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重建歷史敘述 超越記憶的自由

2016/10/23
苦勞網記者

昨天(10/22)在馬場町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代表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發言的成大都計系葉光毅教授1致詞令我印象深刻。葉光毅提到,台灣社會在極致的個人主義下,經常會強調「個人的歷史經驗」,不去追訴歷史事實,把一切歷史敘事都相對化。造成的結果則是,許多原來可以仔細區分是非、辨認對錯的事情,最後都只能落入「沒有誰是對的」或者「大家都有錯」這類虛無的陳詞濫調。

馬場町的土丘上披掛了「人民忠魂」等字樣。(攝影:張智琦)

葉光毅說的是歷史被多元化、相對化乃至於碎片化。若改用比較流行的說法,則是「記憶的自由」,這類主張如今被普遍用以粉飾對殖民時期的緬懷,例如那些對於日本殖民帶有美好思念的歌頌之詞、紀念高砂義勇隊、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有論者說,這是「記憶的自由」,清理殖民體制的遺留,則是侵害了這些人的「記憶的自由」,而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

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這類「多元」論述總有著顯而易見的偏狹,論及日本殖民,都把「記憶的自由」說得無比高尚偉大,要拆「大中至正」時又說是大是大非與轉型正義,國家轉型應為所當為。

然而,單單指出過去「記憶的自由」論述的虛假性、矇騙性,與側翼性,仍是遠遠不足夠的。撇開它經常被用以掩護親美親日意識形態不說,我們是否真的徹底反對這種虛妄的「記憶的自由」主張呢?——今日在內戰框架中討論台灣,難道不也存在另一種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嗎?一側是殺朱拔毛的、反攻大陸的、歌頌蔣委員長的「記憶」;另一側則是白色恐怖受難的、地下黨的、紅色祖國召喚下左翼理想的「記憶」。

試問,我們是否應該為了今日要追求兩岸和解與歷史正義,而接受後面這一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呢?難道,眼下為了促成今日兩岸之和解,就必須要對於過去內戰緣由採取某種不爭論,甚至和稀泥的態度嗎?

國共內戰的發生,是彼時左右翼兩個世界與世界觀的存亡之戰。成功召喚無數理想青年認同、接續島內左翼在台灣投入革命工作的,恰是後來打贏內戰、建設新中國,並作為「紅色中國」代表的共產黨,也因此,國民黨在敗逃來台後,才會藉由威權統治展開絞殺左翼份子的白色恐怖。

將兩岸歷史放回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中,國共之內戰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但從內戰衍生為兩岸分斷則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介入的結果。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團體屢屢提出兩岸和平、和解,自然是當前追尋歷史正義的必要步驟,然而,兩岸和解如果不是在左翼與新中國的歷史敘事中,訴求國民黨真正對於歷史錯誤展開道歉與清算,這樣的和解,即便仍有著克服冷戰結束兩岸敵對的歷史貢獻,卻仍然跳過了對內戰經驗的清理。

簡而言之,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同時終結冷戰與內戰。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戮力重建一個歷史敘述,透過它來安置與擺放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各種歷史經驗,並開始嘗試區分是非、辨認對錯,學習在這個複雜的世界當中,對於不同歷史經驗與情感,進行並不簡單的判斷與評價。

秋祭紀念碑上印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頭像。(攝影:張智琦)

  • 1. 葉光毅的父親是葉盛吉,知名台大醫生,出生於日據時代,中學畢業後赴日求學並學成歸台,隨後投入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隸屬於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1950年5月,葉盛吉被國民黨當局逮補,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遭槍決於馬場町刑場,得年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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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人間動物園
2016-07-15 聯合報 王正方(電影導演)

某年紀不大的市長說,台灣在「日治」時期,人民比國民黨統治下幸福。還有「台灣民政府」,盡情誇讚日本殖民統治者,主張台灣應回歸日本。都不是他們的親身見證,七十多歲以下的台灣人不曾經歷過日本統治。歷史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二○○九年日本NHK播放的紀錄片「人間動物園」,陳述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種種。
明治維新後,日本要躋身為擁有殖民地的一等國家,台灣是最早的日殖民地。怎麼殖民呢?首任台灣總督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下鄉調查後做出結論:要台灣人成為日本人,就如同將「比目魚變成金眼鯛」那樣困難。遂全力平定抗爭,史稱「日台戰爭」,在雲林殺抗日台灣人,鮮血染紅了一條河。頒布「匪徒刑罰令」,破壞公物者就定為匪徒,可判以死刑,處死匪徒三千餘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殺人數十萬,紀錄都巨細無靡的在二萬六千冊台灣總督府文獻中。
開始日本的殖民統治成績不佳。台灣樟腦產品曾占世界產量百分之七十,日軍登陸,樟腦全面停產,英法等國對日大肆恥笑。之後建起四百公里南北縱貫鐵路,保障樟腦輸出線,歲入一百億日圓。一九一○年的倫敦英日博覽會,日本全面炫耀殖民台灣的成果,數十位排灣族原住民穿上民族服裝,在展覽室中行住表演,供人觀賞;證明文明人為落後民族做了好事,人稱「人間動物園」,是最吸引人的展出,有八百萬人參觀博覽會。製片人以一張老照片找到「人間動物園」某成員的女兒,老太太捧著照片說父親從沒提過此事,垂淚。
柯德三老先生,八十六歲,以純正的日語談往事。祖父柯秋潔,日軍入境時就學日語,監視居民,向政府報告,在為台人設立的學校教日語;功勞不小,將兒子送去日本公學就讀,遭勒令退學。後藤新平批示:兩種學校的目的不同,台灣人學基本日語就夠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深恐五百萬漢族後裔心向中國,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鼓勵甚至強制台灣人歸化為日本人,嚴禁中文,不講日語的不准乘公車。專為日本子弟設立的台北第一中學(建國中學前身)開始收台灣生,柯德三上了這所中學。
NHK在台北召開「台北第一中學同學會」,最老的出席校友九十六歲。當年一班五十人,只有二名台生,成績要特別好,否則不能繼續讀。他們努力學做日本人,但經常受日本同學的歧視嘲弄。柯德三畢業後入伍日海軍,被美軍炸傷。許多台灣同學身死戰場,柯老懷疑,有的是受傷後無法撤離,便就地處理了。日軍徵台灣兵廿一萬,在南洋及中國戰場陣亡近三萬人。
有何感想?老同學們多說不喜歡;當時的一等公民是日本內地人、琉球人為二等公民、台灣人屬第三等人。我們徹底日本化了,還是受歧視、被愚弄、遭到拋棄!老先生邊說邊掉淚。
NHK一向製作嚴謹,言之有物。片尾警語:瞭解別人的歷史,有助於瞭解自己。為什麼這麼多亞洲國家討厭日本,台灣最親日,日本卻這樣傷害過台灣。日本是如何走過來的,該怎樣走下去?
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怎麼生存下去,日本殖民統治也是一條路?後藤新平的話揮之不去:「比目魚焉能變成金眼鯛?」

轉型正義不能只有勾銷罪名
2017-11-29 上報 葉虹靈、黃丞儀(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理事長)

「活下來的人不是懦夫…我們家是白色恐怖家族,有著白恐家族應該會被對待的樣子。可是我還要承受族群的衝突,我覺得身在徹底的孤獨當中。」這是去年模擬憲法法庭上,聲請人杜銘哲的自陳。他的父親博尤特士庫(漢名杜孝生),是同案被處死的鄒族菁英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兄弟。杜孝生是日本殖民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台灣原住民,原欲將所學貢獻族人「改善高砂族的衛生觀念」,但因被牽扯入這件國府打壓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大案,而改變了命運,被以貪汙罪判處十七年抑鬱一生,也未能進入解嚴後的平反之列。
杜銘哲和家人過去曾兩度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卻因父親的罪名非屬內亂、外患罪而遭拒絕,回憶這段過程「我們努力這麼久,倒不是因為在意能得到多少補償金,我在意的是爸爸『貪汙』的罪名沒辦法得到平反。」「我希望的是能有像今天這樣的討論,藉由討論發現真正的問題為何。就像我的訴訟代理人為我父親整理的介紹,標題寫著『墜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父親所受的遭遇確實是這樣的。」
類似這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未必被以政治刑法相繩的政治犯,自解嚴以來求償無門,幾乎不被大眾看見,而本週有望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可能將使他們再度被排除於平反的行列之外。

不能再只有轉型而無正義

轉型正義曾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只是就任一年多以來,對於她承諾的工作項目,如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真相調查報告等至今毫無音訊。眼看「促轉」將成為蔡政府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成就」,我們不得不在法案即將過關前做出提醒。
台灣轉型正義時常被抨擊為「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本依《戒嚴法》,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之一般人民,於解嚴後後可上訴至普通法院。這個規定是因為憲法第九條保障一般人民不受軍事審判,《戒嚴法》卻成為憲法的「例外狀態」。一旦戒嚴結束,就應該回復到正常的憲政國家,允許人民針對程序保障不足的軍事審判判決,要求司法系統允許上訴。
但當年政府為在解嚴前夕迅速通過《國家安全法》,排除了《戒嚴法》的允許上訴規定,封閉了政治犯上訴的途徑,僅留下條件嚴苛的非常上訴與再審窄門。政府的理由是戒嚴長達38年,案件量太多。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專制政黨擔心,軍事審判案件都可以「翻案」的話,恐將動搖國本;甚至若進而追究違法濫權的人員,不止下層的情治人員或軍人,許多參與在政治迫害當中的高官權貴都將被追究責任。
這個明顯違憲的法律,經過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認為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應該尊重國會的判斷,在第272號解釋中維持合憲。第272號解釋堪稱我國釋憲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號解釋,職司守護憲法的大法官竟然曲從威權統治者,維護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軍事判決不受重審。他們更忘記了,當時的國會未經改選,根本欠缺民主正當性,何來民主國家的「立法形成自由」?根本是「威權形成自由」。

一筆勾銷只會離真相更遠

如何尋求司法平反,是民間長年訴求。本屆立院各黨均已提案,要修改國安法限制上訴規定。不過引發我們擔心的是媒體報導,民進黨團打算針對促轉提出的修正動議,在第六條新增第三項,直接讓戒嚴時期依照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和刑法一百條判刑的政治犯,得以因國會立法而直接將其判決撤銷。
這個作法的優點很明顯是能在短時間內,將當年受軍事審判的政治犯判決一筆勾銷,還給年事已高的受難者們等待已久的清白之身。然而,它也有很明顯的限制,首先是無法處理不在這三部法律平反範圍內的受難者如杜孝生。
此外,有些政治犯並未獲得補償,例如與地下黨組織有涉者也將無法受到司法平反。事實上,當年為了獲得補償金,或許在真相的敘事上,會避重就輕。倘若再加上司法平反,許多政治受難者恐怕更不願將真相說出。我們當然支持受難者得到平反,但若以是否受補償和回復權利為限,恐怕只會讓我們離真相更遠,離公平更不可能。
大量撤銷判決,在任何國家都涉及公平問題。這些被排除在補償之外的當事人過去二十幾年已經不被國家肯認為受難者,現在連判決撤銷亦不可得,應非追求轉型正義者所樂見。
若循透過修改國安法並搭配司法快速偵審來平反,除了可以還給當事人原本就應有的權益外,還可以國家的力量重新調查與審理,發現個案真相,釐清加害者責任。
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認真地面對自己在戒嚴時期所造成的違法違憲事實。這是國家良心的洗滌,也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功課:國家必須具體承認地究竟在什麼問題上出了錯。否則只是大筆一揮,局部撤銷判決,對轉型正義原本就抱持懷疑的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政治力介入,是民進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把國民黨的判決給撤銷了。一旦陷入這種「冤冤相報」的民間解釋,轉型正義在台灣就永無成功之日。

真相、正義與和解

有人或許擔心,年代久遠,難以調查證據;或個案訴訟曠日廢時,受難者難以等待;或者擔心司法體系要求的證據門檻較高和程序正義較完備,當事人若仍遭敗訴,形同受到國家二次傷害。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搭配司改國是會議的結論,由司法院提出具體的制度規劃,有專庭與專人集中精銳司法人員,將轉型正義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司法工作,優先處理高齡受難者案件,儘速完成重新調查、審訊和判決。另以特別法的方式,規定證據門檻和採證原則。諒以軍事法院的組織及當時軍事審判法之不備,許多判決都將因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遭撤銷。
我們能夠理解受難長輩對於時間壓力的焦慮。這實在是因為國家虧欠受難者太久。本來應該在解嚴之初就允許上訴,一拖又三十年。然而這正是我們先前提醒過的,國家對受難者與社會的責任,不是只有金錢補償:歷史真相的發現和司法正義的回復,都是重要的挑戰。
面對這些難題,僅一筆勾銷罪名,形同使社會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真相與正義的機會,也不符聯合國近年來極力提倡的處理轉型正義原則:真相、正義與和解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轉型正義的工作十分複雜。在民進黨團原來的促轉版本中,僅就平反進行原則性宣示,細部方案將留待促轉會規劃,我們可以認同這樣的方向。若更積極地排除國安法第九條的適用,建立司法重審的制度,更能迅速有效解決問題。在此建議政府應該加快腳步,在完成立法後,用最精銳的團隊與充足的預算來執行這項工作。
退千萬步言,若因政治協商,仍欲保留立法撤銷判決的規定,強烈建議:應同步明訂廢除國安法限制,並設計相應配套,使平反得以雙軌並行,以追求真相與正義邁向政治和解的未來。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轉型正義?
2017-08-13 聯合報 趙建民/文化大學社科院院長

蔡政府上台以來,推行轉型正義不遺餘力,從清查國民黨黨產的歷史正義,到一例一休、同志婚的社會正義,刪減公教退休年金的世代正義,再到目前吵得沸沸揚揚的稅改分配正義。對執政者而言,威權幽靈揮之不去。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似乎未獲得相同的重視。為了落實鴻海集團的飛鷹投資計畫,川普總統和郭台銘會面三次,但台灣似乎不以為意。陸客、陸生減半,旅遊業損失慘重,大學校長怨聲連連,政府不為所動;公教年金改革,使得退休人員消費下降三成;水電不足,產業開始外移,蔡總統依然堅持核電非選項。發展和正義都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但兩者相生相剋嗎?如何取得平衡?
民主化後,針對專制暴力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並防範於未然乃無可厚非之事,也是正向的作為。在方法上,轉型正義可以概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清算式。新中國成立後,針對幾千年來存在於廣大農村和城市裡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分配上的不公,以及國府統治時期的亂象,採取革命式的清洗。通過國家的力量,重新分配資源,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掃地出門,「去中國化」如火如荼,正義之國有如海市蜃樓,套用毛主席的話,可以說是「大仁政」了!
革命清算式的轉型正義的基礎,是康德對正義乃「絕對命令」的理解,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是被治者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利。但是,這種方式的正義伸張,經常變成掌權者決定正義,成為真理的化身,結果是以暴易暴。
第二種方式是和解,南非為代表。南非是當代種族衝突最激烈的國家,其對黑人的奴役,始自一六五二年荷蘭人入侵。一九一○年南非聯邦成立後,陸續推出數十個法律,以落實種族隔離政策,人口占七十三%的黑人,被趕到十二.七%的土地上居住。
但一九九四年民主選舉後,曼德拉總統卻採取和解政策,通過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並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為目標,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大主教擔任主席,延攬十六名社會公正人士任委員,全面調查自一九六○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這段時期內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讓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撫平心中的怨恨,為日後的穩定與和解奠定基礎。
轉型正義既然是為了矯正專制統治集團對一群人所造成的不公,為了避免新的不正義的出現,必須奉行兩個原則:以和解撫平過去,以公平創造正義。
屠圖大主教在總結南非經驗時,提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曠世名言,令人動容;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二○○二年世界和平日文告,進一步開釋「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畢生研究正義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其名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強調,正義並非目的價值,而是必須兼顧不同團體的社群主義;這和柏拉圖稱正義「是一個人或城市(國家)內的敵對部分處於適當和和諧的狀態」如出一轍,對化解南非和台灣族群衝突式的不正義,堪稱最為允當。
另外,著名正義論學者羅爾斯提出的公平原則和程序,則是通往正義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手段。
蔡總統全力宣示促成轉型正義,出發點或許良善;但在目的上很難稱得上是和解,手段上也難稱公允,難杜以暴易暴的悠悠之口!民主化後,法治取代人治,信任制度、讓制度伸張正義,避免延續以國家之力打造正義之邦的威權心態遺毒,這才是台灣需要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