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練習曲】
此路不通——《幌馬車練習曲》說誰的事?

2016/05/15

鍾喬在映後座談時一直自稱「我們這種老左」,聽了覺得好難堪。這也讓我們更加疑惑,對這齣戲疑惑,對鍾喬疑惑、對林靖傑疑惑、對演員疑惑,對劇本與溝通過程感到疑惑,對戲劇方法深深疑惑。

據說這場「表演」有一個目的是跨世代合作探索未來,是因為跨世代合作失敗所以導致鍾喬自嘲「老左」嗎?我相當懷疑世代的提法,演員也有年紀大的,她和鍾喬一樣嗎?鍾浩東也才25歲就往大陸去尋找抗日革命,鍾浩東、蔣碧玉當時老嗎?當時的鍾浩東、蔣碧玉和許許多多台灣青年,僅僅是意氣用事的年輕人嗎?

既然《幌馬車練習曲》是一齣差事劇團製作的戲,理應經過了集體創作的劇場方法。演員到底理解了什麼?能不能從戲本身找到什麼原因?導致戲即使演完了卻在劇組之間固定了他們的彼此不理解。

究竟《幌馬車練習曲》說了誰的事?怎麼說的?

演員的開場白是值得玩味的,他(她)們一直說「我要尋找自我」。仔細聽後會發現,演員供述的「尋找自我」的皮下有著差異的骨肉:我是誰、要知道自己身後的歷史、尋找自我的根源、強調自我能力、期待未來發揮自己......。不得不說「自我」確實令人覺得「嗯,好有道理!」。但是無論上面何種「從自我出發」、「尋找自我」,我都想問:然後呢?

如果「尋找自我」是世代對話的開端,而如果「歷史」在這裡確實被設想為、而且確實具有清理自我的作用,理應通過《幌馬車之歌》的追溯後,能對歷史、自我、今日的意義與關係有不同的理解。所謂「不同的理解」,不是說一個人立即成為鍾浩東、蔣碧玉,或成為與鍾浩東、蔣碧玉一樣的政治意識及態度;事實上也不需如此。然而「不同的理解」似乎至少意謂著,能多少鬆動自以為「已知」,從而對於重新思索未來有所幫助。但我們沒看到、沒聽到。

究竟《幌馬車練習曲》怎麼說故事的?一方面是讓看戲者看,另方面當然也影響了演戲者的思考──尤其,若,演差事的戲需要劇組之間積極核對。

除了涉及《幌馬車之歌》的台詞部份是忠於原著,其餘《幌馬車練習曲》表面上的「追史」表演卻充斥著可疑的跳躍—偷渡。我感覺這可能導致演員們,順著戲的節奏而思索、而行動,逐漸遠離甚至從未接近鍾浩東、蔣碧玉。

舞台上的人們手握「卷宗」排排坐,開始自問自答「詢問鍾浩東」。疑問、討論、對話…都只是劇目的表面敘事。如果想透過鍾浩東、蔣碧玉的經歷來「尋找自我」,無疑必需依據鍾浩東所處的歷史時刻,而我們進入那樣的歷史時刻,才能理解鍾浩東、蔣碧玉如何變成這樣的人。這是一個道理簡單卻亟需謹慎的工作,亦步亦趨循著歷史走一回,避免以今天的意識形態質疑鍾浩東、蔣碧玉合不合於今天的政治正確。

不過《幌馬車練習曲》並沒有這麼做。表面與實質是兩回事,所以是「跳躍—偷渡」。

《幌馬車練習曲》劇照。(差事劇團提供)

人們的確在《幌馬車練習曲》中看到了歷史,例如知道國共內戰,知道冷戰......,可是那些「歷史時點」在《幌馬車練習曲》的燈光閃爍下更多是無邏輯的過場性質劇場效果,成為無意義的背景。白色恐怖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是1950年代?該有實質意義而不是數字巧合。就如鍾浩東、蔣碧玉不是抽象的「個體──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人權主體」,他們的狀態反映了時代中必然與偶然的辯證交錯。

原應帶出帶出反思的「年代數字」,通過戲劇語言的構造與編織,串場與主軸的交錯,實際上架空了歷史。抽離歷史後,《幌馬車練習曲》的「詢問鍾浩東」成了「問訊」鍾浩東。鍾浩東不再是歷史的鍾浩東,而是「抽象個人」的鍾浩東。正如演員們所問:什麼是光明報?鍾浩東們是共產主義者嗎?演員們在台上演出來的「不解」可能是他們台下身為自己的真實狀況,而且巧妙地呼應了歷史切片:不正是蔣介石一幫人才不理解為何一代青年奮勇、大量、不無辜、不冤地,左傾了。《幌馬車練習曲》在這點上諷刺了自己。

抽離歷史的鍾浩東當然還是有用:鍾浩東不就是個今天也常見的理想青年,而今天的「我」也可以成為這樣的青年。這完全符合「尋找自我」的需求。

大家都知道鍾浩東那些人閱讀禁書,但禁書的意義是什麼?歌曲的意義是什麼?沒有還原意義則劇中大量的另一些戲劇效果,槍聲、仆倒、死亡,乃至於國際歌、幌馬車之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就成為多餘的造作與獵奇。誠然殺戮所表演的是白色恐怖中的殺戮,但殺戮也只證明邪惡之存在。抽離了脈絡的「死亡」在此是的真正的表演。

抽象的「個人」層次的舞台表演,視覺張力,以幻術的方式召喚人們。抽象化的高潮是聖母像,以宗教化的形式將「理想」神聖化。我們當然不能以對、錯言之。抽象處理也恰好證明導演並未直接將鍾浩東標籤為今天熟悉的「老左—統派」。可是,一旦回到「自我」與「抽象個體」思考,《幌馬車練習曲》對於「自我完成」而言卻更是非常合理的。戲劇創造出來的感官,成為演員「尋找自我」的證據,理想就是自己。

這是我們所見,意圖「世代對話」且反思共進的這齣戲,到頭來強化了劇組各自原有的差異,為何?因為不是真正試圖反思與對話。我們見到的鍾浩東,但只是把鍾浩東抽離歷史,因此後續演繹只能放到今天眼前的政治光譜上。今天的任何理所當然,都是無須撼動的,因為既然鍾浩東可以「自主選擇」,我今天也就可以「自主選擇」。

演員的自述證實上面的看法。例如年輕蔣碧玉說她覺得「左就是自己認為是對的就去做」。我們沒有辦法批判這位演著年輕蔣碧玉的演員。正如我們有辦法批評那位口說「318」的台詞的演員極為無奈地說台詞只是個巧合嗎?但是為什麼,一個個自陳「以前不知道這些事」的演員們,「讀了書」讀了《幌馬車之歌》卻還是跟著刻板印象走?如那位最年輕的「特務」演員所說「我家是外省人,不曾聽聞」,這就怪了,白色恐怖怎麼在這裡還是省籍差異呢?

使得劇組持續「不理解」的《幌馬車練習曲》到底說了誰的故事?

演員們如果只是反覆陳述「今天」,在座談中繼續以台灣、主體、國族語境去認識「鍾皓東」,從「主體」的角度、多元意見的角度,無法置喙。然而,如果演員們今天的狀態恰恰是「白色恐怖」肅清的後果呢?那位年長演員問了個好問題「鍾浩東活到今天還會支持社會主義嗎?」。是的,「共產主義就是貧窮而使人懶散的主義」,「共產主義本質上極權」,蔣介石以降的臺灣課本都是這樣說的。「共黨思想有害人心」,就是預防式逮捕、鎮壓、肅清......之理由,警備總部特務也許真心這麼想著。

見識了鍾浩東、蔣碧玉,仍然如此畏懼嗎?人們習於「結果論」,因為人們記得的多半是眼前看到的片刻。然而歷史如何發生的?回看歷史能給我們什麼幫助?以近乎抽象的「鍾浩東個人主體性」的「去歷史」操作,自我閹割的《幌馬車練習曲》以其戲劇「織」理,造成「不理解」的複寫,恐怕是必然。

只是我們仍得小心翼翼提問,當你在在強調自己是土生土長台灣人、愛台灣,則——鍾浩東就不是土生土長台灣人?鍾浩東不愛台灣?當我們把鍾浩東當成今天看到的「統派」或「老左」,把鍾浩東塞到你今天到看的「多元立場」格網中,不正是「敲敲打打」的特務手段,而我們果真是蔣介石同路人嗎?

我們在擔心些什麼?以「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的角度,當然可能會害怕。但需要如此小氣嗎?意識先行可能會取消鍾浩東能拉出來的故事的意義,但是為了避免意識先行卻將鍾浩東神聖理念化的劇本、戲幕,也一樣取消了鍾浩東能拉出來的故事的意義。

我以為正是由於鍾浩東、真正還原鍾浩東,至少揭穿今日吾人面臨的欺瞞故事與說不盡的謊言。第一幕不是說了嗎?藉由歷史探索我的自我身世,在鍾浩東、蔣碧玉的故事中,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時刻前往「中國」尋找革命反抗日本,繼而在內戰中羽化為共產黨地下黨,不僅讓晃動著「今天的」國族認同,也質疑了省籍、地域之別的刻板印象,更顛覆了「台灣的祖國是日本」的智障言論。經過真實的歷史,從鍾浩東如何成為這樣的基隆中校長,接著可以思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如何由1949年底的基隆中學案爆發?為何鎮壓?鎮壓什麼?白色恐怖鎮壓給台灣帶來了什麼政治上、意識形態上、智識上的影響?

鍾浩東死了,但是歷史活了。僅僅是藉由回想「鍾浩東」一人,跟隨鍾浩東探索歷史,不見得會造出中國國族認同,也不需要造出關注中國民族復興的新世代——這種恐懼或意圖之所以存在,仍然是以今天的政治光譜在想事情。但起碼,跟隨鍾浩東讓我們看見一個「個人」可以不僅僅是「完成自我」,而是將眼界擴及社會、集體,聯繫了全世界受苦難、受壓迫的人。這是鍾浩東的「犧牲」的意義;鍾浩東的「犧牲」,豈僅僅是完成自我願望?

如果《幌馬車練習曲》想說的是鍾浩東的故事......激發思索......

鍾浩東、蔣碧玉引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一種「個人」選擇,而是有歷史性的世界性意義的。鮮少人願意正視的「土生土長台灣人中國共產黨員」,「土生土長台灣人中國共產黨員」不僅不該是奇觀,而事實上能對「中國—台灣」兩岸史觀都產生批判性。

台灣特殊性不需要以泯滅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來證明,台灣事實上就是具有歷史特殊性。然而泯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卻會帶來曲扭的「台灣民」主義。這樣的觀點,在現實上,太積極證成自我,以致於支持了日本軍國主義卻以皇民之眼持續歧視大東亞共容圈侵犯過的東南亞;為了自我實現而支持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卻忘記了「二二八」、「白色恐怖」都是美國支持底下的惡果,且美國支持全世界的暴政。甚至你所痛恨的中國,台灣民眼見的新中國黑暗歷史,難道不是台灣民積極參與其中的冷戰封鎖造成的。這都是眼前已經發生的。

如果《幌馬車練習曲》想說的是今天津津樂道的「台灣」自由投票、民主抗爭,也是可以的,但請放過鍾浩東、蔣碧玉。讓鍾浩東、蔣碧玉安息吧。

還是回到第一幕,「尋找自我」。角兒們找到了自我了嗎?我們美好的台灣,我們美好的抵抗,我們美好的神聖理想主義......中,白色恐怖的真正剷除標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是有角色的嗎?演得進去嗎?鍾浩東,是否如劇後座談演員們「自我解答」的那樣,竟然引向封閉的地域主義、不在乎他國人、不顧全世界其餘地方苦難......。以「自我」為出發的《幌馬車練習曲》果然回到了「自我」。

不能多說了,在革命的動盪的時代,「報告劇」是進步人士常用的宣傳、反思手法,換言之在那抵抗外侮、邪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時代,演員的成色會是相當符合「報告劇」之需的。時至今日,「支那、几那、強國(秦)......」用詞塵囂的時代,「台灣人的祖國是日本」以致於連台灣漁民的權益都無法嚴肅爭取的時代,「報告劇」也早不是鼓舞群眾的手法了。因為「報告劇」也成為普通「戲劇」,「報告者」是演員,「演員」所做的不僅僅是報告而也包括「演」一位報告劇中的報告者,這也就必然有我們所見的結果:演員未必相信自己口中的台詞。

看似荒謬的事情對「演戲」而言是可接受的,這是時代之故,也是我們無法批判演員的自我觀點的原因。再說更多,恐怕對於「演員」而言是沈重的、不該的、多餘的負擔。但行許是時候思索戲劇、藝術的新形式。

所以《幌馬車練習曲》說了誰的事?怎麼說的?一幕幕綜合起來檢驗,事前的「世代差異」怎麼延續且固定下來?鍾喬與演員們都呈現出「世代差異確實存在」,為什麼這樣?整齣戲到底有些什麼可容我們質疑或不可質疑?給觀者什麼幫助呢?對於我們想像未來有什麼幫助嗎?歷史指引未來了嗎?

當您說「當黑暗將要退卻,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唱起嘹亮的凱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我所想到的只是:我們如何歌唱?我們為什麼可以歌唱?我們可以歌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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