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高士神社爭議】
上篇:未癒的殖民之傷

2017/06/13
苦勞網記者
苦勞網記者

屏東高士部落重建神社的爭議,年(2017)初因為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的嚴厲批評而躍上媒體版面,蔡正元藉由神社重建一事批評民進黨政府親日,而高士部落則捍衛部落的主體性,強調神社重建與民進黨無關,甚至一度憤而揚言向蔡正元提告。然而,撥開藍綠鬥爭的迷霧,位於屏東縣牡丹鄉山坡上的這個部落,究竟曾經發生過什麼歷史,又何以會重建日本殖民時期的神社而引起爭論?

為了釐清整起事件,我們走訪了高士神社所在的「野牡丹神社公園」,帶著我們導覽的高士村長李德福指著遠方的海岸線說,「那就是八瑤灣,琉球人擱淺登陸的地方,當時琉球人有3個溺水,66個上岸。」

李德福說的是1871年的「八瑤灣事件」──琉球人因船難登陸八瑤灣後,有54人因誤入排灣族領域而被殺害。當年日本正推動明治維新,為了轉移國內士族不滿的情緒以及海外擴張的需要,便以「琉球人遇害」為口實出兵侵台,攻打排灣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奮起抵抗,雙方在四重溪、石門一帶交戰,史稱「牡丹社事件」。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既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諸國的開端,也成為復建後的高士神社備受爭議的主因。

從野牡丹神社公園望出去的景色,遠方的海岸線即是八瑤灣。(攝影:王顥中)

回到爭議核心:如何看待殖民歷史?

1月底,蔡正元在臉書發文抨擊民進黨政府重建高士神社,並提出高士神社「原址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殘殺原住民的場所」,質疑高士部落此舉將難以面對當年因抵抗日軍而戰死的牡丹社酋長阿祿古。

高士部落隨後接連發出兩篇聲明回應,澄清高士神社非由民進黨所建,而是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間募資建成,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並指出高士神社並非牡丹社事件的侵略屠殺地點,而是「日治時期的遷居地」,要求蔡正元道歉。當時許多媒體的報導將此回應解讀為「打臉蔡正元」,神社爭議也因而被轉移成藍綠對立問題,漸漸不了了之。

儘管蔡正元的確搞錯了部分事實,但高士神社的核心爭議並未因此消失。祖先曾參與牡丹社事件抗日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接受記者採訪時便表示,日本殖民者為防止原住民族反抗,會採取分化統治的方式,將各部落家族拆散、再重組成新部落,高士部落當時也從原部落被遷徙到新的地點,之後建立的高士神社所在地固然不是牡丹社事件原來的戰場,但部落確實經歷過戰爭,原住民曾受日本人侵略和宰制是歷史事實。

因此,關鍵問題在於,高士部落原住民重建神社之餘,如何看待牡丹社事件以及其後日本殖民台灣50年的歷史;以及我們應當如何評估部落族人通過重建日殖時期的神社來和日本人「和解」的期許。

在探討這些複雜問題前,我們需要先了解高士神社從建立到重建的歷史背景。高士神社最初是在1939年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建立,供奉天照大神;戰後神社廢棄多年,直到2015年,高士部落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佐藤健一的募資及協助下,將神社重建完成,並在去年(2016)建起鳥居。那麼,究竟為什麼高士部落的原住民會在日本殖民及二戰結束的70年後,重新復原高士神社呢?

木造的高士神社。(攝影:王顥中)

耆老:神社是部落守護神

最早提議重建神社、現年80多歲的部落耆老陳清福表示,牡丹社事件發生時,原住民和日本人打仗,20天後便敗給日本,之後最先同化的就是高士村。日本人在高士村建了公學校、警察駐在所和神社,使高士村成為當時整個牡丹鄉的教育和行政中心,陳清福對此充滿感念地說,「日本人很照顧我們」。

陳清福也表示,「族人一直覺得神社保佑我們」,他深信日本投降神社廢棄後,神仍留在當地並未離開,並將台灣光復後,許多當地族人當上立委、老師和公務員,歸諸為神的保佑。陳清福在過去接受不同媒體採訪時,也反覆提到二戰時日本徵召原住民上戰場,高士部落的族人出征前,曾互相約定死後靈魂回到神社相會,所以一直很希望能重建神社,讓他們的靈魂有安歸之所。

村長:建神社是為了發展觀光

相較於曾親身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陳清福,現年55歲的村長李德福對那個時代的理解,則大多是來自於上一代長輩口傳留下的印象。李德福表示,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曾代表高雄州參加運動會,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後來被徵召到南洋當兵,叔叔也到中國大陸參戰,戰後叔叔帶著武士刀回鄉,「小時候我還有拿來玩」。

李德福認為,老一輩族人對日本統治都沒有強烈反感,日本當時也很有制度地在帶領部落,「外界說要討厭日本人,你要我們怎麼討厭人家?」他表示,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殖民統治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一直提簡直是相互仇恨」,反而是國民政府來台後破壞了原住民的方言,讓他有更切身的負面感受。

對李德福來說,重建神社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觀光、創造就業機會,因為山地資源限制多,「剛好有這個遺址,就用來做觀光景點。」李德福表示,希望神社可以成為部落觀光的亮點,讓當地年輕人留在部落工作、擺攤賣御守,結合當地其他旅遊行程和導覽、民宿,接待更多日本和台灣觀光客。

神社總幹事:想把日本文化介紹給台灣人

30歲出頭的高士佛神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李安琪,是村長李德福的女兒,發展觀光、留住年輕人也是她推動重建神社的因素之一,不過,她復建神社的主要動力,則是因為心儀日本文化,想把神社這樣的日本文化介紹給更多台灣人。李安琪在讀書階段念的是醫科,曾到日本交換學習,畢業後先是在北部醫院任職數年,而後返回家鄉服務,現在任職於恆春旅遊醫院。

對於日本殖民歷史,李安琪的看法也相當正面,她說,她的外婆和陳清福都成長於日治時代,「很羨慕他們那代都會說日語」。她也提到,村裡一位頭目的父親日治時是日本警察,並因此感到很榮譽,「外界覺得我們要有反思,但我不知道為何要對日本感到憤怒或仇恨。」

李安琪也說,蔡正元提到的抗日酋長阿祿古是牡丹社的頭目,而他們是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不一樣,而且牡丹社也沒有因牡丹社事件就仇恨日本,「他們也有辦一些和解活動。」

高士部落販賣的手工藝品,包含繡有「高士神社」字樣的御守。(攝影:王顥中)

原住民緬懷殖民的歷史緣由

然而,日據時代是否真的如高士村民所描述的那樣美好?反思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是否就意味著簡單的「仇日」?我們要如何理解高士部落三代原住民對於日本殖民抱持的正面態度和支持重建神社的立場?

台灣日裔學者、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研究員傅琪貽分析,包含原住民在內的台灣人對日本殖民者的感恩和懷念情緒,是世界上罕見、且不正常的現象,「因為被殖民者照理會產生反殖民的立場」,她認為這是由於兩個歷史因素所造成:其一是因為國民政府來台後軍隊素質不良,加上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普遍反感;其二是因為日本政府在台實行嚴密的警察統治,平地警察控制漢人區域,山地警察控制原住民區域,相較於平地漢人仍可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資訊,原住民的思想則完全被控制,所有重要資訊和消息都由警察提供,80多歲的耆老陳清福因為是在皇民化時期下長大,接收的都是日本政府的正面宣傳,才會相信神社會保祐當地安全。

傅琪貽表示,她相信陳清福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回憶及感受都是真實的,「但是他沒提到其他面向」。傅琪貽說,根據她的田野調查,也有些原住民對日本統治感到憤怒,一般民眾習慣從個人主觀經驗出發,去評斷日本殖民,「可以理解他們會這樣想」,但若要了解全貌,就必須從客觀的及較大的局面去思考。

來自排灣族阿魯威部落的莫那能則指出,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可以區分成接受「皇民化」的家族,和反抗日本統治、「未被皇民化」的家族;日本政府一方面透過武力清剿反抗的部落族人,一方面攏絡順從的族人「以蕃理蕃」。莫那能的祖母就是反對日本政府迫遷阿魯威部落的族人,並參加了突襲警局獵日軍人頭的行動;他的姑丈則被日本人提拔為警察,協助日本人管理部落,而和他的祖母發生衝突。

儘管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因「皇民化」程度差異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莫那能強調,大部分原住民的處境都是備受壓迫的,例如部落遭到集體屠殺、族人被迫從事嚴苛的義務勞動等等,並不像有些原住民訴說和想像的那樣美好。然而莫那能表示,由於日據時代禁止排灣族原住民舉辦大型祭典「五年祭」,中斷了長老在祭典中敘述部落歷史的傳統,這也導致後代的原住民無法得知歷史的演變。

莫那能說,現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都面臨實際的發展問題,因此可以理解高士部落發展觀光的需求,但重建神社反映的是當地族人對日本殖民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這種行為等於是歌頌日本殖民統治,必須嚴肅以對。

高士神社重建後豎立的白色鳥居。(攝影:王顥中)

高士神社作為「台版靖國神社」

傅琪貽進一步表示,高士神社最具爭議處在於神社的性質,日本神社大致可分為兩種系統,一種是日本各地設立的一般神社,祭祀各式各樣的神靈;另一種則是靖國神社,專門供奉為天皇戰死的人。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在本國和殖民地推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動員日本和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的人民膜拜神社、效忠天皇,接受戰爭動員。傅琪貽說,因為日本政府發現精神動員還不夠,皇民化程度不夠徹底,所以在台灣蓋了各式各樣的神社,1939年建立的高士神社就是配合日本國家政策成立,與皇民化直接關聯,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的神社。傅琪貽指出,從歷史脈絡來看,高士神社是皇民化的遺跡,而皇民化的目的是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也就是說,神社具有軍國主義的意涵。

那麼,重建後的高士神社是否會舉行祭祀活動?供奉的又是什麼神祇?這個問題直接關聯到新神社的性質,以及當地原住民對二戰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和立場。

李安琪坦言,高士神社復建後最敏感的爭議就是有沒有祭祀行為,「如果有祭祀戰死的英靈,那就很像『台版靖國神社』,鄉公所怕的就是這個」,所以當初要重建神社時,部落方曾詢問來台協助的佐藤健一可否免除祭祀,建成單純的建築。但佐藤健一表示希望完成當年原住民出征的遺願,堅持要有祭祀,最後拿到部落會議做決定獲得通過,所以還是有祭祀。

李安琪表示,重建後的神社除和戰前一樣供奉天照大神,佐藤健一也在2015年8月擔任神社宮司並主持了招魂祭,「這個儀式就是讓我們的祖先的靈魂回來到這邊」,因此神社的確有供奉日治時戰死的祖先,但她表示族人並不會主動去祭拜。李德福也說,若神社有祭祀活動,也是配合佐藤健一固定來部落時做的儀式,平常部落裡並不會有人去祭拜神社。李德福還表示,佐藤健一曾提議結合神社與排灣族的日常祭祀,將族人祖靈都集中移到神社供奉,但因違反多數族人的信仰最終沒有實行,強調族人仍然保有祖靈屋和基督教信仰。

對照高士村民在訪談中盡量避免多談高士神社的性質,佐藤健一2015年10月在日本「櫻花頻道」的節目上卻講得十分坦白:高士神社供奉的英靈,如同靖國神社中供奉的對象一樣都是為日本犧牲的軍魂,並說道「希望更多人能來高士神社祭拜為國家犧牲的英靈」。耐人尋味的是,前總統李登輝在高士神社重建落成時,也曾致贈部落「為國作見證」題字,但當記者提起這件事時,當時接受李登輝題字的李德福只低調地表示,「這是單純的歷史建築的復建,不希望泛政治化。」

儘管高士村民試圖淡化高士神社的政治意涵,但佐藤健一將高士神社比擬為靖國神社的發言,以及堅持祭祀為日本出征戰歿的排灣族英靈的舉動,都讓他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團體的真實企圖,也就是藉重建高士神社來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昭然若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十向神社替記者祈福。(攝影:王顥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掌向神社拜了拜,用日語喃喃地對著神社裡說話,記者詢問他向神明說了些什麼,陳清福說,他是在為我們祈福。

4月30日,佐藤健一及高士村民在高士神社舉行了「慰靈祭」,高士神社的臉書粉絲專頁邀請民眾前去「見證在戰後臺灣首次正式的神社例祭」,並提到「以後祭祀一定會固定舉辦,歡迎大家共襄盛舉」。高士部落5月也宣布成立「高士神社社務所」,開放線上販售各種神社紀念品,如御神札底座、不同款式的御守等等,發展「神社觀光」似乎潛力可期。

只是,透過恢復殖民者建立的神社來發展觀光、祭祀天照大神和出征的祖先「英靈」,是否真的能撫慰因日本戰爭動員而死於異鄉的部落族人?抑或者,高士神社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台灣的精神地標?神社所牽涉的殖民與二戰歷史,對於高士部落族人而言或許略顯沉重,卻和台灣乃至亞洲的歷史與現實緊密關聯,終是難以迴避的叩問。

責任主編: 

回應

自稱閃靈人員貼汪精衛照指中華民國納粹 網友打臉
2016-12-25 中時電子報 邱文秀/綜合報導

新竹市光復中學在一場納粹變裝鬧劇後,一夕之間為全國甚至國際關注焦點。不少網友護航認為納粹不關台灣的事,不應太苛責學生,忽略此歷史傷口為國際禁忌。一位自稱閃靈樂團工作人員的網友「王朵拉」,並且在以色列辦事處臉書貼出一張汪精衛政權與納粹德國的官宴合照,指中華民國是中國納粹,被網友打臉「指鹿為馬」。其後王朵拉的留言消失,臉書也關閉。
新竹市光復高中學生在變裝遊行時全班扮成納粹。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強烈譴責,在臉書發出聲明對台灣發生這起事件深感失望。但有位自稱是閃靈樂團工作人員的網友「王朵拉」,以英文留言指出:「中華民國自身就是中國納粹,且至今這個非法政權還在這個島上有許多支持者,難怪人民會如此漠視納粹大屠殺。(Republic of China is Chinese Nazi itself and this illegal regime still has many supporters on the island, no wonder people are so ignorant about massacre)」
據《聯合報》報導,網友王朵拉並且放出一張官式宴會照片,牆上並排掛著中華民國國旗與德國納粹旗幟。但網友隨即打臉王朵拉,指出圖中不是真的中華民國政權,「這圖是南京政府的汪精衛,不是重慶那個蔣光頭….」。並有人諷刺,閃靈如此肯定日本皇軍,不該批評日本同路人汪精衛。
有PTT八卦版網友分析,「蔣光頭當然有跟德國合作過,但是1926~1933這段期間是魏瑪德國,基本上不關希特勒的事情。反而自1933年開始希特勒掌權以後,中德關係就急轉直下。」
王朵拉被網友指出「指鹿為馬」後,在以色列辦事處的臉書留言消失,並被PTT八卦版鄉民發現臉書已關閉。有人懷疑此人是否真的為閃靈人員,指出追閃靈多年還沒看過台上有叫「朵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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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外來他者」?
2010/08/29 聯合報 陳芳明(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擔任黨主席以來,蔡英文便致力於改善並提升民進黨形象,她的努力卻往往招來黨內或黨外的非議。有許多問題也許不是以黨魁之尊就可解決,建黨以來的一些特定議題其實是結構性的思維所致。蔡英文在面對台灣社會時,恐怕也有必要回顧黨內的結構性問題。
蔡英文是第一位沒有美麗島事件包袱的黨主席,按理無需揹負沉重的受難意識。構思將近半年的「十年政綱」,預計在今年黨慶正式提出。這份政綱幾乎已被視同民進黨再出發的宣言,但有些思考與措詞卻提早遭到批評。政綱的第一章優先提出族群議題,本來是要表達對台灣多元族群的開放態度,在初步發表後卻引起強烈反彈。問題究竟出在那裏?民進黨必須嚴肅看待。
其中受到嚴厲批判的政綱內容,是強調「戰後大陸移民不應再被視為外來他者」。對民進黨建黨傳統而言,這可能是寬容氣度的展現;但是對於1949年以後來台的住民,可能已經構成傷害。語彙背後傳達的精神,仍然還是以福佬漢人獨尊,這是深層意識說溜了嘴;無論以「多元」、「開放」、「尊重」的修辭來辯護,民進黨至今並未克服族群議題的障礙。
遠在2005年,民進黨就已公布一份「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裏面洋洋灑灑寫出許多義正詞嚴的文字;如果說那是一篇漂亮的文章,亦不為過。一個黨的文化態度並不是訴諸平面文字,而應有相應的具體實踐。那份漂亮宣言,完全無法抵禦陳水扁「愛台灣」的高傲言行;阿扁傷害族群的語言,就足以戮破「族群多元」的假面。
相較於五年前的族群宣言,這次政綱所提出的看法反而是倒退而保守。「不應」「再」「被視為外來他者」所洩漏出來的語意,正好彰顯福佬意識的自我獨尊;彷彿是說:以前的態度「應該」是正確的,「大陸移民」永遠是被看的對象。這種語彙是民進黨長期累積「被害意識」與「被出賣危機」的真實浮現。
民進黨作為民主政黨,理應相信民主制度的精神。這個政黨在中華民國政府正式註冊登記,並且也被中華民國國民的合法投票下,一度成為執政黨。如果到今天黨內還有人說中華民國為流亡政府,如果還認為競爭對手國民黨要出賣台灣,民進黨應該有勇氣與膽識翻轉成為革命黨,無需參與中華民國體制的運作。
國民黨的黨員結構,福佬客家籍的人數絕對遠遠超過大陸移民的外來他者;如果國民黨會出賣台灣,福佬黨員不就是共犯?福佬人出賣福佬人才是事實,並非是外來他者。「大陸移民」指下1949年以後來台的住民,60年來迄今還被視為他者;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福佬客家人在原住民眼中才是不折不扣的外來他者。民進黨若是不能克服被害、被出賣意識,則任何有關族群的議題都將成為永遠的障礙。

2017-12-07 彼得大叔的兩岸筆記FB

已故的歷史學巨擘黃仁宇教授有一本大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對岸的歷史學家楊天石更接著寫了一本:「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美國知名的歷史作家陶涵,還有一本「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來自中美台三地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解讀。這三套書看完,你大概差不多可以了解蔣介石到底是什麼人。在歷史之前,沒有秘密。特別是已經過世40年的政治人物,無論在世時多麼權勢熏天,這時候也人走茶涼,差不多可以蓋棺論定。在史料如此豐富透明的當下,竟然還有人說蔣介石的功過定位需要另外一個政治團體來「效勞」,若不是無知,就是赤裸裸的政治遊戲。
DPP堅持要用一黨之私的小歷史去強迫台灣民眾扭曲整個大歷史,不幸的只會是台灣人。就像是日本戰敗那天,聽到「天皇玉音」廣播放送,竟然還痛哭流涕、數典忘祖的「那些人」。
蔣介石會在乎DPP的看法?蔣介石會在乎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詮釋?他不會在乎的,世界也不會在乎的。那些人完全不具備詮釋歷史的能力與資格,因為他們所追求的不是歷史的真實性與正確性,他們只在乎歷史是否能給他們帶來政治利益。拋棄歷史、拋棄正義、堅持仇恨對立的DPP,已經無法成為凝聚台灣民心的黏著劑與方向盤。造假的歷史註定是矛盾遍地、破綻百出,中共已經吃了很大的苦頭。所以在信息透明的互聯網時代,中共改變歷史的立場,揚棄過去造假的手段,回過頭來重新面對「正面戰場」的抗日史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在這條錯誤路線上面再多做一些,其實已經無損大局,也無損於將歷史詮釋權拱手讓給對岸的愚蠢與無知的後果。你們現在鏟得越兇、滅得越狠,將來的後座力會更強更猛。這不是政治,這是歷史。
中正機場花大錢改名為桃園機場,並不能改變跑道爛得一塌糊塗、在亞洲已經逐漸邊緣化的事實;沒有中正路的台灣,人民會因此掙更多錢、休更多假、退休生活更有保障?年輕人更看得到未來的希望?貪官污吏會更少?恐龍法官會絕跡?馬路三寶會收斂?經濟會更繁榮?產業會更發達更創新?他們可以永續執政好棒棒?
其實,最需要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唯有國民黨繼續存在,才能維繫他們執政的正當性。他們比誰都要更清楚這個道理。若是沒有國民黨,民意將會聚焦到他們真實的執政能力上,而這點是他們最弱也最沒有辦法的一塊:帶給人民幸福。那時候他們將會成為一切怒火的箭靶、一切不幸的根源。這兩週的「勞動惡法功德事件」,已經讓他們嚇得魂不附體~勞團、輿論、青年族群竟然全面倒戈,證明這不是瞎說的。
無奈,現在的國民黨已經被「割喉割到斷」,誰也不相信現在的國民黨能有一點點威脅性。國民黨當前的領導階層只要堅持採取「不抵抗主義」,那些人自己將被自己的執政能力與豬隊友們拖死,距離再次成為民怨的箭靶已經不遠。兩邊的著急與盤算,昭然若揭。
因此,既然現在的國民黨2.0毫無戰力與戰意,他們只好施展招魂大法,呼喚墳墓裡的國民黨1.0出來做假想敵,用一堆死人來繼續「證明」他的執政正當性。意思是,如果你不繼續支持他們,蔣介石就會從墳墓裡爬出來欺負台灣人。執政的策略走到這一步,除了深深感到可憐與悲哀,實在讓人也沒什麼話好說的了。
台灣很好,沒有DPP的台灣會更好。
希望DPP早日安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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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也要加以殖民
2017/08/14 民報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對一般人來說,歷史記憶或許是帶有撫慰作用的往日情懷;然而,對於不少人而言,過去也有可能是不堪回首的,特別是歷史上的不公不義及相關的歷史責任,因此難免讓人有沈痛的陰影而卻步。事實上,不論是歷史的再現或是真相的重建,往往左右著我們要如何從事集體記憶或公共記憶的建構,尤其是要如何透過修補歷史過錯來共同達成良心的救贖,才有可能完成集體認同的重建。
問題是,歷史記憶或故事往往百家爭鳴、甚至於相互爭辯,尤其是當群體之間在過去有重大歷史傷痛,不止雙方的群眾跟菁英在認知上南轅北轍,連專業的歷史學者都有可能相互對峙,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記憶左右著各自族群認同、或民族認同的形塑、還會強化彼此之間的鴻溝。因此,如果說民族就是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那麼歷史和解則是民族塑造工程所不能規避的關鍵。
就轉型正義的過程來看,沒有起碼的真相就不可能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解可言;然而,有真相未必就能確保和解,還要看加害者在象徵上的道歉、以及正義是否能實質上獲得伸張;終究,唯有正義伸張,才能談受害者是否願意原諒的可能。Elazar Barkan在《民族的罪過》(The Guilty of Nations)中告訴我們,真相經過調查與公布後,接下來的道歉不止意味著承認錯誤,也表示願意接受責任;換句話說,道歉只是化解彼此爭執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必須釐清責任,才有辦法進一步協商歸還、或是賠償。總之,由於過去的不公不義導致當下的劣勢,所以要進行彌補、甚至於著手重分配,以修復彼此的關係。
蔡英文總統大選政見有九大項,去年的道歉只選擇性提到三項,包括程序性的「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以及平埔族群的身分與權利,避談自決權、以及自治權。至於土地權,反而因為半路跑出來的『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排除百萬公頃私有地,導致原住民極力反彈,從2月23日露宿凱達格蘭大道迄今。而原轉會更是流於形式,既然沒有調查權,就不可能有結果。關鍵在於政府的無知又傲慢,認定轉型正義只要處理國民黨的黨產,堅持排除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認為只要道歉就好。總之:把政見偷天換日為道歉,是欺騙社會;把權利矮化為開會報告,那是恬不知恥;將媒體版面誇大為政績努力,那是自我欺騙。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說:「往事從來不會逝去、甚至於不會過去。」不管是惡意的真相扭曲、還是善意的選擇性失憶,那是形同自我思想檢查與良心封鎖;如果要走出心靈的禁錮,就必須勇敢地拒絕歷史的消音、或是記憶的塵封,也就是要進行真相的調查、以及公布,刻意的淡化於事無補。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者布洛克說:「歷史不是像在做手錶或櫃子,而是努力去做更好的理解。」一些歷史學者的記憶只限於戰後,知識僅限於本島,甚至於搶著幫當權者擦脂抹粉,連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也要加以殖民,不配當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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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漢有別的轉型正義就是歧視
2017-12-11 民報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立法院在日前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用來補足民主化以來各種平反機制的不足,特別是司法不公(羅織)、秘密檔案以及威權象徵。令人遺憾的是,儘管《促轉條例》適用的時期是「威權時代」,只限於1945-92年,剛好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當政時期,因而排除了此前的政權,特別是令原住民族錐心刺骨的日本時代。畢竟,當下原民之所以有將近半數離開部落、流離都會,就是因為祖靈的土地被殖民政府掠奪,順手接收的國民政府不應該視而不見。
要推動轉型正義必須先問什麼是不公不義(injustice),不應該是只有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還包括政治支配、經濟掠奪、社會歧視以及文化剝奪。轉型正義由戰後軍法審判納粹、南歐及拉丁美洲威權、東歐共產,已經進入第四波,也就是民主國家幾百年來對原住民族的內部殖民。有些立委以及名嘴,明明書念很少,卻硬要吊書袋假裝很懂,更可悲的是重複講一些他自己都不太懂的話,宛如在念人家準備好的劇本,完全失去應該有的社會良心。
民進黨立委一再引用御用史學者的說法,主張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只是歷史正義,而且主張只有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政權才有辦法伸張正義,因此認為日本時代是涉外、太複雜。如果真的是這樣,戰後德國為何要向法國、波蘭等國道歉,為何要賠償戰後才獨立建國的以色列?儘管充公原住民族土地的日本人已經走了,政權是有連續性的,政府為何不能歸還或賠償?原來,正義的伸張是高度選擇的: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切割歷史,是柿子挑軟的吃!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代表幫政府緩頰,表示《促轉條例》的用意,是在處理《憲法》保障的個人權,因而無法處理原住民族的集體權。試問,去除威權體制的象徵牽涉到的是個人權嗎?一般人以為原住民族的土地只有集體擁有,難道個人土地沒有被政府拿走嗎?年紀輕輕,就如此墮落、昧著學術良心。如果堅持法律只想要處理威權時代,就應該在法律前面這樣寫。不要寫成一般性的轉型正義條例,卻是刻意排除原住民族所遭受的不公不義,那是赤裸裸的歧視。
談話性節目一再重播一名原住民族籍的立委兩度怒丟水杯,卻沒有說明他為什麼會那麼生氣。一般民眾看到這樣的一幕,多半會相信他蠻不講道理似的,那是相當不道德的作法。事實上,是因為民進黨立委嗆聲「你也不是第一年當立委」、「以前你擔任執政黨立委時怎麼沒提」,才會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非原民立委有用心,應該知道:5名各黨原住民族立委,在去年春天提了5個《促轉條例》,硬是被在國會優勢的民進黨閹割掉了。理虧在先,就不應如此得理不饒人。
蔡英文總統大選政見的第一條是「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積極實現轉型正義」,應該不是只有道歉。總統及黨籍立委一再強調,因為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比較崇高,所以在總統府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問題在於目前的原轉會,性質上是總統的顧問,沒有國會所賦予的調查權,找幾個學者寫寫報告,那是應付了事,從加拿大及澳洲的經驗看來,只有象徵意義、不會有實質的結果。總之,謙卑不是客客氣氣而已。

日媒自揭731部队反人类罪行引世界关注 学界敦促日方正视历史深刻反省
2017-08-2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74期 记者赵徐州、曾江

近日,日本广播协会(NHK)综合频道播出了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的纪录片,披露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人体实验的惊人内幕,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只有全面深刻地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才能真正拥有和平。
众所周知,731部队是日军根据天皇敕令在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的特种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人。该部队主要从事鼠疫菌、细菌传染媒介物、冻伤、赤痢、霍乱等研究和实验,以及细菌弹的制造。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信君向记者介绍,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7000余无辜生灵被731部队直接用作活体细菌实验材料,无一生还,其中3000余名受害者名单已基本确定,大多数是中国人,还有部分苏联人、朝鲜人等。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告诉记者,日本NHK电视台曾拍摄过与731部队相关的类似纪录片,相对客观公正,引起过较大反响。“近10年来,日本NHK电视台每年8月15日前后都会播放二战纪录片,但往往是从东京被轰炸、广岛和长崎被投放原子弹等角度叙述日本如何受害,刻意忽视了日本国民为何受害。而此次纪录片通过原始录音、档案资料和对731部队原队员的采访等加害方的角度,揭露了731部队的罪行,告诉世人731部队不仅存在、而且进行了大量细菌战和人体实验,这是非常罕见的。”金成民认为,该纪录片在以往纪录片的基础上,从加害国的角度再次给731部队定性,进一步固化了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
“纪录片以1949年伯力审判音频的首次发现为新证据,以731部队的存在和人体实验罪行为切入点,并对‘医学精英’的人体实验予以解读,特别是通过伯力审判的原声播放再现并还原了部分重大史实。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这一特殊历史节点播出,对战后日本社会没有反省、反思医学犯罪和人体实验暴行,以及长期回避、否认罪行的态度,特别是对绝大多数完全不知道‘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日本国民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表示,NHK电视台这次能够真实传递历史信息,体现了NHK作为客观媒体的部分面相。
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铁军看来,731部队原队员在伯力法庭上供词录音的发现,有利于今后对731部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此次日本NHK电视台自揭731部队罪行的行为,表现了一定的历史担当,值得肯定。
正如此次纪录片所曝光的,来自日本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名“精英医者”如何能够加入731部队?多达3000人的部队每年100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0亿日元、1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军费背后隐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医学界精英的加入、巨额的军费开支,包括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前6天接到撤退命令,最后几乎整建制撤回日本等,这些都表明731部队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有规模、成体系的集团犯罪。”金成民认为,当时日本的最高层和整个军政系统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刘信君表示,纪录片中揭露的731部队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没有暴露问题的实质与根源。在中国境内,与731部队同时由日本天皇敕令设立的细菌部队,还有关东军第100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等5大部队、63个支队,这些细菌部队同样犯下了滔天罪行。“战后日本以向美国上交全部731部队研究资料为条件,与美方达成了不追究昭和天皇和细菌战负责人战争责任的幕后交易。”刘信君表示,侵华日军反人类罪行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此外,在日本军政界狂热煽动侵华战争的影响下,日本民众也积极参加或全力支持了侵略战争,这一现象也应进行理性而深入的反思。
731部队为掩盖其进行人体实验和生物战、细菌战的犯罪行为,销毁了大量相关文件、实验材料、工具以及研究数据,并炸毁了本部大楼及其附属设施,加上战时长达13年的隐蔽,导致相关研究的史料及文献并不多。王铁军介绍说,截至目前,可以判明的相关文献资料有:731部队遗址以及浙江、湖南等地731部队细菌战文献资料;731部队军医的实验报告以及进行人体解剖和细菌实验、生物实验的研究论文;美军在战后对731部队原队员的询问报告,731部队原队员提供的细菌及生物实验数据、图表等;战后731部队原队员的供述词;向731部队移送战俘的报告书等。王铁军表示,历史真相不容掩盖,任何人都无法否认731部队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和生物战、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金成民向记者介绍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此纪录片时,曾两次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协商拍摄事宜,并获得陈列馆提供档案史料、旧址拍摄等方面的支持。“只要是对澄清历史、揭露事实有利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金成民认为,目前公开的遗址、文物、档案、证言等相关证据已足以证实731部队的存在及其犯罪事实,日本应正视历史、端正态度。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客的极力否认,大多数日本民众对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无所知。虽然该纪录片只陈述了部分史实,既不全面、也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但这是日本新闻界反省侵略战争的开端。”刘信君表示,日本政府只有全面、深刻地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才能避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真正拥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