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更迭
──回應白永瑞

2009年，在新竹的交通大學有一場規模相當大的「陳映真文學與思想研討會」，會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陳映真的第三世界思想，而白永瑞教授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就是針對這一議題而作的。白永瑞雖然說這篇論文只是他的一篇「讀書札記性質的文章」，但的確提出了很多重要論點，例如，指出了台灣和韓國，在強權下的歷史與地緣類似性與應有的相互參照性；又例如，透過另一位韓國學者白樂晴，他指出了民族文學、第三世界文學以及世界文學之間的關聯性乃至一體性，以及前兩者對於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先進性」意義……。

但讓我最感興趣，同時也最感困惑的，是白永瑞對陳映真的「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重迭」的批判性申論。白永瑞的批評，表達得相當委婉、迂迴、簡約，因此需要一些舒展還原才能有效開展討論。以下，我試著先重現白永瑞對陳映真的批評，接著再討論這個批評的意義。

一、

白永瑞的書寫策略是透過比較陳映真與白樂晴，換句話說，是透過白樂晴的思想為鋪墊，指出陳映真的問題所在。根據白永瑞，白樂晴和陳映真在某一點上是共同的，即都具有「重迭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論」的特點。在說明白樂晴的這個特點時，白永瑞指出白樂晴「將民族文學、第三世界文學及世界文學做了連結並將之視為一個整體，尤其希望通過民族文學，乃至第三世界的先進性來重新思考世界史。」為了說明白樂晴的民族文學的最終的世界主義傾向，白永瑞較長段落地引了白樂晴的第三世界觀的一些要點，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以民眾立場為根據的第三世界論就本質而言雖然是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但也賦予後開發國家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自我主張絕對的價值。但同時也認為各國家民族的獨立和自主並不是最終目標，而是全世界民眾合為一個整體的一個過程，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了。

在理論層次上，這個第三世界論是非常合理的、正確的，而且也涵化了眾多第三世界論者的一種和馬克思主義「重迭」的深層感情狀態。白永瑞也認為陳映真的思想是有這一面貌性格，和白樂晴並無不同，但是，白永瑞認為陳映真的第三世界思想在某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那即是太依賴「『具體的感性經驗』來認識第三世界，而中國正是重要的媒介。」由此，白永瑞很肯定地指出：「這是兩人的不同之處」。在這裡，白永瑞對陳映真的比較完整的潛在批評可以是：陳映真可能是由於欠缺對第三世界的一種「理論」觀點，因此，就比較容易被他的「具體的感性經驗」所制約，從而不必要地把台灣和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這個三維架構加上一「中國媒介」。果如此，這是一個大膽的或勇敢的區域間的介入。作為一個在區域中的韓國學者，白永瑞應該是會意識到這樣的一種「論述介入」的政治與知識風險，因此，他借用一位「韓國青年學者」宋承錫的研究，用該學者的話，不甚特別背書地指出了陳映真看待「台灣問題」的空間與歷史視角，雖然是有超越兩岸關係而有全球地緣政治（包括了冷戰）視野的優點，但是這樣一種視野的缺點恰恰也在於「忽視了台灣這一實體的存在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台灣意識，因此也很難獲得現實性。」我對這句被白永瑞所引用的話的理解是：由於強調「冷戰─國家分裂架構」的歷史解釋優先性，陳映真在思考邏輯上只能把台灣視為一個被決定的對象。

白永瑞雖然沒有為宋承錫所謂的「忽視」背書，認為是否真地忽視「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但我認為白永瑞的這個具有學術質量的謹慎並不全面，因為他對於論證結果的謹慎保留，並沒有同樣施及於論證前提。而這或許是由於宋承錫和白永瑞共享了同一個論證前提：台灣是一個事實上的「實體」，以及存在著建立於此一基礎上的「台灣意識」。但是，關鍵恰恰是在這個看似當然的不當然上。而因為這個前提是陳映真的歷史觀所堅決拒斥的，因此並不存在「忽視」與否的問題。如我們先前所指出的，陳映真看待兩岸關係的出發點向來是台灣的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雖然可以同時是一獨特部分。這裡有一個主從先後的次序，是大堅持之所繫與大鬥爭之所在──這是一塊高度爭議、高度鬥爭的水域。而白永瑞（以及宋承錫），卻在小心翼翼的乃至意欲同情的理解過程中，由於某種前提的想當然爾，不自覺地瞬間跨上了他們所要理解的對象的對反位置。思想史的「內在性」，於是快速板塊滑移至批判理論的「外在性」。

白永瑞順著這個前提所能允許的邏輯流向，指出了陳映真對「台灣文學和台灣現實」的「悲觀」的問題所在，而證據則是陳映真曾指出「台灣文學一般總是缺乏歷史性、文化性及哲學性」。但這明顯是一個去脈絡化的文本徵用。陳映真的原文是在「台灣文學」這四字之前加上一個重要的時間限定──「三十年來的」。由於陳映真的這篇文字作於1984年，他所批評的對象事實上是戰後1950年代以來的「向西方『現代』文學模仿的時期」的「台灣文學」，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台灣文學」。事實上，在同一篇文章，陳映真指出了受「五四運動」所高度衝擊的「台灣文學」（或「在台灣的現代中國文學」），從賴和以來的光輝傳統，在作為反帝、反殖民的文化啟蒙運動的一支，和廣大的第三世界的現當代文學聲氣與共。對缺乏「歷史性、文化性及哲學性」的、玩弄形式的、綺麗自珍的「台灣文學」有悲意，但那不是本體論或目的論的「悲觀」，我似乎更在這個悲意中感到一股矛盾而起的自我振奮與期許，而那是在一個歷史大河之中的一分子的悲涼、振奮與期許，所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二、

由於白永瑞認為陳映真全面否定了台灣文學或台灣現實的「進步性」，從而和白樂晴所主張的具有民族、第三世界、世界，這三段架構的第三世界論有很大的不同。對白永瑞而言，似乎可以這麼說：因為陳映真自我瓦解了「台灣視角」，他的第三世界觀就只剩下了中國與第三世界這兩個尺度。又由於「1980年代以後第三世界論在中國也失去了魅力」，那麼，於白永瑞很難啟口但事實上又似乎不得不然的是：陳映真的「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重迭」也變成南柯一夢，沒有台灣，沒有東亞，沒有第三世界，也必定沒有「全世界的終極關懷」，只剩下了「中國」這一統派立場。這個批評，如果所指的是當今大陸的某種主流知識狀況，是有意義的、可以成立的，但問題是陳映真與大陸主流思想界之間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同一性。不幸地，這是白永瑞對陳映真的批評的邏輯上的必然總結，雖然我願意相信這未必符合白永瑞對陳映真的複雜感情狀態。白永瑞的論文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此說的：「此時正是我們……開創世界層次的民眾世界之第三世界的真正性的時候。陳映真的精神資產和實踐經驗時刻提醒我們不要忘了這一目標。」白永瑞的意思是否是：「我們」要把握住陳映真早期的「精神資產」，而要以他的「實踐經驗」為戒呢？

這牽涉到的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即區域批判知識分子的批判的分際。我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答案或洞見，我向來其實是「很宅的」（用陳光興批評我的話），和東亞區域的批判知識分子的接觸很有限。因此我其實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只是碰巧這幾年正在讀陳映真，也因此讀到了白永瑞的這篇論文，才因此感受到問題的存在。而特別又是由於我在陳光興辦的一些討論會場合，也見過白永瑞教授數次，對他的印象其實一直是很好的，他給人的印象總是很溫和，很謙沖，且是少數能通中、日、韓三國語言，具有高度第三世界批判意識，積極促進區域批判知識界對話的優異學者與思想者。我認為他所開出的「東亞視角」，無論對於日本、中國大陸，或是台灣的知識分子而言，都很具有參照與反思意義。但恰恰是這位熟悉於在區域發言而且經常抱有善意與耐心的白永瑞，對陳映真的理解發生了一個嚴重的錯位。他幾乎是以陳映真整個生命與思想歷程所戰鬥所拒斥所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一種「獨派觀點」，作為分析與評判陳映真思想意義的基礎。也就是說，白永瑞在「我們在台灣的在地人」的非常內在、非常緊張的兩岸或統獨問題上，因為要抒發他的觀點，而「不小心」已經站上邊了。

我相信，白永瑞應該是沒有在區域中「別人家」的「家務事」中站邊表態的必要。他之所以畢竟如此做了，我猜想，可能是和韓國批判知識分子的一種「韓國視角」有關吧。這樣說不是批評，區域中有這個或那個的不同的「民族視角」是很「自然的」，產生於各自所存在的不同的且相對的區域空間與歷史位置，以及從而形成的涉及認同與評價的差異情感與評價狀態。具體而言，是否由於日本殖民、美國介入、東亞冷戰秩序的確立……。這些共同脈絡與經歷，韓國知識分子對「台灣」有了一種「物傷其類」的感受？從而，雖未必延伸而為對台灣的確實的理解實踐，但很有可能因此產生一種因為「同類」而衍生的某種認識上的平移。這一點，在白永瑞的論文中其實是很清楚地表達出來了。在論文一開始，白永瑞就指出他是「立足於兩種觀點來闡明陳映真的思想」。但有趣的是，這兩種觀點都是和台灣脫離作為歷史中國的一部份有關。「兩種觀點」：其一，台灣與韓國有「相互連動」的關係，先後被日帝及美帝編入他們強權所建立的區域秩序；其二，台灣與韓國「在東亞冷戰秩序確立過程中經歷了內戰，最後並形成分斷狀態。」白永瑞接著說，「最能體現筆者所強調的這兩種觀點的例子就是陳映真的思想」。在表面上，白永瑞說的是對的，因為陳映真的思想內容的確反映了上述的歷史過程與相關概念，但是，白永瑞的錯誤是他不曾進入到（至少就他這篇論文而言）他寫作與批評對象的歷史內在，從而無法掌握陳映真論述心志的方向始終是在挑戰、反轉與治療，這兩個歷史悲劇對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的認同扭曲與創傷。這是陳映真一切文學、歷史與思想的血的動力。

三、

我們可以理解某種「韓國視角」中的第三世界進步性，因為它（就如陳映真在1980年代就看到的）有一股屬於被壓迫被歧視的弱小民族/國家，在抵抗新舊殖民強權過程中所散發的光輝。韓半島的分裂、民族的對立，與相互的仇視，陳映真是有真切的痛感的。而我想，陳映真追求民族統一的願望，也許更應該為「韓國視角」所體會吧。但揆諸白永瑞（以及白永瑞所引宋承錫）之文，似乎又看不到這樣的一種同理心。是什麼原因呢？是否，韓半島的民族分斷有外人所不能簡單理解的某種複雜性？是否，「一統的中國」對周邊國家的知識分子有其特殊的，和中國本位不同的，歷史感覺呢？是否，「中國的崛起」使韓國的批判知識分子對「中國」感受到一種美日之外的新壓力，從而對這個區域中的地緣政治有了一個特定的「韓國視角」，「希望」台灣更加地變成一個具有「台灣意識」的「實體」？這些，我誠然不知。但我的確知道，白永瑞所指出的那兩個「觀點」，雖有其「客觀」部分，但也可能是一種特定視角（即「韓國視角」）下的觀看，因為同樣的「歷史事實」，如果視角稍微調整的話，那是可以內涵一種對近現代衰弱的、被侵略的中國以及飽受流離與蹂躪的中國人民的「歷史負債感」的。二戰結束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左手牽著殖民地台灣，右手牽著殖民地韓國，但不是面向太平洋之東，而是面向東海之西。同樣，二戰後不久直到現在，美國帝國主義，站在日本與沖繩，左手牽著台灣，右手牽著韓國，也是西向而立的。最近，從來不曾離開的美國又要「重返東亞」，請問韓國的、日本的、沖繩的、台灣的、菲律賓的、越南的知識分子，將如何看待這個地緣新勢？一直以來中國大陸說它「不稱霸」，區域裡的批判知識分子率多不信，我自己知識分子懷疑成性，也難以輕信，但是，對於「已經稱霸的」俯首帖耳，一起「圍堵」「還沒稱霸的」，這在道理上有些說不過去，在做法上有點勢利眼。中國的「霸權行徑」，如有，是要區域中的批判知識分子站在區域的道義與歷史對之批判，而非跟隨美國的、西方的視角對之譴責。這個觀點是陳映真在2005年在他的《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中所闡發的。而我相信白永瑞教授，作為我所敬佩的第三世界觀點的支持者與促進者，一定也是能同意的。

白永瑞在這篇關於陳映真的論文中的最後部分，曲致且簡約地對拙作《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一文提出了批評。他說：「『東亞』這一媒介絕不是面對『兩岸關係這一特殊而具體的問題』時的『一種逃避的遁辭』。」白永瑞透過對另一韓國學者白池云的論點的援引，批評了單引號內對我的引述部分，因為我文章說了「東亞論述」可以是一種逃避的遁辭。白池云說：「在『將中國（人）問題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第三世界或東亞等媒介的介入，終究難以擺脫中國─台灣的二元論。」其實，不論是白永瑞或是白池云的論點，我都能理解，作為抽象原則而言也都能同意。但是，當原則碰到現實時，好比白永瑞對陳映真思想進行了介入性批判時，這個「媒介的介入」又有可能在當下，不見得為思考者所意識得到，變成了一種立場，而無法躲避地和「統」或「獨」有了對號效應，從而，反而弔詭地成為了統獨二元論的另一個「境外」深化機制。因此，區域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對話是在一個高度混濁、危機重重的水域中，需要更複雜的或更突破的認識論方法論上的反思去克服困難。「區域媒介的介入」如果沒有一種連我也不知是什麼以及如何陳述的複雜的提煉，那麼「介入」反而長長會讓原本複雜的、深刻的歷史糾結，又被區域裡的成員的各自「民族」視角所簡單化。其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一些朋友， 包括陳光興、鄭鴻生、瞿宛文，在那一次「超克分斷體制」的寫作中，正是受益於韓國學者白樂晴的相關討論回看自身，而希望從中獲得一些如何「擺脫中國─台灣的二元論」泥淖的靈感。我們做的成績如何是一回事，但初心的確是想要在被統獨昏攪的台灣社會，提出一些開始面對「中國」的知識契機──至少先將中國知識對象化，而非妖魔化。這在本土勢力已經獲得霸權的年代中是一個高度困難的嘗試。是在那個真實的脈絡下我因此說，要面對中國，使中國首先成為我們的知識的、理解的（而非徑行臧否）的對象，這步路必需得走，而在決心邁出這一步之前，不論是再好聽的、再政治正確的話語（包括東亞、亞洲、性別、原住民、環保……）都不足以作為逃避這個知識任務的遁辭。但這在白永瑞的閱讀中，就立即被「翻譯」為對「東亞」的否定，而原因可能是由於對「中國」的情結……。

五、

批判何其難！對話何其難！尤其在我們所身處的區域之間更難對話，更難批判，因為話語文字後頭充滿了包裹在各自歷史與地緣視角的「觀點」，而不論是好或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後，左翼傳統的普遍性話語又已經失去了以往的溝通與媒介作用。因此，區域知識分子的「真正對話」其實要比和遙遠的第一世界的「對話」要困難得多。但那個不困難是假的，因為相互是在說對方能立即懂得的固定套語，而那只是歷史終結時代的話語遊戲，造就出一大票西方能感興趣或能接受的東方學者。相對而言，區域間對話的困難是真的，但反而還可能有開創歷史的潛力。因此，本文與其說是對白永瑞批評陳映真的「反批評」，不如說是共同摸索如何面對自身的限制與機遇，開啟真正的區域對話共同體的可能。但這所要求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大家要對所有成員（至少是「有意義他者」）的歷史與文化感覺進行深入的感受理解。我自己這方面就很怠惰，遠遠不及白永瑞的工作成績。但拋開具體個人不說吧，這是一個長期的工程，要數代人的繼續努力──但現實又是如此之急迫。

最後，回到陳映真。不管同意不同意陳映真歷史觀點（我自己是同意的），在同意或不同意之前，或許都需要先理解它的內在思想與感情結構，理解陳映真為何堅持「台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構成」。這是陳映真思想的磐石。在一個思想缺少磐石，不必有磐石，但卻在無意識上接受了別人的磐石的今日，我們是否尤其需要對這個磐石有一種必要的尊重。有信仰的尊重，才會有知識的理解。

在文章最後，不妨再度回到那一段為白永瑞所注意、所引述的陳映真文字：

「台灣」「鄉土文學」的個性，便在全亞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學的個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個性中，統一在中國近代文學之中，成為它光輝的，不可切割的一環。

它的真正意思，我認為，必需得透過「磐石」才能掌握。它並非如白永瑞透過白樂晴為媒介所理解的：在陳映真的歷史視野中，「台灣─中國─第三世界成為一種重迭性的結構，而這種重迭性在白樂晴的認識中也有類似的表現」。陳映真應該是要堅決反對這個重迭性的，倒不是反對和第三世界的「重迭」，而是前「二」者的「重迭」。對陳映真而言，台灣和中國是一，而不是二，何來重迭之有？「台灣」的特殊性，以作為長久中國歷史的一有機構成而展現，而非作為一分離的實體而展現。反而，白永瑞的這個三層架構，卻令人驚詫地想到：它和之前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分離史觀工程師──歷史「國師」杜正勝，關於架構台灣歷史教科書的「同心圓」（台灣、中國、世界）主張，似乎反而更是相近。雖然無論如何，我不認為杜正勝有任何的第三世界觀，也雖然無論如何，我相信白永瑞在杜正勝與陳映真之間，無疑地和後者是站在一起的……。

不妨再度指出：區域間的對話是困難的。表面上看來，展現在白永瑞與陳映真的「對話」中的困難，雖然形式上可以是一個極簡單的數字問題：兩岸是一，還是二？但在這「一」與「二」之間所高度張力拉扯、掙扎、壓抑，但卻又經常缺乏適切言語表達的，似乎是很多非常複雜的因素，其中至少包括了區域間的歷史情仇恩怨、當代地緣政治權力叢結的制約、對自身民族國家在區域與世界的位置自覺與抱負，以及和那與包括「民族主義」、「現代文明」等西方支配話語的批判性距離。在今天，似乎沒有人能完全豁免於自身已高度浸潤於第一世界的、現代的語言的這一事實，也沒有人能完全「超克」自身民族國家視角以及對自身民族國家的某種歷史與情感連帶，也沒有人不帶著期望解決自身的困惑來到區域的對話……。我們無論怎麼，也不該苛求或奢求於那些已經走在前頭尋求對話的朋友或前輩，包括白永瑞，當然更包括陳映真。但是，讓對話的困難而非「成績」能夠展現出來，或許是長遠的路途的頭一步吧。「容易」反而是一個巨大的迷幻陷阱。果如此，那麼我們或許應該要對這對話所浮現的困難有些高興才是。

【轉載自人間思想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