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進入」新工人藝術團
我的碩士論文通過檢視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十餘年來的音樂、打造文化陣地、皮村社區文化等文化行動，及其以工友之家為平台的社會企業、生態農業、打工者組織工作與組織內部狀況，試圖剖析其行動者精神狀況演進、其所想像的「新工人文化」意涵與張力、其所想像的「新工人階級共同體」之組織動能與內在動盪。在地勞工文藝、勞工文化與新工人共同體構築實作，與具更廣闊視野的民眾文藝及勞工運動連帶，皆關乎於藝術團對新工人文化、新工人階級與民眾／新工人連帶的想像。在此地層的新工人文化連帶外，論文亦探究新工人藝術團展開的——為行動者和未來新工人階級以非內縮視野的可能、為大陸之外的思考者和行動者以更大的視野去觀看的——中、港、台三地的民眾文藝與勞工運動串聯行動的動力、民眾藝術落差，與連帶縫隙中的知識、運動及情感困境；進而追問此一連帶行動的不／可能性之於大陸「新工人階級」的意味。
認識新工人藝術團大約是在剛入北京大學一年後的2009年初的冬天，跟隨一群北大劇社的友人長途跋涉、換乘兩趟漫長的公車線路到北京郊外的一個小村莊——皮村——看新工人藝術團在一個帳篷裡演出的劇場作品〈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說皮村是個小村莊似乎並不那麼恰當，可以看出它保有了曾經村莊的大致住宅樣態和布局，但曾經的農地成了一個接一個的小型工廠或倉庫，走出村子就一邊是農地，另一邊是貼著大大廣告宣告價格的高級別墅區。在此居住的已經基本不見了拿著北京戶籍的農民，而是在村裡、附近、北京城打工或經營小生意的外來打工者。可是下了公車走進村子，泥濘凹凸的狹窄道路上幾乎只有貨車在往返交鋒、在揚起鋪天蓋地的灰塵，只有路邊雜貨店裡有人的身影和電視光閃出來，只有路邊堆放的沙土堆上有幾個小孩在消遣，只有我們幾個閒散的大學生在以最慢的腳步探頭探腦地走著，只有飛得很低很低的飛機轟隆地、遮蔽日光地飛向不遠處的北京機場。
不過它卻是我在中國大城市邊緣隨處可見的、型態不一定雷同的「城邊村」之一。對我而言這些並不新鮮或刺激，因為搭公車遠離北京市區時總會看到這樣一些地方，唯一突兀的卻是在泥濘、凹凸馬路以及幾間小商店之間一面鮮紅色寫著「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圍墻，內裡便是新工人藝術團及其NGO「工友之家」的據點。雖然我曾經迷戀於某種想象中的「底層美學」（也僅僅是破舊的房屋、堆砌的雜物、老派的裝潢），但還是很難說「工友之家」的空間樣貌與我彼時對「勞工文化」據點的想象是配合的，畢竟那夠破舊、老派卻絲毫不「文藝」。曾經，城市的村莊對我而言在審美上實在困難，或許彼時也亟待一個類似於從搖滾青年許多到「打工者」許多的經驗流動吧。
除卻劇名〈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緊隨著北京奧運會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之後，而頗具戲仿效果，我甚至絲毫回憶不起戲劇內容，只記得彼時對它的印象是缺乏戲劇節奏、演員幾乎無表演技巧、結尾落在振臂一呼的口號上。因為作品完全由在皮村的打工者與工友之家成員創作、演出，當時只覺得那是個特別的劇場作品，而且勞工群體的某種「共同體」口號對我而言有特別虛幻的情感召喚引力。但它卻對不上我彼時的劇場口味，當時甚至跟同行者探討它是否算是個「劇場作品」抑或「小品」。
我只記得觀眾很多是從穿著、姿態、表情就看得出來的外來打工者和看起來就住在皮村的打工者的小孩們，他們坐在一排排小板凳上、在我不太懂得笑的時機發笑，想來那該是個很好的契機讓我檢討自己對於「觀眾」的輕浮態度。我們一同坐在「工友之家」院子盡頭一個掛著「新工人劇場」牌子的、黑漆漆、只能說實在陽春的空間裡，當時熱衷於現代西方劇場的我還沒聽過「帳篷劇」或「民眾劇場」的名字，也不曾知道那個劇場是個「帳篷」，甚至那帳篷正是櫻井大造造訪皮村時搭建的；同時，也好奇如果當時遇到「民眾劇場」，它是否會刺激到我的某些想法，或也只是觸碰到某些情結而已。但或許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工農兵文藝」情結下對「民眾」的文化行動始終抱有特別抽象的期待，以及在某種左翼想像下對勞工群體的好奇，我對新工人藝術團的關注便沒斷掉了。偶爾聽到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有時很民謠、有時很搖滾、有時很芭樂，似乎在聽覺上跟大陸大多製作粗糙的城市民謠相距不遠，只是摻合些「團結就是力量」式的「新中國」味；在我的聽覺地圖上卻既沒有我熱衷的西北民謠那麼土，又沒有我熱衷的龐克樂那麼熱烈，亦沒有我熱衷的四、五〇年代工農兵歌曲那麼「又紅又專」。也就是說，遲遲沒有新的觸動。
嘗試「進入」新工人狀況：必要的知識感覺關照
那之後兩、三年的我的自身演進，不僅意味著不再以藝術「品位」、情結堆疊的革命理想來展演與安撫自身，也意味著學著以洞察力檢視歷史而不是以立場的宣稱選擇性地遮蔽一些，於是對我而言當下中國狀況開始逐漸出現輪廓，或者說出現問題意識的輪廓。縱使我不必避諱或者必須不避諱我對於相似社會遠景的期待，如果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是19世紀以來面對西方衝擊的一條現代化取徑，其「現代化」取徑、「現代」想像及其列寧式政黨操作是值得質疑的。當新中國身處冷戰夾縫之間并仍攜帶著西方衝擊下的「五四」焦慮，以及三十餘年來逐漸官僚化的革命黨及其自上而下的去歷史變革、國族與意識形態召喚下民眾的勞動異化與自由壓制，當然是值得質疑的。
但我同樣質疑的是在當下大陸知識狀況下對於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前三十年、後三十年歷史的草率處理，使得我們難以在心情和知識上真切進入上述歷史時期之歷史事件、思想的異質空間。一如我認為我們還沒洞察人民公社時期底層民眾的政治性經驗，一如我們還沒能以更豐富的思想資源處理冷戰時期民族主義或第三世界主義的多重非／正當性。在此我們還有太多功課要做。當下中國在資本主義取徑下的發展模式、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考量、文明主體的掙扎、對於社會劇烈震動的粗暴處理、對人民自由與政治性的壓抑，當然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縱使我不會武斷地評判當下占多數的自由派學者主張的只是美式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但我仍然認為他們在被框定的中國－西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情結使得他們對於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沒能提出更具洞察力及歷史化的詮釋，並且迴避將問題置於全球資本主義進程的政治經濟脈絡中。
七〇年代末伊始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農村土地改革、鼓勵多種經營與城市引入市場機制、放權讓利，使得本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工業化發展下備受擠壓的落魄農業製造出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急遽擴大的勞動力需求空洞以求生存，成為全球資本主義裹挾下「世界工廠」中的一枚螺絲釘，甚至越來越多的從高處墜落殞滅的螺絲釘。縱使「大躍進」時期對於農村人口流動的嚴格管制到彼時開始逐漸放開，但城鄉戶籍的絕對分割使得進入城市的打工者在「農民工」的身分之下——弔詭地擁有農民戶籍、並不（或並不常常）務農、不具產業或服務業工人身分——既受到逐步資本主義化市場的剝削，又在國家政策擠壓下無法在城市中獲得生活權利、保障或未來圖景。當下對農民工議題的關注中，一方面是自由主義學者將其處理為中國資本主義轉型中的陣痛，是在公民權方面需要「健全資本主義」所保障的；另一方面則是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學者強調國家強力介入或所有制形式上國有經濟作為解決途徑。他們指出了農民工狀況的很多困境，比如戶籍、受教育權、居住權、勞動保障，自由派學者更反對農民工維權受到政府打壓，但資本主義之下勞工（當代打工者）的異化勞動狀況本身並不被問題化、不被置於全球資本主義構造中，新工人集體行動也並不被賦予超乎「維權」的意味。
簡潔地說，我進入農民工狀況的方式是將其視為全球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下的勞工，這一國際政治經濟結構本身要被挑戰，其生存狀況並不會靠所謂「健全資本主義」解決，並不能太多依憑政府治理卻也不能繞過國家角色，而更是在其自身再政治化的過程中被展開。關於「農民工」一詞，部分論者要求棄用是出於它不僅不符合這些已經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工人的非農民狀況，也在使用中涉及對這一群體的歧視；另一部分論者提出以「新工人」一詞來取代，則更強調「新工人」暗示了這一群體在身分上的非工人以及正在階級化的進程，其中新工人藝術團及其相聯學者為此提供了一定論述。在這樣的視野下「新工人」、「打工者」都將成為在本研究中指涉農民工的範疇，雖然論者對於新工人是否成為一「階級」頗有爭議，但在此我想要以「新工人」範疇來呈現農民工群體正在階級化且正在愈發俱備階級力量，尤其在我聚焦的文化行動層面。
首先值得提醒的是中國新工人議題不能輕易被代入當下全球「移工」研究典範，縱使兩者均是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之下的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構造產物，中國現代化狀況亦有必要置於第三世界視野下，但（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進程下的新工人狀況不能只被單向度的第三世界狀況概括（也是〔後〕社會主義的）。其次要澄清的是，新工人範疇在此沒有處理到當下國有企業工人、城市白領打工者、在海外的農村戶籍打工者，這些群體或許需要研究者運用更具洞察力的概念去呈現。
以及，縱使「階級」話語在此仍然主要圍繞「新工人階級」，但我以為當下思考與行動中的「階級」值得超越生產關係領域而進入到人的整體生存處境來談，比如農民與性工作者。當我們談論農民工／新工人的階級化時，怎能剝離開農民狀況？當新工人藝術團的機構從「農友之家」（2002年）更名為「工友之家」（2006年），他們對於「階級」的新的形塑似乎也不甘願侷限於工人而已，但我們是否有條件重提「工農聯盟」？或者說那一值得我們進一步期待與建構的、呈現人的整體生存處境的「階級」範疇，似乎也準備回應經典馬克思主義以「階級」終究作為唯一分析範疇的困境，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後現代取向的「多元認同」消解「階級」批判力道的困境。
也就是說，農民工問題之所以對於中國狀況有十足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農民工特別呈現了中國發展進程及其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農民工所處的惡劣位置不容迴避；更在於這個階級化中的群體的政治化行動對於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國體制提供了經濟民主與政治主體化變革的劇大潛能；以及在當下中國知識氛圍中，階級化的農民工的處境與變革對於我們侷限的思考與行動提供了新的階級話語與社會主義中國想像。
於是我大致是挾帶著上述思考經驗與知識感覺去進入新工人狀況的檢視與進一步追問的。而我要時刻保有的警惕即是如何連結真摯的左翼圖景與衝突的、頗具張力的新工人藝術團文化現狀、文化行動現狀。同時，當我挾帶著理論資源及對自身（相對於新工人）位置的質疑，且暫時無法以最古老的方式把肉身放入新工人生存狀態（工作與生活）之中，如何接近新工人以及碰觸其狀況，如何避免太輕易地將願景強加其上使之成為足以支撐這一願景的片斷而已。
打工青年藝術團，在城市的村莊
千禧年之際，在二十歲左右的年紀，從河南開封辭掉音樂教師工作的搖滾青年孫恆、從錢塘江畔出發的搖滾青年許多、離開內蒙古烏蘭浩特馬場想要上春節晚會的王德志，分別跑到北京城。他們似乎跟跑來這個城市打工賺錢外來者不太一樣，但他們除了在地下道賣唱、念過北京的搖滾樂學校、到中央電視台門口蹲點要上春晚之外，也洗過盤子、發過小廣告、打過零工、餓過肚子。在這個城市混得越久，住在跟自己想象中的城市天差地別的城中村裡面，就越來越覺得自己像是個打工者，除了還想著要當個搖滾歌手或文藝工作者、憤世嫉俗、彈彈琴、聽聽搖滾樂磁帶。找到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對於他們來說似乎也是個充滿張力的過程。
孫恆不斷積累北京城市經驗並時常在高校間閱讀、聽課、結交朋友、賣唱、錄自己的卡帶專輯《梯子》；在北京師範大學「農民之子」社團的一次演講中接觸到明園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張歌真，他開始到明園學校做音樂老師。1999年執拗的、對自己感到迷茫、怒視世界的年輕人孫恆抱著吉他去北京之外流浪了一趟，在近一年的旅途中真正地跟打工者們吃住在了一起，回到北京之後開始更清晰地進入跟打工者有關的場域中。透過的「農民之子」的活動，孫恆結識了NGO「打工妹之家」和至今親近的「鄉村建設」網絡，從迷笛現代音樂學校畢業的「標準」搖滾青年許多開始了賣唱的生活，他通過同在地鐵站口賣唱的小吳結識了孫恆。
一次去參加「打工妹之家」在天津一處建築工地舉辦的演出，孫恒抱著吉他用陜西方言唱道「九點多鐘有人來敲門，說我們沒得暫住證，把我們當成任務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後我發現，已經有好幾百人在裡面，想要出去有條件，你可以打電話，叫人來送錢」。真正看到孫恆在工棚裡給工友們唱歌的情形給許多頗大震動，唱歌時，工友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他，他們的掌聲、笑聲的本真和質樸，別人可能不會輕易感受到，但打工者開始成為一個比搖滾歌手更有吸引力的身分。這次演出後，孫恆、許多、王德志及當時的成員小吳、李勇、小馬，便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
於是這幾個「北漂」年輕人開始一起騎腳踏車載著樂器、音箱到工地上給打工者唱歌。雖然還住在又小又破的出租屋裡，雖然每天還得為了警察臨檢「暫住證」而心驚膽戰，但是在工地上掃出一小塊空地來把麥克風架在中間，看到工友們被孫恆的歌、王德志的相聲搞得又笑又流淚，許多覺得比面對城市地下道、地鐵口的人群要柔軟得多，跟大學裡、酒吧裡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聊天。如果打工者並不像人們想象那樣只能欣賞錄像廳裡的A片，並不只能喜歡餐廳裡、雜貨店裡、手機擴音器裡的口水歌，那麼唱歌給文青聽就顯得太虛華了。從搖滾青年到打工者越來越清晰的位置中，讀了哪本書，聽了哪一盤磁帶，似乎沒有把他拋進工地要來得重要，因為他見識到的不只是笑聲、眼淚，還有在工地上五百多工友跟著他們的歌一起大喊「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結工錢」，然後演出馬上被工地老闆叫停了。
2002年五一勞動節的一次演出中「打工青年藝術團」正式成立。因為「打工妹之家」的關係知道了「NGO」，又在彼時「鄉村建設」朋友、學者（李昌平和溫鐵軍）的支援下，於同年11月與知識分子小賈等人的共同發起註冊成立了「農友之家」。很快，當時在香港樂施會工作的「噪音合作社」樂團成員Billy接到樂施會的一個關於「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專案；回想到不久前曾在網路上看到過孫恆他們唱歌的影像，彼時常常帶著樂團在香港街頭運動場景中唱歌的Billy驚覺到這或許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工友的樂團吧，於是牽成了樂施會於藝術團及其NGO至今的資助、合作關係。
於是樂團添置了樂器，找到了固定的活動空間，2002年11月在海淀區這個叫做肖家河的打工者聚落中借用明園學校一間教室辦起了電腦班、圖書室、打工者報紙和法律宣導；隨後進一步跟肖家河街道居委會合作，成立「肖家河社區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這是樂團第一個深耕的社區，「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也在這樣的狀況中成為口號／路線。隨著明園學校空間緊張，2004年下半年樂團及其NGO逐漸搬到離皮村不遠的東壩藍天學校，再後來的故事就是用第一張唱片的七萬四千元版稅租下了一間舊廠房、改建為打工子女的「同心實驗學校」，並於2005年7月搬家到至今仍駐扎的皮村。
而後至今的十年內，樂團更名為「新工人藝術團」，NGO更名為「工友之家」，先後創辦回收義賣的社會企業「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人大學、皮村社區工會與「同心農園」，主辦「新工人文化藝術節」、「新公民兒童文化藝術節」、「打工春節聯歡晚會」與「大地民謠音樂會」等活動。其文化實踐包括音樂、劇場、紀錄片與主辦打工春晚等活動，其中介入最深的莫過於音樂實作，樂團在全國工友社區與學校中持續演出，成為大陸少數幾個工人樂團中影響最廣者。曾經的演出隊成員小吳、小馬、李勇等先行離開，共同創辦「農友之家」並曾經帶動大家閱讀和辯論「左翼」的知識分子小賈等也告別組織；縱使成員幾經更迭，至今堅持的樂團成員孫恆、許多、王德志、孫元、姜國良（和時而出現的段玉）與工作人員劉艷真等，十餘年來以倡導勞動文化為理念為打工者提供教育與「新工人文化」實作，在社區中朝向一種「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的公社形式，並試圖透過勞工文化的組織工作和互助合作的經濟實體形塑「新工人共同體」。
面對新工人藝術團，要追問什麼？
自成立至今的十餘年，新工人藝術團在其「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口號之下，意圖以音樂、劇場等文化行動參與重塑的「新工人文化」為何？如果我們可以把樂團音樂行動／作品置入大陸流行音樂（搖滾樂、民謠）脈絡之中，我們是否可以同時將其置入20世紀中國「左翼文藝」、社會主義中國的「工農兵歌曲」脈絡之中，以及樂團與「左翼文藝」、「工農兵文藝」的連續與斷裂如何呈現，甚至它如何處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史？基於當下大陸勞工／新工人狀況，當樂團論述透露出「新工人階級」正在塑形，其對於此一「階級」的想象為何，以及其文化行動對於此一「階級」的形構如何介入？當樂團不止以藝文作品／行動來介入，而是以工友之家為平台展開博物館、工人大學、農園、社會企業等行動，此一朝向勞工社群／共同體／公社的行動所透露的是其怎樣的勞工文化／政治圖景？身處具有特殊政治位置的北京，樂團及其NGO工友之家如何布局其行動指向及路線？與當下工運最為活躍的珠三角保有一定距離，樂團在當下大陸工運場景中的位置頗為特別，然而我們一方面如何檢視樂團相較於中國大陸之外勞工樂團而言的「非抗爭性」的音樂，另一方面如何把樂團擺放在非狹義的勞工運動之中？
除卻以勞工為主體的文化行動和意圖重塑新工人階級共同體的遠景，新工人藝術團在勞工運動場域中的重要介入方式即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之間的勞工文化串聯。以樂團對於新工人階級的想象為基礎，我們要如何對此種跨境勞工文化串聯提問，這是否作為上述想象之不可迴避的一部分，而這又如何敦促我們重思中港——以及未來台灣的——工運串聯？當勞工樂團的串聯行動大多以勞工NGO為媒介，並且當中港勞工NGO已經逐漸形成密切的串聯網絡，如何在當下「階級」視野與中港關係脈絡下提問香港工運工作者處理大陸勞工議題之動力？而在後冷戰東亞狀況、當下「中國因素」實作及氛圍之下，這種工運層面的串聯行動對於我們思考中港台之間知識、運動、民眾連帶有何啟發，以及此種串聯行動與其他中港台跨境知識、運動互動的嘗試方式如何對話？這一份論文試圖提出的便是上述問題，而提問的動力大致可以梳理為：對於後社會主義中國左翼知識、行動生態及其如何處理曾經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與當下政治經濟狀況的關切；身處台灣的切身台灣－中國焦慮，以及對既有台灣－中國自處、互動論述的不滿，敦促我探尋新的知識、運動出口。
首先要釐清的是，這份研究或許部分是勞工文化研究，部分卻不是；正如它部分是通俗音樂研究，部分亦不是。我檢視新工人階級形塑之行動與論述的維度主要是新工人藝術團，而不太是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其聽眾。對聽眾的關注之重要性在文化研究中不言而喻，它必要建立在對勞工群體本身做多向度、縱深的田野的基礎之上，因為菁英想像中的「勞工文化」對我而言是沒有說服力的。部分所謂「民眾立場」的論者往往稱大眾文化生產機器之下的文化商品是與勞動經驗／情感無關的，但這種稍嫌簡化的論述忽視的是對當下新工人群體正是流行音樂的最重要消費群體之一這一現狀的縱深探討。比如被都市青年嘲諷的「低品味」網路歌曲的受眾直指新工人群體，且新工人也確實被歌曲之中的思鄉、生活窘迫或愛情困擾等情感召喚。也就是說只有真的試圖進入勞工群體的文化狀況本身，試圖進入他們文化互動中的身體性感受，才可能略有體會某些被只認為消費化的、由資本意識形態操縱的或低品味的音樂對於他們而言是甚麼，以及民眾音樂／基進音樂對於他們而言意味著甚麼的可能。而不是憑空想像／揣測他們因為沒有「階級意識」因而不會受工人音樂的「影響」，或他們因為工人音樂而凝聚／行動。可惜基於書寫策略與受制於田野條件，這部份工作只得留待更長遠的計畫。
其次，對於工人音樂或基進音樂的檢視似乎難以迴避通俗音樂之文化抵抗／介入的脈絡，卻也不是本研究的重要關切。新工人藝術團與其親近學者強調樂團作為新工人群體成員具有清晰的階級意識，打破主流文化「霸權」，搶奪文化生產機器，讓被消費主義與激進市場遮蔽的新工人情感在根植於自身的音樂中出露，試圖建立屬於新工人主體的文化。新工人主體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失語狀態當然是其不容忽視的處境，然而當我們在介入社會的通俗音樂如何實現其政治性這一問題脈絡下檢視新工人音樂實作時，首先不得不審慎對待「文化抵抗」與「音樂介入」類似話語。新工人音樂在此的效應並不是簡單的「介入」、「參與」或「改變」等動作／過程，而是有待於我們在更多社會網絡與文化層次上挖掘的政治性潛力。在深度互動之前，對於其話語策略、行動策略、行動空間、聽眾接受的剖析，很可能會成為某種理論預設下極易生成的陳腐揣測甚至評判。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這份以新工人藝術團為書寫主軸的研究，在我的問題意識與書寫動力之外的主要憑藉，一方面是關於通俗音樂、中國農民工、大陸／台灣勞工運動的理論資源；一方面是以民眾藝術、第三世界為主的思想資源；一方面是從新工人藝術團、大陸勞工運動實作到香港勞工運動、台灣民眾藝術之兩岸實作的田野資源。由於關於新工人藝術團、包括樂團在內的中港台勞工文化互動甚至中國勞工文化的研究極度缺乏，藉由訪談收獲的民眾連帶實作的音樂、劇場、知識行動者的跨界串聯經驗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在此訪談的重要對象包括，新工人藝術團團員、北京及南中國勞工NGO行動者、深圳勞工樂團團員、香港迷你噪音團員、香港處理大陸勞工議題之NGO行動者、在民眾劇場領域與北京新工人藝術團互動密切的台灣劇場行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