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難民潮
美國,贖罪慢吞吞的危機製造者

美國獨立媒體Common Dreams記者
譯者: 
南方國際編譯團隊成員

【編按】敘利亞自2011年爆發小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與反政府武裝勢力之間的內戰衝突以來,大量人民被迫放棄家園逃往鄰國避難,在約旦、黎巴嫩、土耳其與伊拉克等地形成規模大小不一的難民營,但隨著戰爭遲遲沒有終結的跡象,加上伊斯蘭國興起後中東地區日益複雜、加劇的衝突情勢,敘利民人民的處境更加困難。愈來愈多人冒險嘗試前往更遙遠但也更安全的歐洲。

今年(2015)4月以來在地中海接連發生的海上船難,讓媒體開始大肆報導這一波「人道」危機。歐洲引發了是否擴大接受難民入境的激烈辯論,接著自8月起有多國陸續開放邊界。相對於較有地緣關係、首當其衝的歐洲各國,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國,儘管因為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與政治介入被直指為造成難民問題的真正禍首,卻遲遲沒有提出積極的馳援計畫,不僅引起歐洲各國不滿,也受到國內的援助組織和人權團體猛力批評。直到9月下旬,美國政府終於鬆口表態願意在2016年接收以敘利亞為主的85,000名難民,並且在2017年將這個數字提升到10萬。

然而美國與敘利亞內戰惡果的關係,遠遠不只是接收多少難民而已。從中東各地難民營救難救急的物資問題,到敘國戰火究竟能否平息、衝突責任能否被進一步釐清的政治問題,握有實質主導權的美國政府都很難撇得清關係。在此,我們選譯美國知名獨立媒體Common Dreams於9月初政府宣布難民收容計畫之前所發表的一篇報導,其中扼要地呈現了美國民間如何看待他們應該負起的責任。

隨著家人一起逃離家鄉的敘利亞孩童,疲累地倚靠著行李,在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的馬路上休息。(照片來源:Michael Debets/Pacific/Barcroft)

當逃難人潮擠在火車站進退兩難、遭受鎮暴警察攻擊或是跨越險惡的地中海時喪失性命,歐洲國家仍無法達成人道主義上的共識,已經引發全球共同的憤慨與悲傷。此時,許多人將鋒頭指向大西洋的彼岸,認為:「必須為難民危機負起最大責任的國家,正是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不僅遲遲提不出人道關懷方案,而且該國的國防政策正是引發本次動盪的根源。

中東政治議題專家,任職於美國友好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政府關係經理人哈瓦(Raed Jarrar)表示:「來自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利比亞的難民們,他們逃離家園的主因絕非天災;美國政府應該認清,他們在該地區所採取的軍事行動,也是導致危機的部分原因之一。」

儘管難民窘境每況愈下,白宮新聞秘書厄尼思特(Josh Earnest)於9月3日媒體會報時仍表示:「美國政府在近期並無調整政策之傾向。」他表明美方將會持續著重「遠端支援」工作,由歐盟國家主導難民危機的第一線處理,「我們確信歐洲方面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美國仍會與歐洲的夥伴站在同一陣線。」

厄尼思特宣稱,從2011年3月敘利亞內戰戰火初燃至今,美方估計已投入超過40億美元協助受到戰亂殃及之難民。這個數字,他說:「絕對高於任何其他國家所付出的。」

然而,政策研究協會(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資深研究員班尼絲(Phyllis Bennis)表示,厄尼思特的說法雖然是「事實」,但卻是在「誤導」大眾。首先,歐盟是以團體的名義捐款,而非以個別國家之名義。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經濟規模約為全球經濟的近四分之一,遠大於其他任何國家。」班尼絲認為:「聯合國預估需要多少錢,為了抛磚引玉,我們就該眼也不眨地負擔起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我們卻沒有這麼做。」

況且,很多人早已指出,相較於美國政府的軍事支出,其用於海外援助的金額根本少得完全不成比例。聯合國駐敘利亞的人道救助高層官員埃西羅(Yacoub El Hillo)在《紐約時報》近期的一篇報導中就曾經提到:「當聯合國陷入資金籌措困境時,目標金額尚未能達成幫助敘利亞難民所需的一半之時,美國政府卻每個小時花費高達美金68,000元(約新台幣221萬元),去支應空襲伊斯蘭國(ISIS)的開銷。」

在這個緊要關頭,美國樂施會(Oxfam America)正大力呼籲美國立即增加對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的資助金額,因為該組職在今年8月中時宣布面臨「嚴重資金短缺」,這影響到了該會正在約旦、黎巴嫩、土耳其、伊拉克與埃及幫助的150萬敘利亞難民。

世界糧食計畫(WFP)在8月中宣布因資金短缺必須減少對各地難民營的供糧。(照片來源:Bassel Tawil/AFP/Getty Images)

除了金錢援助,美國是否接納難民的態度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2011年至今,美國接收了大約1,500名敘利亞難民,同時承諾在2016年底前可以收容達8,000名(編按:這是最新收容計畫公佈前的數字,原先美國每年收容全世界各地難民的上限是70,000人)。然而,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截至目前為止最新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獲得美國政府提供政治庇護的敘利亞人,一共只有36人。

班尼絲說:「在難民紛紛逃往歐洲之際,美方的處理更受到全球關注。因為在此刻他們該負的責任不僅僅是『幫助』歐洲接受更多難民。相較下來,德國已經承諾於年底之前庇護將近80萬難民,大幅超越美國所做的努力。」

然而,只是就算是德國承諾的收容人數,比起正在黎巴嫩、約旦、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地流離失所的400萬敘利亞難民,也只不過是杯水車薪。在這些地區,一場難民危機正在醞釀當中,單單黎巴嫩一國,目前敘利亞難民就已經約當於其境內人口數的四分之一。

另一個援助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正在發起一項請願行動。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在2016年前至少能安頓65,000名敘利亞難民,目前已經取得12,000人連署(編按:截至美國政府宣布難民收容計畫之前,連署人數已超過85,000人)。此外,14位民主黨參議員也聯名呼籲「大幅提升美國的敘利亞難民收容數」。

有許多人則認為,最終解決方案應該是要讓難民們可以回家──但他們的家園不斷持續的暴力卻正是由美國主導的政策所創造出來的,其中包括恐怖組織ISIS的崛起。

因此,「美國政府雖然應即刻提供人道救援的解決辦法,以減輕數百萬中東難民的苦難;我們卻也不該忘記人道主義救援並不能根本的解決這場危機。」哈瓦如是強調:「只有在政治上找到解方,才能讓這個區域回歸穩定,還給難民他們原本的家。」

2014年10月,敘利亞與土耳其邊境的小城柯巴尼(Kobani)發生庫德人與ISIS的戰鬥,美軍同時發動空襲。諸如此類的美國介入,都直接造成了如今的難民問題。(照片來源:Lefteris Pitaraki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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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歷史課:和平從來不容易
2015-11-17 聯合報 羅智強/自由作家(美國波士頓)

巴黎的恐怖攻擊,震撼全球,也引起了世人高度的關切與同情。臉書的大頭貼,亮起了一片紅藍白的法國國旗,表達對在法國恐攻事件中不幸罹難者的哀悼,以及對法國的祝福。

十二歲的大女兒也關心此事,忽然問我:「爸爸,巴黎恐怖攻擊,是怎麼一回事?」

我愣了一下,竟不知從何說起,我不想簡單的從「天使與魔鬼」的二分法說這件事,想了想,我先在internet打開google地圖,輸入敘利亞。我決定幫女兒上一堂國際關係與世界歷史的簡介。

「這件事,要從敘利亞這個國家,中東這個地區開始講起。在這裡,有個叫做『伊斯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組織,他們占據了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部分地區。這個組織,被美國等國家視為恐怖組織。但在談伊斯蘭國之前,要先談談中東地區長期的宗教衝突與種族衝突,這就要從以色列復國說起…」說著說著,我把游標指向位在敘利亞西南方的以色列。

我從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屠殺猶太人說起,講到大戰後以色列復國,中東陷入長期的宗教衝突與種族衝突。接著講到了伊斯蘭教的不同教派,在中東許多國家內的長期對峙,以及美、俄等大國各自暗助不同派別角力。

隨著「故事」提到的國家,我則在google地圖上,不斷的游動,順便向女兒介紹這些國家。

「這個地區內戰不斷。而有些派別勢力,把矛頭指向了西方世界,決定報復。便開始在西方世界的國境內,進行所謂的『恐怖攻擊』,而西方國家把這些攻擊行動,稱之為『恐怖主義』。最大的一次恐怖攻擊,是二○○一年在美國發生的九一一事件。那時妳還沒出生。」我把紐約雙子星大樓倒塌的視頻打開給女兒看。

接著,我切入伊斯蘭國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狀況,由於其血腥統治以及屠殺斬首的恐怖作風,造成敘利亞近千萬的難民流亡,其中數百萬湧向土耳其與歐洲國家,形成了歐洲嚴重的難民問題。我同時講到三歲小男孩亞藍,為了偷渡到歐洲,不幸遇到船難的悲劇。亞藍倒臥沙灘的照片,引起了歐洲國家的人道反思,但也加劇了歐洲國家處理難民問題的分歧。

然後,我切入到巴黎恐攻。談到法國在敘利亞對伊斯蘭國採取的軍事行動,最後,才告訴女兒巴黎恐怖攻擊的概況。

這一堂歷史時事課,不知不覺竟說了快二個小時,由於中間女兒還不時提問,我還得從出埃及記開始帶到以色列在復國前的歷史。女兒聽得津津有味,後來被媽媽三催四請,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去睡覺。

把女兒哄回房間睡後,我忽然想,雖然我們對巴黎恐攻的死難者難過不捨,但這並不是一個二分法就能簡單回答的問題。我很高興女兒問起了這個問題,也讓我有機會從歷史深度去思考這件事。

回顧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恩怨,不免感嘆,和平,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誰一手催生 ISIS? 美國記者說出真相
2015-11-18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

「ISIS是誰?又是誰催生了ISIS的誕生?」近日在巴黎發生震驚全球的大規模恐怖攻擊行動,而ISIS(伊斯蘭國)似乎就是這一切的幕後元兇,令人不禁開始思考這個惡名昭彰的恐怖組織到底是從何崛起。日前美國記者班‧史旺(Ben Swann)在網路上發佈了一段影片,內容直指「美國」其實就是一手催生ISIS的最大推手。

班指出,ISIS起源其實是2006年一支伊拉克境內的叛軍組織,而這組織在2009年轉而參加了敘利亞的內戰。當時,由於另一支當地的叛軍「敘利亞自由軍」接受採訪時宣稱,若國際不在一個月內提供武力資源,反抗軍就會在一個月內全軍覆沒,失去推翻總統阿薩德的機會。

此後,大量的資金與武器援助便開始從國際湧入敘利亞,這些資源還包括專業的軍事訓練,使得敘利亞自由軍在內的叛軍一夕之間壯大成訓練精良的部隊。然而,一切都在一年內變了調,敘利亞自由軍內部分的人組成ISIS,直接接收來自美國等國家的軍事資源,並在2014年6月時帶著這些資源回頭對伊拉克進行侵略,拿下大部分的北方領土。

班表示,獲得國際軍援是大部分媒體在報導ISIS崛起時所忽略的重要因素。儘管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美國僅提供「非致命性」的武器,而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也表示提供武器只是為了平衡敘利亞叛軍與政府的火力,但他們仍無法否認美國已一手催生ISIS這個新興的恐怖組織。

因此,班強調,ISIS並非如媒體所敘述的,是起因於美國的無作為,相反地,ISIS是美國的「直接行動」導致的。隨後,班更翻出過去歷史,表示,美國當初也是軍援了賓拉登,催生了基地組織(AlQueda),而在1980-年代甚至還曾提供伊拉克海珊政權生或武器對抗伊朗,接著在2003年推翻他,推翻後的權力真空期又提供了現在ISIS壯大的最好時機。

「美國擅長破壞,不擅長復原」影片中班引用來自Ron Paul機構的丹尼爾‧麥克亞當(Daniel McAdams)的話,希望大眾思考,這些極端戰爭行為所造成的殘酷代價,是否值得先進國家如此花費人民的納稅錢。

世界的法西斯化離我們有多遠?

難民危機與新納粹的崛起——世界的法西斯化離我們有多遠?
破土網

摘要: 科隆跨年夜的慘案再一次把糾結了一年的歐洲難民問題拉到了公眾面前。 難民——這個本因西方國家相互轉嫁危機,推卸責任而惹出來的麻煩,最終要自食其果。 但如今,嚴苛的難民政策自然受到國際輿論的排擠,寬鬆的難民政策又給本國帶來了科隆慘案,雙方矛盾累積升級——這種情形,其實早在6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過,隨著當時私有化進程的推進,失業人數增加,難民簇擁,最終催生了納粹政府。 事到如今,問題重蹈覆轍。 納粹還有多遠? ...

【破土編者按】科隆跨年夜的慘案再一次把糾結了一年的歐洲難民問題拉到了公眾面前。 難民——這個本因西方國家相互轉嫁危機,推卸責任而惹出來的麻煩,最終要自食其果。 但如今,嚴苛的難民政策自然受到國際輿論的排擠,寬鬆的難民政策又給本國帶來了科隆慘案,雙方矛盾累積升級——這種情形,其實早在6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過,隨著當時私有化進程的推進,失業人數增加,難民簇擁,最終催生了納粹政府。 事到如今,問題重蹈覆轍。 納粹還有多遠?

2016跨年夜對德國科隆市來說無疑是動盪的黑暗之夜。 上千名酗酒男子聚集在科隆火車站,對大量女性實施性侵、騷擾和搶劫。 隨著警方初步調查結果發現,已知嫌疑人中有一半是難民申請者,許多右翼示威者更是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推行的寬鬆難民政策。

自從去年九月默克爾政府向難民敞開國門、導致110萬難民湧入德國起,德國國內反難民的極右翼運動不斷高漲,同時,德國民眾對於默克爾採取的歡迎難民政策也頻現不滿。 跨年夜的科隆性侵事件似乎成為了壓垮德國難民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

回顧整個2015年,難民潮的陰雲籠罩著歐洲,難民與歐洲民眾的衝突、和各國員警對峙時有發生,讓歐洲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 事實上,在聚焦難民大量湧入歐洲所帶來的各種違法犯罪現象的同時,在德國等國日益崛起的極右翼勢力對於難民的襲擊和敵視也不容忽視。

2015年,德國內政部登記了三百多起起針對難民的右翼刑事犯罪,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 這意味著,種族主義者幾乎每天都會攻擊難民住所。 實際發生的此類案件可能更多,因為許多難民不敢報案。

在這些事件背後,一些極右翼新納粹組織的身影若隱若現。 在2015年10月17日進行的科隆市長選舉上,一名44歲的失業畫家攜帶一把長刀,試圖刺殺一名候選人。 這名畫家刺中了候選人的頸部,並刺傷了另外4人。 該失業畫家並非出於個人目的行刺,此舉是他對新晉候選人支援中東難民進入德國的政策和自己失業的現狀表示不滿(該名候選人支援中東難民進入德國,此前一直負責為難民提供食宿)。

據媒體報導,在刺殺行動發生前,這名失業畫家一直呆在90後極右翼人群之中,他們是新納粹組織「自有工人党」的成員,崇拜希特勒。 雖然在二戰結束之處,伴隨著納粹政府倒臺,納粹主義一度在歐洲銷聲匿跡。 然而,伴隨著移民的湧入和經濟的衰退,蟄伏的納粹思潮再度湧現。

私有化改革與德國新納粹的崛起

上世紀30年代,希特勒的上臺,與1929 ~ 1933 年的經濟危機帶來的系列問題相聯繫。 在大蕭條的衝擊之下,德國工業生產指數在1932年下降到1928 年的61 %,工人失業人數達到600 萬, 失業率高達30 % 以上, 某些地方甚至接近50 % 。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納粹勢力趁機利用人們對現政府的不滿情緒和對其他民族的種族仇恨才得以迅猛發展, 並最終上臺執政。

與上世紀30年代類似,德國新納粹的崛起,與原東德地區進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失業現象密切相關。 在兩德統一後,原東德地區進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從1 9 8 9 年到19 9 2 年東德地區就業人數下降了3 4 %, 從9 3 0 萬人減少到6 2 0 萬人。 在統一後的頭三年裡, 東德竟失去了30 0 萬個工作崗位, 失業人數達到1 67 萬人。 私有化越深入, 失業人數越多。 到1 9 9 4年底東部私有化運動基本結束, 卻留下龐大的失業群和沉重的公共債務, 東部五個新州平均每人債務為4 千多馬克, 失業率平均達15 %。

而與此同時,大量湧入的難民成為私有化改革的替罪羔羊。 1950年時,在德國的外國人數量是56萬,而到1996年已經增長到727萬。 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德國在1955-1968年經濟高漲期間,德國政府為解決工作力缺乏的問題而從國外招募的,為聯邦德國的經濟騰飛做出過巨大貢獻。 當德國面對由於私有化改革的造成的高失業狀況時, 這些佔據著大量工作崗位的外國人, 就會成為許多德國人特別是那些失業人員的聲討甚至攻擊物件,這是排外情緒和種族主義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

這樣,由於私有化改革所造成的階級矛盾就被極右翼和法西斯分子扭曲成了德國人和難民之間的種族矛盾。 在兩德統一後,新納粹分子和極右勢力掀起一陣陣排外和仇外的暴力事件, 外國人走在街上遭到襲擊和毆打, 外國難民的住宅被焚燒。 新納粹分子狂叫:「外國人滾蛋」、「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 1991年在霍伊爾期韋達發生襲擊外國人事件後, 幾乎在全德國出現了排外仇外事件。 1 9 9 2 年發生2 5 4 4 起仇外暴力事件, 其中縱火案為3 12 起, 造成17 人死亡, 2 5 00 人受傷。

至2002 年, 德國形形色色的極右組織達100 多個。 其中, 以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兩組織的勢力最大。 德國大大小小的極右勢力儘管形形色色, 但核心理論卻大同小異。 它們都奉行種族優越論,即認為本種族、民族較其它種族、民族優越, 強烈抨擊威脅到本民族純潔性的東西, 堅決反對民族或種族的融合及同化, 尤其是反對與非歐洲人或非白種人的融合及同化。 同時, 它們還大肆宣揚反猶主義, 為希特勒納粹德國犯下的罪行辯護。

共和黨1990 年「羅森海姆綱領」 規定:反對移民,反對共和國, 反對德意志民族文化、宗教和民俗多元化, 反對承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罪行。 德意志人民聯盟以其刊物為陣地, 以「 德國應是德意志人的國家」 、「 把犯罪的外國人趕出去」 等口號著稱, 大肆宣揚種族主義;反對社會民主, 要求實行中央集權;推卸法西斯德國發動二戰的責任,為納粹罪行辯護;主張保護日爾曼文化等等。 除核心理論基本相同外, 極右勢力中大都存在大量帶有暴力傾向的成員, 他們掀起一陣陣仇外、排外的暴力事件, 襲擊和毆打走在街上的外國人, 焚燒外國難民的住宅。

世界的「法西斯」化離我們有多遠?

八十年代開始在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用赤裸裸的市場瓦解了二戰之後在世界各國普遍形成的社會保護系統,並最終釀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之下,歐洲各國的經濟普遍受到衝擊和影響。 經濟的下滑和失業率的上升,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生活陷入困境。 再加上由於西方暴力干涉中東等地區所造成的政治難民的大量湧入,讓本土歐洲人和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

除了德國之外,極端排外的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援。 在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党」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援,他們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認為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國人的不安全感。 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党在法國贏得近25%的選票。 在奧地利,屬於極右翼的自由党在2008年大選中成為主要的贏家,並在2010年舉行的維也納市政選舉中,獲得了27.1%的選票,成為維也納市議會第二大党。 在荷蘭,由吉爾特.維爾德斯組建的新自由党在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和2010年的國內選舉中, 均成為荷蘭的第三大党。 此外,在一些國家本處於邊緣地位的右翼民族主義政黨也異軍突起,實現了一定的突破。 例如,在素以包容性著稱的瑞典,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反對接納更多外來移民的民主黨以5.7%的得票率首次突破4%的最低門檻進入國民議會,並獲得20個議席。 芬蘭的正統芬蘭人党在2011年四月的大選中也一舉成為芬蘭第三大党,並打破了長期由社會民主黨、中間党和民族聯合党聯合執政的穩定格局。 甚至在英國, 極右翼的英國國家党也在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首次獲得了2個席位。

如果說早期的歐洲極右翼運動在地域和政治影響方面都帶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徵的話, 那麼新的極右翼運動的復興正在突破這種邊緣性, 顯示出一種泛歐洲的特徵。

這種極右翼運動的興起正是新自由主義失敗所造成的結果。 市場經濟的擴張和「脫嵌」導致經濟/逐利的原則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領域,導致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加劇,並最終導致經濟和政治體系全民癱瘓,法西斯主義由此而生。 仇視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極端排外的極右翼勢力是一體兩面,都是資本主導下的市場擴張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產物。 但是他們把鬥爭的目標不是指向新自由主義、指向剝奪弱勢群體的壟斷資產階級,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種族衝突取代了階級政治,從而遮蔽了實質性的社會矛盾,保護了資本所主導的社會秩序。

在全球資本主義逐步陷入困境的今天,要避免二戰時的法西斯主義災難重演,只有社會主義一途。 世界各國的勞動者,應該不分種族、性別、信仰,作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抗爭剝奪各國人民的跨國壟斷財團,而不應該把怒火指向跟自己同樣弱勢的難民或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