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練習曲】系列評論：編按

差事劇團上個月推出《幌馬車練習曲》，由林靖傑執導，將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以報告劇的形式搬上劇場舞台。《幌馬車之歌》說的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鍾浩東的故事，如何重述這段歷史，必然涉及到人們如何看待、還原歷史。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道：「誰掌控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了掌握了現在，誰就能掌控過去」，近來台灣史學界開始把關注焦點投向白色恐怖，沿用過去針對二二八事件的情感痕跡，擴張到後續的白色恐怖歷史與記憶，普世價值的「人權觀」、控訴國民黨一黨之暴力，將逼視白色恐怖的眼光限縮在台灣一島範圍內，成了主流的支配性論述，一樁樁「錯假冤」案浮上檯面，被理解為台灣內部極權政權的個別暴力。這個詮釋的過程，其實也是重新再造歷史，再造、捏製出一個今日的人們方便使用的歷史，並將白色恐怖歷史當中那些不大方便的事實，例如與中共地下黨的關聯，受難者的反殖民民族主義、祖國情懷等等。可以想見的，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冷戰下的全球反共陣營，在主流論述開始談論白色恐怖的此刻，不僅不被凸顯，反而更進一步被掃入歷史角落。

在這個什麼都可以被化約與收編的年代，凡事以「具體」取代「抽象」，幾乎可說是抗拒這化約與收編的唯一方式了。假使只用「理想」或者「熱血」等抽象概念來整編鍾浩東，那麼當然可以任意將他的政治，嫁接到今日任何所想要談論的政治話題上頭，而無需回應與處理當時左傾政治犯的政治目標，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政治局勢。

在《幌馬車之歌》小說作者藍博洲那兒，還原鍾浩東等人的歷史時的重要問題意識，就是將具體厚重的事件結構入歷史的層次，所以必須要提冷戰，《幌馬車練習曲》製作人鍾喬不只一次的強調，白色恐怖不只是國民黨一黨或蔣介石一人的殘暴問題而已，但是，在實際的戲劇作品表現來看，雖然導演林靖傑曾提及，為了報告劇形式而犧牲了劇場美學堅持，然而，不得不說，又仍然是為了某種美學之故，或說是為了某種「抽象化」的美學之故，這個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感，仍然被「（台灣）內在化」了，最終只成為了一個孤立的、「台灣人民的」與「被壓迫的」故事。

於是，當我們看到如參與演出的演員吳文翠，可以藉一抽象化後的勇敢熱血鍾浩東，一抒自身之感懷，諸如：台灣人需要知道自己的歷史，台灣何以在當今國際上無立足之地云云...，《幌馬車之歌》在吳文翠的轉譯下，竟也成了台灣人悲嘆自己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社會主義，一路以來「被別人騙」，卻總找不到「自己」的悲歎。

這並不是說，鍾浩東案不是屬於台灣人的故事，自然，這是一樁發生在台灣的故事，但歷史並不是從來都沿著島嶼的邊界在運轉，好比島嶼也曾經不只是島嶼。這牽涉到我們如何面對白色恐怖歷史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與態度——是「台灣史」，或者「歷史化台灣」。

談論「歷史」，目的應該是要把我們所習以為常、視為永恆自然的現象與現實給懸置起來。把理所當然之事物看成不那麼理所當然，去發現事物眼下的現實，其實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發展下的結果，有其特定性與人為性，透過逼視這些，我們才得以知道自己的所從來，去回答那個有關「自己」是誰、何以為「自己」的問題。

但是所謂「台灣史」的書寫，反而是預先接受了歷史人為與特定的結果，並在這個結果所給訂的框限之下，回頭剪裁書寫出範圍以內的故事。從而，任何發出諸如「找不到自己」的矯情喟嘆，其實都是不夠誠實的，或者較公允地說，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在「自己＝台灣」而「台灣＝自己」，「說自己的故事，便是說台灣的故事」，「自己的受壓迫可化約為台灣的受壓迫史」等凡此種種可以無限類派出的諸多等式之下，「自己」其實是無比明確的，它毫不，也無須有起碼是一絲的自我懷疑，唯一的缺憾只有國際現實以及是否被承認的問題，但這缺憾又只會反過來更加確立那「自己」。

鍾浩東，日據時代台灣人，先是赴中國大陸投入抗日，加入共產黨，回台後組織左翼活動，並在美國扶植蔣介石在台維繫冷戰島鏈的統治下被捕與殺害。陳映真1999年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曾說道：「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事實上，恰好是在像鍾浩東這樣的——台灣人——革命故事裡，我們看見溢出了台灣範圍，從而難以被任意剪裁的歷史與動力。它既是台灣，又同時是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乃至於整個第三世界人民左翼鬥爭歷史的一部份。把鍾浩東從「台灣史」的框架裡解放出來，我們才得以看見把「台灣」給歷史化的可能性。

有鑑於此，我們非常嚴肅地看待差事這部戲劇作品，關切劇作本身如何傳達、傳達了怎樣的歷史意識。以及，正如這部戲劇所自我期許地——要讓演員在演出過程中「找到自己」，讓自己與歷史對話，那麼，所有參與劇作的包含導演、演員等人，又是如何理解這段歷史，以及如何試圖透過自己的理解，與觀者互動？今次，我們針對《幌馬車練習曲》推出評論專題。蘊鳴的〈我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反省現下人們以自身情感投射方式來回頭解讀歷史，凸顯放大受難者的個人悲苦，卻抹除其具體政治意識內容，從而，過去打壓政治犯的反共親美思維，如今可以寬容地以同情之姿延續下去；老鄭的〈此路不通——《幌馬車練習曲》說誰的事？〉從演員所展現出來的狀態出發，質疑劇場表現恰是白色恐怖肅清的結果，進一步批評劇作複製了當前對白色恐怖歷史的刻板印象理解；汪俊彥的〈自我疏離的歷史認同〉，則從《幌馬車練習曲》所採取的劇場方法著手，認為劇作本身反映了對歷史的質疑，卻缺乏認同關係，恐怕會陷入去歷史的虛無；最後，我們將刊登趙剛的〈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本文是作者為《幌馬車之歌》第三版所寫的代序，相較於前幾篇，雖不是直接針對《幌馬車練習曲》戲劇進行評論，但文中對於台灣知識圈普遍去歷史的傾向有著深刻反思，而這同時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病灶，若說，戲劇最終表露出的各種缺陷，正是這病灶的具體表現，應不為過。

幾篇評論內容不可謂不嚴厲，但初衷仍是企圖在戲劇演畢之後，還能繼續展開推進討論。根據差事劇團表示，《幌馬車練習曲》只是第一部曲，後續11月還會有更完整的作品《幌馬車奏鳴曲》，我們也期待在之後的作品呈現中，看到製作團隊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