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查理:西方「反恐」的政治

2015/01/15
苦勞網記者
苦勞網記者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美國研究所博士生
 (圖片來源:Je ne suis pas charlie

在「查理」事件的遺緒裡頭,深知(後)冷戰意識形態的讀者多半不會感到意外,某種秉持著純粹世俗主義(secularism)[1]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聲音,具備了絕不亞於「聖戰」與「宗教基本教義」的激情血性,正充斥著驚人的頑固、封閉、凝固扁平的非思辨性。

人們必須認識到,在這場已然失焦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言說戰場裡頭,「保障言論自由」的「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無論是否存在法制層面的律令、無論機構性的手段,是保障、懲罰乃至於兩者皆非,特定言論總是在權力棋盤之內(被)道出,各種言論之間從而形成不均衡的壓抑/傾軋效應。

事件的「反恐」背景

11日,法國巴黎高達百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高舉「我是查理」標語,數十個國家領袖野參與其中,捍衛言論自由、譴責恐怖主義與暴力攻擊。人們之所以在事件過後能夠立刻將攻擊定位為「恐怖攻擊」,或者是伊斯蘭國(ISIS)口中的「聖戰行為」[2]絕非偶然,那恰好顯示攻擊事件所累積的情感與憤怒,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偶然爆發,而是一種計畫性的反擊。假使聲援「查理」的情感與群眾動力源自於全球性的「反恐」邏輯,面對「恐怖主義」背後真切的帝國主義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歷史,正是此刻無可迴避的要務。

「加害者」(恐怖分子/聖戰士)究竟是如何出現?就以伊斯蘭國來說,2011年,敘利亞內戰,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以武器和資金支援反政府軍,壯大這些叛軍,並稱其為「溫和的反叛者」,美國同時一手扶植敘利亞叛軍,另一手扶植伊拉克政府軍,目的就是為了要維持各國內部的宗派鬥爭、製造動亂,而敘利亞叛軍中,包含勝利組織等後續則帶著從美國那兒得來的武力併入了伊斯蘭國。不妨這麼說,「反恐」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內在的循環,它的「反」同時建構出自身所要「反」的「對象」(恐怖主義):人們口中危害和平的「恐怖份子」,往往正是「和平世界」帶頭老大哥資助並協作打造的產品,透過引發中東國家內戰、促成動亂,才生產出挾帶無數憤怒情感的「伊斯蘭」[3]

從這個角度看來,那些在街頭上含情脈脈、在金球獎上高舉「我是查理」的好萊塢明星,假使反對的真是「恐怖主義」及其威脅,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標轉向──「恐怖攻擊」的真正來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暴行?

文明的衝突?

相反,正如過去西方霸權論述中「伊斯蘭」、「穆斯林」所註定成為的他者符號,在這場「我是查理」的自我呼告、召喚當中,事件再度被以西方世界與「伊斯蘭」固有的文化衝突為認識的短路,延續在美國911事件後西方世界的「傳統視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間的衝突」[4]更再度成歸類辨認西方他者的方便論述。

然而,「文明間的衝突」這一理論早已屢遭批評過度本質化各「文明」的固有內涵,甚至杭廷頓本人更非常清楚指出,「西方文明」自我肯認的「普世價值」正正是衝突的緣由,亦即,美國介入中東地區而引發的「伊斯蘭問題」從來不是「伊斯蘭的」,反而是源自「西方」的問題,源自西方人們相信自身文化的普世性,並相信那是優於其他文化(杭廷頓沒有說的是,這些「西方人」當然包括他自己)。「文明間的衝突」所衍生意義是,西方人肯認的文明只有「西方」,與此不同的頂多是「文化」,包括有趣的值得研究的日本文化、需要「我們」幫幫忙的「非洲」(鐵板一塊的非洲)、須加戒備的文化,如崛起中的中國。911事件後直至今日,最不相容的、最非我(西方)族類的文化,即是「伊斯蘭」。由此可見,「文明間的衝突」雖始於杭廷頓,但這個論述的韌性與便利性,卻徵兆性地指出「西方」各帝國間互通聲息的侵略史。

「我是查理」意味著什麼?

「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戳破建立於其上的諸多聲稱,將是認識這次事件的基本。《查理週刊》槍擊事件過後,眾「查理」將那些被(已符號化的)「伊斯蘭恐怖份子」槍殺的人化為殉道者,強加在12具屍體上的「道」即是西方文明引以為傲的普世現代性,用以對抗、驅散落伍蠻荒的「伊斯蘭宗教原教旨主義」:一者,是獨一無二且無限上綱的「言論自由」,將「查理」事件命名為高智能「幽默/褻瀆」與粗暴愚蠢「恐怖主義」之正邪對決;另一者,則是不遺餘力地聲稱,作為西方他者的「伊斯蘭」,可以直接等同於性與性別少數的殘暴屠宰場。踩在12具屍體上,眾「查理」言之鑿鑿地表演推播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繼而將西方所投資的位置,提升到救世高度。自此,「查理/我」設定了某個虛妄如二次元的再現,投射於「進步」的第一世界,並且命定要對立於從未進入政教分離洗禮的「伊斯蘭」原始疆域。

「我是查理」這個召喚意味著什麼?對於攻擊事件中受害者哀悼與「感同身受」只是浮面[5],深層的情感則是延續了西方世界對「伊斯蘭」的排除構造,顯示西方將自身特殊還原為普遍並作為衡量他者文化是否與自身相容的一把尺,以及西方世界「反恐」邏輯的無意識延續。

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疾呼,「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指涉恐怖攻擊事件威脅了法國的世俗傳統與言論自由,並在14日站上了航空母艦宣示法軍投入美國為首對抗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同時,他也因表態反恐以致民意支持度反彈回升)。自由民主共和的聲音正激烈肅殺地「開戰」,彷彿暴走如最新一場十字軍東征。這類病症的癥結無關乎說話主體的本質性身份,而是其思路(mind-set)與取徑(trajectory)。也就是說,這牽涉到論者能否解讀「帝國」繼續在「冷戰終結」的時空當中,進行文化洗禮與粉紅殖民[6]

回觀台灣,在這個──既西方卻又「不夠格」西方的──位置上,「我是查理」既是表態,同時也是認同的再召喚。作為一路以來西方世界的忠實尾隨者,很自然融入反恐情境,以西方作為親近與認同對象,並滿足自己在全球層級序列當中位置上昇的慾望。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對台灣的「查理」們而言,「我是查理」完全可以是正面表意,甚至所言不假,台灣既可以拋棄自己非西方傳統的(泛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歷史連繫,自然可以輕易忽視其它非(否)西方現代的文明與歷史傳統。

多元文化主義的陣痛

911過後,我們曾多次見證了西方國家團結一致呼喊「反恐」正義的場景,其導致的悲劇如今卻也是眾所皆知。強權團結的側面,是「反恐」與「恐怖主義」意義上的更緊密連結: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基地組織─伊斯蘭國;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固有的限制,也同對「多元邊界以外」的排除,兩者互為表裡。 「多元」的迸現,是源自歷史主體在不同情境下、在具體的政治脈絡當中產生,今日的「多元文化主義」卻更經常是對於各種歷史與政治面向採取存而不論的懸置態度,只關心認同名詞的增補累加和範疇歸類。在西方語境下,西方文明將它們所從來不曾適切理解的事物,採取一種消極的態度,整併入「多元文化」類目當中,從而掩蓋了歷史中原先俱在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鬥爭。「伊斯蘭」週期性挑動「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正如扎耶德大學(Zayed University)殷之光所評論道的,這些衝突「體現了在西方基督教歷史語境下發展起來的現代政治理性在理解伊斯蘭社會時的無力」[7]

於是,事情的輪廓是,西方所無法妥適理解的事物,尚且可共存的,被納入「多元文化主義」,成為必須要「尊重」與「包容」的政治正確;那些難以共存的,則(藉由反恐)被推入「恐怖主義」的境地。每隔一段時間便重新上演的暴力衝突,不僅不是「文明間的衝突」,毋寧說,它是「多元文化主義」面對到自身未經清理的殘餘問題,歷史週期性迴返所導致的陣痛。

既然「恐怖主義」與「反恐」;「多元文化主義」與「排除」是兩組雙生關係,我們便不能簡單落入藉由「支持前者」來對抗後者的邏輯。左派的政治,因此不能僅止於倒退回「多元文化主義」的召喚(用「多元文化主義」來對抗「不夠多元」),而是要逼視「多元文化主義」的內在缺陷,以及它「註定不多元」的排除性格。

我們拒絕一擁而上的「反暴力」口號,輕易抹除歷史向度的複雜淵源,更拒絕「自由」的聲稱一了百了地掩護並淹沒不均等的現狀。這些草率的聲稱、輕易祭出「世俗」大旗的殘暴性,並不亞於舊約單一主神耶和華(Yahweh)。

人命極其珍貴,但人們既然哀悼「查理」(而「嘲諷」又是「查理」所視為圭臬的價值),那麼,面對甫受攻擊的「查理」,無情地嘲諷它或許將是一種(查理式的)無上敬意。但我們始終不會是「查理」,因此這將不會是我們的選擇。然而,在「伊斯蘭」結構性的經受西方暴力威脅的此刻情境之下,譴責「恐怖主義」乃至於個別事件當中的暴力,將不會成為我們進行以上論述的前提。

【註釋】

 

[1] Ghassan Hage的"‘Not Afraid’"一文清楚勾勒出了「世俗主義」在歐陸是如何成為「啟蒙後霸權」,以不容置疑、由上往下、堅決單一律令的姿態,將「共和國」國族意識形態層面的宰制開脫解套為「反對宗教干預」。至於託言為「言論自由」之物,則成為西方新興打造的「帝國末代之陽具理型區隔的殖民種族化策略」。[back]
[2] 事件發生初期,諸多報導皆以「恐怖攻擊」、「伊斯蘭國」、「蓋達組織」等詞彙來描述襲擊《查理週刊》的極端份子;目前對兩位主謀的背景眾說紛紜,有報導提到主謀之一曾受過葉門極端組織 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訓練,也有報導指出,伊斯蘭國(ISIS)在其網站上公開表揚襲擊事件的兩位嫌疑犯,稱其為「聖戰英雄」。此外,時間差距不遠,位於巴黎的猶太超商,也發生了攻擊事件。總之,「加害者」的圖象在一些訊息中或許顯得更清晰,並非單一、偶發、僅針對嘲諷漫畫而來的宗教狂熱份子的攻擊事件,更因為事件指向「伊斯蘭國」與其信念價值,也因此被定調為「恐怖攻擊」。[back]
[3] 法國為了增加影響力、謀取利益,亦曾鼓動雅兹迪(Yazidi)人對抗伊拉克政府,製造叛亂與地區的不穩定(法國侵略他國的更多整理可見徐沛然〈沒有正義 就沒有真正和平 論法國《查理週刊》槍擊事件〉)。[back]
[4] 「文明間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由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首先作為文章篇名發表於1993年《外交季刊》夏季號;3年後,杭廷頓出版專書《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此書中,杭廷頓基於冷戰結束後的全球發展,提出「文明間的衝突」這個理論,認為「文明」間的衝突將取代國家間的衝突,主導世界秩序的重建與再鞏固。 杭廷頓的專書雖受到關注,但「文明間的衝突」從一個政治理論詞彙轉而成為一整套論述,是在美國911事件之後。甫出版之際,《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頂多在學術圈內流通,引來美國國際關係學及政治學學者著文批評。美國911事件之後,此書重新出版,大賣,「文明衝突」成了眾歐美人士朗朗上口的詞彙。尤其在美國國內,為媒體大用、為新保守主義的決策者大愛。這幾個字一說,不只可以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表示衝突不可避免,更能指著「非我文明」(即「非我歐美族類」)頭頭是道地解釋衝突的緣由。「文明衝突」作為一個論述所派生的意識形態效應是,既然衝突不可避免,緣由也早就註定,那發生戰爭也不意外──戰爭如何發生、誰使得戰爭發生等關鍵問題,也因著這個論述而被取消。在小布希政權期間,美國政府更確立其「先發制人」(preemption)的外交政策,正當化美國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友所貫徹的軍事策略。[back]
[5] 「我是查理」所召喚的,遠超出於對於「受害者」的「感同身受」,而是由死亡驅力所衍生出的對異己他者的暴力慾望,從「文明」的裂隙中溢出。舉個通俗的案例,在台灣較熟悉的語境下,死刑支持者經常以「同理受害者」的面具出場,但深究其情感構造,他們對於「加害者」的恨卻遠高於對「受害者」的愛:對「受害者」的感同身受充其量只是一副「文明面具」──但還不是唯一的──其次還有「國家」的中介,因為暴力慾望的滿足,不再必須透過親手沾血,而是由國家代為執行。這種狀況在普遍的性政治話語當中亦十分常見,人們對於劈腿、外遇者的撻伐,經常是由於自身的情感慾望所致,卻在公共言說當中脫胎為對事件對象(受害角色)的「感同身受」。[back]
[6] 許多守護自由民主且堅持「反恐」的論者,擅於將貼近自身情感的事物投射於事件討論中,如:「對方不懂法蘭西幽默」或者「伊斯蘭壓迫女人/同志」。我們認為,「原生」伊斯蘭(女人/同志)身份進路的合理起點,應該是抵拒「伊斯蘭性/別少數」被那既賤斥自己所處之政教合一制度與信念、同時又施恩於自己「性別身份」的西方所騎劫。反對西方所羅織出的「共同體」,共時性地絞殺與「救援」伊斯蘭性/別少數。的確,伊斯蘭的性/別鬥爭不僅僅屬於血緣與信仰的「伊斯蘭」共同體;然而,正因著這些鬥爭的複雜性,恰必須要拒絕這類挪用且消費「女人/同志(反)伊斯蘭」的口舌:斷然聲稱(僅限於)某種特定族裔或族群天生自然地壓迫性/別少數,藉此診斷出此族裔的解殖抵抗缺乏正當性。 此類話語不但無能正眼看待性/別異議者的戰鬥,更助長(後)殖民現代性更甚囂塵。換作台灣的熟例,任何性權主體從事性政治的頑抗當中,任何「獨派認為台灣國之建立」或者「統派認為回歸祖國」便除以充分消解性/別壓迫的說法,恐怕都會被視為是愚昧的癡心妄想,既然如此,那麼「查理/我們」又豈有資格武斷將伊斯蘭的性/別少數,視作為只能被動仰賴第一世界解救的次等團塊?[back]

 

責任主編: 

王顥中

苦勞網記者

陳逸婷

苦勞網記者

洪凌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酷兒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博士論文為《神異真實的跨性別少年:重繪英文幻設小說的酷兒陽剛世界》。專擅領域包括酷兒理論,科幻小說,旁若文學,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左翼書寫等。出版作品計有論述/散文集《魔鬼筆記》、《酷異劄記》、《倒掛在網路上的蝙蝠》,《魔道御書房》與《光幻諸次元註釋本》等;短篇小說集《肢解異獸》、《異端吸血鬼列傳》、《在玻璃懸崖上走索》、《復返於世界的盡頭》、《銀河滅》、《黑太陽賦格》等;長篇小說包括《末日玫瑰雨》、《不見天日的向日葵》,以及【宇宙奧狄賽】系列共六冊。論文發表於《中外文學》、《文化研究》、《國際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月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思想》等。

劉羿宏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美國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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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深刻銳利、讓人大快人心的文章!
不過主編要注意一下錯字哦,掃過去就有看到三個:
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邊"轉向→標
在這個──既西方"缺"又「不夠格」西方的→卻
"自"此,「查理/我」設定了某個虛妄如二次元的再現→至

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分字是美國政府才對...
成王敗寇
伊斯蘭也是在被歐美打敗後才變成恐怖份子的...

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應有的作為
2011-09-10 蘋果日報 馬超賢(台北清真大寺前教長)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910/33658904/

賓拉登的「基地組織」於十年前發動的「曼哈頓戰役」(即911恐怖攻擊事件),意外地開啟了另一個大國崛起的故事。如今事隔十年,全球從中學到了什麼呢?
從危機中學習、分析在哪個關節犯錯是必要的,但尋找正確的對策與知錯能改也同樣重要。911後美國政府的不當政策和措施,以及世界多個政治和宗教組織妖魔化伊斯蘭,傷害了全球穆斯林的心,致雙方對立情緒惡化。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日前公布的一項民調資料顯示,52%的美國穆斯林感受到情報機構的「特別監控」,43%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受到過騷擾;而該中心月前公布的另一項民調則顯示,儘管穆斯林與西方民眾在某些領域增進了共識,但雙方之間的對立情緒依然嚴重。喬治城大學阿拉伯問題專家舍哈特認為,歐美國家在過去10年間的反恐政策,是導致穆斯林與西方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布希總統宣布的「全球反恐戰」是一個戰術的錯誤。他應將報復的對象限定在對美國宣戰的一小撮「基地組織」份子,並採取去除那些煽動仇恨因素的治本策略,以獲得最佳的效果。結果全球反恐戰被錯誤導為向伊斯蘭教宣戰,使得美國在阿拉伯及伊斯蘭世界甚至全球的形象盪到谷底,並促使世界經濟的重心向亞洲及「金磚四國」等「局外人士」傾斜。而由於超過2兆美元的鉅額反恐戰爭支出,使得美國財政預算赤字飆高及國債破表,被「標準普爾」降評,並連帶使得挺美反恐戰的多個歐盟國家財務狀況連連告急。
另一方面,過去10年穆巴拉克、格達費、薩雷等中東獨裁者,皆打著加強與美反恐合作的旗幟,鎮壓國內反對派來強化其統治合法性,並趁機巧取豪奪,造成國內經濟畸形發展、政治動盪、人權被侵犯和公民自由被限制。而小布希要中東國家接受西方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亦使許多領導人成天只附和吶喊,不去重視民眾更殷切需要的普及醫療衛生、改善教育品質、創造就業機會、落實公平正義、消滅貧窮奴役的理想社會要素。遂造成民眾對國家的發展方向不滿,甚至悲觀絕望,亦讓人心思變揭竿而起。
近十年來的天災及人禍,無疑使全球各地均遭遇了深刻危機──但也提供了重建世界秩序的一個絕佳契機。「阿拉伯之春」已讓多個阿拉伯專制政權被推翻,並讓國際社會了解到長期被犧牲的阿拉伯人民權益,而崇尚公平正義、維護合法人權、提倡博愛和平亦是伊斯蘭的教義精隨。所以美國應對穆斯林世界修正做法,遠離過往的極端和偏執,協助各國推動全面改革與和解,來消滅各種「極端主義」,以促進全球的和平與穩定,並揮別陰影、迎接一個新時代的降臨。畢竟,我們都是造物主創造的人類,應以謙卑、敬畏的心來愛護所有的被造物。

寫的「好爛」的一篇文章,有抄襲嫌疑。

恐怖主義攻擊有害階級鬥爭!

快去跟中國討賞吧!
(沒自由、沒民主、沒人權、沒人性)沒言論自由的畜牲中國說: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西方世界不該強加西方式的民主在畜牲中國身上。
這種論調的文章絕對是畜牲中國的最愛。
快去跟中國討賞吧!

為真正和平 走自己的路
2013年8月27日 中國時報 張方遠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27000476-260109

今年8月15日,是抗日戰爭勝利68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美國著名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在日本廣島向民眾發表演說,先是譴責日本政府從未就向外侵略有所反省,接著大力批評了日本扈從於美國之下,對亞洲和平穩定的破壞。
一位美國人,在日本發出了對戰爭與日美關係最沉痛的反思,也是正義凜然的當頭棒喝。無獨有偶,一位在日朝鮮人,也在台灣向民眾傳達了直指問題核心的批判與反省。
目前正在台灣訪學的日本立命館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不只是人權法專家,也是國際知名的「政治良心犯」。1971年徐勝就讀漢城大學期間,南韓陸軍保安司令部公布「浸透學園間諜事件」,檢察官指控徐勝及其弟徐俊植是北韓間諜。徐勝初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獄期間,徐氏兄弟始終拒絕認罪輸誠,而在獄中飽受嚴刑對待,徐勝甚至曾經引火自焚未遂。1990年徐勝出獄,隨即投入東亞人權與民族統一運動,至今奔走不休。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與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邀請下,8月19日晚間徐勝教授在台大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演講。在這場名為「分斷體制與人權」的演說中,徐勝教授雖以朝鮮半島的分斷現況為主題,但他分析的範圍則涵括日本、台灣等地區在內的東亞局勢。
徐勝教授演說開宗明義指出,「親日」已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問題,現在的親日勢力已經形成了由日本所主導、對整個東亞的支配體制,等同於戰後的反共體制,造成民族內部對立。
徐勝教授認為,親日與親美是一體兩面,以南韓為例,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執政長達約30年的時代,在內部形成反共親美獨裁支配體制,以反共、反北朝鮮為名,在國內實行獨裁統治、壓制人權。
徐勝教授指出,東亞地區以朝鮮半島與兩岸為代表的分斷體制,美國是其中最大的得利者。美國造成這些地區分而治之的現況,挑動對立與危機,使之高度依賴美國;美國又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現,以販售武器等手段從中獲利。
徐勝教授強調美國在亞洲有兩張牌,一張是朝鮮牌,一張是兩岸牌,「我們都是被美國所玩弄的」,「若是沒有強大的力量對抗美國,只能被美國玩弄,因此不只要克服分斷的問題,也要克服美國分而治之的兩手策略」。
徐勝教授的演說也兼及兩岸問題。他說,在台灣訪問期間,很驚訝地發現,有些台灣民眾竟連兩岸和平都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大陸野蠻、不文明,兩岸的分斷體制已經形成台灣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
徐勝尖銳地反駁類似的說法,他指出,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向來就是雙重標準,「文明」與「野蠻」的二分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與尊嚴,將之視為野蠻的奴隸,只能受文明人所支配。
徐勝教授以美國對待伊斯蘭世界為例,「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
今年是朝鮮半島簽定停戰協議60周年,徐勝教授認為這只是雙方戰爭狀態的暫停,並非真正的和平體制。面對朝鮮半島戰爭可能隨時發生,徐勝教授認為當前兩岸的和平狀態,是朝鮮半島的借鏡,「韓國很多人都不了解兩岸之間的狀況,如果了解,一定會非常羨慕台灣,只要能做到兩岸的十分之一,應該都會非常高興」。
比起高深晦澀的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理論,徐勝教授透過其人生經歷與實踐過程而得出的觀察與批判,則是真正的苦口良藥。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東亞穩定的關鍵的要素。我們與其他地區共同面對的困境,則是美日軍事同盟的擴張、干預與宰制。我們應該珍視這得來不易的和平,也該虛心聽聽這位國際友人的諍言:「我們要為真正的和平尋找自己的道路!」(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
《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第12至25頁 作者:趙定一(陳映真筆名)

美利堅:超級的帝國

做為一個帝國,美利堅共和國,在一次大戰中和二次大戰後,有急速的擴張和發展。她遠遠地壓倒了歐洲,成為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長。美國一國的總消費量,等於全世界其他各國總消費量的總和。美國一國所使用的銅、鐵重要稀有金屬、石油和能源,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或十數個民族和國家所使用的總和,她的陸海空軍基地遍佈全世界,和40多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只有另一個霸權蘇聯可以匹敵。她的投資遍佈全世界,不論在西歐,在第三世界,星條旗總會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上的基地和企業大樓上,迎見不沒的太陽。她的大學吸引來自全球的知識份子,世界上不論富國貧國,都有受過美國大學、研究所、研究機構訓練的知識份子,位居政、經、學、商和軍界要津。美國製的武器、彈藥、制服、軍事編制,作為美國對各該國的軍事控制和影響力的明顯象徵,遍佈全球。美國的政治貸款、經濟壓力、國際特工,控制著好幾個民族和國家。

精巧的新式殖民主義

以美國為母國的國際性企業,壟斷和支配著全世界的資源、市場、政治和外交、軍事。美國的「工業、軍事」複合體,對世界上反對美國經濟、外交利益的國家,施行殘酷的鎮壓。美國的國務院、五角大廈、跨國企業、新聞處、中央情報局、軍事顧問團和學術基金會,所執行的環球策略,基本上與舊式殖民主義政策性格相同,但範圍極大、內容極精巧,即所謂的新式殖民主義。美國的新聞社、電影、電視、全球性企業公告和遍佈各國的美國新聞處,對全世界進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國化工作,製造對美國和世界體系的優美形象,相對地消滅、破壞其他各民族悠久、優美、深厚的傳統文化⋯⋯。代替了過去的「白人的負擔」論、「文明的使命」論等,今日美國以「大國的責任」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進行不知饜足的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經濟上之擴張。以無數原料國的貧窮、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內戰為價,美國支配全球各地的資源,以維持美國的「富強」;美國也以顛覆、暗殺、鎮壓為手段,支持許多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的外交、經濟的利益。美國不惜支持她的傀儡政權,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血腥的鎮壓,來保障在各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遠、廣泛地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人民、民族和國家。在有些國家中,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政策簡直和自己的近現代史分不開,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戰後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日本戰敗以後,美國軍方為了接運來台接收的國軍和遣返在台日本僑民和軍隊,美國海軍艦隊進駐高雄港。當時,由於台灣當局對美國海軍的驕橫作風有所不滿,不予合作,美國竟派遣數千名陸戰隊非法登陸台灣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僑民的任務。
為了台灣做為美國空軍不可或缺的中繼站,戰後,美國迅速修復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軍用機場,並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達站,進駐美國第13航空隊。早在國共戰爭在大陸結束之前,台灣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了。

美陸軍「駐台辦公室」

美軍在戰後的對台任務,是在台灣建設美國在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的支配。當時駐台「陸軍顧問團」在台灣當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組成美陸軍「駐台辦公室」。美國的台北領事館成立後,這些軍人轉隸這領事館的武官處,繼續活動。在同一時期,美國駐台軍事和情報單位,並完成對台灣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調查。
在國民黨於大陸節節失利的情況下,美國原先支持國府剿滅中共的政策開始轉變。
1949年,《中美關係白皮書》發表,正式宣告放棄國民政府,並且企圖以遺棄國府為代價,向中共示好,以利繼續維持美國在「革命」後中國的利益。1950年,杜魯門總統宣布:承認中國對台灣的宗主權;美國不圖佔有台灣或在台灣建立基地,享有特權;美國不圖在台另建親美獨立政權,並不再為國府提供軍援;最後宣稱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至此,美國全面、徹底遺棄了國府,暗地裡準備向中共伸出「友誼」之手。

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美國以縮小韓戰的戰爭面為言,宣告「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國府反攻大陸,一方面以美國海空軍力進駐台灣嚇阻中共對台進攻。10月,中共揮軍渡鴨綠江與美軍對峙,美國開始改變對國府的遺棄政策,恢復了有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軍經援助,以增強國府三軍和培植親美政權,使台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組成部分。
從此以後,大量的美國軍隊進駐台澎和金馬地區,美國的軍事、經濟、文化、政治和情報勢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CAT〕),隨著中美協防條約、美國軍援和經援在台灣的介入,大量、廣泛地滲入台灣的生活。在越戰之前,國府和美國的軍事合作在八二三砲戰時達到了高潮。而這期間美軍事情報單位直接介入國共雙方在外島上的幾次砲戰和海戰,已是公開的事實。越戰則造成美國與國府軍事合作的另一個高潮。這時清泉岡大型軍機場的建設和啟用,使台灣成為美國越戰的後勤基地。駐台美軍激增,而對台軍援也由贈與性的改為貸款和軍品、軍火廠銷售的性質。
197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它新的全球戰略,開始轉變對中國的政策。隨著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調整,停止對國府外交承認,美國撤廢了協防條約和台海決議案,並撤走了駐軍和軍援單位,但以《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國與台灣間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利益。

國府的美國經驗:求全與委曲

1950年,在大陸戰爭全面潰敗,美國宣布對國府遺棄政策下,國府面臨著旦夕間破滅的危機,卻在韓戰中全面扭轉了危機。美國對國府也因中共的悍然參與韓戰,對國府政策也從遺棄主義逐步轉變為支持和美國化改造的政策。

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在台灣「反美」是個禁忌

於是,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今天,親美、揚美、依美成為台灣30年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因此,台灣30年間,政治上、知識上反美和對美國的批評,基本上是一個禁忌,極容易和「破壞中美友誼」、「共匪陰謀」排上關係。30年來,美國在台灣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樣;美國是「自由世界」偉大的領袖,是對抗邪惡的共產主義的世界盟主;美國是富裕、有正義感、慷慨、友好的國家;美國是一切進步學術、藝術、文學的來源;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技術與科學的總本山(這一點是有部分真實性的);美國社會是一個開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會的最高榜樣。⋯⋯
在政治上,對美國全球目標的依存,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方針。跟隨、配合美國的全球外交政策,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性格。在軍事上,台灣明顯地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中的一個基地。1950年以後,在美國大量軍援下,國府軍隊得以存在、改造。美式軍事裝配、制度、管理,深深地改變了國府軍隊的面貌和品質,並且配合美國軍方,執行美國在韓戰、越戰和其他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政策,盡了一定的任務。在經濟上,美國的經援穩定了50年代台灣瀕於破產的經濟,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國的援助和投資,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使美國商品、資本和技術,深入地在台灣各處擴散,造成台灣在市場、資本、技術上對美國愈來愈深的依賴。
在文化上,美國在戰後根本改造了我國教育結構,透過教科書、派遣研究人員、到美留學,完成了我國教育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中的美國化改造。美國新聞處、好萊塢電影、美國電視節目、美國新聞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著台灣文化,並且持續、強力地塑造著崇拜美國的意識。在6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被當時「進步」知識份子奉為經典,美國的流行音樂、美國的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藝術和文學支配台灣的文藝界達十數年之久。大量的留學生從60年代起湧向美國,並滯留不歸。甚至在台灣的英語教育,也是純粹的美國腔調。台灣的宣傳機構,甚至在70年後美國展開新的「遺棄」主義時,也一再悲忿地宣稱台灣戰略地位在美國利益的重要,宣稱自己是美國再也難以找到的最忠實的盟友。

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但是,在這一切前台的「中美傳統友誼」的背後,卻隱藏著國府和美國之間暗潮起伏的鬥爭。從1949年之前美國軍方顧問在台的專橫的情報、軍事行為與當時台灣當局的矛盾開始,1950年重新開始的美國對國府軍援,夾帶著國府軍隊的美國化及美國支配的目的,而和國府當局展開頑固的鬥爭。傳說中的美國支持下的反政府軍事政變,經國府逮捕孫立人將軍而失敗;在國府對日本和約中,壓迫國府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條款;以中美協防條約制止國府反攻大陸,卻同時從1954年起以美國CIA情報結構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間諜和軍事行動。除此以外,從戰後美國在東京的麥帥總部對當時台灣分離主義運動者廖文毅的支持開始,美政府當局一直和台灣分離運動保持著祕密和公開的聯繫。此外,美國政府、情報當局對台灣30年來各階段反國府的政治運動及其中的活動人士有各種連帶,其實早已是一項公開的祕密了。30年來,國府就是這樣地和美國過著明裡握手擁抱、暗裡做著艱苦的攻擊鬥爭的生活。回想起來,台灣終究沒有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淪為美國更為徹底的新殖民地,國府獨到的政治手腕有它的「功績」。
然而,不論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和國府圖存的政治方略間,在暗地、在幕後,如何在30年來的台灣進行著長久的陰謀與反陰謀的鬥爭;國府長期、公開的親美、從美政策,在台灣的朝野間形成了一股深遠的、複雜的崇美、媚美、揚美的氛圍,並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對美國、西方的崇拜、和對自己的自卑所構成的複雜「情緒」。而不論國府當局和批評國府體制的黨外,儘管互相批評和攻訐,卻同時對美國表現出同質的對美爭寵、諂媚和依存的態度。這無寧是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近代史中的美國對台灣政策

台灣的制式歷史教育中,美國被描寫成對中國沒有領土、政治和經濟野心的國家。在19世紀凶惡的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據說美國是唯一主張中國的「門戶開放」、制止列強在中國劃地獨佔的國家。在台灣的反國府體制的民主活動中,也把美國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國,在想像和實際上引為奧援。
國府和黨外對於美國對台灣接觸史的本質有意、無意的無知和歪曲,其實是兩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國結」的主要原因之一。

遲到的侵略者

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對台灣抱著領土、資源、政治、軍事的野心,與荷蘭、西班牙、英國等殊無二致。1850年代中葉,在美國水師提督倍里叩關日本的同時,即曾奉命調查台灣資源,主張美國佔領台灣,並且主張台灣在當時國際貿易與交通上對美國有實質上的利益。同時,當時美國駐遠東外交人員哈利斯,極力蒐集有關台灣資料,向美國外交當局力陳美國佔領台灣之利。美國商人黎基敦,力陳台灣對美國之利益,主張美國派兵佔據台灣。1860年代末,美國曾一度以應懲殺害美國水手商人之台灣山胞為理由,派兵登陸鵝鑾鼻。這些與當時西、法、英各國在東亞的帝國主義行徑殊無不同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因為美國對中國事務介入嫌晚,加以美國國內黑奴問題而形成分裂、引發內戰而沒有具體的結果,但美國對島嶼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早在19世紀業已形成,事實俱在。
1875年,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外交接觸,當時列強早已紛紛在中國劃地獨佔,美國成了一個遲到的侵奪者。為了阻止列強在華繼續瓜分,以便為美國找到插手中國事務的空隙,美國倡言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其實只是為了能使美國在中國與列強爭分一杯羹罷了。

美國和台灣分離主義運動

接著,從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後以來,美國和中國、從而和台灣發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觸。但做為19世紀美國對中國、連帶地對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延長,使得先是在中國或是在台灣建立和培養一個親美、聽命於美國的政權,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主要核心部分。

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0年,美國對國府「恢復」軍經援助的同時,主動、連帶地執行著台灣政權的親美化改造政策。以軍援、美援為手段,美國企圖支配國府三軍系統、企圖培植親美將領顛覆國民黨政府。在此同時,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支援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統治,一方面早在50年代初,即由駐東京盟軍總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離行動。一方面對國府恢復軍援,促成國府與日本和約的簽訂;訂立中美協防條約,通過台灣海峽決議案,一方面又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不但為了為美國軍事力量進出台灣和台灣海峽製造法的根據,一方面也是用來製造各個階段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政策。
而正是在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陰影下,滋長了30年來各派別的台灣分離主義。

林林總總的挑撥手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30年來各種主要的台灣分離主義理論,主要都先由美國或日本政客和「學者」率先提倡。1955年,有名的賴旭華倡言協助一個「民主台灣」之發展;同年,美國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國府,建立獨立的台灣。60年,美國副國務卿倡言一「獨立的中台國」之利益;60年代,美國人柯爾(葛超智)拋出了「台灣人在人種上並非中國人」之論。另外,以賴旭華為首的美國「現代化」派學者在肯定日本戰後「現代化」成功之餘,連帶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從而謂台灣已因50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張台灣與中國的分離之論;孟德爾有推翻國府而使台灣獨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從而可維持台灣海峽之和平論;有國共和談將危害美國在台灣之利益,而力主台灣獨立之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最近兩三年間流行於北美的「台灣民族論」,實也無非以上諸論的一個延長。
70年代以後,美國對華政策進行重大改變,在轉移對國府之外交承認於北平前後,私底下美國拋出了更多支持台灣成為一「獨立政治單元」以永久分離於中國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論。雖然一直到兩年前,美國才公開地拋棄了「台灣地位未定論」,承認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並且公開放棄了對台灣獨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實際上,支持台灣自中國永久分離以確保美國之台灣利益的政客、議員、商人和學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灣分離運動,其右派如「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者,固然公然採取對美附傭的立場,以促成如「台灣前途決議」案之帝國主義法案以驕人;即連自稱馬克思派的「左」翼分離主義,對美國的對台灣之帝國主義歷史和政策,也睜眼、閉眼、裝聾做啞。

台灣民主運動和美國

如果國府是一個親美的政權,那麼,何以做為國府的對立側面的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也抱持著絕不亞於國府的親美、媚美、美國傭屬的立場?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至少可以舉出兩個因素:
第一,在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兩手主義」。美國一方面為了壓制各地反美民族主義,不惜以維護政治上不穩定的政權,以交換美國在各該國之政治、外交、軍事及經濟利益。但在同時,美國也深知這種政府不能長期穩定,為了避免被當地反美勢力顛覆,美國總是同時和當地親美的反體制運動保持密切的連絡。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援助支持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壓制其反馬可仕民主運動;但一旦看見馬可仕政權已無法強予維持,美國就會轉而支持像阿奎諾那種基本上親美的反馬可仕勢力,就是一個實例。
因此,是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過去的原來地主——中產階級的屬性,及今日台灣中產階級的社會屬性,規定其親美性格,促成美國對他們的支持;而這美國支持的自身又對其親美,美國附傭性格,促成擴大再生產。

台灣知識界失去對美的批判力

第二,是30年來台灣在文化、宣傳和思想上掩蓋美國對台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卻同時大力提倡親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灣知識界、文化界失去對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帝國主義因素的批判力。對國府體制的不滿情緒,竟而不但沒有造成連帶地對國府表面所親倚的美國之批判,反而成為支持國府爭奪美國支持的競賽。
在5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中,殷海光不論在民主理論、反對風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惡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沒有依據力(美國)以達成台灣的民主運動目標之想;美國對當時著名的民主反對派領袖高玉樹的政治和經濟支持,早非祕密。1960年代末,美國中央情報局公然私運當時分離主義民主運動學者彭明敏出台灣,在美國進行分離主義運動;同時期,美國使館介入一個地下分離主義運動案件。

美國人愛我不愛你

1970年代,從《台灣政論》系開始的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對美國依恃的、親美、崇美的性格。美國對康寧祥的支持與重視,表現在美國與國府斷交時將消息同時通知國府當局和康氏一事表露無遺。康系三議員於1981年訪美言行,及返台後發表的聲明,表現出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在「美國支持台灣合於美國利益」等言論上,和其所反對的國府有共同的論理和語言。在近年黨外內部「批康運動」中,自稱在運動中更為純粹和徹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內容中,也絲亳不曾觸及康系的親美方針與立場。
1982年,以《美麗島》系家屬為中心的黨外立委訪美,在美遍訪支持台灣的美國「自由派」參議員如羅勃甘迺迪、索拉茲等;回台以後,在各自的政論雜誌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國政要、學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82年底的大選中做為競選的號召。同年,美國眾議員索拉茲訪台,為了爭取參加他的演講餐會,黨外內部竟產生了爭執和矛盾。
幾年來,黨外和國府一樣,為美國是否堅定支持台灣而心煩慮亂,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流淚。他們同為美國與中共間各種公報、文件中的措辭,各搞各的拆字遊戰,各自尋找「美國人愛我不愛你」的證據,悽悽惶惶,不可終日。

「美國結」—台灣結的根本大結

同在一個美國依附的社會基礎上,國府和黨外同時培養並且發展了親美、崇美,對美國基本上沒有批判意識的相同體質,並且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美國結」;而這美國結的具體情感,不論在國府或它的反對體台灣黨外,都表現為下述六種心態:

美國使人陶醉悲傷

一、各自認為自己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都認為自己最忠實地信仰和服膺美國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則;都認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完全符合美國當面戰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
二、都對美國懷抱著哀怨卻熱烈的情感。都關心上海公報上「認知」和「承認」的差別;都希望美國為台灣「1,800萬居民」的「幸福」與「自由」介入台灣事務;在美國與中共眉來眼去之時,都表現出哀怨的沉默、一廂情願地抱著美國「不會遺棄我」的熱情,而不敢發出怒聲。
三、都私下堅信「美國最愛我」。有人憑著在台灣實際有效的統治和30年來各種具體合作的歷史經驗,有人憑著30年來美國「暗」中伸出來的手,各自相信美國「對我最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驗,都忠貞不渝。
四、都對美國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強大的國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發自內心最真實的崇拜。美國國會、輿論對自己的一褒一貶,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傷。與美國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與美國政界、商界、學界相接,則欣然有驕美之色,不知不覺間,在美國人面前自動地流露出諂笑之色而不自覺。

不論國府或黨外,都忽略了世界視野

五、都對貧窮的中國大陸有鄙夷之情。有人對「匪區」的貧窮落後、專制暴政,長期做鄙夷的宣傳;有人對「中國民族」傳統中落後、「殘暴」、「黑暗」,恆有深刻的蔑視和敵意,甚至發展成一種反華的情感。這種對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和文化的鄙視,和50年代冷戰時代由美國推動的反共論調,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不知不覺間,在這種宣傳下,中國大陸竟成了他國,大陸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對美國文化、政治、國力的崇拜,造成了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並且同時在它的對立面,都發展出對東亞鄰近窮國、第三世界貧困國家的輕蔑意況。因此,不論國府或黨外,對第三世界都不約而同地忽視、鄙視:在他們的眼中,能說歐美語、日語的人種才是高等的民族;他們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亞洲,除了日本,他們只看得起會搞獨裁、也會搞錢的新加坡⋯⋯總之,崇拜歐美、輕視第三世界,成為同時並存的二重結構。

眼中只看見一個巨大的美利堅

在這樣的「美國結」的世界中,人們在偌大一個地球上只看見一個巨大、光輝的美利堅共和國,以及在這共和國旁邊的台灣。除此而外,對整個歐洲、東亞、中東、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國大陸,皆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此,雖然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這個思想體系中,很早地表現出掙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遠見;今日的國府,甚至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對廣受第三世界詬病的美國、以色列和南非的「親善」態度;而黨外的視野,在這個問題上,也決不比國府當局高明。把落後國家的疆界胡亂重劃,任意促成許多不必要的「獨立」國家,以利對它的控制和掠奪,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傑作。非洲大陸上無數「獨立」的國家彼此互相殺伐,正是非洲大地上從前的殖民母國一手炮製的。不認識在這「世界體系」下台灣近代史的展開,一味提倡「台灣民族」以使台灣「獨立建國」的海外台灣分離運動,其實便是在「美國結」的狹小而荒謬的世界中所產生的錯誤認識。

韓國人最沉痛的功課

事實上,認識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朴正熙、全斗煥專制體制下,勇敢地為韓國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韓國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從戰後以來,一直把美國看成韓國民主、自由和人權運動的有力後盾。特別是在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時代,韓國的「黨處」和青年學生,對美國有堅定的信賴。一直到美國雷根政府無情地允許全斗煥以美援武器、彈藥和情報器材對光州的學生蜂起進行毫不掩飾的血腥鎮壓,韓國的反對派和學生才學會了一課沉痛的功課。

自己的同胞才是可信的依靠

在一個綿密的、由新舊殖民主義所交織成功的現代世界體系中,東亞和整個第三世界的近現代史,至少應該使這一件事實無從掩蔽,即:為了爭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只有一個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國、特別是強國,來達成自己追求獨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標的企望,幾乎毫無例外地會遭受到悲慘的失敗的命運。時至今日,在整個遼闊的第三世界中,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認識;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幾近幼稚的幻想。而這一切,從台灣的反體制運動的角度來檢討,只是愈益顯現出這樣的事實:台灣的中產階級黨外運動,至少在目前階段中,在歷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貧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國、東亞和第三世界的近現代史的結構去思考台灣前去的道路,努力從「美國結」和「親崇美國、輕視第三世界」這個二重結構中掙脫出來,在中國歷史的現代中,在中國自己的民主、自由、獨立的運動中,爭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灣中產階級黨外運動今後階段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吧。

還記得血腥的奧斯曼帝國吧,還記得亞美尼亞人不信阿拉的下場吧? 若是你那麼在意帝國主義霸權,其實奧斯曼帝國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你所該提出來討論的。號稱民主的回教國家土耳其有位它們的暴行說過一聲道歉嗎。何竟現在要求西方世界要可憐穆斯林呢? 亞美尼亞人這筆帳還沒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