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委員會於台北時間昨天（10/9）下午5點宣布，突尼西亞民間團體的聯盟組織「全國對話四重奏」（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因為對該國在2011年革命後和平且民主的政治轉型做出了關鍵的貢獻，獲頒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恕我直言：這個獎除了粉飾太平，遠遠無法回應這個國家真正面臨的問題。
UGTT：不無爭議的四重奏首席
全國對話四重奏的成員團體，包括了突尼西亞全國總工會（UGTT, 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突尼西亞產業聯合會（UTICA, Union Tunisienne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rtisanat）、突尼亞西人權聯盟（LTDH, La Ligue Tunisien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以及突尼西亞全國律師公會（ONAT, Ordre National des Avocats de Tunisie）等四個組織。其中，以成立於1946年（比突尼西亞獨立建國還早10年）、曾有很長時間是全國唯一工會的UGTT最具影響力。
1956年宣布獨立後隔年即廢君主改行共和體制的突尼西亞，是一個非常世俗化且親西方的伊斯蘭國家。開國元首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執政30年間雖然大力推動現代化，但在經濟政策上卻毫無節制地接受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助，配合進行結構調整；1980年代末靠著軟性政變上台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更進一步在對歐盟的自由貿易協議上退守，將本國市場完全開放給外國資本橫行，同時又大規模私有化國營企業，由其家族壟斷利益、大搞裙帶主義。
UGTT早期積極涉入向法國爭取獨立的民族自決運動，也曾參與建國初期的政府，因此與布爾吉巴政權關係密切，直到1970年代布爾吉巴強力打壓工會，雙方出現分歧。不同於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大型工會往往完全附庸於國家，據稱擁有超過50萬會員的UGTT有其群眾基礎和獨立性，但長期遊走在政府與社運之間，一方面它有能力號召群眾罷工上街、抵制政府運作，另一方面卻也習於參加政治協商、以談判換取利益。事實上，從布爾吉巴到本‧阿里，先後走調的政權之所以能長期維繫，與UGTT在關鍵時刻公開力挺絕對不無關係，但工會領導階層辯稱這是在突尼西亞的國情下民間力量所不得不然，並強調工會長年來仍很積極與政府、資方周旋，以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突尼西亞經濟體質不佳，而且發展完全失衡。北部擁有較好的氣候與靠近地中海的區位，依賴著外國投資和觀光業支撐，勉強還能維持表面的榮景，但中南部內陸有大片沙漠，在礦業蕭條後只剩下極度的貧窮。青年與婦女，即使在這個號稱最世俗化的伊斯蘭社會裡，仍然是最弱勢的兩群人，失業問題非常嚴重。
所謂的「民主」：革命後的政治鬥爭
2010年底，突尼西亞中部小城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有一位年輕的街頭小販布阿西西（Mohamed Bouazizi）因為受不了警察百般刁難羞辱，憤而自焚。消息透過媒體報導後，引起各地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身為全國最大的工會，UGTT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投入抗爭，而是隨著情勢發展調整立場，在判斷危機難以平復之際才發動了關鍵罷工，迫使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宣布下台。這場西方媒體口中的「茉莉花革命」，後來被認為是北非與中東地區「阿拉伯之春」政治浪潮的濫殤。
突尼西亞在革命後並沒有陷入全面的混亂，而是順利組成過渡政府。由於突尼西亞人民當時對世俗主義政客的親西方路線正處在最反感的狀態，2011年底的制憲議會選舉竟然由系出穆斯林兄弟會（al-Ikhwān al-Muslimūn）的伊斯蘭復興黨（Enhahda）獲得近4成選票，成為最大黨。不過，阿拉伯世界在經歷遍地開花的政治動盪後，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容易挑動，也成為各種政治鬥爭最好的藉口。雖然伊斯蘭復興黨極力強調自身為「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還特意讓世俗派人士出任總統以分享權力，但在鬆動的政治結構裡再怎麼操作合縱連橫，也很難不受外在影響，世俗派很容易找出突尼西亞社會向伊斯蘭傳統「倒退」的問題，積極運作推倒政權。
這段時間裡，UGTT在許多議題上與政府針鋒相對，被輿論認為比許多政黨更能扮演監督政府的反對派角色，而工會領導階層也毫不猶豫地宣稱UGTT介入政治具有「歷史的正當性」，他們與市民社會站在一起，不只要捍衛勞工大眾的權利，更要捍衛共和國體制。
2013年2月，聲望極高的世俗左派領袖、民主愛國者運動黨（MOUPAD, Mouvement des patriotes démocrates）主席貝萊德（Chokri Belaïd）遇刺身亡，引起全國震動，各地再度陷入騷動。UGTT在葬禮當天發動罷工，總統馬佐基（Moncef Marzouki）所屬的共和議會黨（CPR, 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随後宣布退出聯合政府，後來伊斯蘭復興黨以撤換首相勉強渡過危機。但到了7月，另一位對政府批評猛烈的反對黨領袖巴拉米（Mohammed Brahmi）再度遭到暗殺，甚至傳出前後兩次暗殺使用的是同一把武器，儘管線索多半指向是兩案皆是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所為，但在政治上，伊斯蘭復興黨被批評對恐怖主義過於軟弱，使得情況已變得不可收拾。
UGTT先是再度發動罷工，接著便聯合其他民間團體，主動向政府與反對黨派要求進行政治協商。如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全國對話四重奏，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然而，這次的政治協商其實打從一開始早已設定了清楚的前提：伊斯蘭復興黨非下台不可。協商的具體內容，主要著眼於（把執政黨趕下台）如何不造成憲政危機，而能穩住突尼西亞的局勢至少到下次全國大選。
2014年1月，伊斯蘭復興黨宣布棄守首相大位，讓國會可以提出新憲法並組成新政府。2014年11月國會大選，以維持世俗共和體制為主旋律的突尼斯呼聲黨（Nidaa Tounes）小幅擊敗伊斯蘭復興黨成為最大黨；可是因為沒有任何一黨形成絕對多數，隔月再舉行了第2輪的總統選舉，但伊斯蘭復興黨並沒有推出候選人。這是1956年建國以來，突尼西亞第一次以全國投票方式選舉總統，最後由呼聲黨黨魁、高齡88歲的資深官僚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順利當選。
堅定世俗化，改變了什麼？
雖有暗殺悲劇，但沒有演變成更大規模的衝突，就使得革命後一度「迷失」的國家再度世俗化、堅定共和體制，突尼西亞這樣的「民主」經驗，成為西方社會積極標榜的伊斯蘭和平轉型典範。其中不只有主流的讚聲，連主張「另類全球化」的跨國社會運動平台世界社會論壇（Forum Social Mondial）都罕見地於2013年和2015年連續2屆在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大會，積極建立本地非政府組織、運動團體與世界的連結。
誠然，相較於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國家，例如利比亞和埃及，突尼西亞能以政治手段和平轉移政權，實屬難得。但問題是：這到底改變了什麼？
首先，「債務」沒有改變。
自2000年以來，突尼西亞的外債持續增加，帳面數字從2000年的121億美元倍翻到了2014年的269億美元。這段期間，突尼西亞的GDP成長率在2%到8%之間震盪，革命發生後一度摔到負成長再反彈，但2012年以後表現仍逐年下滑，而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則是自2010年的低點回升到了近50%。從這些數據看來，情況好像還不算太糟，但去年歐洲關注債務與發展問題的民間團體已提出呼籲，希望歐盟否決一筆3億歐元的貸款並認真考慮債務結構調整，不要再增加突尼西亞的債務負擔，原因是它償付給西方國家的債款已超過借貸與受援的總額，而且「幾乎所有的新貸款都被用來還債」。然而，突尼西亞政府似乎「借錢還錢」早已上癮，2015年初又宣布需要借貸13億美元來弭平年度預算赤字。
這樣的困境，當然突尼西亞長年在經濟上對強勢國家和國際組織言聽計從、從不反抗，以致於缺乏創造財政收入能力的循環惡果。從過去的獨裁到現在所謂的民主，每一任政府幾乎都只能宣示維持開放的經濟政策，把市場和國民的勞動力拱手任人取用，以換取填補黑洞的紓困借貸。
其次，「失業」沒有改變。
雖然突尼西亞很早就是一個世俗主義風行的國家，但女性與青年在公共領域被壓抑、邊緣化的情況，比起其他伊斯蘭社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突尼西亞的總體失業率通常在10%以上，革命發生後曾經一度上升到19%，目前又下降到15%左右。從這個角度來說，失業的確是個社會問題，但似乎還不算失控。然而，更進一步的比較數據指出，突尼西亞青年人口（15-24歲）的失業率至少是壯年人口（25-54歲）的2到3倍，在革命後更來到了40%。在突尼斯街頭，無所事事、只能四處遊盪找觀光客搭訕討些好處的年輕人比比皆是。只能找到按鐘點計薪的非正式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也不在少數。北部城市尚且如此，中南部村鎮的慘況就更不在話下。
事實上，革命爆發與青年世代的不滿有直接的關係，但革命後他們的生存處境卻沒有改善，使得代間的關係更加緊繃。今年世界社會論壇期間發生大會志工的集體罷工事件，就是為了抗議突尼西亞在地的主辦團體對事前協議好的津貼數額出爾反爾，而且對遠道而來服務的年輕人沒有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顧。許多年輕人對老一輩的菁英「舊」政治早已感到灰心，但卻遲遲找不到建立「新」政治的方向。國際媒體指出，突尼西亞的青年失業問題已經形成一股危機，有愈來愈多年輕人選擇非法偷渡到歐洲討生活，甚至有數千人因此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吸引，跑到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武裝組織的「聖戰」，數量比起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最後，「恐怖攻擊」成了問題。
被拱上民主宣傳舞台的突尼西亞，也被迫被推上了衝突前線。隨著伊斯蘭國的勢力延伸進入北非地區，今年3月18日在突尼斯巴杜國立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u Bardo）、6月26日在度假勝地蘇塞（Sousse）某旅館私人海灘，先後發生了主要針對外國遊客攻擊的嚴重槍擊事件，分別造成21人與38人死亡。這兩起事件讓非常依賴觀光業（2014年佔全國GDP的15.2%）的突尼西亞大受打擊，媒體報導官方的年度GDP成長率預估因此一口氣從3%下修到0.5%，對革命後一直沒有起色的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更麻煩的是，這兩起事件也讓極端主義與激進組織對突尼西亞社會的影響，從陰影裡浮上了檯面。在巴杜博物館的攻擊事件後，突尼斯很快舉辦了大遊行宣示反恐決心，包括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內的多國元首都出席聲援；而蘇塞的慘案發生後，艾塞布西也明白地表示：「我們意識到突尼西亞正在面對一場國際性的運動，突尼西亞無法獨自做出回應。」
爭論之前，請正名「尊嚴革命」
艾塞布西在7月2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項命令一直到了10月2日才解除。有趣的是，同一天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宣布提供突尼西亞一筆5億美元的貸款，附帶條件是突尼西亞必須加速金融改革、擴大開放私部門投資，但對突尼西亞龐大的政府部門收不到稅（尤其是政府完全管不到的60%的外國資本）卻未置一詞。
一個星期之後，全國對話四重奏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全世界再一次齊聲頌揚突尼西亞的民主成就。
從革命前到革命後，突尼西亞人始終如一的生存困境，就這樣被留在了陰影裡。外患加上內憂，突尼西亞的未來其實還是充滿變數，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座和平獎究竟能為這個受傷頻頻的社會注入強心針？或者可能掩蓋了更多外界不想看見的問題？恐怕有得爭論。
不過，有一件小事或許比較容易有共識：2011年的那場革命，突尼西亞人其實稱之為「尊嚴革命」（Thawrat el-Karāma），但諾貝爾委員會在官方聲明中卻再次使用了「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這個由利用新媒體報導這場革命而聲名大噪的美國記者卡文（Andy Carvin）所給予的名字。如果真心覺得突尼西亞人民在這幾年之中達到了什麼成就，首先，就請從還原一個簡單的命名來致意吧？
林佳禾
《苦勞網》特約編輯，喜歡「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