土地的利用上,所以許多的建案與開發才會一再對周遭的鄰里造成傷害。
當然,這個構想因為看上去很美好,所以也有著許多致命的缺陷,這裡也任意舉出幾個:例如鄰避效應的存在,可能導致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被規劃為一些多數人不喜歡的機構,例如社會底層人士的住居、垃圾的處理場、高汙染的產業、死亡空間等等,而這個部分也可能仍舊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再來,「鄰里」是一個在制度上完全無法定義的、不可捉摸的概念,儘管這個構想本身的前提就是承認並且擁抱「鄰里」的曖昧特質,並由此創造決策的彈性,但它也因此顯得不牢靠、難以信賴。
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在這個鄰里之中,某些群體的聲量遠大於另些群體,那麼在不同的文化實踐需求中,究竟要怎麼得出一個不會侵害異質群體或弱勢的文化的空間使用策略呢?
原住民族持續做出民族的論述,就是透過宣稱「我們有一套特殊的傳統文化」,試圖回應這個困境——但是顯然它無法足夠好的解決人們究竟如何看待異質群體的問題,反而產生了關於民族邊界的新問題。
在一套對於異質群體的友善、悅納的態度被多數人所習慣以前,這些議題的處境依舊會是懸而未決、甚至於持續惡化的。
所以,還能怎麼做?
現在,傳統領域劃設的爭議看似進入族人和政府各執一見的惡鬥死局,而且族人的精力正在逐漸耗損——但其實這非但不是死局,而且還是當前最適合去做的事情:維持這個議題的爭議性,讓不特定的大眾知道這個議題還未解決、還有待討論。
之前在凱道超過三個月的帳篷,這些為了族人的家園、生活空間和文化實踐空間而辛苦抗爭的議題工作者,非常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有越多人投入,它就會越有能量、越有機會觸碰到那些本來並不關心的人。
筆者一再強調的是,原住民族的民族論述是和殖民國家互動下的產物(而且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情況都不會比較好),在接觸這些論述的時候應該要對此有所知覺——儘管這毫不影響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以及這些實踐中非常多值得欣賞與參考的地方,需要在跨族群實際的互動中(而不是透過課本)直接去體察與理解。
長此以往,也許有一天,人們就可以不再需要繁複的民族劃分,自然而然的承認並接納彼此的差異與需求,共同生活。

facebook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網軍"松本圭一"不告訴你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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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一個美麗的謊言
2017/03/02 觀策站 吳昆財(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著名的猶太裔歷史學者哈拉瑞,在其大作《人類大歷史》一書中,從人類歷史的演化過程裡表示:智人們根本就沒有合作的基因,為此乃利用想像出各種虛構的秩序,如君權神授、天賦人權、以及所謂主觀且抽象的正義概念。哈拉瑞進一步指出:虛構與想像者絕不會自我承認這種幻想,而是大談這是自然與必然的發展結果。例如漢摩拉比法典會說:是人或奴隸乃由神所決定。亞里斯多德則主張:奴隸與自由人,乃因各自的自由本質,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地位。就算是古往今來各種偽科學的說法,也會夸夸談論白人血液中的確存在特殊優良的基因。
智人們乃透過上述幻想的種種虛構故事,所產生的秩序,如印度種姓制度和正義等,事後均遭證明都是不存在的偽議題。但為何在智人們的演化歷史過程裡,這些假議題卻仍然具有如此關鍵性的地位,其答案就是:生存。為了生存,上層的智人於是想出五花八門的美麗謊言和藉口,取得下層智人的合作,並得到統治的合法權力。
從哈拉瑞的觀點省思,今天民進黨口口聲聲的「轉型正義」,就猶如君權神授、印度種姓制度等,都是試圖用來說服台灣智人們相信這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但根據哈拉瑞的理論:智人們的演化過程裡,那些所謂主觀的概念,都是抽象的幻想與藉口,也是不存在的。唯有具體、客觀的事實,如陽光、空氣、水等,絕對影響人類生存的,才是永恆不變的。簡單講,缺乏了具象的生命三要素,智人立馬滅亡。但沒有了抽象的上帝、正義,智人依活蹦亂跳。換言之,智人演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生存。所以生存才是硬道理,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繁衍生命。總之,民進黨口中所謂的「轉型正義」,根本如同白種人優越論等偽論調,在未來歷史的驗證裡,必當為人唾棄。
問題是,這種抽象、虛構的偽命題,何以如火如荼成為當前台灣執政黨的當紅炸子雞,主因有二:一,歷史話語權的詮釋,原本就是由勝利者掌控;如今民進黨完全執政,當然會以自我感覺良好的姿態,廉價的操弄這一假議題。二,其實民進黨和古往今來的統治者絕無不同,總是想要追求千秋萬世的統治權;但吾人若反向思考,以上述「轉型正義」的檢驗標準,民進黨不啻也符合了不正義的原則。
既然民進黨的正義原則根本只是為求統治的藉口與手段,所以回顧國民黨在台的治理過程,為了追求政權的延續與人民的生存所採取的手段,例如十八趴、救國團、婦聯會以及黨產等議題,均可被視是當時正義原則下的手段、進程與藉口。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人先正己。在此奉勸民進黨:退一萬步而論,民進黨現在言必稱轉型正義,但:一,不正義的政黨不只包括國民黨,它也含蓋了過去平地人對原住民族的迫害、日據時期殖民者對台人的戕害、李登輝時代的黑金問題、以及陳水扁時代的兩顆子彈和其執政八年的諸多貪腐問題,也必須一併轉型。二,未來的新勢力一旦取代了民進黨,則目前蔡政府的失德敗政、以及種種悖離民心的不公不義措施,勢必也將成為被正義轉型的對象。
總之,請容筆者再度提醒讀者們:種姓制度、君權神授、天賦人權和白人優越論,這些曾經叱吒一時的口號、藉口與手段,絕非智人們追求生存的真切目的,已早為歷史淘汰。準此而言,「轉型正義」必將步其後塵,因為:民進黨口中的正義原理,根本就是假議題,也是「業障」,所差別者只在時間長短罷了。真正留下來會深遠影響台灣人民的,唯僅剩生存而已。但如何解決生存問題,又屬遭喻為「只會選舉、不會治國型」民進黨的大死穴與罩門。

國民黨亂搞 民進黨立委會幫你擋
民進黨修惡法 民進黨立委會叫你[下次選舉可以不要投給民進黨]
不過 有些人的選票欄只有[民進黨]和[廢票]兩種 科科

砸書?砸錯人了啦!
2014-10-07 《周刊王》第026期 王丰

從砸鞋子、砸雜物到砸書,台灣民主似乎更「進步」了。然而,砸書砸出了什麼真相呢?什麼不好砸,卻偏偏砸《被出賣的台灣》。好一個《被出賣的台灣》啊!這一砸,反而砸出了台灣的荒謬面與反諷面!
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曉得,寫這本《被出賣的台灣》作者的身分背景與職業:George H. Kerr(有人譯為喬治柯爾,或譯為葛超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國特務。早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喬治柯爾就潛伏在台灣。他的公開身分是台北高等學校英文教師,他一直潛伏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前才離開台灣。
戰爭年代,喬治柯爾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以台灣通的專業背景,任職於美國戰爭部軍事情報總部,專職情資蒐集與分析。
這本《被出賣的台灣》認為: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未尊重台灣的自決權,所以是出賣了台灣。可是,我們不禁要問:美國戰後占領琉球占領了26年,當美國宣布要把琉球群島的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時,有沒有「尊重琉球的自決權」,讓琉球人民恢復獨立自由之身?別忘了:台灣在被割讓給日本之前,是大清帝國的一個省,日本既然戰敗,理應歸還中國。而琉球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滅掉之前,還是一個獨立王國呢!所以,喬治柯爾這本書的立論,本身就是扭曲錯亂、荒誕不經的。依我看,它是一本學術價值含金量極低的閒書,充其量就是一本美國特務的日常調查紀錄彙編而已。
砸書事件也同時砸出了一個悲哀的現實:台灣可不可能靠打與砸,變得更好?有沒有可能靠打與砸,砸出台灣的新未來?大家一定都聽過「毛三到四」,年輕人砸書,砸馬英九,能不能改變台灣被美國、日本經濟掠奪的殘酷現實呢?大學畢業生月薪22K,讓年輕人憤怒,大家有沒有思考過讓年輕人領22K的根源與癥結呢?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很多朋友都是「果粉」,一支蘋果手機賣2萬台幣左右,台灣幫美國代工製造iPhone,台灣一支iPhone賺多少利潤?了不起100多塊台幣,毛三到四,絕大部分利潤給誰剝削走了?不正是美國嗎?砸書的人其實應該去砸老美!
台灣各地滿街的機車,在日本製造商眼裡,這些機車都是他們淘汰不要的,全外銷給你台灣(尤其是機車日製引擎)。台灣機車騎士出車禍,家人傷痛,日本人根本無所謂。台灣上市的日系汽車,絕對和日本當地最新上市的款式,時間上一定有落差。為什麼?哈日族崇拜日本,日本人根本把你當落後地區,車價還比日本貴。日據時代,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屠殺台灣同胞,殺害何止20萬人。很多人只拿顯微鏡檢視「二二八事件」,但卻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那筆血債完全視而不見。為什麼不朝日本人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