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探求：貨櫃碼頭罷工專題】堤岸上的海市蜃樓──簡評兩種工潮報導和論述

*編按：這是《跨時》在2013年四月號發表，有關當時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的一個評論專題。 貨櫃碼頭罷工專題簡介 這項專題由兩篇文章組成。第一篇〈波濤下的暗湧〉，嘗試通過確定碼頭工潮的一些基本事實，特別是碼頭上三大工會勢力分佈、罷工工人的組織和工會的鬥爭策略，去為這次工潮的成敗做一個簡單的初步分析。第二篇〈堤岸上的海市蜃樓〉，通過評述罷工領導者和支持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揭示這次工潮被賦予的政治意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事實的「改造」。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參考一個事實。在工潮期間，罷工領導和支持者有兩個常見的、一體兩面的説想法：一是被臨立會廢除的「集體談判法」可以讓這次工潮得到更妥善的解決；二是外國的集體談判制度，比香港優越之餘，還促進勞資融洽和經濟發展。 臨立會廢除的「集體談判法」，規定有50名或以上雇員的企業，需要承認得到25%僱員支持的工會為集體談判對象。因此，在這次工潮之中，這部法律可以迫使永豐和高寳寶 承認工會為談判對象，但不會使HIT就範。當然，談判權並不等於資方必須接受工人要求，談判的結果是由勞資力量對比決定的。 在被普遍認為爲是勞動法規典範的歐洲，勞動三權有法定地位，被承認為「基本的社會權利」。然而，歐洲法院在2007年和2008年期間在被稱爲「Laval四部曲」1的一系列著名的判決中，判定勞動力價格較便宜的成員國的企業，在向勞動力價格較高的成員國派遣工人時，只會被《外派工人指令》2所規定的「核心最低標準」約束，而不需要履行個別企 業的勞資集體談判協議；而因爲貨物、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是歐洲共同市場的 根本自由，工會為迫使派遣工人的外國企業履行本地現存的集體協議（除非它是本地全國通行的最低標準）而實行工業行動，是不法的行為爲。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力價格較高的成員國的企業，可以通過外判工序給勞動力較低的成員國的企業，迴避甚至取消此前 的勞資集體協議，用本國的最低工資雇傭外來工人。 由此可見，即使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之下，工人的法定權益，還是從屬於資本累積 的考慮。而法定權益，一般只規定所謂最低標準。工人要爭取更高的待遇，就只能依靠 自己的組織力量，迫使資方談判。在地域不平等的情況之下，資方還可以通過引入廉價 外勞迴避集體協議，操控排外民粹使本勞外勞互鬥。要抵制資本主義及其法律所施加的 各種限制，工人就必須加強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組織力量，抛摒棄狹隘的本位思想，跨越國 境地聯合起來。 我們盡力探求事實、不懈奮鬥，希望迎來勞苦大衆眾的出頭天。 註釋： [1] Case C-438/05, Viking Line ABP v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The Finnish Seaman’s Union, Judgment of 11 December 2007, [2008] IRLR 143；Case C-341/05, Laval un Partneri Ltd v Svenska Byggnadsarbetareförbundet,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2007, [2008] IRLR 160；Case C-346/06, Dirk Rüffert v Land Niedersachsen, Judgment of 3 April 2008, [2008] IRLR 467；Case C-319/06, European Commission v Luxembourg, Judgment of 19 June 2008, [2009] IRLR 388. [2] 96/71/EC指令 評論一：張本清、葉傑珂〈波濤下的暗湧──略論碼頭工潮的成敗得失〉 評論二：趙平復、孟倫〈堤岸上的海市蜃樓──簡評兩種工潮報導和論述〉 堤岸上的海市蜃樓──簡評兩種工潮報導和論述 趙平復、孟倫 （一）《Labor Notes》 美國的著名工運團體《Labor Notes》（下稱LN）最近刊登了兩篇關於香港碼頭工潮的文章，頗能代表西方工運對工潮的認識和立場，以及這場工運的領導者希望向外國傳達的一些訊息。 LN的政策委員會成員，2000年代中以來就在大陸從事社區組織訓練和地下工運工作1的廣州中山大學訪問學者Ellen David Friedman（下稱佛利民），先後在4月12日和5月7日／12日發表「Hong Kong Dockworkers Strike Attracts Huge Solidarity」2（下稱「連帶」）和「Hong Kong Dockers Claim Victor y」3(下稱「勝利」)兩篇文章，其中「勝利」包括了美國明尼蘇達州St Cloud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Stephen Philion（下稱丕理安）同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組織幹事王宇來的訪問錄。 「連帶」 此文稱，罷工「實際上癱瘓了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堅持要求資方承認……剛成立的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罷工者和支持者在碼頭附近街道上的長期佔據干擾了碼頭所有正常的工作流程，內運車司機集體告病假也增強了罷工」，「儘管工種和僱主不同……外判和直屬工之間存在區別，碼頭工人組織了起來」。 很明顯，這同碼頭工潮的實際情況，有頗大的差距。 碼頭並沒有癱瘓；碼頭業職工會是多年前成立的；罷工工人和支持者並沒有佔據碼頭附近的街道；職工盟在4月6日派傳單呼籲內運車司機集體告病假4，但沒有得到響應；佛利民在這裡完全取消了勞聯的存在，製造工人不論僱主還是工種，自發地組織罷工，並建立新工會的假象。 文章說：「工聯會……的一名領袖，是其中一家外判商的……管理人員」；「工聯會嘗試向部分工人灌輸（funnel）管理方加薪5%的方案……」。這應該是指邱美光。工聯會稱，邱有參與管理，但無權確定工資待遇，所以同工會工作沒有利益衝突。這裡提出這點，是為了將這部分的內容，同王宇來向丕理安的說法比較。另外，工聯會的短訊，只是說開始諮詢會員意見。「灌輸」的說法，更像是佛利民的道德判斷。 文章的結論是「職工盟被認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支柱」，「中國的領導人應該想到，這次香港工人鬥爭的一點星星之火，跨越海峽（原文：the straits）在大陸勢成燎原的可能性」。佛利民明確地表達了她對職工盟的定性，和碼頭工運的期許。 「勝利」 此文首先在5月7日刊登，後來在5月9日和11日被讀者在回應欄內質疑。作者沒有回應和通知質疑者，徑自修改文章。LN稱文章修改了關於失業吊機手全部復工的說法，但繼續支持文章的全部內容。 此文原本稱罷工贏取了歷史性的勝利，迫使資方簽署加薪9.8%協定等等。修改後，則稱勞資雙方達成據說資方「本來堅拒」的「加薪9.8%」、「不秋後算賬」的「和解」和「書面協定」。資方單方面宣佈推行9.8%＋4000元獎金的方案，高調宣佈拒絕重返談判桌，最後只向勞工處書面重申最後方案等事實，始終被作者隱沒。 原文稱失業吊機手全部復工，修改後則改稱工會開始了要求復工的運動。 文章稱「在取得迫使外判商參與談判，和清楚地贏得公眾輿論支持的突破之後」，工會決定復工。發動罷工的具體要求，霎那間被取消。 此文繼續「連帶」一文的說法，稱「受僱於不同外判商的碼頭工人首先由下而上自發的組織起來，然後才讓他們的新工會參加職工盟」。 文章稱「在罷工期間，工聯會向工人提出資方的……5%。這些談判暴露了工聯會相對缺乏合法性」。眾所周知，在罷工期間，工聯會和勞聯共同提出加薪12%方案。作者將自己的主觀願望，取代了事實。 「罷工領袖訪問錄」 丕理安介紹王宇來時，稱對方是「碼頭業職工會秘書／書記（secretary）」，在西方工運的語境之下，「secretary」通常是指工人選舉出來的領袖。但王宇來是職工盟派遣到碼頭業職工會主持工作的組織幹事，用「full-time official」一詞會比較準確。 當被問碼頭內有無其它工會時，王回答有，職工盟在2006年才成立，碼頭內還有工聯會。王指：「工聯會的很多領導已經成為「小老闆」，即二三判。有一個外判商，是工聯會碼頭工會的理事。所以，工聯會慣常的手法是，提出一些看似很吸引的要求，然後結果一定差很多。」；「你要知道，沒有職工盟之前，工人只可以參加工聯會。」 王在這裡的說法，同之前指控工聯會有一名理事是管理人員，有了質和量的差異——現在，工聯會據說有很多「領導」成為了二三判，但又只有「一個」理事是外判商。訪問者沒有理會這種矛盾。所謂工聯會叫價和結果差距很大，更耐人尋味。這次工潮，工聯會先後提出加薪10%和12%的要求，而最終接受9.8%；而職工盟首先要求23%，「成交」少於叫價的一半。王同佛利民一樣，將勞聯—HIT碼頭上最大的工會—人間蒸發了。 碼頭工運被簡化為資方走狗工聯會同「自主自發由下而上」的職工盟的對決。 丕問王，職工盟和工聯會的方法有什麼區別？王回答：「我想最大的差別，是我們由底層向上組織。因為工聯會有很多幹部成為管理階層，他們有權力迫使工人加入工聯會。工人沒有多少選擇。」除了領導是老闆之外，工聯會的碼頭屬會現在還是強迫工人參加的團體。 丕問王，有沒有非職工盟會員支持罷工？王說有人按章工作，拒絕加班。勞聯及其屬於職工盟的事實，被一筆勾銷。 王繼續說，職工盟最強大的屬會之一扎鐵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為工人成功爭取「在未來三年累計加薪五 成」。事實上，工聯會也有參加扎鐵業勞資談判，並同資方在2013年4月26日公佈未來兩年加薪幅度，累計兩成。5 （二）左翼21 從工潮的前夕開始，左翼21（下稱L21）就一直是職工盟的密切合作伙伴，在解釋和宣揚罷工的路線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這裡簡評它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 勞聯和工聯會是「黃色工會」 3月26日，即罷工開始前兩天，L21發表了〈海洋上的背叛者——黃色工會〉6，指控工聯會和勞聯在碼頭的屬會，是資方成立和控制的黃色工會。文章指工聯會在3月20日向工人發出短訊，稱已同資方達成加薪5%的協議7。然而截圖顯示，工聯會就資方的加薪建議諮詢會員意見，希望工人積極回應。工聯會黃國健在4月4日播放的《東張西望》節目中稱，碼頭屬會在3月20日後開始諮詢會員意見，在罷工後停頓。「碼頭的辛酸」群組上，就公佈了一張工聯會3月21日發出的，就資方提案諮詢會員意見、尋求行動根據的正式問卷。8 另外，文章並沒有提供任何勞聯出賣工人的證據。關於職工盟和勞聯在工潮前的合作歷史，請參閲上文〈波濤下的暗湧〉。 罷工路線 在罷工的第四天，3月31日，L21與學聯等多個團體舉行記者會，發表〈多個團體在貨櫃碼頭舉行聯合記者會——發起全面支援碼頭工人罷工的行動〉聲明9。此文稱，碼頭工人的困境，是「官商勾結的社會政策」和「地產霸權的禍害」的結果。並指罷工「已經發展成一場全民對抗財團剝削和抗議官商勾結的運動」，呼籲市民捐款協助延續罷工，而「梁振英政府必須回應，為何自稱為基層的CY，不去幫助工人？要求立法恢復保障集體談判權，並向和黃施壓，要求答應工人的合理要求。」 4月2日，L21發表了〈十級李氏力場警告〉10，呼籲市民捐款、捐物、罷買李氏財團，「力場清散後，香港才重見天日」。文章最後呼籲讀者留意職工盟、L21和各支援團體發表的訊息，「切勿輕信來自碼頭資方、主流媒體、非支援罷工工人的團體或個人發出的虛假消息和傳言。」 至此，L21提出了一條鮮明的路線：支持職工盟，反對工聯會和勞聯；發動社會輿論，罷買「打倒李嘉誠」；要求政府介入，促使資方接受工人要求。換言之，就是通過社會輿論，促使政府幫助職工盟得到碼頭工人的獨佔談判權。在4月22日播放的Now新聞台「時事全方位」〈如何解決貨櫃碼頭工潮〉的節目上，勞聯HIT職工總會會務顧問曾炳發致電提問，工潮既然牽涉整個碼頭行業的工人待遇，不明白為什麼三大集團工會為何不可協商談判？在場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和L21全職幹事黃永志，都沒有回應。 對碼頭外判工人抗爭歷史的評論 4 月7 日， L21發表〈碼頭工會的戰鬥性是怎樣鍊成的？〉11，討論職工盟1995年以來領導、組織碼頭外判工人的歷史（詳見〈波濤下的暗湧〉），提出了若干關鍵的問題：即工會的實力，最後由工人意識和組織水平決定。制定能凝聚最多工人積極支持、也因此能對資方施加強大壓力的要求，是工運的基本功。發動罷工之前，也必須知己知彼，有把握動員足以癱瘓資方的力量。 然而，文章似乎無意識地提出了這些關鍵問題，沒有將之和這次工潮聯繫起來。文章雖然指「從罷工人數上說，1/7的工人罷工，力量並不強。」，但結論卻不是強化工會組織，而是訴諸工人的「勇氣」和「決心」，希望社會輿論能使罷工得到勝利。 文章提出「不同外判公司、不同工種的碼頭工人」共同爭取加薪的號召。但既如此，職工盟和L21又為什麼反對勞聯和工聯會參加勞資談判？12 「民主的春天」，「工運社運化、政治化」 4月11日，L21轉載了潘毅的〈民主的春天——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13。文章完全沒有討論工潮的具體問題，但指迄今的「民主運動一向以對抗中央或反共為動員的策略……」，而「工人為內核、以公民社會團體為支援，這種形成中的運動模式預示著香港民主運動的春天」，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深化」。 潘稱，從天星、皇后、利東街、反高鐵，到紀念六四，香港已經形成了一條「對抗資本、反對威權、反思香港殖民的民主運動線索」。據說這種路線「尚處於邊緣的位置」，而碼頭工人罷工則起着繼往開來的作用。 4月18日，L21成員陳敬慈發表了〈社運化和政治化碼頭工人運動的前景〉14。陳認為，工會力量退卻，使工資佔國民生產比例下跌，勞動條件惡化、貧富懸殊加劇。配以私有化造成資產泡沫，工人難以償還按揭，遂觸發次貸危機。 陳稱至少從1990年代以來，社運化和政治化被視為突破工運困境的途徑，但這和列寧主義的黨領導工會的模式不同。工聯會、全總被指為既從屬於政權，又與資方妥協，是「威權商業工會」。而力圖同資方合作，卻獨立於政權的，據說是「策略商業工會」——香港勞聯和美國大部分工會被指為屬於這個範疇。 而工聯會的「原罪」，據說就是同菲律賓的「五一工聯」（Kilusang Mayo Uno，KMU）一樣，接受共產黨領導。這種由在野的共產黨控制的工會，據說是「政治工會」。陳稱，社運工會的典型，是韓國、南非和巴西，那裏的工運和民運共同成長。職工盟也是一個社運工會。 然而，將工會勢力衰減和私有化，即「新自由主義」，說成是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有問題的。美國學者Andrew Kliman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生產的失敗》（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中15，分析美國的有關數據，指出坊間的「新自由主義」論並不成立16。 Kliman認為，馬克思指出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17，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18。資本主義克服這個規律的根本「方法」，是「毀滅資本」——即通過金融和物質資產的大幅度貶值，甚至物質資產的毀壞，去帶動新的景氣周期。1929年大蕭條毀滅了大量資產，並觸發了勞動人民的激進化和新的世界大戰。今天的主政者，為了減少資產毀滅的規模，則以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干預。正因如此，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並沒有得到有效抵消，世界資本主義將繼續停滯和頻繁爆發危機。Kliman指，一般「反新自由主義」人士提倡的，規管金融、國家干預增加有效需求等凱恩斯主義政策，既不能治標，也不能治本。 另外，「南非工聯大會」（COSATU），就是南非共產黨控制的組織。南非共產黨、工聯大會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實行「國共合作」，將工人運動限制在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框架內，協助南非民族資本發展。不久前的馬里卡納礦工罷工，COSATU更支持政府鎮壓19。 韓國激進工運對結束軍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政治上局限在爭取資本主義民主制。適逢蘇東劇變的「民主化」後，在國家打壓和思想失落之下，激進工運勢力瓦解，以民主勞總為代表的社民工運成形。民主勞總建立的社民政黨「民主勞動黨」，也在國家鎮壓和內鬥的雙重打擊下瓦解20。今天韓國工會的組織率不及一成，集體談判覆蓋率也只有11%21。巴西的所謂社運工運，也是由社民派的工人黨控制。而工人黨執政之後，也維持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22。 陳指「歷史上的政治化工會，在其隸屬的政黨取得政權後，往往變成威權商業工會……黃色工會」。南非、巴西的社運／社民工運不就是例子了嗎？職工盟／工黨既然主張資本主義的「勞資政三方協商」23，又怎樣可以根本改變香港工人的處境？ 可見，陳提倡的工運「社運化和政治化」，不但舉例矛盾，而且還不能解釋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工運的局限。 4月20日， L21發表了〈張建宗，你知唔知咩叫調解？〉24，稱勞工處安排的會議「不符合專業調解要求」。據說資方因此能拖延談判，但同時因會議內容不保密，會使HIT難以發言。L21在此前的4月2日發表了〈司法制度明幫誠哥，尊重法庭從何說起？〉25，指司法制度偏幫資本家。L21迴避勞資力量對比的根本問題，要求資本主義政府中立甚至協助工人壓倒資本家，基本上是沒有根據的。 佛利民的文章，虛構了一個「自主工人」，唾棄兜售資方方案的工聯會，跨僱主、工種組織罷工和建立新工會，在火線上加入職工盟的戲味十足的故事。在王宇來的口中，工聯會還是由老闆領導的、強迫工人參加的工會，而在職工盟的領導下，有工人通過集體談判獲得了三年加薪五成的可觀成績。左翼21雖然意識到，罷工的力量不足以使資方就範，但還是攻擊碼頭上的其它工會，主張通過輿論壓力促使政府干預、迫使資方接受工人的要求。潘毅描繪了以工人為核心、公民社會團體為支援的新民運——「民主的春天」。陳敬慈則闡述了以韓國、南非和巴西為典範的「社運工運」，即社民政黨、團體和工會對等合作的運動模式。據說，「本土」是「自主鬥爭工人」創造歷史的領域，也是借鑑外地成功的社運工運民運的實踐場所。然而，「本土鬥爭」和「外地現狀」，都變得面目全非，成了主觀臆想的海市蜃樓。要尋找解決勞苦大眾困境的道路，就必須從撥開迷霧、了解事實開始了。 註釋 [1] VT Labor Organizer Countering Capitalist Trends in China", Seven Days, 2007年6月27日 http://www.7dvt.com/2007/vt-labor-organizer-countering-capitalist-trends... [2] http://www.labornotes.org/2013/04/occupy-port-hong-kong-dockworkers-stri... [3] http://www.labornotes.org/2013/05/hong-kong-dockers-claim-victory [4]〈有工會派單張 籲貨車司機集體病假〉,《蘋果日報》,2013年4 月6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30406/51333615 [5] 〈扎鐵工三年加薪兩成 工聯會：最重要和諧〉，《蘋果日報》 ，2013年4月26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30426/51372410 [6] http://alturl.com/83jdz [7] http://tinyurl.com/oja7bur ; http://tinyurl.com/q6l6gwl [8] http://tinyurl.com/palrm7g [9] http://tinyurl.com/objep5u [10] http://tiny.cc/yx9wuw [11] http://tiny.cc/5ozavw [12] 〈勞資今談判 工聯勞聯加入 職工盟斥張建宗令事件複雜化〉 http://tinyurl.com/q4sarcl [13] http://tinyurl.com/pz2u2ul [14] http://tinyurl.com/nw2uvl [15] Andrew Kliman: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16]因為：一，在1980年代初之後，利潤率並沒有持續上升，反而表現出下降的趨勢；二，在1981至2001年之間，生產性投資佔利潤的比例，比1947 年至1980年之間更高；三，美國工人的實質工資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現在工人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比1960年代高，而且從1970年代開始，就大概維持在同一水平。 [17]詳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資本為追逐利潤和取得競爭優勢，不斷改進生產技術，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可變資本相對於不變資本日益減少，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的 情況下，利潤率會趨向下降。利潤率下降壓抑生產性投資，最後壓抑經濟增長、導致經濟危機。 [19] 在2012年8月16日30多名罷工工人被警察掃射屠殺的慘案之前，COSATU的最大屬會，全國礦工工會總書記Frans Baleni呼籲政府派遣特種警察部 隊或軍隊鎮壓罷工工人： http://tinyurl.com/o5vftk4；2012年9月17日，南非共產黨總書記Blade Nzimande在COSATU十一大發表演說，稱「南非共產 黨全力支持政府鎮壓非法藏械、恐嚇和煽動暴力的行為。必須將搞事頭目同被誤導的罷工工人分隔開來和處置。」支持政府設立獨立司法委員會調查處理 馬里卡納案，並指領導罷工的AMCU工會是「偽工會」： http://tinyurl.com/pr2lew7 ；COSATU的警察屬會POPCRU對馬里卡納調查委員會上有教會領袖作證稱警察不可信任大為不滿，發表聲明譴責譴責這種「仇視言論」： http://popcru.org.za/?p=1366 [20] 民主勞動黨成立以來，就有社民改良主義的「平等派」和反帝民族主義的「自主派」之爭。2007年民勞黨大選慘敗後，「平等派」認為佔黨內多數 的「自主派」的親北傾向是禍因，高調宣佈同親北勢力切割，最後在2008年3月脫黨成立「進步新黨」。為了準備2012年大選，民勞黨、已故前總統盧 武鉉的支持者和進步新黨部分領導在2011年12月統一成立「統合進步黨」。2012年4月大選後爆發候選人預選舞弊爭議，認為必須成立新黨改變形象的 成員組成「進步正義黨」。在2012年12月大選前夕，統進黨和進正黨分別宣佈支持自由派的民主統合黨總統候選人文在寅。進步新黨殘部支持號稱勞動 者獨立候選人，以得票低於1%落選。在極右的社會氛圍和不斷右傾的社民政客的領導下，韓國工人還沒有屬於自己的政黨。參見〈走到十字路口的南韓 進步政黨運動〉：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16137 和〈工運動能與韓國勞工政黨之演進〉：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9927 ； 另外，民主勞總自2012年11月起，就因內部對立而不能選出領導層，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參見〈果てしなく墜落する民主労総、指導部空白6か月〉： http://tinyurl.com/qfy7vzu [21] stats.oecd.org; ICTWSS database. [22] 巴西工人黨在2002年執政之後，除了實行基本社會保障之外，延續了所謂「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遵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各項指示，大力扶助大 財團，促進土地兼併，以大力出口農產品和天然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工人黨高級幹部進佔各級政府的主要職位，爆發多起腐敗案件。經濟發展使 大量民眾脫離貧困線，但社會極度不平等的格局依舊。參見倫敦《經濟學人》對盧拉政府的評價：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147828 [23]潘文翰等著：《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香港：進一步，2012年，83頁 [24] http://tinyurl.com/oqfbbfq [25] http://tiny.cc/zjww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