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蛋 砸出青年勞動者的血汗

2016/07/05
苦勞網特約記者

教育部為解決大學內兼任助理爭議而發布的《處理原則》也公布一年多了。在該項原則中將助理分流為「學習型」和「勞雇型」,造成「同工不同保障」的現象,甚至從大學中「外溢」至非大學的研究機構中,即是這次高教工會、台大工會等教育工會與學生勞權團體前往教育部前抗議的爭點。

蛋洗事件上了報紙頭版,然而青年勞動者憤怒的原因,被大眾聽見了嗎?(翻攝:陳逸婷)

記者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抗議學生高若想,朝長年負責兼任助理分流議題、主導完成《處理原則》的高教司專委王淑娟的頭上砸下的那顆蛋。很多人在意的好像是這顆蛋砸得漂不漂亮、有不有理、是不是傷了和氣;但卻忘了要站上與教育部官員對話的第一線,砸下這顆蛋,心裡需要多大的怒氣和勇氣。現在就來講講這顆學習型「臭雞蛋」的前世今生。

分流一年後 大學如惡質資方

關於兼任助理議題,去年(2015)6月的勞動部與教育部之間的角力告一段落,各自完成了兩套不同的《原則》,並建立了無勞權保障的「學習型」和有勞權保障的「勞雇型」兩種類型,將兼任助理「分流」成上述兩類的制度。

這兩套高度爭議的行政指導出籠後,後續更牽扯出「科技部計畫下研究助理的保費由誰支出?」、「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身障代金由誰支出?」、「大專院校就兼任助理身份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等問題與爭議,反正教育部默許甚至暗示各大學要想盡千方百計阻礙助理納保,足見各大學校方已經準備好站上一個「資方」的位置。

對於這兩套《原則》,教育工會與學生勞權團體自去年起就一再提出三大訴求:

  • 落實助理《勞基法》之適用
  • 廢除「學習型助理」
  • 擴大教育經費並補貼於助理聘僱相關費用

這三項訴求分別對應教育部在兩《原則》提出後所採取的政策途徑。首先,公私校兼任助理已分別於2008年和2014年經勞動部公告適用《勞基法》,現在只是「要不要落實」跟「如何催促勞動部提起guts落實」的問題;其次是擴大教育經費的訴求,向國家要求撥補教育經費,至少專款用於貼補僱傭費用,才能避免大學「哭窮」而規避對校內學生勞動者的保障;最後,因為是要求國家應該要對此負責,從而也就是上述市場邏輯所鼓勵的競爭的反面:強化國家管制。總而言之,最終就是要「促進教育的公共化」。

分流是從「誰」的善如流?

但使得這三大訴求成為難解之題的,恐怕是為何教育部要提出「學習型助理」與「分流」制度,以及這項制度造成的效果。

對教育部和各大學而言,分流至少可以達到幾個較不費力的選項:從教育經費層次來看,根據教育部在今年3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各大專校院在104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共「分流」出了15.2萬名學習型助理,換句話說就是「少聘」了15.2萬名勞雇型助理,透過「分流」,國家、大學和學生勞動者一起「節省」了3.13億元的社會保險支出。

而在這裡我們還尚未考慮到,因為節省勞保和勞退的支出,將造成每位學生勞動者晚年損失至少10倍的老年給付和退休金。換言之,所謂的「一起節省」,其實是不公平地變相要求助理分擔更多成本,尤其是在對「國家」這個大學校方過去的天使投資人而言,基於解嚴後全球尺度擴張的小政府邏輯,用「當下不適合也不願擴張教科文經費」、「各公立大學逐年擴張自籌經費款項」等理由,將資源與補助自高教場域中撤回已是既定的政策方向。在這樣頓失資源得自付盈虧的狀況下,大學內部任何的節省與組織「瘦身」都不無小補。

此外,透過分流制度,教育部與各大專院校校方能夠將「教育的特殊性」作為抗拒大學被「勞動化」的說詞,避免勞動主管機關插手管制教育場域,充分宣示並發揮教育主管機關之管轄權。

但就實際分流一年後的結果卻顯示:學習型在分流後並未受到任何教育主管機關給予不同於分流前的「學習權益保障」,甚至還缺乏從事具有從屬性勞務的「勞動權益保障」;而且學習型助理從事的事務幾乎與勞雇型沒有不同,甚至取代了更多校內正職人力。顯然,教育部在《處理原則》中誇口要「保障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也只是一席空話。

分流拉低勞動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分流為學習型和勞雇型的後果,更同時拉低了所有學生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例如為了達成勞保部分工時工作者的最低級距11,100元,避免校方口中的「低薪高保」,有大學以基本時薪反推出每月最低工作時數,要求學生每月需達成一定工時,否則不得應聘勞雇型助理;在學習型方面,大學則卡住獎助學金數額,透過「學習型助理」這道不受《勞基法》工時之限制的後門,得以要求學生提供超額的勞務與工時,造成學習型助理可能領到遠低於基本工資的薪資。

甚至還有大學推出「學習型『助學金』高過勞雇型『薪資』」的方案,試圖誘惑學生選擇學習型,而助學金的金額恰好是勞雇型的薪資和勞健保費用支出略低一點。事實上,這就如同某些企業將勞健保和勞退提撥轉嫁為勞工負擔。但差別在於企業裡這樣的行為是違反《勞基法》的;而在教育部的包庇下,各大學可以「合法」地轉嫁該項負擔。

更惡質的是,設計出「分流」制度的用意,恐怕不是要去個案認定、等待「師生合意」協調出到底歸屬學習型或勞動型,其最終目的正如台師大在兩《原則》實施後一年內,將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工讀生各自安插上「師徒制」、「論文學習」、「行政學習」等名義,全面歸入學習型中。這就是當代大學的大學精神:對學生的「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能一分錢都不付就不付,學生的死活,學生也都自行承擔去吧。

總結來說,分流的效果就是降低大學內的助學金支出與人事費用支出。在高教市場化的當下,一間大學的「開源節流」會是其勝敗存亡的關鍵。教育部雖然不鼓勵各大學嗷嗷待哺,等待教育資源的挹注;但它相當樂意以一勞永逸的方式,為各大學設想整體制度上能夠更加自由鬆綁的政策,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王淑娟專委似乎對於各大學濫用學習型助理一無所知的原因:因為這套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是為了要讓大學不要繼續向教育部「哭窮」。

教育部帶頭 排除勞基法適用

政策實施屆滿一週年,學習型助理的濫用又有新的趨勢。根據教育部的《處理原則》第一點,該項辦法應是拘束「各大專校院」在「進用兼任助理時」,須考量其學習性質,並以勞委會函釋定義出四類「課程學習」和一類「服務學習」,方得排除《勞基法》適用。

雖然《處理原則》的行文中指出,該行政指導的拘束對象僅有「各大專校院」,但事實上校內的兼任助理並非都由各大學自行管理與出資,還有一部分是所謂的「計畫助理」,也就是校內的老師向政府單位接受專案或向科技部提案,為了執行計畫相關事宜而聘僱的助理人力。

這類人力雖然是由計畫主持人在學生中挑選,看似是教育體系中的一環,但實際上來說因為經費來源的緣故,又受到科技部及其他不同計畫的主管機關的經費考核限制。這也就是《處理原則》上路後時,會出現「科技部計畫助理保費誰來出」的背景,突然多了這麼一筆勞健保費用,不論是教育部、大學資方和科技部都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最後雖然決定由科技部吸收,但也僅是在相關辦法中,賦予各計畫主持人「得」在業務費用中編列納保相關人事費用,而無強制力。

如果說,現況下的所有兼任助理的確是勞工,是校園內不可或缺又好用的廉價勞動力;但代替各大學資方管理兼任助理的計畫主持人,卻沒有強制負擔社會保險的責任,這就是開錯了卻沒被擋下的後門:學習型助理就是「你不想幫他納保,你就不用納保」的廉價勞工。

因實際上會去找科技部提案,或會被政府各部門委託或主動承包計畫的不只有大學裡的教授,這就造成了今日學習型從大學中溢出的現象:台灣最高研究機構的中研院、跟科技部拿錢聘僱工讀生的各個學科學會與協會裡都有學習型助理,再加上其他政府各部門不少的計畫相關規定,以科技部馬首是瞻,甚至連教育部自己也有學習型助理。

學習型助理的氾濫,只要google「學習型助理」或「徵學習型助理」就看得到。在教育部跟大學資方的頑強堅持之下,這份工作可以只講工作內容,加上「徵求學習型助理」,一切就神奇地被合理化了:可以不提工作時間多長、不提工資多少(甚至沒有工資)、不提有沒有勞保跟勞退。在正常守法的企業裡最一般又合理的要求,在大學這片化外之地卻會通通失靈,對兼任助理來說,整部《勞基法》對大學內發生的事情通通都不適用,這就是學習型的後果。

教育部雖然是「教育主管機關」,但與勞動政策之形成、勞動條件的高低變化仍脫不了干係。例如被戲稱為「22K方案」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即是顯例。在2009年的方案實施後,20到24歲的青年勞動者起薪跌落了2,600元,更沒有達成預先設定的「縮短產學落差」,反而將青年勞動者引入低薪的基礎勞動中。而根據勞動部2015年的統計,台灣20到24歲年輕人67萬名就業者中,有33萬人是打工族;倘若把28萬名勞動條件偏低的兼任助理加進去,此一制度的設計將對整體青年就業市場的勞動條件造成什麼樣的改惡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顆蛋 為所有青年勞動者爭取權益

終於要說回這顆蛋了。過去這四年來,教育部和勞動部前,兼任助理們不知道舉辦了多少次抗議,但始終不如其他學權議題或學生團體的抗議有效,難以吸引台灣媒體和閱聽人們的關注。

對於台灣主流的「校園民主」論述與參與者而言,勞動議題這類廣義的「階級議題」並沒有太多可以介入的施力點;而對於一般的學生而言,兼任助理議題的門檻與涉及層面也較為廣泛,很難說明得清楚,關注這項議題的學生努力了許久,舉辦各種校內的說明會、邀請勞權團體到校內演講、投書媒體、甚至組成工會,在對同學們努力宣傳勞動權益的同時,也在自我進行勞動教育,認識到勞動與學習之間並不互斥,彼此相連相關。

抗議的學生朝專委砸蛋時,當下的憤怒和衝動再真實不過了,而且是在這幾年內受到大學資方、教育部、勞動部、科技部、衛福部、行政院等各個行政機構的卸責與打壓,經歷過無數的抗爭反覆累積而來。在過去無數次抗爭中,出面回覆的官員多半以拖延推諉的態度「料理」學生,最後推出的《處理原則》更造成無窮惡果,對於青年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已經是顆無法收回的「震撼彈」。

對出面接受陳情的官員而言,只是一份新聞稿的酸言酸語、一場記者會的咄咄逼人,再不過頭上留下的蛋液,回家把頭洗一洗就沒事了,幾乎沒什麼損失;但是誰知道在下一學期會不會有另一場實驗室意外,又有哪一個老師苛待助理,更不用提每過一個學期,所有的兼任助理所損失的年資。

情緒是長期積累而來的。在聽了好幾年反覆、單調又無趣的官員回覆後,任何在場的抗議者都有可能是「怒砸」這顆蛋的人;最重要的是,這顆蛋代表的絕非只是一個人的怒氣而已,更是為28萬名校內兼任助理、33萬名青年打工族、67萬名青年勞動者吼出的世代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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