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青年貧窮化：從服貿協議爭議中 窺見本土金融巨獸

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所引起的爭議至今持續延燒，在首先由部分資本家發難，進而引發社會以及輿論夾雜著對「中共／中資／中勞」三位一體的反射性恐慌所造成的反彈聲中，國民黨從原先打著火速於立院全案包裹表決的如意算盤，目前看來似乎已決定以時間換取空間；擴大舉辦所謂與受影響產業界資方進行對話的公聽會，表決進度則被延至下個會期開議後再行處理。

對於整部服貿協議以及其所衍生的「兩岸經貿整合」的全面評估與批判，所需要的篇幅恐將遠超出這個專欄適合的文字量，因此，筆者在此只希望針對此次服貿中有關兩岸金融服務業資本往來所衍生的一些討論，嘗試拋出一些可能可以進一步反思的觀點。

對於反服貿的具體論證中，現階段眾多論述都不約而同提到了此次協議（中方所謂「讓利」）最大的受惠者，當屬台灣大型金融資本。然而筆者同時也注意到，在一些民間團體針對金融產業討論中，談及台灣金融資本因協議而赴中投資的描述上，事實上並無太多對台灣（金融）資本進入中國的著墨；論述深度與廣度相對豐富的，反倒是來自於討論中國資本透過參股（即透過入股參與台灣公司經營）進到台灣金融服務業市場後，所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不過真正驚人的是，正因為這些反對服貿而發展出來相對細緻且值得關注的善意提醒，假若我們在思考時更加仔細與小心，就會在這些因服貿日後可能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所或許引發的負面影響的評估與擔憂中窺見，原來，台灣本土金融資本的巨獸，早已經在我們不知不覺當中，影響而宰制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各層面。

在筆者親自聆聽的一場座談會以及從媒體報導所得到的資訊歸納起來，反對中國資本進入台灣金融服務業主要有兩大顧慮；第一，因為台灣的人民在銀行的個人資料，可能因此遭到中國銀行的不當取得與使用。二來，無論是直接來台設立分行或子行的模式，或是透過參股直接投資台灣既有的銀行，中國資本進入台灣後，很可能藉著銀行貸款給個人或企業的核可與否、利息高低抑或是否在企業、個人經營遭到困難時以抽銀行為威脅、利誘作為手段，進一步影響台灣企業與資本家的政治傾向。

■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發言人賴中強（中）等社運團體2013年8月8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質疑服貿協議爭議未解，政府就用自由經濟示範區偷跑，恐使產業崩壞加速。（圖文／中央社）

聯合徵信制度的運作與弊端

首先，若非多虧了反對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的論述，筆者可能至今都還沒有機會了解台灣銀行業早已存在許久的聯合徵信制度的運作與弊端，銀行業所謂聯合徵信，指的是由各銀行業者聯合成立，將各家銀行客戶的授信資料集中處理與交換的機制。目前以財團法人名義運作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掌握了全台灣與金融機構有所往來的所有客戶的信用資料庫，內容包含各種基本資料、歷史授信紀錄、財務資訊；甚至小到個人的信用卡資料、持卡記錄、還款狀況，以及信用評分等等，一切的個人信用資料，全部掌握在聯徵中心的資料庫裡。

聯徵中心掌握了如此龐大而驚人的個資，只要中心的會員金融機構提出查閱申請，理論上就能從中心裡查到所欲查詢客戶的一切信用歷史紀錄。然而，聯徵制度運作理想上來說，須是實際向金融機構提出金融服務申請時（如辦信用卡或各項貸款等），金融機構才得以因信用評估的需要，調閱此潛在未來客戶的紀錄以為參考。然而，據說因為台灣的聯徵中心運作至今仍僅靠自律，因此，金融業者即便向聯徵中心調閱一名全然不相關的個人的紀錄，中心亦有可能在全面查核不易、成本過高的情況底下還是把個資交給了查閱的業者。

不過，這個擔憂並非未來式，而是早就已經屢見不鮮。筆者隨便查詢了一下歷年新聞，光是曾被披露過台灣的金融業不當濫用徵信中心個資，金管會或聯徵中心就已不只一次開罰了。8年前，日盛銀行、台新銀行與富邦銀行被金管會發現外洩客戶聯徵資料，不過卻只各輕罰了50萬元。2007年，則是聯徵中心發現外國銀行會員，嚴重不當查閱可能為成為海外客戶的個資而遭到聯徵中心處罰，然而外資銀行事後卻找上金管會與美國商會陳情抗議。2010年時，則是遠東集團徐旭東家族旗下的遠東銀行，將聯徵中心的資料直接提供給遠東集團合作的車商，而且遠東銀行早就已經是累犯，只不過，最後同樣僅將遠東銀行的消費金融部門停止查詢42天，連罰金都免了。這些被媒體披露的案例相信絕對只是冰山一角罷了。

再想像一個極端卻可能的假設，聯想一下，前些日子才被史諾登揭發美國政府透過與企業合作大規模監視、竊聽本國與外國人的爭議；因此，只要美國政府願意，事實上也絕對可以透過美商銀行在台灣向聯徵中心取得特定人的全部信用個資，以作為有利其使用的資源。

金融資本集團搖身一變成巨獸

而台灣的金融業在過去十年經過了幾次金改的擴張、整併與寡占發展後，每一家金融資本集團，事實上都已經是掌握台灣經濟與基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資本巨獸，以幾家最大型的私人金融資本為例，光國泰金控、富邦金控與中信金控，每一家金融底下都是擁有超過千萬以上客戶的機構，事實上，這些集團甚至不需要向聯徵中心調閱，就已經各自掌握了台灣近半人口的個資了。而我們甚至可以合理推測，如此殘破不堪且長期缺乏制度的聯合徵信系統，想必是刻意地被台灣本土金融資本集團所共同保留下來方便作業的成果，才會長期都無法改善。

其次，另一個提醒與憂慮則在於，認為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後，很可能會透過掌握資金借貸的權限，進而介入台灣的社會與政治事務。相較之下，這個影響層面可能更為具體易懂，不過同樣很遺憾地，它在台灣也已經是現在進行式。說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各自都曾透過對金融機構的影響力，直接或間接示意希望金融機構貸款或不貸款給特定人與企業，我想很少會有人能夠否認。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台灣出現多次涉及到金融機構經營權之爭時，我們總是可以看到政治力（尤其是執政一方的政治力）被引入公開或半公開介入的鑿痕斑斑。

事實上，以台灣目前幾家龐大金融集團的實力與能力，檯面下與主要政治人物與主流政黨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說沒有介入影響台灣的政治領域，恐怕也是說服力極低。最主要的在野黨之所以不能也不願提出退回服貿協議，而僅曖昧地喊出的逐條審查，甚至出面定調支持所謂的「自由貿易」、將反對的焦點僅擺在程序正義面，再輔以挑選出少數可能受影響的產業裝飾點綴，恐怕也很難不被聯想與金融資本集團的私下綿密的政治運作有直接的關聯。如此，諷刺的是，尚且還輪不到中資，說本土資本是台灣僅存得以莫名自豪的形式民主的最大敵人，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於是乎，倘若我們將反對服貿協議中針對金融業的論述反覆思量，也許就會驚覺，在我們想像中資進入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前，台灣的本土金融資本十年來的每一天已經身體力行地示範過了啊。那麼，反服貿，也就意味著必然需要先反對台灣本土的金融資本集團，或許就像一位朋友說，我們需要問問自己的是，真的做好準備要和台灣的資本集團宣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