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清華講座:台灣街頭青年擁有「青春的血,老成的心」

2015/06/10

澎湃特約記者 田雨思

2015-06-10 13:51 來自 思想市場

2015年6月4日,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應清華高研院之邀,在清華大學進行了題為「台派烏托邦」的一次講座。去年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趙剛在兩岸媒體發表了多篇文章,對這一運動中蘊含的台灣社會年青一代的狀態進行反思。趙剛敏銳地察覺,調查和論述的缺乏既是「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又弔詭地成為了運動能夠得以繼續的「動力」。這種論述的缺乏,深植台灣學界近二十年來的思想系譜之中。趙剛認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整個台灣學界,都需要對這個問題負責。學人們應該停止去訴諸那些簡單的偏方,而是踏實地對台灣社會給出屬於自己的論述。

本報導由澎湃特約記者自講座現場發回,未經演講者審定。

「我們台灣的問題」

講座一開始,趙剛特別強調:他今天所要講的台灣問題,在台灣可以講,在大陸可以講,在港澳可以講,但在其他地區他不會講。因為只有一個問題引起了共同的關切和焦慮,它才是有意義的問題。討論某個地方發生了多麼好玩或是可笑的事情,讓那些並沒有關係的人產生獵奇心,他對此並無興趣。「我希望在演講前給大家建立一個感覺上的出發點——在座的朋友都有一種是在講『我們台灣』的問題的感覺。」趙剛笑言,只有在這樣的設想之下,他才不會有任何的不安,「感覺自己在說台灣的壞話」。因為大陸不是「外頭」,所以也越發希望,大陸的朋友可以一起來關心台灣的問題。

天光和騎士

趙剛首先談到太陽花運動時傳唱十分廣泛的兩首歌曲,一首是被稱為太陽花運動主題歌的《島嶼天光》,另一首商業歌曲則是由台灣著名樂團五月天主唱阿信寫詞,歌手林俊傑譜曲並演唱的《黑暗騎士》。

在太陽花運動中,這兩首歌都被參與其中的「台派青年」深深喜愛著,很多太陽花青年甚至要在晚上聽《島嶼天光》才能睡著。在趙剛看來,這意味著這些歌牽涉到了這些太陽花青年們的某種主體狀態,呼喚了他們的某種感情——這些歌描述出太陽花青年們關於世界、未來和自己是誰的感受。

《黑暗騎士》中有這樣的幾句歌詞:「有沒有一種考驗,有沒有一次淬煉,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電影情節。有沒有一種信念,有沒有一句誓言,呼喚黎明的出現。」在這個文本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對立:黑暗和光明、懦弱者和英雄、黑暗的現在和未來的光明世界。接下來的歌詞「當我們都走上街,當我們懷抱信念,當我們親身扮演英雄電影情節,你就是一種信念,你就是一句誓言,世界正等你出現」,則向青年們傳遞出未來的光明世界在等著「我們」——勇敢而必然屬於善的「我們」的信息。

這首歌洩露了「台派青年」主體狀態和價值信念的核心:扮演,扮演他們自己某種想像中的角色。

趙剛認為,扮演不一定都是虛偽,如果入戲和瘋魔,狀態也不再是虛偽;而扮演也不是僅限於戲劇領域,扮演這個想法在學術界同樣存在,當一些學者覺得自己非得墨守某種理論和方法時,其實也是在扮演某種典範下做研究的角色。所以趙剛教授認為台派的太陽花青年也有在扮演的感覺,正是因為他們也在墨守著那些沒有人去反對的公共、民主、程序正義和自由等普世價值,但也恰恰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主體非常弔詭地成為了非主體。這是因為主體依附於那些定而不移的價值來形成自己的行動,實質上是價值引領了主體的行動,這些主體只是按照已經寫好的普世價值的劇本展開行動而已。

那麼,這裡就牽涉著太陽花青年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道德倫理問題,那就是他們很少談關於自我改變的問題。他們堅持勇往直前,堅信自己代表一種正義而別人是錯的,所以他們不去思考自我的知識、價值和狀態中是否有讓人不安的所在。在這種主體狀態極度成問題的前提下,太陽花青年想要達到未來,依靠的是主體的信念、勇敢和上街,而調查、研究和理論思想在這裡就被間接地排除了,這些太陽花青年只是間接地透過「懶人包」來做知識上的補充。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瞭解了這樣的主體是如此需要對英雄電影情節的模擬,好萊塢的英雄情節變成了他們行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趙剛也笑稱:「都說戲劇模仿人生,其實更多的時候是人生模仿戲劇。」

現代性的自戀

趙剛認為在太陽花青年中同樣存在著知和行斷裂的問題。他們沒有知的問題,只有行的問題,而「行」又是按照既定的劇本去演,那麼就不存在敢不敢做的問題,而是敢不敢去「演」。行動(act)和演戲(actor)兩個詞在英文中有著有趣的重合,意味著西方早就看破,某種意義上來說,行動就是演戲,演戲就是行動。

這些太陽花運動的行動者們,在這樣一種似演戲的行動裡頭,多多少少會感知到自身的一種不真實感,而且這種不真實感一定很強烈。所以,他們需要一種很現代性的自戀來排解這種不真實感。這種自戀需要通過現代性的影像和模擬電影來完成,他們把自己從歷史的進程中抽到半空,以一種看電影的方式看自己英雄般的形象在世間行走,從而得到自戀的快感。

對於這個有些狠辣的評論,趙剛強調,這是處於太陽花運動中那些的核心人士的狀態,而「場外的」青年則有著多種複雜的情況,也許有的人只是想把自己丟進這樣一個有能量的集體或是有其他邊緣性的欲求。

趙剛說,這些只是他在觀察和閱讀後得出的思索,遠遠稱不上一個成型的結論。太陽花青年的主體狀態其實難以說清:在他們身上有自由主義的身影,因為他們反黑箱作業,堅守程序正義,似乎有了一些啟蒙自由主義的意味;但有時他們也堅持要越過代議政治,要走上街和直接行動,似乎又有了一些如同安那其(Anarchism)般的訴求;當然他們身上還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法西斯的味道,包括他們體現出來的反智主義,堅持憑藉血性而行,並高唱勇敢壓過智慧;當然還有前面提及的、那種影像化的自我所分裂出的英雄的自我意象。

新的政治?

這裡頭會不會出現新的政治?趙剛也不能確信,但他認同汪暉說的,這「暫時體現了一種超越既存的代表性政治的格局」。但在趙剛看來,雖然太陽花青年高唱理想主義,但兩個要素的缺乏,讓他們所宣稱的將拯救台灣和世界的理想主義呈現出一種可怕的虛無。

首先是集體行動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運動青年不講克己亦不講修身,而是將矛頭指向了巨大的標籤和符號——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唯獨主體狀態不成為運動裡需要檢討和反思的領域。

其次是缺乏理論探索和調查研究。因為這種人生態度的缺乏,是非對錯難以成為問題,而誰是敵人和造成這種境況的原因也不能成為問題。

當主體狀態和是非對錯都成不了問題,對現實的追因也就成不了問題。理想主義由此成為這場運動可能走向虛無的最大原因。我們很難想像一種新的政治,會缺乏這兩個關鍵要素。

高潮和反高潮,烏托邦和反烏托邦

趙剛認為,太陽花青年沒有關於未來的想像,獨派和國民黨也是如此,這是幾十年一貫的狀態。想要改變現狀,按道理是要提出關於未來制度性的構思。儘管太陽花青年自認為超越了老獨派,畢竟他們有著對於現代更深厚複雜的理論知識。但實質上,台派青年所描述的「勇敢的台灣人」的未來是否定性的,也僅只是對現有罪惡的消除:馬英九下台、國民黨倒台或是大陸那邊不來,只要這幾個東西不存在了,那就是未來。

他們對未來的想像無以名之,找不到語言敘說,便只能來通過情緒性和美學的修辭來表現,如「天光」「日光」「黎明」。這些修辭與「台獨」這類有根基性的概念相互指涉,卻只是無意義的扭結。未來沒有內容,就好像逆光,白茫茫一片,看不見具體的東西。因此太陽花運動的主打歌就呈現出一種有趣的狀態——當他們想像的烏托邦達到時候,運動者就可以回到媽媽身邊、或者陪愛人看電影去了。在如此強勢的空間佔領運動結束時所迎來的高潮,卻恰好是反高潮。

趙剛從事音樂的學生告訴他,《黑暗騎士》這首歌常常在昂揚而高調的曲調後急轉而下,如同在《國際歌》中突然出現《如果沒有你》式的小調,這或許體現了太陽花青年的自我質疑和虛無感。現在的青年們不敢相信會有不一樣的未來,未來是逆光而茫然的,並不具體。所以,未來就是他們可以安心地回家,安心地陪男女朋友去看電影。這種小確幸似的小資內在與他們在公共空間所展現的革命浪漫姿態之間,表現出深刻的矛盾,讓他們不知何為真、何為假。正是這種內外巨大的落差,讓太陽花青年們不由得覺得自己是在演戲。

因此到了晚上,運動精英們轉而用粗鄙而污穢的語言來「排毒」,彰顯真實的存在後方能在第二天繼續。因為在他們看來,白天的否定姿態是好笑的,是借來的台詞,並不是發之內、形於外的。

對於太陽花青年所體現的「青春的血、老成的心」,趙剛認為並不能責怪他們,因為這個世界和他們一直受到的教育都告訴他們:歷史沒有未來,因為歷史已經終結。太陽花青年作為這些年「台派青年」的極端狀態,熱烈又虛無,有追而無理想,形成了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怪異組合,但最終將無可避免地指向反烏托邦。

台派烏托邦

趙剛認為,太陽花運動中受歡迎的兩首歌,其實是更大、更混沌的一種烏托邦情感話語結構的展現,之所以稱其為烏托邦,是因為這是一種與當下斷裂的光明未來。

這種「台派烏托邦」有兩個特徵:一是沒有像其他烏托邦一樣擁有關於幸福的隱喻:《聖經》中的奶與蜜、《桃花源記》裡和樂的人文關係、《禮記‧大同篇》中「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描述。台派烏托邦不去講人文關係、人的狀態,也不講社會制度和物質。二是台派烏托邦所想像的光明未來是建立在「島嶼台灣」這個空間暗喻上的,在這個想像中,台灣正因為是島嶼,所以可以脫離大陸,回到本來屬於的藍色海洋。在他們的想像中,「島嶼台灣」是可以移動的,在文化、軍事、政治、經濟和學術這些非物質的層面上,這個島嶼可以飄得很遠很遠。這個東西也成為了這個世代年輕人基本的認知,正是透過這樣一種「島嶼台灣」的空間想像,台派烏托邦企圖用空間的暗喻用力壓住歷史、壓住現實中那些錯綜複雜的觀點。

也正是在這種「島嶼台灣」的空間想像之上,所有的困難就變成了中國所造成的,那麼脫離中國即有光明的世界,於是台派烏托邦所想像的美好未來就建立了在「脫中入西」的基礎上。

歷史的縱深

台派「烏托邦」的形成有其歷史縱深,其中最重要的大脈絡是自朝鮮戰爭和白色恐怖以來,台灣作為美國新殖民地的一種結構性的連續。1950年到1960年,台灣國民黨建立的的綱領就是親美日反共的「雙戰構造」(陳映真語),文化界的反應中,李敖等人雖反國民黨,實質上卻通過堅持反傳統、反中、反共和及全盤西化,支持了國民黨的綱領。

在那個時代,青年普遍感到苦悶無聊,把美國想像為烏托邦和新天地。當時台灣青年最喜歡去的台灣美國新聞處,將其視為現代性的標誌。陳映真則是少數不去逛美新處而是在不遠的牯嶺街買舊書的人。也正是在那個時期,陳映真接觸到了很多禁書,所以在趙剛教授看來,陳映真的養成既有稟賦和機遇,但更大程度上其實是自我的選擇。

到1970和1980年代,台灣實質上已經非常美國化,跨國公司遍佈,年輕人都聽美式搖滾,也接觸到現代化理論。當時的台灣學術界已經把現代化理論視為自己唯一理解當代世界的方法,透過現代化理論來理解自己是多麼落後,美國又是多麼的先進。由此趙剛認為,如今台灣的「脫中入西」是1950年後「雙戰構造」的延續,這種斷裂是很微小的,基本可以說是繼承。

例如李登輝上位後開始倡導的「本土化」其實並不是本土化,而是對台灣按照現代想像進行獨立的一種修辭。李登輝所提出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不過是透過西方的理論去篩選中國傳統的理論,台灣從來都是「洋獨」,從未談及「土獨」。趙剛戲稱,李登輝其實是台派烏托邦的大長老,畢竟他曾自詡摩西要帶領大家「出埃及」。

「長1970年代」

趙剛認為,雖然台灣作為「新殖民地」的說法可能會冒犯到很多人,但是「新殖民地」實際上拆穿了台灣獨立的意涵。也就是說,新殖民地並不是唯一的脈絡,因為這裡面也有反抗,而這種反抗也恰恰解釋了台派「烏托邦」的形成。趙剛教授把從殷海光、李敖到李登輝的這個系譜,也就是1970年代出現的跟新殖民地架構對撞的結構,效仿汪暉的說法稱之為「長1970年代」,時間跨度是從1970年到1986年。

趙剛接著解釋了何為「長1970年代」。1970年是保釣事件,這是島內島外開始自覺地對資本主義現代性路徑產生質疑的開始,基礎是來自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當時中國大陸的實踐;這之後是現代身份戰,開始談文學的文化跟民族屬性問題;隨之而來的是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這是一場反新殖民地的知識運動;最後是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這是台灣主體性意識裡強烈的反發展主義和反美的最後一個事件。

在那個「長1970年代」裡,台灣自覺地批判美日地緣政治,反思跨國資本主義,開始出現批判的環境論述,以及有了對第三世界的初步認識,學院知識分子開始對鄉土和民眾產生實踐,其時是有著對台灣未來出路討論的敏感性的。因此,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從某種方面來說是一種悲劇,因為它是「長1970年代」的文化延遲,而歷史已經走到新的一頁,由此成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鬥爭。

趙剛認為,「長1970年代」的終結是台灣1987年的解嚴和全球冷戰的終結這兩個歷史事件的重疊造成的。解嚴釋放了社會動能,但恰恰釋放在那個沒有其他出路的歷史終結的年代,在解嚴和冷戰終結重疊的這個歷史關頭,世界只剩下了一極和一種可能,也就是美國和新自由主義。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7年後,台灣的未來出路,變成了沒有意義的提問。

此外,「台派烏托邦」的成因,除了台灣內部在解嚴後必須面對沒有辦法選擇的世界,中國大陸同樣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短20世紀」結束後,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同樣也在倡導黃土地要流向蔚藍的海洋,這樣的主導的意識和感覺至今可能尚未退潮。面對這樣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當中國大陸也沒有選擇和出路的時候,用陳映真小說裡的話來說就是「你讓我這樣一個小小的女子意欲何為呢」?

台派「烏托邦」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包括全球、兩岸和台灣自己的問題的一個複雜的結果。所以我們也不能去責怪太陽花運動,它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顯現了某些現實,不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僅僅只是長期的歷史和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的一個展現罷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和太陽花運動不過是在這種陰影下的系列存在,因為不回到歷史和理論,所以只能訴諸直觀和某種族群民族主義,根本沒有辦法談很複雜的敵友問題。

走出「台派烏托邦」

至於如何走出「台派烏托邦」,趙剛認為回到啟蒙是死路,因為「台派烏托邦」已經把啟蒙的所有話語都使用了。怎樣才能走出新的道路,趙剛教授指出了三個方向:

第一,學習聖賢。說讀西方經典大家都覺得無可指摘,可是當說要讀中國的聖賢的時候大家就會笑,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對於這樣一些自己基於我們文化的符碼和思維方式的經典,甚至在今天有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我們應該要對其有更充分的認識,與當下的具體的狀態結合

第二,要對自己的現當代史要有回顧。我們一直同一種宣傳裡和思維定勢裡去理解過去的幾十年,重新思考太陽花運動,提供了重新認識過去那些重要的年代的可能,對理解台灣現當代是有益的參照。趙剛說,他想要跟著陳映真的足跡,透過他的「邪惡之眼」,去看60年代後台灣的來路。

第三,要超越台派「烏托邦」這樣的一種激昂而又虛無的理想主義。去找出一條路,更好地理解我們同時代的沉默的大眾,那些被時代霸權消音卻有著自己生活邏輯的群體。如同王陽明所說的:「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要在這樣廣大的人民中獲取活生生的關於生命和社會的想像和資源,來作為參照。

 

錄入編輯:周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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