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16
與我之前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
島嶼上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
在分析與批評之前，我有責任陳述我努力順著作者的理路所得到的理解。
一、
應該是對流行於當代台灣（尤其是文學界）的「後殖民論述」的浮華無根有一種深深的不滿，吳叡人要為他自己的後殖民論述尋根定錨。他的意思很簡單、也很合理：現在的後殖民論述必需要和之前的反殖民經驗／論述有一個深刻的連結，唯有在此一連結上試圖超越之前「反殖民」的種種限制，才真叫做「後殖民」。這個意思被紀錄在他的「論綱」中的第一條。
因此，吳叡人相信有必要回到過去，重新檢視台灣的「（被）殖民」與「反殖民」經驗。而他發現台灣的殖民經驗有兩大特徵：貫時性的「連續殖民」經驗，以及共時性的「多重殖民」經驗，前者指的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後者指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的多重，例如漢人既是被殖民者──相對於「清帝國」，又是殖民者──相對於原住民。而漢人之間又因先來後到而有「土著化了的」漢人（即「本省人」）與「正在土著化中的」漢人（即「外省人」）。這造成了台灣社會的認同分歧，但他估計分歧不會長久。
島嶼上可以分辨出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分別是「原住民民族解放運動觀點」、以「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觀點，以及「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它們分別表現了三種反殖民經驗：原住民未完成的「去漢化」、「本省人」未完成的「去中國化」，以及「外省人」未完成的「去日本化」。
吳叡人書寫出了這三方，不僅指出了「吾人難以使用單一觀點來界定台灣之『後殖民』」，並同時也指出了這三方還可以為台灣帶來「多元的歷史教訓」。他似乎對這個「多元」是重視的，因為他反對「融合說」，而要「尋找這三種互有矛盾之歷史意識之間論述結盟的可能」──雖然，他強調這個結盟的尋找得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這是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核心，他試圖超越既存台獨派以「本省人」（或「福佬人」）為單一主體意象的共同體想像。他要將原住民，以及「外省人」，給納進這個他所欲求的「台灣民族主義之重構」。這個重構是「激進的」，因為「它試圖經由吸收異質乃至他者之核心要素以重構傳統。」
台灣：普世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這三方都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教訓」。
「本省人」的台灣民族主義，從歷史上看，有兩大「積極的歷史教訓」：「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以及「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前者指的是在台灣反殖的歷史中有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傳統，用西方人的進步的現代性（所謂「作為解放的現代性」）來批判殖民政權傳統性或是來自西方的反動性（所謂「作為規訓的現代性」）。吳叡人說，這是一個「混血」的策略。至於「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吳叡人的理解是台灣在1920年代以來右派吸收了左派的階級觀點，把民族解放也加入了社會與分配意涵，而非只是國家打造。
▲2002年10月17日，立法委員蔡同榮（右）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強調只有不認同台灣的統派人士才是「外省人」。（圖文／中央社）
而1980年代以來的原住民運動的重要歷史教訓則是：「在論述上確立了原住民之『民族』地位」──「『台灣人』如今是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構成之雙民族共同體。」
而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是有用的，因為它「提醒」了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性論述必須同時建立在相對於中國和日本的自主性之上。」
在這三種「歷史教訓」之上，吳叡人提出了「相互解放論」，其內容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相互解除殖民，對等結盟，共同建構開放主體──「期待台灣人全體的相互解放」。而這個工程的核心則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台灣不必把自己想像成是中國的對反、日本的對反、漢族的對反，或西方的對反──「台灣就是台灣」，而這個台灣是「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
二、
在努力貼近著吳叡人的理路進行理解之後，我是能稍稍體會為何我的學生會說：「總覺得吳叡人的文章看來很有道理，但又覺得很有問題，而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下面，我要指出問題出在哪兒。我相信，我的批判性分析對於那些不僅僅是依賴感情或是信念而行的人，或許會有些參考價值。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關於「連續殖民」這個提法。吳叡人說：「『連續殖民』是台灣在地緣政治上作為多中心之共同邊陲的結果」，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而冷戰則又使「台灣置於美國保護下自中國本土流亡來台之國民黨政權的少數統治之下。」
吳叡人的這個說法遭遇到相當多的嚴重困難。首先，他任意使用「帝國」這一概念，將非常不同的政治宰制型態混冶一爐，好比，作為一個傳統政體的帝國如清朝，如何能和現代的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如日本，雞兔同籠，均謂之「帝國」呢？在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民族國家體系，以及以現代合理性為基礎的高度治理能力……之下的殖民，和在頹敗的古老帝國的清朝統而不治之下，在人口巨幅成長之下，在耕地極度不足之下，而進行的維生的、「自發性」的流亡與遷徙的民眾行動，可以併為一談嗎？
如果渡海來台的先民可以理解為清「帝國」所推動的殖民人口，那麼整個清朝中後期的歷史是不可解的。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能怎麼看待呢？他是清帝國從廣東動員到廣西的殖民者嗎？「跑關東」的河北山東民眾，是「清帝國」動員漢人到他們滿人的「龍興之地」的殖民者嗎？還有，整個清中末葉的往東南亞的大量福建廣東移民也可以如吳叡人這麼看待嗎？吳叡人的概念任意性，讓我們反省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西方概念的「帝國主義」或「現代帝國」很難就這樣拿來讓我們隨意亂套歷史。這樣亂套，本身就是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吳叡人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似乎與他自認的「解放的歷史政治學」有一深刻矛盾。
吳叡人混淆了「帝國」與「帝國主義」。而正是因為他的概念使用是如此之任意，我們似乎也就不必驚訝於他，為了辭氣的緣故，把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率爾牽拖為「次帝國」──那個疲竭崩離於對日抗戰、國共內戰、正當性垮台，與金融崩潰的政權嗎？又，它「次」於那樣的帝國呢？隨即，我們更驚訝於，美國並不在這個帝國家族中，而只是那置台灣於其「保護」之下的那個國家。因此，當吳叡人將台灣比喻為「帝國夾縫中之碎片」時，擠壓台灣的斷層並不包括美國。
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感情結構
其次，就算是史學門外之人，也不免會順著吳叡人所給出的說法，追問「明鄭」的問題。但吳叡人令人好奇地避不談明鄭。什麼原因呢？是否是因為明鄭恰恰是「中華帝國」將西方帝國主義荷蘭殖民者給從東亞島嶼驅逐出的一個中國政權呢？吳叡人無法或不願面對一個問題：清帝國「吸收」台灣為其一部之前，「台灣」是什麼？難道不是中國人打敗了西方殖民者之後所經營的一個奉明帝國為正朔，保留華夏衣冠的政治實體所在之地嗎？
▲2009年8月27日，金門各界舉行紀念明代延平郡王鄭成功385週年冥誕暨石雕聖像落成典禮，大陸南安市致贈金門縣的9公尺高鄭成功石雕像，落在金城鎮建功嶼旁，氣勢雄偉。（圖文／中央社）
不提明鄭，他就可以把「反殖民」的歷史起點訂在清帝國將台灣「吸收」的這一時間點上。這個「起點」提法很有趣也很複雜，因為吳叡人似乎處於一種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有可能有一種漢族中心主義的對滿族清朝的鄙視，類似明清之交時日本與朝鮮的「華夷變態」立場，對於明亡以及同時的「台灣陷落」有一揪心之痛（註）。但他又時刻禁制自己面對並處理自身對「明帝國」或「明鄭」的歷史與認同問題，因為一旦那樣做，那就將和他「論綱」的基礎「台灣主體」，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台獨論述裡頭那非常內在但又極端被壓抑的一種「漢族帝國文明」認同，是迄今沒有被展開的一條探究線索。
的確，即使是在明鄭治台的過程中，漢人對台灣原住民一定也展現了某種類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宰制關係。因此，如果要邏輯通透地論述台灣史裡的「殖民與反殖民」，且能夠首尾一貫展現吳叡人「連續殖民」這個概念的一致性的，唯有從一種原住民史觀才能說得通。但可以想到，這個史觀在這個「論綱」中只被「拿來」當作花瓶。
人們率爾以現在的政治立場論述台灣，但一旦認真將這個論述接連上歷史，那就經常難以自圓其說了。這是「回溯派史學」或是「歷史政治學」的共同難題。
在吳叡人沒法把歷史說清楚時，他選擇的方式是拒絕歷史且拒絕分析，而退隱到一種文學手法──「隱喻」（metaphor），因此，他的「連續殖民」說法所依賴的不是具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的群體間的歷史與社會關係，而是台灣作為一個抽空歷史與社會關係的「空間」概念或隱喻。當他說「台灣經常是母國同時進行剝削與移民的對象」時，我們要注意到「台灣」二字的非歷史性、非社會性，與拒絕分析性。以空間隱喻代替了歷史的、社會的關係時，所有需要知識與思想介入的困難問題，就被一種感情超載的圖像或圖騰所替代，從而使「歷史書寫」賴以出發的動力只能從感情與感受汲取──這個島嶼如「孤兒」般的苦難、沒人「疼惜」的悲哀，以及一種背負十字架的道義……，而凡此恰恰是這些年來被台灣民族主義所建構出來的一整套感情結構；它形象地表現於民主進步黨的黨旗上。
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
三、
之前我在整理「論綱」的主旨時，感覺到吳叡人想要進行的是一種超越獨派的思想工作──他要「激進地改造台灣民族主義」。他要在三種「族群」的三種歷史意識之間進行「論述結盟」，找到「可以相互連結的」理解與教訓。但同時，吳叡人再三強調這樣的一種「結盟」是有前提的──是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於是，我們突然瞭解了，誠實的吳叡人為何會為這個「論綱」下了一個他從來沒有加以解釋的副標：「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因為畢竟，「台灣主體」這個核心名詞是有「黨派性的」，它不指涉原住民，更不指涉「外省人」，而是指涉「以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它「源起於192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
因此，吳叡人所謂的「對等的」「論述結盟」其實是一個無法成立的說法，而僅僅有修辭上的意義，禁不住分析。不算是玩笑話：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後」不是「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之類的「後」，而是「後生」的後。當吳叡人在「論綱」的開頭寫下「後殖民主義源於反殖民主義；它是反殖民主義的延伸」時，我們起初的一種理解──後殖民主義應該尊重殖民與反殖民時期的歷史對自身的構成或限制效用時──其實是個誤解，他真正的意思是，再怎麼「對話」或「結盟」，也別忘了我們當今的「後殖民」是有父系繼承的，是有爸爸的，而爸爸即是「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
因此，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是一種認「族群民族主義」為父的後（生）論述。因此，當他說「相互解放」時，他必然是矛盾的，因為誰解放誰畢竟還是不能亂來的！睿智的吳叡人，是自知他是大隱於「對等」修辭之後的那個黨派性（partisan）立場的──可別說我沒有跟你說喔！
這個父系繼承的堅持，使得吳叡人或許真正想要達成的對「台灣民族主義的重構」與「激進的自我改造」成為了不可能。何以故？有兩層原因。首先，這個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將會政治無意識地封閉於任何嚴肅的改造與重構的契機之外。吳叡人在「論綱」的最後，竟然提出了「台灣就是台灣」。試問，這樣的一種「同一性邏輯」和你宣稱的「重構」與「改造」不正是矛盾觝牾嗎？拒絕了「否定」（negation），吳叡人又如何能「重建非本質的、開放的台灣主體」呢？吳叡人陷入了無法解開的自我矛盾的危機中。
其次，這個不可能是由於吳叡人的世界觀──或，「台灣」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的圖像理解。吳叡人將「台灣主體」的本尊架置在「本省人」上的立論，倒不是根據族群或血緣本身，而是根據他以為的1920年代以來的台灣人反抗運動中的兩項寶貴累積，其一是「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其二是「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後者已有了邱士杰以史學為基礎的批評，他精準地指出了吳叡人「以『階級』為中介所欲求的，恰恰不是『階級』，而只是『民族』。」此處我們就不再談，只把焦點擺在第一項。
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
吳叡人要談的問題很重要，也就是「台灣主體」的「主體性」何在？而他是如此「透過歷史」來說明這個「主體性」的。他說，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都是「殖民的現代性」的體現，都想要調和傳統和現代以圖建立「民族的現代性」。在此條件下，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於是遠交近攻，援引了西方現代性，批判「不完整的」日本殖民現代性。「戰後台灣民族主義」也以「日本現代化成果為基礎」批判國民黨的「新傳統主義」。
於是，吳叡人認為他將西方或日本「去本質化」，指出現代性是二元的（因此西方有兩個、日本也有兩個），包括了「作為解放的現代性」與「作為規訓的現代性」。而「台灣主體性」就是棄西方的「規訓現代性」，而取西方的「解放現代性」。但無論是棄或是取，吳叡人雙目所視雙耳所聽的，也處處無非還是西方。這於是呼應了我之前在對〈賤民宣言〉的批評中所指出的：賤民也者，無非是不能沒有主人，最多只是在不同的主人之中選擇主人而已。這即是韋伯在論及現代無產階級時所說的「形式自由」。吳叡人應該是自覺到這樣的一種「殖民關係」，因此只有透過修辭方式，把「不得不」說成「選擇」。但修辭並無法解決主體性淘空的問題。
吳叡人沒有解釋「規訓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各自所指為何。這是一個奇怪的巨大疏漏。表面上看，因為他似乎有一種左右通吃的慾望，他似乎有可能是把左右翼的現代性規定或想像，都視為「解放的現代性」吧！但我懷疑。因為如邱士杰或是我都曾指出的，吳叡人是從右翼的「民族」立場來把左翼的「階級」立場給整編掉、給吸納掉，而非反之。他當然也不是真誠地在兩種競逐的世界觀中矛盾且焦慮地存在。
吳叡人對「階級」、「社會」、「分配」的處理是「拿來主義的」，是和他的論述架構缺乏有機關係的，例如他在「論綱」的第24／25條裡談到階級，但在之後的討論又完全丟棄了「階級」視角，從而，效果上使得他的「台灣人全體」變成了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這三個族裔的總和罷了。由於這個只有「民族」或「族群」的主導分析架構，我們不得不相信他所謂的「解放的現代性」其實並不包含那個左翼的、社會主義的解放傳統。
吳叡人想像他是在解構「東／西二元對立架構」，但事實上，他真正在做的還只能說是再度強化此一架構，因為他想像中的對立是「（台灣民族主義＋解放的西方）vs.規訓的西方」。這，稱得上是他所樂於引述的Nandy的所謂的「對殖民主義之跨文化抵抗」嗎？哪兒也沒跨，一腳又跨到西方去了。但這對吳叡人而言，是必然且不需抱歉的，因為「東亞論述」其實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滾他這些窮鄰居的蛋吧！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而那就是比較好的西方，或真正的西方。事實上，吳叡人的後殖民的「混血策略」，說到最後，是台西（美）混血而已，因為他所認同的世界並不多元，只有台、西二元。
殖民並不曾「後」過，正在殖民中。
後記兩點：
1 以後還有機會的話，我想就吳叡人所提到的由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所構成的「雙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的虛妄性。也許下次吧。
2 在我寫這兩篇評論時，我心裡有一個真實感受：為何像吳叡人這麼優秀的學者（至少相對於我所批評過的很多學者與「文字工作者」），會讓他的書寫產生這麼多的「問題」。我不認為這是個人的，最終而言，也不是「學術的」（當然就不純粹是「邏輯的─理論的」），而是一個時代的知識狀況以及一種知識─政治位置所制約的。在這種狀況下，「讀書、讀書、再讀書」，似乎也是無所助益的。我這樣寫，很容易被批評為「自大」，但知我者謂我心憂吧。
▲2002年10月17日，立法委員蔡同榮（右）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強調只有不認同台灣的統派人士才是「外省人」。（圖文／中央社）
▲2009年8月27日，金門各界舉行紀念明代延平郡王鄭成功385週年冥誕暨石雕聖像落成典禮，大陸南安市致贈金門縣的9公尺高鄭成功石雕像，落在金城鎮建功嶼旁，氣勢雄偉。（圖文／中央社）【註】我這不是自由解讀，是有文本證據的。無論在〈後殖民論綱〉或是〈賤民宣言〉中，吳叡人都沒有將台灣史上溯到明朝，但意味極其深長的是，〈賤民宣言〉的最後一節（XIV）出現了這樣的一段文字：「『風吹自由心』──南明朱氏的最後血胤在1683年台灣陷落之際寫下的絕筆。請容許我將這句詩，獻給這個不道德的世界中所有受困的，並因此被迫向善的，堅強而驕傲的賤民。」
回應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引用自 http://ppt.cc/3XrR）
掩耳盜鈴的沉默（又題：抓姦抓到夢裡面）
談趙剛「恐懼與混亂只有讓人不得自由」──評《自由人宣言》
文／台中婊妹
誰都不准罵中國。誰罵中國，我就罵誰──這是趙剛。
但是他很狡猾，他不直接「為中國政權辯護」，他走捷徑，他「反美」。 狡猾的本體是心虛。替中共政權辯護太難了，但是反美很容易。美帝之惡罄竹難書，怎麼罵怎麼有理，怎麼罵怎麼正義，甚至不需要太用功，就能罵得頭頭是道。只要將台派（台獨）抹上親美的大便，弄臭它，中國就乾淨了。中國對台灣之囂張的控制欲、痛苦的占有欲、變態的親情、無恥的購買欲…，在「趙剛style」之「反美書寫」策略中，隱匿至暗無天日的窖底。
於是趙剛這樣批評「吳介民等」的《自由人宣言》（×××等，這口氣，好像古時候的審判官啊）：另一個重要的沈默不語是關於美國的。…我很希望吳介民等能向我們進一步說明你們是如何看待「美國重返東亞」這一現象對區域的戰爭與和平的意義。
這是標準的趙剛style：人家說A，他說B，並且要求別人把B說完才准說A，否則就是「不進步」。總之，不准說A就對了！人家在修築防禦工事，以免大水淹進來（中共逼台灣接受政治談判，《自由人》試圖阻擋），趙剛帶著一張利嘴東嫌西嫌，問東問西，強迫你先回答他的問題直到他滿意為止，否則不准動工。──這是騷擾，惡意騷擾。逼你分心，疲於撇清與美國的關係，好讓大水淹進來。
既然提問的目的是騷擾，《自由人》當然不會中計，這一點，趙剛自己知道，於是他自問自答：顯然，對你們而言，美國在東亞的在場、在沖繩、日本與南韓的基地是必要的，因為它是讓東亞各國「不安」的「中國因素」的必要「制衡」。
這是誅心。
你們有沒有跟美國私通？有沒有？有沒有？……不回答？（其實是懶得回答）不回答就是有！（好啦隨便你，反正你只想定罪）反美不力，就是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幫兇！（誰有美國時間陪趙大老爺寫作文啊？）妳說妳沒跟他睡？證明給我看！…不，這樣不夠，妳得公開批判並且公然揭露妳與他的所有關係，這才足夠。
《自由人宣言》有自己的priority（首要關注），這可不行。妳不跟我回「祖國」，就一定去了他的豪宅！（我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家嗎？）妳表面沒去投靠他（美帝），心裡始終想著他，別說妳沒夢見他！
抓姦抓進潛意識，抓姦抓到夢裡面──這是趙剛。
其隱而未發的潛台詞是：你們這票美帝走狗。這種髒話，趙剛自己不必說，他的追隨者自會替他說，而我們都聽見了。
我們聽見了趙剛對中國的沉默，掩耳盜鈴的沉默。
這樣的沉默足以令人反問：敬愛的趙剛先生，您可不可以先回應一下，你是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亞洲之戰爭與和平的意義？針對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您的看法是什麼？（總不能老要別人陳述，而你盡享特權，只需站在道德高地，行優雅的提問、高明的解構。做人要有江湖道義，你脫一件，我脫一件，這才公平。）
趙剛說：「自由」、「民主」、「人權」…在吳介民等的話語中，都取得了一種絕對的高度、一種無可置疑的價值，以及一種傲慢姿態。吳介民有一種和龍應台一模一樣的「文明與野蠻論」，自居「文明」，鄙視對岸為「野蠻」──雖然這個詞隱而未發。（接著又誦經似的，熟極而流，罵起美國以「人權」之名，顛覆、侵略、施行「國家恐怖主義」的記錄）
小問題先講。吳介民等（借用趙剛的審判式修辭）談的「文明」，指的是，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衝突。但趙剛騙讀者沒讀過《自由人》，強行將龍應台這種喝國民黨奶水裝腔作勢的文化名媛「等同於」《自由人》，有夠詐，為的是把《自由人》推向比右更右的那一邊，說它「不進步」還不夠，還要說它傲慢、醜陋。
趙剛指控《自由人》以「傲慢與偏見對待鄰人」，沒資格追求和睦。巧的是，蔡大亨的中時與旺報也提出傲慢說，真是有志一同。他們狡猾地暗示《自由人》看不起中國人，把「批判中共政權」擰成「嘲笑中國人不文明」。挑撥離間，有夠詐。但旺中至少是坦白的，在批判《自由人》至結論處，圖窮匕現：不論是主權價值或人權價值，都必須在「一中」或是「兄弟」框架下才有融合的可能。──這些游走兩岸包攬特權利益的權貴，哪一個不親美？（國民黨的冷戰思維，從白色恐怖的恐共反共，至當今的親共媚共，其「右派保守的冷戰性」，本就一脈相承）然而就連這些人，就連極右的「旺中」，也開始操演起「反美反帝」的「左派」言論了。
回到人權問題。趙剛罵美國罵的都對（學術界有人專練這種獨門絕活），問題是，美國大欺小，以人權踐踏人權，怎麼竟然由「人權」擔起污名來了？「人權」被濫用、誤用，被帝國主義凌虐而失去了本義，我們應該把它救出來的，不是嗎？──小國小民族，以「人權」抵抗大國大民族，恰恰就是將「人權」從帝國的手中解放出來，不是嗎？「小國講人權」，不同於「大國喊人權」，當中的人權內涵也是不一樣的，需要由新的實踐來創造。趙剛是在不爽什麼啊？喔，不爽自由、民主是舶來品、美國貨。那，面對中共，面對政治談判的壓力，台灣不講自由民主，該講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中共倒是胸有成竹，對高教老師下了指令：普世價值不要講，要講中國特色；新聞自由不要講，要講黨管媒體不變；公民社會不要講，要講社會創新管理；公民權利不要講，要講社會和諧；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要講中國夢；司法獨立不要講，要講政法委辦案。
趙剛是批判「普世價值」的，他的追隨者也批判「公民權利」，嘲笑「公民社會」。趙剛對「專制政權對待人民的方式」保持沉默，對「權貴資本主義」保持沉默，對「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不置一詞。這樣的沉默──以趙剛的標準來說──就是默許，就是同意，同意限制新聞自由，同意黨政軍凌駕司法。這解釋了為什麼，當劉曉波被捕入獄，趙剛（與他的某些台社夥伴）拒絕連署聲援，而中國國族主義學者汪暉涉及抄襲時，他們又聲援得不遺餘力。
我想請問為什麼？請問趙剛，為什麼坐牢的不救，反而去救學術明星？這當中肯定有深刻的「思想進路」，超前的政治智慧，請趙剛大師解惑，請趙剛為自己的為與不為，給個說法。
除非趙剛（們）停止逃避問題，直面中國的現實，否則，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些自稱左派的不是假貨，而且是統派裡最壞的那種。
同場加映：
一、解析趙剛style分化術：
稱讚「台獨無市場」的姚人多，再親親「獨俠型台獨」的「港都夜雨吳叡人」，假裝自己不但不反獨，還很欣賞獨。因為他要修理的，是「外向性台獨」，他稱之「台派」。藉此，將「台獨」與「台派」疏離開來。
二、說說《自由人》的壞話：
「民主」確實不夠好，不夠美，身為人民，身為被統治者，我們確實有資格要求更好的。《自由人》追求的還不是大志（比如革命，比如台獨），只是小志（以人權防禦台灣的生活方式），它不是革命宣言，而是一套防禦性的行動方案，它著眼於現實，也受制於現實，只能在既有的選項當中，做出相對可行的選擇，所以一點也不酷。不過，《自由人》以「人民主權」意外地否定了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主權，倒是很激進。
三、婊妹自婊：
寫這種文章令人沮喪，只是陪「假左」鬼打牆。實在因為對方的打法太髒，逼得小婊也刻薄起來，失了厚道。但願我再也不必寫這種文章。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婊妹！您既然已經被捉姦在床，證據確鑿，就認了吧！光著身子罵街多難看！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自主公民進場 - 我們對全體公民的召喚
廖元豪 趙剛 陳宜中 三位作者皆為台社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成員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0489
凡是為了挺藍而倒扁的民眾，或是為了挺綠而反制倒扁的民眾，都不是真正的自主公民，因為這些在其他方面或許可敬的國人，把自身交給了一個外在的勢頭，放棄了對自身信念與行動的嚴肅思考，也放棄了對人民自身利益的忠實看守。
自主公民的首要外顯特徵，因此是：不如響斯應地為藍或綠背書，不機械反應地反藍或反綠，更不為一方打另一方。表現在外的這些行動特徵，反映了一個內在的清楚思考：如果公民沒有自主性，那將永遠是既存政權（不管在朝或在野）的偶具，供人驅策，犧牲的不止是自身的利益，並且是根本的公民主體。沒有自主公民體為基礎的體制，一定不是真正的民主體制 - 儘管有選舉、有政黨。自主公民也投票，但走出投票所，並不停止思考，也不閉上眼睛，更不閉上嘴巴；行屍走肉般地等待下一次投票的必非自主公民，反更像是千百年來有權者眼中的「小老百姓」。
民進黨執政的這六年，雖然號稱人權立國，高舉民主平等，但人民痛苦指數陡然攀升是一不爭事實。各種問題愈演愈烈，表現在高層政治腐敗化、政黨政治家族化、金權政治肌理化、貧富差距鴻溝化、兩岸關係敵對化，新聞媒體幫派化、弱勢群體邊緣化、人權保障書面化、多元文化口號化…等等。其中，人民對高層的失德、失言與失態的憤怒最為尖銳，因為那牽涉到社會人群文明與國家賴以存在的道德底線，這個憤怒表現在百萬人要求總統下台與「反貪腐」等消極訴求。
這些訴求雖然消極，但是，在傳統的專制、威權與家父長文化制約下的人民，能夠突破文化限制，提出「反對XX當家作主」的明確訊息，的確是自主公民的突破性進步。對這一進步提出質疑，無異於質疑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道理：一個政權得不到社會（或公民）的合作，責任是應該由政權來負，而不是由社會（或公民）來負。這是徐復觀先生一九四九年在《民主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對甫敗於國共內戰的國民黨政權所進的諍言，於今錚然有聲。
因此，無條件地支持執政政權，並對公民行動進行污名或反制，是一股與民主社會的理路自我矛盾的力量，也是公民內部自我摧毀的力量。對於這股所謂「人民的力量」，我們以民主之名格外籲請三思。
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無條件支持倒扁或是反貪腐的人民行動，關鍵仍在於它是否堪稱一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
一場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在這個攸關台灣民主前程的時刻中，必須要（一）具備超越藍綠的公民主體意識；（二）對藍與綠所共同構成的台灣政黨政治格局持高度批判意識。翻成白話，也就是呼籲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的兄弟姊妹們，倒扁與反貪腐只是消極或是表層目標，真正的目標是以我們公民為主體，促成現實兩大政治勢力的徹底改造。
我們要以集體的力量要求「後扁時代」（不管是多久後）的政治接班人（呂或是馬或是其他人）與政治勢力（不管是民進黨或是國民黨），以具體的承諾，挽救那被台灣的政黨政治接力糟蹋但所幸一息尚存的重要價值，其中包括：民主、公義、和平、清廉、法治與文化多元。
對於那些僅僅是為了挺馬或挺藍而倒扁的勢力，自主公民必須質疑，因為這些勢力只是利用人民的體積與重量壓垮政敵，但並不企圖思索並進一步確保繼之而起的力量會有何不同。自主公民的廣場行動一定不能只是倒扁或是反貪腐，這太消極了，倒扁必須與策馬策呂入民主與進步之林，雙軌並進；我們反對阿扁式的政治，在台獨這張空頭支票的掩護下，進行拍賣中華民國的黨派家族私政治，也同樣反對小馬式的政治，以維持現狀（即，不開支票）為名，進行沒有願景的退縮政治。
隔著層層拒馬與軍警，面對著日據時期的總督府與現今的總統府，廣場上的自主公民將展現其體積、重量與勇氣，促扁下台，但更應展現其公共智能，論述出後扁時期的公義與民主，以及與這些價值相關的具體訴求。只倒扁或只反那已經失過的德或犯過的罪，而不持續地對未來的政權戒慎恐懼，歷史將證明其為浪擲能量，甚或為大盜積。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婊姐、妹應該祇是吳叡人的粉絲吧！格調猥瑣，心態保守，使用與性有關的粗鄙言詞發洩憤怒，深陷 SM 的亢奮狀態，直接跳到結論代替推理，以逃避真正的辯論、爭論。不會是吳叡人本人吧？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一樓文章沒水準。不像是吳叡人親為，吳叡人雖然情感豐富，但不至於如此自毀形象。吳介民是溫文學者，也不會如此下三濫地死纏濫打。應是雙吳粉絲所為。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提到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暴行，大家立刻會想到的，恐怕是發生在大陸的「南京大屠殺」。 然而實際上，日本軍隊在台灣也曾經犯下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官方統計，僅在1898 - 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 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三萬二千人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
此外，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報告認為，在日本最初20年統治下，台灣曾有40萬人被殺害，遠遠超過台灣史上 (含光復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 的族群衝突受難人數。
日治前期25年日本連續施以血腥手段恐怖屠殺, 不是屠村就是抄家滅門。
日人屠殺台灣人的較知名事件（還有不計其數的小屠村未列表）
桃園三角湧大嵙崁大燒殺：罹難人數約22260人。
嘉義大莆林大屠村：罹難人數約4500上下。
雲林大屠殺：罹難人數約30000餘人上下。
蕭壟大屠殺：罹難人數約有27000人左右。
後壁林慘案：屠殺3473人。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366543/251
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第一件高等官懲戒撤職紀錄
http://www.th.gov.tw/epaper/view2.php?ID=97&AID=1317
《歷史月刊》
日本人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一) (二) (三)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I0002/109564/web/#02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I0002/110213/web/#02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I0002/110640/web/#02
《雲林時光》
雲林人不可不知「抗日篇」- 斗六、斗南、古坑、大埤
http://blog.yunlin.me/2011/09/16/yu-3/
雲林大屠殺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5%A4%A7%E5%B1%A0%E6%AE%BA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 既不可能超越歷史，又毫不虛無，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虛無主義」以「相對主義」、「折衷主義」、「調和主義」的偽裝，掩蓋矛盾，為帝國主義以及第三世界依附帝國主義的統治階層服務，「歷史虛無主義」是歷史小丑、歷史逆流。批判自以為超越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反省崇洋媚外、親美媚日的心態，反對基隆「祭祀法軍」鬧劇。
送呂厚庵秀才東歸二首
（清）林朝崧
海上樓船奏暮笳，傷心桑梓在天涯；江山錦繡開新國，文武衣冠少故家。楚客共知哀郢苦，宋人未悔畫淮差；同來避亂君先返，終老東籬莫怨嗟。
吾人聚散本難知，分手何須泣路歧；但使三生盟片石，不應一步阻雷池。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珍重萊衣歸故里，相思寄我采薇詩
《我有話說－祭法軍鬧劇 台先烈難安》
林光輝 霧峰林朝棟後人 2013-08-13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112013081300516.html
從台北走過一號高速公路北端最後一個隧道，就是基隆。130年前入侵台灣的法軍，就是在這個隧道上面的獅球嶺，與我曾祖父林朝棟的「棟軍」拉鋸半年，始終無法越雷池一步。「棟軍」鞏固了台北城內劉銘傳總部的安全，也讓台灣不至於像越南一樣，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為了攫取越南，於光緒十年（1884年）北上入侵台灣，由基隆登陸。孤拔率領以北非傭兵為主力的法軍，直攻基隆進入台北的門戶獅球嶺。林朝棟率軍死守，僵持半年，讓法軍付出慘痛代價。法國終與清廷簽訂和約後撤兵，這才結束半年慘烈戰火。
棟軍死守獅球嶺的英勇事蹟，載諸史冊。光緒十年十二月三日（1885年1月18日），劉銘傳上陳十一月廿五日（1885年1月10日）兩軍接戰奏摺指出：「臣查十一月中旬，法人增兵千餘，敵焰方張，窺探大水窟一帶山勢稍平，銳意必克。林朝棟督勇力戰一日夜，敵兵死傷狼籍，實足以挫其兇鋒。林朝棟為殉難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藎之裔，久孚物望。今復自籌資餉，帶勇五百人，經臣派駐暖暖，統率各團土勇，甫臨大敵，即能督戰有功，實屬忠義勇敢。」（請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傳》。）
當年戰死的法國傭兵與少數法國人多葬在基隆，棟軍雖收復失地，並未破壞這些法國傭兵的墓地，也因此今天基隆市政府才有機會演出祭祀法國傭兵「好兄弟」的鬧劇。
基隆市政府年年演出祭祀法軍的鬧劇，身為林朝棟曾孫，我不能不為曾祖父以及犧牲在獅球嶺的袍澤伸張正義。國族認同錯亂的台灣，鄉愿的、不明是非的對法國侵略者示好，這叫同葬基隆的我族先烈情何以堪？我只好藉貴報一角，對這些以自己生命保鄉衛土的台勇致敬。請安息吧，因為您們的犧牲，中華民族已經在世界上站起來了。
《失落的靈魂 扭曲的博愛》
林金源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2013-08-13 中國時報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3081300513.html
每年農曆7月，基隆法國公墓的普度已成為該地吸引觀光客與媒體注意的知名慶典活動。當年侵略台灣、戰死異鄉的法國「好兄弟」，不但被饗以紅酒和法國麵包，他們受到的關注，甚至遠超過抵抗侵略、為國捐軀、多屬台籍的中國兵。
化妝遊行更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創意」活動。扮演劉銘傳、慈禧太后、法軍將領孤拔的民眾，迤邐而行，一副世界大同景象。今年主辦單位雖因經費不足，但仍勉強租借英國禁衛軍制服，充當法軍制服，讓整個活動依然充滿「異國風味」。英法雖有百年戰爭仇恨，但是台灣的誠意與善意，仍讓法人欣慰。
早年發起這項活動的人士認為，普度眾生的理念，應無種族、國界甚至敵我之分。在基隆戰死的法軍，早成為台灣人的「好兄弟」。祭祀法軍，可以聊表台灣人「遲來」的關懷與接納之意。何況舉辦這類活動，也可讓民眾「了解」台灣歷史。
歷史的真相是，1884年法國為了搶奪越南，引爆中法戰爭。（清朝是中國朝代之一，不是國家名字。正如波旁王朝不是法國，漢諾威王朝不等於英國。日本稱日清戰爭、法國稱清法戰爭，都有貶低中國含意。國人應以中日戰爭、中法戰爭稱之，不該附尾自貶。）
越南原是自動內附中國的藩屬，法國因私利打破了中、越兩國的寧靜與和平。法軍拉長戰線，進攻基隆，奪取煤礦。劉銘傳銜命赴台，坐鎮基隆督戰。該年10月1日，法軍強登基隆，並把戰死官兵葬於二沙灣。次年中法簽定和約，法軍才從基隆撤退。我軍收復基隆後，並未破壞法軍墳墓，這就是法國公墓的由來。
法占基隆期間，當地居民逃亡一空。基隆淪陷前，劉銘傳擔心煤礦資源被法所用，只好自動毀壞採煤的機器、坑道，並燒掉存煤15,500餘噸。歷年建設，毀於一旦，令人痛心。
列強對我的傷害不止於此。劉銘傳主政之後，曾疏請填築基隆港口。劉去職，築港工程遂告停止。根據Davidson的說法，「基隆築港工程停止的真正原因，是清廷恐怕工成以後，引起外國覬覦，而且便其行動。」中國已經落後，但在自己的土地上又不敢全力建設，這種委屈與悲劇，孰令致之？
法國的罪行不止限於台灣，襲擊基隆之前，法軍就曾突襲福州，摧毀中國大小船艦20餘艘，福州兵工廠、造船廠及閩江沿岸軍事設施無一倖免。法軍勢如破竹，法國舉國上下人心振奮。孤拔成為法國民族英雄的代價，就是中國人的無盡苦痛。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列強欺凌超過一世紀。二戰結束，中國雖然勉強打敗日本，但是日本不但不服，至今也不曾道歉、賠償。西方列強基於己身利益與國際新局勢，雖然放棄以往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沒有一個國家為自己侵略中國的劣行而道歉。冷戰以來，美、俄、日等國甚至利用中國內戰，見縫插針，讓兩岸持續分裂。換言之，列強裂解中國的企圖與行動並未停止。但是生活在台灣的民眾，不但從不追究侵略者的罪行，反而以受害者的後代子孫，主動遞出橄欖枝，向從未道歉、賠償的侵略者，表達善意與博愛。以德報怨也許是高尚情操，但至少雙方應先把是非恩怨釐清，否則受害的羊根本沒立場、沒資格對侵略的狼以德報怨。
弔詭的是，台灣的善意與博愛是有選擇性的。侵門踏戶的法軍、殖民凌虐50年的日本，都可以被原諒，甚至被頌揚。但是未曾有一兵一卒登陸台灣的對岸同胞政權，至今仍是台灣仇恨最深的敵人。
法國博物館仍堂皇陳列侵華史實與掠奪物品的今天，台灣民眾卻讓劉銘傳和孤拔握手言和。孤拔與法國在台協會官員不但感到欣慰，可能還會竊笑。因為放眼古今中外，只有侵略者被迫要求道歉謝罪的，未曾看過受害者主動為侵略者開脫，甚至追念。台灣，真「好」，「好」到顛倒是非、喪失尊嚴，親痛仇快、成為笑柄。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美國原住民歷經「白人殖民主義」的種族滅絕屠殺，以及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壓迫，雖然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前撲後繼，世代傳承，但屢遭鎮壓。美國原住民至今仍然遭受深重的「民族」與「階級」雙重壓迫，即使身處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但除了少數和資本結合的原住民權貴外，絕大多數原住民政經地位低下、生活艱困，保留區 (Reservation) 宛如「第一世界」內的「第三世界」。
1973 年2 月27 日，約200 名「美原運」 (美國原住民運動，AIM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 成員在南達科他州 (South Dakota) 松樹嶺印第安保留區 (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 「傷膝」鎮 (Wounded Knee) 武裝起義，佔領了小鎮71 天，主要訴求有兩項，首先是美國政府必須履行歷史上和原住民簽訂的和平協定，而且要制止保留區內的迪克•威爾遜 (Dick Wilson) 憑藉著少數原住民右翼武裝 GOONs ( Guardians of the Oglala Nation) 恐嚇、謀殺反對派，以及選舉舞弊、貪污、濫權等惡行。由於媒體多同情起義的原住民，美國政府沒有立即鎮壓。
威爾遜系原白混血，可以說是當局陪養的原住民傀儡、奸細，美國政府統治原住民的工具，多年來橫行霸道，欺壓大多數原住民，前後有數百名反對者被謀殺。美國政府當然不會站在被壓迫的弱勢這一邊。「傷膝」起義隨後被當局武力鎮壓，鎮壓的主力是聯邦調查局 (FBI) 加上警察，但打前鋒的卻是由威爾遜帶頭的 GOONs。
「傷膝」起義被鎮壓後，威爾遜及 GOONs 在保留區更加氣焰囂張，聯邦調查局 (FBI) 在保留區內更是橫行無阻，肆意騷擾、侵犯原住民，威脅原住民進步人士和民權運動者，以致爆發 1975 年6 月26 日兩名聯邦調查局探員被攻擊槍殺的事件，當局更利用此事件誣陷「美原運」深具影響力的 Leonard Peltier。Leonard Peltier 是白狼張安樂的獄友，因此張安樂對「傷膝」起義的前因後果頗為知悉。
回顧歷史，「分而治之」一向是統治者壓迫者的慣用手段，例如當前美國以台灣牽制大陸，暗助臺獨、藏獨、疆獨，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漢奸的配合，來鎮壓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東南亞人民的反抗，霧社起義時，日本殖民當局利用原住民打原民。當前臺灣原住民要反抗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首先內部必須團結，並且聯合其他民族的被壓迫階級，如漢族工人階級與移工，共同奮鬥。
請參考
Wounded Knee incident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unded_Knee_Incident
Wounded Knee 1973 40th Anniversary Liberation Day 20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44ASHwBU_k
We Shall Remain - Episode 5: Wounded Kne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bxnuw0Dw0
'We Live to Survive': One Week with Lakota (Part 1 -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LWllQNS1c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THDYb1CVM
當前Pine Ridge 保留區嚴重的青少年幫派問題
Street Gangs of Pine Ridge : Documentary on Wild Boyz Gang in America's Poorest Count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0O0GDnvWB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zvfVTm2heU
Leonard Peltier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onard_Peltier
Leonard Peltier Defense Committee
http://www.leonardpeltier.net/
Campaign to Free Leonard Peltier
http://www.leonardpeltier.info/
Free Leonard
http://www.freeleonard.org/case/index.html
Leonard Peltier -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usa.org/our-work/issues/security-and-human-rights/leon...
Leonard Peltier
http://www.youtube.com/user/videosupport4Peltier
白狼談 Leonard Peltier
夜夜談 第23期 白狼張安樂的黑白人生（上）（下）-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vVRgNoWg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HrEGdeaAGg
令人感動的電影 描述「傷膝」起義的前因後果
Lakota Woman: Siege at Wounded Knee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X4fKNLepdM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Anthem by Sanny Levis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gJNwXzwdBA
Lakota National Anthe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0vfrxkrxg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 Grand Governing Council
http://www.aimovement.org/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社會主義啊，不是講出來的、寫出來的，要做出來的，要做的，要做啊！沒有做的話，沒有用。」「切切實實地作下去，要走入群眾，全心全意為群眾。」
- 陳傳枝先生在1994年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陳傳枝先生（1923-2013.9，五十年代「台灣省工委新竹鐵路支部案」受難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勞動黨黨員）。今年九月逝世。
龍紹瑞：『陳傳枝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竹南，今年八十八歲，老態很明顯，走路、說話，皆有不便，聽力極差；我跟他來往較多。陳先生妻子已過世，獨自一人住在台北南港的老舊公寓，屋內屋外都很粗陋，我所見的每一件東西都是使用多年，最新的物件大概就是亡妻相片和相框。陳傳枝愛看書，客廳角落的書桌上必定是攤開著未讀完的書報，桌前牆壁貼著一張大幅中國地圖。他眼睛壞了，閱讀十分鐘必須停下休息，仍然不斷地看，不斷地想，又經常緩緩走下三樓，搭公車去圖書館找資料。我勸他不要一個人搭公車，太危險，可是陳傳枝說，這是他生活中的必需。
每次我坐在他家裡，總會想起我喜歡的那首辛棄疾《清平樂》：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陳傳枝是這樣的人。他同我談喜悅、憂慮的事，沒有一件屬於他個人。陳先生曾前往大陸蘭州，發現荒涼少雨的西北地區在綠化環境，為此十分欣慰。他兩度去山西五台山，第三次再到該處，看見一些山地植樹造林，非常高興，過了許久還跟我講這事。每次我探望陳老先生，他也談社會主義，國際反帝等等，介紹我看某某文章、影片；說及國民黨對台灣的傷害，甚是痛心。
儘管陳傳枝理論水平並不高，但以他的出身，能有這樣的胸懷中國、心繫世界的氣度是不容易的。日據時期他在鄉下的竹南公學校畢業，繼續念高等科，然後進鐵路局當練習升、司爐、司機，在基隆至彰化的鐵路上駕駛火車。光復後，陳傳枝加入地下黨反抗暴政。白色恐怖中的「鐵路案」是個大案，不少人被槍斃。陳受到同志掩護，中共黨員身分沒有暴露，僥倖活了下來，坐牢十五年；即使出獄之後，他依舊受壓迫，以開計程車維生。陳傳枝說：政治犯返回社會往往找不到工作，因為警察恐嚇雇主。陳的兒子結婚時，來參加喜宴的客人也遭特務監視、作記錄。
[……] - 年前陳傳枝在圖書館跌倒，腦部損傷，大家以為他不行了，沒想到奇蹟地復原。[……]不過兒孫輩也常讓陳傳枝感嘆，因為他的政治理想不被了解。
有天我帶一位好友去看陳傳枝，那朋友是堅定主張台獨的。事先我向陳老先生打招呼，提醒他在談話中不要觸及中國統一、分裂的話題，免得破壞聊天氣氛，然而陳傳枝仍是態度誠懇地表達關於台獨的看法，批評了民進黨和國民黨。我們離開陳家說，朋友不滿地說：「他被國民黨迫害那麼久，居然還想做中國人。」我知道陳先生的心意，他們經過九死一生，長期生活於危險中，雖不再被黨組織所領導，依然自覺地作一個有作為的革命者，不放棄任何工作機會。這種了不起的台灣人在島內卻受到藐視誤解，台灣社會一定是出了問題的。
像陳傳枝這樣積極進取的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我見過數十位。[……]』
- 摘自龍紹瑞，《綠島老同學檔案》。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頁 4 - 6。
陳傳枝伯伯在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講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g8i8oeLpKI
工委會新竹鐵路支部案 - 陳傳枝訪問記錄
http://media.hcccb.gov.tw/manazine/2001-7-20/3-1.htm
風中的哭泣 - 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
http://media.hcccb.gov.tw/manazine/2001-7-20/index.htm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趙剛從未反對過公民運動。相反地，趙剛是真正的公民運動的支持者、實踐者。趙剛祇是誠實地指出公民運動(包括紅衫軍) 的局限性、兩面性，以及臺獨極右派對公民運動的滲透、利用。趙剛反核，但是更反對不反核的政客假反核、操弄反核運動。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告別藍綠 做個自主公民
2006/09/09 聯合報 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假如有一天，被質疑貪腐的對象是「馬總統」和他的人馬，那麼，是否也會發展出類似的（甚或更激烈）顏色對立與撕裂呢？
答案難以是否定的。或許一切都將雷同，不同的也許只是兩造人馬互換正負號罷了；今天的挺扁者將以今天倒扁者的理由與心情倒馬，今天的倒扁者也將以今天挺扁者的理由與心情挺馬。
這個倒盡胃口的想像，並不是要證明價值相對主義，恰恰相反，我們要不嫌晚地開始拒絕這讓台灣社會陷入對立癱瘓的「台式價值相對主義」（表現在「全民來拗」）。
為了社會生活得以存在的最低要求，公正廉潔與誠信等最低道德共識，必須存在。而如果「一個社會不可以不道德」的前提成立，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問：是什麼原因挫折了人們對於基本價值的素樸捍衛？要如何才能讓人們在基本價值之前不顧藍綠？
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可從台灣政黨政治表象之後尋找。台灣連續遭受日本法西斯殖民與冷戰下的國府戒嚴統治，悲劇地欠缺歷史機會，舒展出啟蒙社會鬥爭，得以使一代代的人通過對於封建、特權、家父長、威權與支配階級的鬥爭，而形成一種有基本現代價值信念與權利意識，能在公領域中衝突與合作的自主公民體。自主公民既然沒有形成，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的主體身分，就快速地轉轍到省籍意識上，依賴後者進行族類式的人我區分與動員凝聚。這個「省籍路徑民主化」能夠成功對抗威權，卻無法有效發展民主，因為勝利的後遺症卻是國人被撕裂，變成了私化的藍綠人民，在沒有道德共識的基礎上，入戲或旁觀那無休止的政黨惡鬥。
作為一種新興社會想像，省籍意識的核心卻是古老的家族意識，持續在政治與社會領域中進行「自己人」與「外人」的分判。「這個人說的是什麼」不再重要，反而是「是誰在說、以什麼方式說」頭等重要。
省籍意識和那以它為基礎的台版後現代視角政治的有趣結合，使得公民、公共論述、公共領域、公共性…等理念被弔詭地實質架空。架空的事實不留情地展現在日常語言中：「就算ＸＸ有問題，也輪不到你們外人說三道四」；或「你不可以胳膊朝外彎，幫著外人打擊自家人」。電影《教父》的柯里昂家族常有人這麼問：「你算在內，還是外？」在這裡，道理沒處可講，反對就是通敵。
今天的民進黨是一個利益綁架認同的「大家族」，面對質疑，竟也操弄時光倒流的「反對就是通敵」的白色恐怖邏輯，給紅衣人硬是扣上紅帽子。家族意識的黑幫化是今天藍綠現象的樞紐。當名流文化人憂懼並譴責公民行動的暴力可能時，可曾想到最大的暴力來自政黨家族化的不願講理與不能講理，卻巧於抹黑抹黃抹紅酖「不然你要怎樣！」
顏色之民是「私民」，顏色之理是無理。畢竟，理無不公。要超越政黨家族化與黑幫化，必須從一個自主公民的立場出發，論述公理。從這個觀點看，泛綠學者發表的〈七一五宣言〉，就不得不是巨大的自我矛盾，因為在談論公理的表面之後，卻頑強地捍衛一種家族邏輯：「這是我們自家的事，我們自己人才有正當性處理，至於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大家心知肚明」。就算這樣的論述有助現實目的（促扁下台）的達成，但生產這個論述的預設、邏輯與姿態，卻暗中顛覆了「公共論述」的基本理念，畢竟，公理是沒有顏色的，也沒有哪一種顏色人能宣稱對於公理有優先論述位置。
倒扁行動如果僅僅獲得了高層政治權力重組這一個「結果」，而不是這個社會通過一場深刻的啟蒙政治鬥爭的「過程」，讓它得以對某些基本價值重新認定並堅持，那都將是公民與公理的慘敗。敢以此理，提請自主公民慎察。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毛主席語錄張口來》
2013-5-21 紅色中國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9578
編者按：香港演員黃秋生2007年參演《老港正傳》，講述香港老左派的一生。以下是對他的訪談。
資訊時報：戲中你演的角色老左要背誦很多語錄，你有沒有通過參考一些文獻去進行揣摩呢？
黃秋生：我根本不需要揣摩，那些東西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張口就來！我現在就背毛主席語錄給你聽聽：全世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聯合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者！毛主席萬歲！”
資訊時報：你演這個角色受到過身邊的人影響嗎？
黃秋生：有啊！我有不少朋友，還有一些長輩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是一個怪胎，讀的不是左派學校，但也對那些經典著作非常熟悉，這是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的。
資訊時報：你曾說過《老港正傳》是你最滿意的一部作品，為什麼對它有這麼高的評價？
黃秋生：我說的是大實話，我最滿意這部戲。因為我演的這個角色是一個主線人物，時間跨度長達40年，我從頭到尾演得很認真，真的很滿意。
資訊時報：這個角色最打動你的地方是哪裡？
黃秋生：堅持，對理想和信念的堅持。
主持人：我在看您的資料的時候，您看過的兩個書是讓我覺得挺意外，一個是《毛選》，一個是《惡之花》。
黃秋生：《毛選》那有什麼意外，《毛選》那麼經典都應該看。
黃秋生：兩個人都非常的有批判性，可是毛澤東主席的戰略性比較強，就可以把它用到很多現在是市場裡面，戰鬥性，戰略性很強；魯迅的比較批判性、思想性、邏輯性的。說喜歡，為什麼喜歡呢？那就很難說，因為可能你的個性，你的成長的背景影響一個人喜歡什麼，有些人喜歡些軟軟的東西，有些人喜歡一些悲慘的東西，那就跟你的個性有關系了。
主持人：第一次讀到《毛選》的時候是什麼年紀，你還記得嗎？
黃秋生：很小很小了，那時候的買回來看的是分開的，就把每一篇分開賣的。
主持人：因為不能賣是嗎？
黃秋生：不是不是，是有一套，沒錢，分開買回來看一篇一篇的。
主持人：然後一看就喜歡了？
黃秋生：反正那個時候肯定要看《毛選》的，毛澤東的思想戰無不勝。
老港正傳 - 十年來我們究竟做過甚麼？-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aczXYnTRz4
老港正傳 - 家還需要一個女人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osRf7-0yOg
《星光伴我心》 - 《老港正傳》 主題曲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UO5yet6y_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cvJHtyb3R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tpJCJYqKvU
鄭中基 《星光伴我心》 // 《老港正傳》 主題曲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wPkkRQlPIg
黃秋生獨家訪問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8MwJ3nVdIo
黃秋生:"爛片之王"-楊瀾訪談錄-HD高清-完整版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Oe7RRAdmc
黃秋生 楊瀾訪談錄 (1 - 4)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_NdCJ3Z9Z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uIdEbDQFa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Aq5NZHTQ2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itOsZNpd0
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50WJutDP7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pX2sdyODR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r1Hlc4cBd4
我們必勝，港英必敗！
手持毛主席語錄，胸帶毛主席像章的左派分子在中環示威，與警察對峙
British Imperialism in Hong Kong Will Be Defeated！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ynxECh342TONTVUSEdpUGI2dmc/edit?usp=sha...
六七暴動，亦稱六七左派工會暴動，當時參與者稱之為反英抗暴，發生在1967年香港。香港親共的左派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感召下，展開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51人直接在暴動中喪失性命，另外超過800人受傷。
六七暴動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4%B8%83%E6%9A%B4%E5%8B%95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始末
前奏
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展開。各地紅衛兵四出，國務院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亦被奪權。12月，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一件警民衝突事件，引發澳門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澳葡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導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傷。1967年1月初，澳門左派發動罷市，中國更斷絕澳門食水供應。葡萄牙政府最後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並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香港的左派到澳門祝賀，同時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
經過1967年5月，位於九龍新蒲崗的新浦崗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5月6日包圍廠房的勞方與鎮壓的警察衝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傷，工會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翌日，工人與其他支持者上街集會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國大陸文革的做法，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黨口號。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示威者，拘捕127人。當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九龍宵禁。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國代辦提出抗議，並發動北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門外示威。部分群眾更於當晚衝進代辦的住所和辦公室。香港左派報章報導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學校學生在街頭向路人派發；中國銀行亦在中環總行的屋頂裝上揚聲器，進行革命宣傳。
5月16日，香港的親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鬥委會隨即以“反英抗暴”為口號，聯合各親共團體數百人，手持毛語錄前往港督府示威遊行，並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
之後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
5月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22日，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察及仍然行駛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警棍等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令警察疲於奔命。
7 月8日，約百名大陸民兵在沙頭角與香港的警察槍戰，五名香港警察殉職。人民日報再次發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論。香港出現傳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之後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粵語，是一種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了炸彈的製作工場。
7月至8月，警方以武力還擊，攻入各左派據點。8月4日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升機從天台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百貨所在的僑冠大廈。警方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包括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根據緊急法令，警方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發出煽動言論的左派報社；同時大舉逮捕左派人士，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之後被逮解出境。
六十年代反英抗暴是香港歷史很重要一幕，雖然群眾後來採用了過激暴力手法，引致無辜人士死亡，可是抗暴運動開始是正義的運動。對悲劇的發生，港英應負起最大的責任，香港左派領導人也要負起部分責任，人民大眾的行動卻理應肯定。可能一般大陸人民對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歷史認識不多，香港殖民地奴化教育也使不少香港年輕一代錯誤理解此事，過分正面評價港英的暴力鎮壓和統治。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狀況
大陸解放後，大批上海民族資本家和大陸人士移居香港，香港人口急速膨脹，從不到五十萬變成差不多兩百萬。香港原來只是英國在華不平等貿易中轉站和本地漁業港口，新增的人口對房屋和就業的壓力十分大。雖然來到香港的民族資本很快就開始投資活動，而且聯合國對我國的禁運很大程度幫助了香港的轉口貿易，但是還遠遠無法消化大量的勞動力，而港英政府也沒有針對性的房屋政策。所以香港在五、六十基本上是人浮於事，大量新移民在港九地區搭起了無數的木屋來居住，這些木屋區都是衛生環境惡劣，而且十幾人擠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裡，水電也不一定有供應。
除了生活艱難以外，港英政府在五、六十年代統治上還是老式殖民地思維。華人在政府裡只能做基層工作，也沒有任何發言權。民意只能透過港英委任的少數太平紳士反映，法律和政府檔都只有英文本，一般人民是既不理解，也無法爭取任何權利的，執法高層都是英國人或其它英國殖民地招來的白人，大部分有很重的歧視華人心態，對待華人自然是不聞不問。除了種族隔離式統治手法外，港英還沿用以華製華模式，連結華人黑社會力量來維持基本社會安定，造成了政府嚴重的貪污腐化現象，甚至英國委派的總督都牽連在內，上下無有不貪之官，員警、消防、水電以至醫務人員無不定期有組織的收受賄賂。據說總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離開香港時，光是隨身的財物已有幾千萬港幣之多。
六十年代初期，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社會財富開始高速增長，但是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也嚴重起來了。因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是老闆階級，特別是享有某些特權的香港英資財團。經濟的發展變化，通貨膨脹，雖然香港工資也有所增加，但是對於廣大的勞工群眾來說，生活負擔日趨加重，一家數口，單憑兩夫婦的工資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更嚴重的是，有一部份工人淪為失業者，流浪街頭，生活得不到保障。港英當局只顧掠奪錢財運回老家，不十分注重民生。為了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資，香港的工人不斷發生罷工。根據統計，從六零年到七零年，香港的罷工事件有一九三件。
港英壓迫左派愛國人士和一般工人大眾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後期，港英當局從不間斷地鎮壓香港的愛國同胞，發生了一連串涉及中英之間外交紛爭的事件。
港英當局縱容台灣當局在香港對新中國、香港左派機構的著名破壞活動有：
〈一〉一九五零年四月，台灣當局在香港啟德機場製造的爆炸事件，炸毀了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七架飛機，阻止「兩航」飛機歸還新中國。
〈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震驚中外的印度航空公司「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
〈三〉一九五六年一月卅一日，台灣國民黨的八六型戰鬥機在閩粵上空被中國空軍追擊，逃到香港，在啟德機場降落。港英當局不顧中國的反對和交涉，放走該戰鬥機。為台灣當局以香港作為對中國軍事破壞活動的基地和逃避場所，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類似的事件發生三次。
〈四〉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港英當局放縱下，台灣特務及在港黑社會人物在九龍及荃灣蓄意滋事，策動暴亂，襲擊左派學校、商店、工會，搶劫財物，毀壞屋宇，毆打無辜，這場暴亂共達三天之久，造成死傷三百餘人的嚴重流血事件。
港英當局親自動手鎮壓香港愛國同胞的主要事件有：
〈一〉強制取消、關閉香港華人製造業聯會等一百四十二個華人團體。
〈二〉遞解香港愛國學校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出境。
〈三〉一九五零年一月，港英當局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發生了「羅素街事件」，工會被封閉，工會主席劉法及十多名職工被遞解出境。
〈四〉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政府對香港電影工作者司馬文森、齊聞韶、馬國亮、劉瓊、陽華、白沉、沈寂、狄梵、舒適、蔣銳等十人，先非法逮捕，後強押出境，宣布『永遠驅逐出境』。
〈五〉一九五二年香港教育署修訂教育法例，有幾條對學校進行「政治宣傳」加以限制的條文，這些條文是港英政府「專政」的工具，用來鎮壓、扼殺親中左派的學校。
〈六〉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港英政府不准廣東的「粵穗慰問團」慰問東頭村大火災民的代表入境，製造了「三．一」事件，員警開槍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傷，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遞解出境。緊接著事件發生後，港英當局以「載煽動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報》所有督印人費彝民等人，並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
七〉遞解愛國警務人員曾昭科出境。
〈八〉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港英當局禁止香港新僑中學懸掛中國國旗和唱國歌。
〈九〉一九五八年八月遞解香港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離開香港。
〈十〉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六日港英當局出動員警強行封閉中華中學，毆打師生和記者。
除了以上的事件，港英當局處處以防止「政治宣傳」為理由，禁止中國大陸反映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電影在香港放映，一套有關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的書《紅旗飄飄》也不準閱讀，諸如此類的書籍，更不能公開販賣。凡是提到「共產黨和毛主席」，或出現毛澤東的鏡頭的電影都要刪剪。當年，歌星演唱電影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時，「共產黨的恩情」的唱詞也要改為「爹娘的恩情」。大型史詩記錄片《東方紅》可以在菲大學校放映，然而港英卻不准在香港上影。中國政府對港英當局的這些惡意行動，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只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抗議、再抗議、或提出「最、最最嚴重的抗議」。親中左派處於處處「挨打」的被動狀態，香港的廣大愛國同胞對港英當局的做法，早已不滿，為了支援祖國的建設大業，只好「忍氣吞聲」然而他們心中的反英情緒隨時可以爆發，一旦爆發，是山洪爆發、是不可阻擋的洪流。
反英抗暴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四月，因為香港經濟疲弱和通漲嚴重，關乎民生的天星小輪又不顧民意反對提出加價，獨立人士蘇守忠和有人在中環天星小輪碼頭髮起和平絕食反加價示威。因為是完全和平的行動，深受當時市民支持。港英當局不但不承認民意，還用暴力手段鎮壓。港英無理拘捕蘇守忠和其友人，引起了傷亡騷亂，而且在拘留期間對蘇等嚴刑拷打。蘇守忠的友人保釋期間還離奇在家裡上吊身亡，蘇守中也被判有期徒刑。對港英漠視香港人民心態和暴力鎮壓手段，廣大香港人民是敢怒而不敢言，可說是反英抗暴導火線的開端。而祖國熱烈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和澳門左派群眾一九六六年底反抗澳葡成功都是很重要的強心針，令想港左派冒進盲動心態越加嚴重。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香港華資擁有的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發生了勞資糾紛，工人為了要求提高工資舉行罷工。資方宣布停工關閉，工們人在工廠外圍設糾察隊，左派工人朗讀毛語錄。五月六日，資方在沒有法律、和罷工工人的允許下，擅自從廠裡搬出產品。罷工的工人和搬運的人發生了糾纏。港英當局，以維持秩序為名，出動二百多個武裝警察前往工廠干預。結果，警察和工人發生了衝突，警察打傷了許多工人，並逮捕了二十一名罷工的工人。事後，警方又拘捕了前往黃大仙警局探訪被捕工人的兩個工人代表和工會主席，並以「非法集會」的罪名予以控告。港英當局的無理、野蠻引起了香港左派不滿。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紛紛給予聲援，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警察繼續拘捕、又打傷前往慰問的香港工人，在現場採訪的香港新華社記者也被打傷了。於是，一場本來是簡單的勞資糾紛，就轉化成香港左派和港英的政治鬥爭了。
左派和港英當局的政治糾紛，這一回也不是首次。每次的政治糾紛，香港左派都能克制自己。例如：一九五二年港英當局製造的「三．一」事件，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傷，一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遞解出境，引起了《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被控，《大公報》一度停刊十多天。那時左派也克制自己，忍氣吞聲，執行北京所指示的充分利用香港政策。左派同港英當局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極左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且祖國熱烈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和澳門左派群眾一九六六年底反抗澳葡成功，令香港左派領導人冒進盲動心態越加嚴重，又可能邀功心切，全面對抗一觸即發。
港英和左派對抗升級
六月的香港，其局勢更加惡化。港英軍警不停地出動，不斷鎮壓罷工人。左派不斷發出戰鬥號令，罷工和示威的事件越來越多，其規模越來越大。六月六日晚上七時左右，近百名港英「防暴隊」和「水警」開到「天星」渡輪碼頭，摸黑把渡輪工人張貼的抗英大字報，標語撕去。工人立即採取針鋒相對的行動，從晚上十時起，各渡輪陸續停航，六月七日繼續停航，抗議港英當局一再無理撕毀大字報。
六月七日晚，「天星」渡輪，油麻地渡輪和九龍倉三個單位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太古船塢三千多任務人六月六日全部停工，抗議港英當局勾結這個廠的總經理卡索對工人貼大字報進行恐嚇。工人們迫使卡索等人簽字承認太古船塢工人鬥委會的嚴正要求，保證工人的正義行動不受干涉。
從太平山腰的瑪麗醫院，穿過九龍城隧道，到慈雲山徒置區地，港九各地在六月七日同時出現用油漆寫的中、英文標語和大字報「粉碎港英反動統治﹗ 」「清算港英百年債﹗」「打垮港英法西斯法令﹗」「港英必敗﹗我們必勝﹗」「毛主席萬歲﹗」一場規模空遣前的「迫害」與「反迫害」之間的鬥爭已經來臨。
六月八日上午，港英當局防暴隊襲擊了港英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以催僱彈、毒氣等武器鎮壓示威的工人。四百二十四個工人被拘捕，數十名工人被毒打重傷。工人徐田波在警署裡被活生生打死。當日下午，防暴又突然襲擊中華煤氣場，他們首先發射了二十多枚催淚彈毒，驅散示威工人，然而毒打，逮捕六十名工人。令人髮指的暴行，就是防暴隊開槍打死了工人黎松和曾明。
港英當局對付罷工工人，一方面採取暴力鎮壓的措施，另一方面，它串通資方威逼利誘工人，破壞工人團結。從六月八日起，英資太古船塢宣布其三千工人「暫時被停職」，以待公司改組，天星渡輪公司和牛奶公司等英資公司也開除罷工工人。罷工是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合法鬥爭的權利，港英軍警不停的血腥鎮壓，激起工人的無比憤怒，更多人投入罷工行列，六月十日，港英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任務人也加入罷工的隊伍，罷工浪潮更加洶湧澎湃。
六月廿三日晚，港英軍警悍然圍攻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軍警向工會不斷發射大量催淚彈、子彈，工會工人被迫以石頭，空樽作自衛武器，反抗軍警的進攻，雙方對抗長達七小時，軍警在一段時間裡幾乎用完彈藥，需要召叫救急單位趕送額外彈藥。它們攻占工會後，肆無忌憚搗毀。在這一場流血的衝突中，軍警當場槍殺工人鄧自強，拘捕七十餘人，又把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活活打死。次日，在中英加界的沙頭角群眾舉行浩大的遊行示威，港英出動防暴隊除了打傷，逮捕十多人，肆無忌憚地把催淚彈射到中國境內，導致三十多個人受傷，同日，在港九工聯會屬下六十四個工會的發動下，港九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貨倉和紡織等行業工人舉行聯合大總罷工。緊接著港九糧油，百貨，儀器，土產山貨，小販，南北藥材與出版印刷各行業也從六月二十九號開始罷市四天，聲援罷工工人。
從「五·二二」事件到六月底的，左派的鬥爭完全是澳門式。香港左派領導以為從街頭示威抗議開始，然後再發動一場大罷工和大罷市，令香港經濟社會癱瘓，港英將被迫接受左派提出的要求。事實和理想背道而馳，港英不僅絕不低頭，而且更加殘酷迫害，鎮壓左派群眾，六月二十九日，英國再度調動踞嘎兵增援香港。
二十年代省港大罷時，香港成為「臭港」和「死港」，港英嘗試了工人的鐵拳。戰前香港工人，多數家在廣東，工會罷工號令一下，馬上罷工，立即回大陸老家。六十年代，香港工人起了極大變化，其家庭成員都是居住在香港。參加罷工，就會影響家庭生活，這是許多工人的思想包袱，同時，港英當局狡猾地利用國民黨派自由總工會破壞工人群眾的大罷工，香港工委員會，幼稚的以為港英政府，類似澳葡當局，只是老弱病殘的沒有牙齒的紙老虎﹔港九工聯會策劃大罷工前，沒有好好地分析工人。
這次大罷工和罷市，沒有發生顯著的效果，更不能致港英死命。大罷市導致左派的許多文化機構自我暴露，為後來的統戰工作帶來了阻力，諸如以工聯會為幕後主持單位的《青年知識》月刊，一向在星馬廣受歡迎，因反英抗暴而遭東南亞地區政府禁止入口，藝美圖書公司也是參與大罷市，才暴露身份。
一場自由社會裡司空見慣的勞資糾紛，演變成大風暴，令香港經濟低迷，社會動盪，說明當時英殖民主義者無能。港英當局拋出一大堆緊急法令，出動軍警到處鎮壓，嚴重干擾市民的正常生活。為了貪婪的統治，統治者絕對不惜以武力鎮壓反抗它的人民，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如此這般的。武力的鎮壓，引起更多的反抗，這也是一條不變定理，六七年香港五月風暴也是如此。每天翻開報紙，一幅幅血淋淋，拳打腳踢的照片，撲入眼裡，一篇篇報導，引人深思﹕「他的頭撞擊我的警棍」之類的辯詞，令人義憤填膺。一群「官、津、補、私」學校(官立學校、政府津貼學校、政府補助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學生，終於拍案而起，投入「時代的洪流」。
六月二十二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裡散發傳單與標語。他們抗議港英的暴行，聲援左派的鬥爭，呼籲同學們參與鬥爭。同日，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他們的傳單宣告組織了反英鬥爭小組，支持香港同胞的正義鬥爭。
「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的造反行動，像一把刺刀插入港英的心臟﹔又如一顆炸彈在港英的教育堡壘內爆炸。它們一邊開動御用宣傳工具瞎說，那些標語和傳單是由外界侵入者「栽放」的，一邊立刻責令學校領導宣布，任何未獲學校批准而組織的學生團體都是非法的。充滿正義感的學生們藐視這道法令，反英鬥爭小組如雨後春筍似的，在「官、津、補、私」學校裡成立，幾乎每個校園都出現過「令人恐懼與沮喪」的傳單和標語。這些英鬥爭小組的同學們，秘密地讀左報，學習社論，共商對策。
港英當局胡思亂想，以為這些學生完全是受左報的煽動，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居然被左派一個月多時間的宣傳粉碎。港英的教育不是如此無能，一切都是港英瘋狂迫害和血腥鎮壓的反彈，「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有反抗。」 英皇、英仁、聖保羅男校、庇利羅斯女校和金文泰等屬於「官、津、補」的學校，左派報紙大肆報導過，事出有因，所謂「官、津、補」學校，是指官辦的，香港政府津貼和補助的學校。這些學校必須執行港英的指示和法令，鎮壓學生的新聞就多了。曾德成、何安頓和蔡文田都是來自官立學校的，他們曾因「反英抗暴」而入獄，在法庭上勇鬥港英法官，他們成為「官、津、補、私」的三面紅旗。
鎮壓不斷升級和運動走向過激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份是五月風暴的高潮時期，雙方勢不兩立，不斷出手較量，港英的所有警員都取消休假，甚至留宿警署準備候命。儘管港英軍不斷警瘋狂地左派機構、社團等。然而左派工會仍舊聚集?罷工的工人，他們每天都認真學習《文匯報》社論，他們在工會搞防衛工事，準備一切可能自己製造的武器，諸如﹕硫酸鏹水、磚頭、玻璃樽、鐵枝、水喉管、斧頭和小刀等，欲與軍警血戰一番。過激的人開始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文章，彷彿在城市裡搞武裝鬥爭似的﹔左派學生群眾神出鬼沒地在街頭示威和演出，大膽揭露港英的罪惡。港英軍警攻擊上水的一家商店，高年的東主馬金龍，敢於鬥爭，視死如歸，他是個左派群眾標兵，令軍警喪魂失魄的「馬老英雄」。「馬老英雄」單槍匹馬力抗狂敵，軍警苦苦圍攻了幾個小時，才攻進這家商店，馬金龍被捕了。
八月四日，港英當局出動了海陸空三軍，動用了直升飛機運載一千多人的英軍圍困北角的僑冠、新都城和明園三座民居大廈。筆者居住新都城。凌晨四點時，直升飛機的聲音驚醒了筆者，從窗口望見無數的直升飛機盤旋於上空，街頭上佈滿軍警，真如臨大敵。片刻後，直升飛機降落在三座大廈的天台上，開始挨門挨戶地搜查。凡是被發現家裡藏有「毛主席語錄」，都要被抓去。英軍用燃燒彈火攻華豐國貨公司，以它為立足點，亂搶亂吃東西，華豐公司受到嚴重破壞。動用了海陸空三軍，非法搗亂民居，抓走了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和幾個華豐工人，港英當局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英軍剛撤離後的不久，居住於北角的左派青年學生集合於華豐國貨公司前面，數百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嚴重抗議港英非法非法搗亂民居。港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毫不有嚇倒左派群眾。在這次示威中，掩護青年學生的工人們，開始用「假炸彈」，封鎖要道，讓軍警受阻。它為九月的真假炸彈陣埋下伏線。
在反英抗暴中，北角地區是活躍點，那里居住無數閩籍青年，閩籍人有愛國遺傳。從甲午戰爭、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到新中國革命，無數的閩籍人參加。集居北角的閩籍青年，大多數都勇敢地投入抗暴行列，站在街頭示威的前列。有些過激的人以僑冠大廈的福建旅港同鄉會為據點，他們搗亂電車站，向警車投擲汽油，巡邏車亦遭焚毀。
面對鎮壓行動的升級，香港左派出於愛國熱情、對形勢估計不足和盲動心態，作出了『針鋒相對，堅決鬥爭』的錯誤決定。此時港英開始大肆撞入民宅，逮捕左派人士，軍警，便衣特務任意在街道上搜身，毆打可疑的人，隨便開槍。左派受邊界衝突的影響，開始武鬥了，以為只有槍桿子才能迫使港英低頭認錯。左派群眾中開始出現『突擊隊』和戰鬥隊了，他們用『爆炸品』或『燃燒物』奇襲警局、政府建築物和英軍宿舍。八月十四日午夜，英海軍宿舍發生了巨大的爆炸，此類事件不斷發生。
八月十五日，港英又出動大批軍警在市內進行一系列搜捕外，又逮捕了五名記者，其中兩個為新華社記者，另外三個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同日，港英警察在拂曉前荷槍實彈衝入長城電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婦家中，並逮捕了他們。他們於五月間參加九龍英資青洲水泥廠外工人罷工的『慰問團』，以及曾經參加港督府抗議示威，成了『涉及當前動亂』的罪名，他們被關入摩星嶺的集中營﹐受到嚴重的虐待。
港英當局虐待被監禁於集中營的左派人士，功夫特別到家，例如在寒冷的冬天，不僅不許家屬送寒衣，而且開動冷氣機和電風扇，把刺骨的冷風吹入房間，逼被拘人士喝下混有頭髮的水，然後毆打嘔吐，嚴重損害食道和胃部，食物懲罰與強迫苦勞等，港英當局無人道的迫害，卑鄙罪惡，罄竹難書。十月廿四日，《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被捕人眷屬揭露港英的虐待，費彝民在會上嚴正要求港英政府善待獄中左派人士。該記者招待會讓全世界民眾知道『港英當局對付左派囚徒的暴行』港英政府酷刑愛國同胞，其罪孽也遭到英國議員猛烈抨擊，當時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狄理鮑訪問了香港赤柱監獄後，於八月二十四日發表談話說﹕『我認為香港青少年暴動者判罪並判長期徒刑是很蠻橫和凶狠的，特別是在他們的案件具有政治背景的情形下。』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東方與西方》一書，咒罵中國沒有人權，虐待犯人。他沒有回首看一看其老前輩如何對待被監禁的左派人士，港英政府是放火的『州官』。
香港商業廣播電台裡，播音員林彬是咒罵反英抗暴的最劇烈者。五月風暴剛開始時，林彬就充當了港英當局的揚聲筒，起初他負責在新聞報告後誦讀親英報章社評，而這些社評都針對當時的左派分子﹔其用語尖酸、刻薄，談不上是社評，只是潑婦罵街的詞眼。這些文章，其影響力有限，然而經林彬的誦讀廣播，成了街知巷聞。後來他又先後主播《欲罷不能》和《冷眼旁觀》兩個廣播劇，極力諷刺、誣陷、醜化反英抗暴群眾。林彬在其節目裡，謾罵參與反英抗暴的群眾是『無恥、無良、無能、污穢、邋遢、下流、賤格的港共分子』，《工商日報》罵香港左派為『左仔』的惡毒稱號，通過他的口，傳遍港九各地，家喻戶曉。林彬在其節目，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稍有文化知識的左派都知道，這決不是戰鬥，只是叭兒狗對主人效忠的表現。然而其效忠的低劣表現，對於下層勞苦的愛國工人，卻最有挑舋性和煽動性﹕它煽動起他們對林彬的仇視，挑起他們向林彬的進攻。有不少人寫信、打電話警告林彬，他居然在電台上叫囂道﹕『左仔，儘管放馬過來吧﹗ 』八月二十四日，在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北風吹襲下，激怒的左派群眾終於向林彬放馬過去，怒火終於向林彬燒起來。當天上午，林彬和他弟弟乘私家車上班途中，遇到一些偽裝修路工人，在馬路設置障物攔阻去路，當他剛停車打開窗口時，有人突如其來，朝汽車投入燃燒液體。瞬間，熊熊熱火燃燒，林彬和他弟弟被火活生生地燒死。雖然林彬立場站在港英無理鎮壓正義聲音一方，作出很多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言論，可是妄用私刑，暴力襲擊致林彬和他弟弟死亡這事，終究是不得人心和過激的行為。香港左派在這場運動中失去民心開始於此。
在「英國代辦處被焚」餘波影響下，香港反英抗暴，進入了擺真假炸彈、勇鬥法庭的新階段。擺放真假炸彈，當時左派稱為「波蘿陣」。反英抗暴的街頭示威，大多數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在風暴前階段的示威，工人們和老師都分散於示威附近的要道保護示威群眾。後來港英軍警在街頭隨意開槍，造成許多人的被捕。為了掩護示威群眾的安全撤退，工人在馬路上放炸彈，阻塞交通，使港英的軍警無法及時到達示威地點圍捕示威者。九月初，馬路上放炸彈演變成「波蘿陣」。左派的說：「波蘿陣是港英迫害的結果，而愛國同胞的行動只是為了自衛」。
「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的，」擺放真假炸彈，就是進攻。左派用繩子的兩端綁著馬路兩旁的交通燈柱，繩子中間吊起手提包或鐵罐，上面貼上『危險物，同胞勿近﹗ 』的紙條。發現的人報告警署處理，警察派出軍警和軍火專家封鎖馬路、引爆『危險物』，交通大亂，軍警疲於奔波。真假炸彈從少到多，放置的地方，從共公場所到電車軌道上、從警局門口到美國新聞處，從香港到九龍四處都有真假炸彈，這些可疑炸彈的邊貼上『同胞勿近』之類的字樣。接獲發現炸彈的報告太多，真假炸彈一律引爆，負拆彈的軍火專家分身乏術，甚至要派未受過正式訓練的警員去拆彈，混亂情況不難想像，硝煙滾滾爆聲響，確實害得港英軍警昏頭轉向。有一個英籍軍火專家在銅鑼灣被炸死，至於受傷的也不少。左派的「波蘿陣」連續搞了幾個月，最多日子，是十月卅日，共達一百多個，也淪落為濫放。有一個無知的小童被炸死，「波蘿陣」搞得草木皆兵，大家不安寧，市民首當其苦，左派在這裡完全失去了民心。
運動結束和後果
在港英強力鎮壓和左派是失民心支持下，反英抗暴運動在一九六八年初終於落幕了。但是香港的言論自由開始了，它打破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概念，青年學生開始關心社會政治。一九六九年，香港大學掀起改革大學運動，提出了建議三十九項。一九七○年，十七個學生團體舉行公開論壇，發動市民簽名，要求港英當局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當年十月，香港立法局通過了會議中、英文並用的決定。反英抗暴的運動，讓香港青年認識到中國與香港的密切關係，一九七一年，港英開辦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首次組團回中國大陸訪問。相比五十年代初，香港工聯會的領導張正南等人北上大陸旅行歸來時被拒絕入境的事件，反英抗暴的確促使港英無可奈何地改善對待左派了。反英抗暴中工人發揮的作用，港英看到了，它感覺到香港工人的強大力量，注意到要維持香港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對廣大勞工群眾的經過利益，絕不能漠然視之。『牧民之道，何為先﹖ 先利之。』港英當局開始了『與民同樂』的運動，一連幾個月在香港卜公碼頭舉辦了多次的新潮舞會，讓年輕人以發洩過剩的精力。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香港總督下令擴大以前不受重視的勞工處，設立新的總辦事處和分處，並決定立法保障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表示妥善解決勞資矛盾。同時港英當局在港九各地區設立了民政司處，溝通港英和市民的關係。一九六八年二月，香港勞工處宣布一系列的新勞工法規，大約有三十多項。其後又根據各方面的變化陸續加以修訂補充。到了一九七九年，港英頒布的勞工法規共有一五二項，使香港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到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水平。港英除了修改勞工法律，促使資方善待工人之外，也注重發展其社會福利，例如現行九年的義務教育，大興土木，幫助市民解決居住問題。而不受歡迎的港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也在一九七一年離開，換上開明廉潔的外交官麥理浩Crawford M. Maclehose。雖然港英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貪污腐敗是反英抗暴的源頭，鎮壓反英抗暴運動的姬達一九七四年重回香港，組織廉政公署，聯繫了香港政府裡少數堅決反對貪污腐敗的人，也拉攏招降了一批原來貪污集團裡的次要人物，展開了真正打擊貪污的工作。港英統治了香港一百多年，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都是貪婪的統治，邁進了七十年代，突然重視民生，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受到當年『五月風暴』的刺激，亡羊補牢而已。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紅色中國網
2014-6-30
毛澤東論漢奸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5
漢奸，國之賊也。中國歷史上，漢奸危害之大、之深，無不令人驚心。因此，對漢奸賣國賊，人民歷來是痛恨、痛打的，最著名的漢奸秦檜，至今還跪在那兒，漢奸是不能起來的，漢奸要是起來了，那我們的民族就要跪下了。毛澤東主席在對於漢奸也是深惡痛絕的，他在各種場合表達了這種態度以及對於漢奸應該採取的措施，今天讀來仍如警鐘長鳴。
1917年，毛澤東作《心之力》一文，文中多次提到漢奸，「有德者心力難濟，無德者霸擁民眾所賦世權以為私勢，神器私用，貪腐國賊舉家富貴，萬眾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則國力日衰，國力衰則國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內可誘發天在兵禍，朝代更迭，官僚、商賈、農工、學者盡難免沉淪;外可誘引強盜來犯，到頭來看，國賊、漢奸、軍民、學生均家破人亡。 」「 太多國恥未雪，蠻夷、豺狼、凶魔紛遝而至，國民皆因腐敗漢奸、軍閥、買辦所欠洋人無盡之亡國債務而自危。國債深陷，物價飛漲，民眾食宿艱難，災厄連連，何日可止?今滿清韃虜雖敗，可恨國、政、經濟均被愚昧獨夫、洋奴把持，國民心力沉屙羸弱，蠻夷惡敵肆意分割、吞併華夏，萬民為奴，國資殆盡。」「心力變新、強健者首應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懲治賣國、漢奸、洋買辦之洋奴愚眾，明戒不義浮財絕善終。」 「中華古國之敵皆為西方邪惡之魔盜與漢奸，萬勿混淆。」「留學列強之同胞須警惕邪魔強盜對我正義靈魂之誤導、侵擾，則各類洋奴、漢奸將無處安身，中華棟樑亦生自主自強之睿智。」「天之力莫大於日，地之力莫大於電，人之力莫大於心。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換代，為民謀福，懲治貪墨漢奸，又有何難!」「 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農林之福祉，興大國工業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為不可。 」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指出：「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無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賣國賊的戒嚴令，員警、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勢力、中國反革命勢力和中國革命勢力這幾方面的強點和弱點......就不會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林伯渠受毛澤東、朱德之托，代表中華蘇維在陝西黃陵縣黃帝陵舉行祭陵儀式，宣讀了由毛澤東撰寫的「祭文」：「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共向全國發表了號召抗戰的宣言，宣言中指出「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和一切日寇的偵探，鞏固後方。毛澤東主席于1937年7月23日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文中指出：「近月以來，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的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在需要實行的「辦法」中指出：軍隊方面要「肅清軍隊中的漢奸分子。」政治機構方面要「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外交方面要「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國防教育方面，要「禁止漢奸的宣傳。」經濟政策方面，要「在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主席為中央宣傳部門寫了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個提綱為當時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的擴大會議通過。提綱提出十大救國綱領，其中在全國人民的總動員中要求：「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在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方面，要「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還有單獨一條綱領為：「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提綱最後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願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尋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 (James Bertram) 在延安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的議題是「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毛澤東在回題貝特蘭關於政治上的必需條件時指出：「第六、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後方則肆行搗亂，並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在關於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在回答關於投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佈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在關於民主制度的問題時指出：「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
1937年11月中上旬，上海、太原失陷。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國片面抗戰可能的三個方向：「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漢奸和親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反對。第三個方向，抗戰和投降並存于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和親日派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的目的，因而實行其破裂中國抗日陣線的陰謀詭計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著，這個危險嚴重地存在著。」在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時指出：「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害怕戰爭對於他們的財產的破壞，另一方面害怕民眾的起來，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分子是堅決的。”
抗日戰爭初期，黨內外許多人只把希望寄託在正規戰爭上面，毛澤東于1938年5月寫下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遊擊戰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其中多次涉及到漢奸問題。在關於建立根據地的條件時講：「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要從這種鬥爭中去肅清公開的或隱藏的漢奸勢力，要做到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這個政權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它應該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反動派作鬥爭。」「保護商業應表現于遊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准沒收一家商店。」在論述戰略防禦問題時指出：「在反對敵人的工作中，地方戒嚴和可能程度的堅壁清野兩事是重要的，前者是為了鎮壓漢奸，並使敵人得不到消息;後者是為了協助作戰，並使敵人得不到糧食。」在論述遊擊戰爭的戰略進攻時指出：「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著恐慌情緒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著對於遊擊隊和根據地的仇恨，加緊地準備著對付遊擊戰爭。”
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著名的演講《論持久戰》，指出「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尋方面，人人得而誅之。」在預測戰略相持階段的情勢時，毛澤東認為「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明確了中共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報告中要求反對民族中的奸細分子：「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奸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託派、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奸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奸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奸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對於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託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党裡來。對於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鬆。不可因為奸細而把自己的党關起門來，大膽地發展党是我們已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奸細分子和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青年群眾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大會上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精彩演講，關於革命的物件問題，他指出：「現在的革命物件是什麼?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在談到革命的責任時指出：「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在湖南平江製造了「平江慘案」，屠殺了6名革命戰士，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慘案烈士的集會上，毛澤東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他悲憤地說：「現在應該殺死什麼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了兩年仗，還沒有分勝負。漢奸還是很活躍，殺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戰士，卻被殺死了。」「照理說，什麼人要殺抗日戰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殺他們，第二是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要殺他們。但是現在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漢奸佔領的地方，而是在平江這個地方，在抗戰的後方，被殺死的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塗正坤、羅梓銘等。很明顯，是那班中國反動派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來殺人的。」「他們幹什麼呢?就是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應該罰什麼人呢?應該罰破壞抗日、團結、進步的漢奸和反動派。」「同志們還要懂得，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了，國際帝國主義説明日本也更加積極了，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什麼是異党?日本帝國主義是異党，汪精衛是異党，漢奸是異党。」
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簽訂。毛澤東就此于1939年9月1日對新華日報記者作了「關於國際新形勢」的談話，在談到中國的前途時指出：「第一，堅持抗戰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妥協運動。不論是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打擊。」
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接受了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的採訪，在回答記者關於國民黨的「限制異党」問題時，指出：「什麼是異党?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党是異党，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樣的党，就應該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
1939年冬，毛澤東與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了一本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物件一節中，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分子當作革命的物件之一。」在中國革命的動力一節中指出：「地主階級是革命的物件，不是革命的動力。在抗日戰爭中，一部分大地主跟著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了日寇，變成漢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著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還留在抗戰營壘內，亦已非常動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一節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份。」
1940年1月，《中國文化》在延安創刊，發表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文章論述了中國向何處去、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及經濟文化等問題。在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于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作實業’。……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在解讀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時指出：「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嫌疑麼?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毛澤東于1940年1月28日向黨內發出指示《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指出：「我們的方針，就在於在全國範圍內一切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極力擴大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宣傳。」「我們應該在反汪運動中強調如下各項：‘(一)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漢奸汪精衛，打倒汪精衛的偽中央;(三)擁護國共合作，打倒汪精衛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衛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打倒暗藏的汪派漢奸;......(八)保證人民有抗日反漢奸的言論集會自由權;(九)鞏固抗日根據地，反對汪派漢奸的陰謀破壞;......(十一)發展抗戰文化，保護進步青年，取締漢奸言論。以上這些口號，應公開發布之。」「延安定二月一日召開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民眾大會。各地應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聯合各界和國民黨抗日派，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
1940年2月1日，延安民眾舉行了討汪大會，毛澤東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 反對反共頑固派》演講，一開始就指出：「我們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這裡開會，為了什麼呢?為了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又是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在聲討那些製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時指出：「不管他們心裡怎麼想，他們是在實際上説明了日本和汪精衛，或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暗藏的漢奸。對於這些人，如果不加懲罰，我們就是犯錯誤，就是縱容漢奸國賊，就是不忠實于民族抗戰，就是不忠實于祖國，就是縱容壞蛋來破裂統一戰線，就是違背了党的政策。」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其一曰：「全國討汪。查汪逆收集黨徒，附敵叛國，訂立賣國密約，為虎作倀，固國人皆曰可殺。然此乃公開之汪精衛，尚未語于暗藏之汪精衛也。若夫暗藏之汪精衛，則招搖過市，竊據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會。貪官污吏，實為其黨徒;磨擦專家，皆屬其部下。若無全國討汪運動，從都市以至鄉村，從上級以至下級，動員党、政、軍、民、報、學各界，悉起討汪，則汪党不絕，汪禍長留，外引敵人，內施破壞，其為害有不堪設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喚起全國人民討汪。有不行者，罪其官吏。務絕汪党，投畀豺虎。此應請採納實行者一。」在要求政府取締窮凶極惡的特務機關時指出：「為保存政府威信起見，亟宜實行取締，加以改組，確實特務機關之任務為專對敵人及漢奸，以回人心而培國本。」
1940年2月10日，《新中華報》刊登了毛澤東為紀念該報一周年寫的文章《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其中指出：「為了抗戰就要反對投降，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反對汪精衛的偽政府，反對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線中的漢奸和投降派。」
1940年2月20日，憲政促進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其中說：「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對於憲政的概念，毛澤東指出：「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對於政權的性質，毛澤東指出：「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党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的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但是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不但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作殘酷的鬥爭，而且須同頑固派作殘酷的鬥爭。」在關於建立政權問題中指出：「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只有漢奸和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該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真正的漢奸和反動派，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指出：「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的漢奸等)是進行鬥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在漢奸親日派中間，「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區別。」關於鋤奸政策：「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指出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派的階級，「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
1941年11月22日，延安《解放日報》刊載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談到了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指出「象魯訊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紅色中國網 2014-6-23
發行者: 遠航一號 原作者: 知行
摘要: 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來的，1840年諸多東漸的西學中，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成就了大功？標準的說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具備實踐性、革命性、科學性三性。真的讀點馬克思，讀點真的馬克思。真的。管用。不論是誰，全能神、輪子功還是馬列毛派內部，裝神弄鬼，終究沒有出路。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9653
"五四"運動前，魯迅先生寫了篇《科學與鬼話》，發表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說道："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眾所周知，魯迅先生是棄醫從文的，從理工科轉向文科。除日本河上肇外，他的轉向，代表著1840年東方重要代表的中國受西方侵襲後集大成的總結。"五四"運動在政治上遂成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來的，1840年諸多東漸的西學中，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成就了大功？標準的說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具備實踐性、革命性、科學性三性。
擱置實踐性、革命性不論，說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意思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兩或三門甚至更多門的科學。可是當今的中國，不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是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不同的馬克思之間彼此不通以至打架是普遍現象。搞科社的不研究馬經，以至搞科社的提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學"，並把它寫進了本科生人手一本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搞馬經的權威不以為然，有的甚至大光其火，可是，對於不教本科的馬經權威來說，在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方面，誰更務實呢？而搞馬經的，不讀共運史、不熟悉中共黨史，也不關心研究中國歷史的馬列五老後繼乏人，還得等小年輕的公務員寫《明朝那些事兒》來附帶地傳播一下馬克思。例如，五老之一 — — 翻譯了《資本論》的侯外廬的徒子徒孫今安在？搞馬經的不與馬哲溝通，以至不能把80年代中期中國馬哲認識論的價值論的重要轉向與馬經的研究結合起來，缺少了理解80後、90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把年輕人拱手讓給了新自由主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說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意思是科學與人文馬克思那裡是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文屬性與科學屬性是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沒有科學屬性是不可能帶給蘇聯革命和中國革命成功的，也不會讓中西方各類批馬反馬的怎麼批也批不到。要繼承馬克思，科學與人文相統一或說相會通是免不了的。
那麼，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是怎麼看待科學的呢？《德意志意識形態》說：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那就是歷史。科學就是科學史，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不僅社會科學如此，自然科學同樣如此，所謂數學就是數學史，物理學就是物理學史。
就以西方對自然科學與哲學關係的認識為例。科學哲學特別是代表人物的波普爾，很受新自由主義推崇。甚至有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弟子寫專著，從古希臘到現在地論述科學哲學流派與西方經濟學流派的一一對應關係。波普爾以為自己與愛因斯坦相熟，曾經坦言，他的許多工作實際上只是對愛因斯坦思想的一種哲學表達。可正如黑格爾所說：熟知並不等於真知。友好也不能代替相知。王小波最愛引的、開創了科學哲學的羅素也曾說：寧可讓自己的死敵哲學家來複述自己的話，也不願不懂哲學的好友來複述。
與其聽波普爾轉述，不如看愛因斯坦是怎樣論述哲學對科學的意義。他說，科學家"感激地接受認識論的概念分析；但是，經驗事實給他規定的外部條件，不容許他在構造他的概念世界時過分。因而，從一個有體系的認識論看來，他必定像一個肆無忌憚的機會主義者：就他力求描述一個獨立于知覺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論，他像一個實證論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論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發明（不能從經驗所給的東西中邏輯地推匯出來）而論，他像一個唯心論者；就他認為他的概念和理論只有在它們對感覺經驗之間的關係提供出邏輯表示的限度內才能站得住腳而論，也像一個實證論者；就他認為邏輯簡單性的觀點是他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效工具而論，他甚至還可以像一個柏拉圖主義者或者畢達哥拉斯主義者。"所謂"拘泥于一種認識論體系"，就是把某種哲學當作教條。可見，愛因斯坦並不認為只有某種哲學對科學家認識自然有説明，他是兼收並蓄的。愛因斯坦多大程度上認可波普爾，是一個疑問。
而以不變應萬變，守株待兔。教條主義又何嘗不是機會主義？工人階級的聖經第一卷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自由不對麼？第三卷又說：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自由不對麼？可是，把這樣的遠景當作現在或者不遠的將來，就對麼？可見，只有把自由放在一定的條件下討論，而不是抽象地肯定或否定，可能才會對我們現實的鬥爭有所助益。
真的讀點馬克思，讀點真的馬克思。真的。管用。不論是誰，全能神、輪子功還是馬列毛派內部，裝神弄鬼，終究沒有出路。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美國腐敗依舊隨處可見 民眾關注度超過反恐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4-04-03
美國聯邦調查局日前搜捕了3名涉嫌貪腐的公職人員，他們分別是北卡羅來納州 (North Carolina) 最大城市夏洛特市 (Charlotte) 市長派翠克·坎農、紐約州州眾議員威廉·斯卡布羅和加利福尼亞州華裔參議員余胤良。一時間，民主黨多名官員涉腐成為美國的新聞焦點。
據美國司法部公佈，過去20年內，美國共有2萬多人因腐敗被判有罪，其中，最近10年與前10年相比增長3.2%。2012年7月30日，全球著名調查公司蓋洛普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87%的受訪者認為腐敗是聯邦政府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美國民眾對腐敗問題的關注度首次超過降低聯邦赤字、反恐、社保醫療等熱門議題。以上資料表明美國國內腐敗現象依然很嚴重。
美國腐敗形式
近年來，美國腐敗案件頻發，歸納起來，主要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四種：
收取政治獻金 (Political Contribution) 。在每次選舉之前，政黨都要千方百計地拉贊助，拿了錢的政客上臺後自然會巧妙運作，在制定某些宏觀政策上向特定行業傾斜，或操縱政府為某些捐贈者謀得私利。這也波及了司法領域，極大地妨礙了司法公正。從美國近年來的腐敗案件情況來看，以政治獻金為誘餌進行權錢交易已經成為了美國腐敗的主要形式。
遊說交易 (Lobbying) 。遊說在美國由來已久，原本是指民眾採取各種方法向國會議員表達意見，保證國會立法客觀公正。但利益集團及大量資金的捲入改變了其本來面貌。利益集團高薪聘請擁有大量政治人脈的說客對國會議員進行遊說，促使其通過利於自己的法律。說客們為達到目的可能向議員們傳達片面或扭曲的資訊，甚至進行賄賂。
「旋轉門」 (Revolving Door) 現象 。所謂「旋轉門」，是指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的機制。一些公職人員在決策上傾向于某些利益集團，但他們在任期間並不收受回報。一旦離職卸任，這些人則會依仗之前對某些利益集團的恩惠而在私營部門謀得高職，坐享天價薪水。如內布拉斯加州有16名前議員連任失敗或離職後被高薪聘為大型公司的遊說人員，其中不乏煙草和醫療保險等特殊利益集團。
跨國賄賂 (International Bribery) 。雖然美國早在1977年就出臺《海外反腐敗法》以遏制本國企業在全球的行賄行為，但這部法律並沒有起到根治作用。近年來，儘管美國加大了對海外賄賂行為的打擊力度，但美國企業跨國賄賂之風依舊愈演愈烈。
美國腐敗特點
根據對美國腐敗現狀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的腐敗主要呈現出制度性、邊緣性、普遍性、集中性、國際性等特點。
制度性 (Institutionalized) 。政客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腐敗交易在美國已經制度化，成為了一種「合法腐敗」，確切地說，「合法」的外衣隱藏了這些交易的腐敗本質。在美國政治發展進程中，一些曾被看作是腐敗的行為逐漸演化成政治過程中的正常部分，比如利益集團可以向競選者提供巨額競選資金、可以邀請議員到別墅度假，為其服務的遊說活動也日益職業化和商業化。而這些都是權錢交易滋生的土壤。可以說，美國最大的腐敗就是將腐敗制度化、合法化。
邊緣性 (Marginal) 。美國腐敗的邊緣性有兩種含義。一是腐敗界限模糊。在美國，腐敗者往往把個人利益摻雜進公共政策之中，打著公眾福祉或國家利益的幌子來尋求私利，從而模糊了違法腐敗的邊界。二是公眾對腐敗的認知被邊緣化。美國現行的選舉制度本身就頗受非議，加之各種競選名目繁多，以至於選民大多認為非中立媒體的一些腐敗報導只不過是黨派競爭的慣技。由於民眾對腐敗報導的信服度較低，即使真實的腐敗指控也可能因為激烈的政黨競選變得邊緣化。
普遍性 (Universal) 。在美國，腐敗存在於從聯邦、州到地方的各級權力機關中，上至國會議員、下達地方普通公職人員都可能與腐敗發生關係。而且，從政治賄選到教育領域的貪污，從立法腐敗到醫療衛生領域的黑幕，腐敗已蔓延滲透到了社會各個行業。比如，美國各大醫藥公司每年要花費60億美元來進行他們所謂的「醫生培訓計畫」，接受「培訓」的醫生要麼會收到價值不菲的禮品，要麼可以免費享受豪華假日旅行，而這些花費自然會計入藥品成本。
集中性 (Concentrating) 。美國司法部發佈的1992—2011年間美國各級政府官員腐敗狀況的統計數字表明，聯邦政府的腐敗案發率最高，地方政府次之，州政府最少。可見，美國的腐敗多集中在聯邦政府、國會等高級權力機關，特別是在利益集團代言人或說客、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及其助手組成的「鐵三角」關係之中。此外，從各種分析資料來看，政治競選、政府採購、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也因其背後的巨大利益成為了腐敗的高發區。
國際性 (International) 。美國作為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之一，其國內的許多大企業都已發展成擁有眾多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跨國公司。這些企業為了獲取商業機會、贏得更大的海外市場份額，不惜鋌而走險，以支付巨額諮詢費、贈送有價證券、提供免費旅遊或考察機會等手段賄賂外國政府官員。這已經成為了美國公司海外擴張採用的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商業「潛規則」，同時也使美國企業的賄賂之風蔓延到了全球，呈現出了國際性的特點。
美國腐敗原因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公佈的資料表明，美國面臨著其獨特的腐敗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政黨選舉制度缺失。美國的政黨政治特別是政黨選舉的資助制度客觀上為腐敗創造了條件。隨著政府機構和職能的不斷擴大，政治競選日益激烈，所需花費也日益增加，候選人對金錢的需求使利益集團有機會向他們提供大量且違法的競選捐助。美國一些州對政治獻金沒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不限數額地資助政治選舉。政客們一旦當選，自然會投桃報李。因此，這種不受限制的捐贈很可能演變成腐敗行為。伊利諾州前州長布拉戈耶維奇所面對的指控之一就是非法為捐款人謀求利益。
司法體制存在弊端。美國是普通法系國家，立法和執法者享受很高的獨立權，受到的監管並不嚴格。比如，美國聯邦法官實行終身制，一旦任職之後，便不受任何管轄。而且，司法部門的選舉同樣也涉及政治獻金問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聯邦檢察官隸屬行政系統，總檢察長由司法部長兼任。由於檢察官必須接受司法部的行政領導，司法部長解除檢察官的職位就像一名其他部長解除下屬一樣正常，政治可能妨礙司法公正，成為潛在的腐敗誘因。
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夠。在美國，許多政府官員都有自己的法律顧問。律師不僅可以説明他們出謀劃策，還可以起到緩衝屏障的作用，盡可能將懲罰降至最低。而且，受到腐敗犯罪指控的官員多以辭職了事，以逃避進一步的調查。而他們轉身便可以到私營部門擔任高職，幾乎沒有什麼損失。比如，在價值30億美元的空軍採購合同中營私舞弊的美國國防部前高官達林?珠雲最後只被判處了9個月的監禁和5000美元的罰款，之後即到波音公司擔任高管。
政治人身依附關係的存在。在美國，政府官員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兩種。政務官具有濃重的政黨色彩，無論是民選，還是由選舉獲勝的政黨任命，其與當選政黨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人身依附關係。如果發現上級腐敗，一些官員可能因為曾經接受過其提拔之恩或害怕自己的政治命運受到連累而不願揭露甚至説明掩蓋其腐敗行為。
廉政風險防控問題重重。美國「州廉政調查」網站曾公佈調查報告，稱各州政府廉政風險防控不力，形勢堪憂。全美50個州中，沒有1個州被評為優秀，37個州得分剛剛及格，8個州得分不及格。（羅晨姿）
Campaign Finance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mpaign_finance
Corporate Donation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rporate_donations
Lobbying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bbying
Revolving Door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volving_door (politics)
List of United States federal officials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offense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ed_States_federal_officials_con...
List of United States local officials convicted of federal corruption offense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ed_States_local_officials_convi...
List of United States state officials convicted of federal corruption offense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ed_States_state_officials_convi...
List of federal political scand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federal_political_scandals_in_the_U...
List of state and local political scand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tate_and_local_political_scandals_...
The Corrup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 Wikipedi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zPNKcoyfAM&list=PLB4DC09A82E80C294
成龍：美國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
Jackie Chan: America is Most Corrupt In The Worl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I2JH8v4_hw
Analyst warns of corruption in US government - PressTV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4/05/26/364173/analyst-warns-of-corrupti...
Documentary: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0dDuGvQuE
Former CIA Officer Robert Steele On U.S. Government Corruption. Nevada Governor 2014 VanDerBee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KZ_uLKxF4
Robert David Steele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David_Steele
"New Democracy" - Stop Political Corrupt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TPc8QDSrYk"
Another U.S. Whistleblower Jailed? Investor Jailed After Exposing Corrupt Azerbaijani Oil Deal 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3gj4xc9my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ObFRF1WXL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bW3RFfJeE
Petroleum industry in Azerbaijan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roleum_industry_in_Azerbaijan
Jeremy Scahill on Democracy now legalized corporate corrupt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NQ4rI242wQ
Jeremy Scahill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Scahill
"Inside Job" Director Charles Ferguson: Wall Street Has Turned US Into a "Predatory Nat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yD4k-pumMo
Charles H. Ferguson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H._Ferguson
No End in Sight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_End_in_Sight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 1946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策略史》
張海濤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3 月
http://www.bhlib.com/pdf/097-hcs.pdf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老田：關於中國現階段階級鬥爭的幾點看法
2014-10-24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10-24/65840.html
王偉光的文章提到階級鬥爭和專政，這大大地刺激了黨內外公知們的神經，引起群咬和圍攻。其實，王偉光的文章對於現實和轉型過程的揭示，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群策群力加以展開討論，本文是老田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作出的一點初步的判斷。其實，被統治階級組織起來反抗，那種形態的階級鬥爭在人類社會和歷史中間是偶然的反常形態，通常的階級鬥爭體現為統治階級如何看待被統治階級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利益訴求，這是階級鬥爭的常態。所以，分析階級鬥爭最好是把統治階級放在視野的中心位置來進行觀察。
1、毛澤東1942年提出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知識存在形態的「二分法」：「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到了1963年他在這個二分法基礎上，分出一個科學實驗，成為三分法：「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毛澤東：人的準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在毛澤東那裡，階級鬥爭就是社會科學的內核，是人類關於社會知識的全部。而一個社會的階級和社會結構，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具有最優先的位置和最高說服力。
2、統治階級的再形成過程：1978年以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搞活」，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先貴並且擁有了超額話語權，與這個最主要的社會結構變化相對應的是：佔有較多份額經濟資本、權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資本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確實已經成為高踞于大眾之上的統治階級。把改開搞說成是欠缺政治改革配套的經濟改革，並不能完整反映三十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全面變化，而從社會結構的演變出發，得出結論則是更為全面和準確。
3、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利益的不相容程度很高：階級分析作為一種觀察視野，僅僅是對社會結構和精英階層對於資本、權力和話語權佔有狀況的確認，尚不足以闡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性質，要加上統治階級如何對待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訴求之後，也就是說，統治階級是否相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利益決定了階級矛盾的對抗性，僅僅描述作為社會結構的階級現象，還不足以得出真正的結論：階級鬥爭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和程度存在，而作為政治衝突的階級鬥爭性質，完全依賴統治階級是否相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目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的相容程度極低，不僅剝奪體力勞動者(工人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其感到沒有出路，而且對於統治階級的替補和候補成分——小資白領的大多數——的剝奪程度也相當高，使其中大部分人感到當今社會毫無出路。也就是說，中國的階級矛盾是很尖銳的，階級矛盾的對抗性程度較高。如果階級分化和利益對立，無法被人們確切地感知，顯然談起階級鬥爭真有可能「撕裂」社會，而掩蓋階級鬥爭說不定真的有助於建設和諧社會，假如階級分化和對立特別是對於被統治階級利益不相容的狀況很嚴重，很容易被感知，就不存在所謂的撕裂問題——畢竟會原本就已經被撕裂為互不相容的兩大群體。毛教員說「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不僅包括階級分析法，還包括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基本政治經濟利益的相容性判斷，兩者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綱」，與「目」成為對稱。
4、統治階級排斥的社會階層非常多：站在統治階級對立面的廣大民眾，不僅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白領的大部分，這兩撥人對於階級矛盾的感受大部分相同——統治階級那裡沒有出路，但是對於解決階級矛盾的取向則截然相反。CJQ教授曾經精闢地指出：當權派形左實右，小右派形右實左。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條件下，政府形象往往極差，處於動輒得咎的地位上，網路和媒體上批判政府的聲音都擁有大批熱情的聽眾，不管這些批判的聲音到底是「左的」還是「右的」，換言之，階級矛盾尖銳化時代的主旋律是：政府喪失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的領導權。
5、統治階級再形成如何可能：改開搞年代是承接文革時代而來的，所有的官方敘述都是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是一個有待梳理的重大轉折，其思想和政治內涵尚未得到充分清理。不過，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檔《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指出：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同盟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性是根本性的，五一六通知的措辭是「党閥」和「學閥」，十六條的措辭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是公有制社會裡頭的統治者。著名的蕭功秦教授所宣揚的「新權威主義」，完美繼承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敘述的走資派理論，不過蕭教授也不是簡單抄襲，而是一種「倒過來」的走資派理論，張姚等認為党閥和學閥聯手搞資本主義復辟是壞事，蕭教授則認為這是好事，而且，還需要把權力集中地掌握在權力精英階層手裡(蕭教授還說要是民主化的政府就沒有能力把幾千萬工人下崗)，話語權由知識精英壟斷起來以「培養公民文化」，整個社會關係的改造則交由資本家群體去培植所謂的「契約精神」，這樣才能夠保證復辟事業的順利推進。應該如實地說，就社會結構轉型和再造的推動者而言，蕭功秦教授與張春橋姚文元的看法沒有區別，只是張春橋姚文元否定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按照其階級本能去擠壓平民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由此推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而蕭教授則反過來予以全盤肯定和褒揚，並且說為了避免「紅衫党」和「黃杉党」的互毆，還需要由精英階層繼續壟斷權力和話語權，不能開放民主。綜合張春橋姚文元和蕭功秦教授的內在共識，中國近三十多年的轉型最初是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推動的，當今中國階級結構的形成就是權力和話語權主導的，按照蕭功秦教授的看法，這個過去存在的現象還是繼續下去的必要，否則國將不國。蕭功秦以新權威主義曲折地重申張春橋、姚文元曾經全面表述過的走資派理論，在反面證成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有效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理論預見性，一些網友研討繼續革命理論被一些自由派指斥為「文革餘孽」，但蕭教授就不同，他能夠更大程度地提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學術信譽」卻沒有餘孽的帽子，這將使得他能夠比任何一個人都能夠更多地證成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學術信譽(當然是從反面進行的)。
6、統治階級不妥協的階級意志：組成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的資本家群體，業已提出「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的政治主張，這個主張的背後折射出一種堅決不對社會下層「妥協和讓步」的堅定意志。任志強長期堅持房價還不夠高、還能夠繼續上漲的預測，這種預測是否正確毫無價值，有價值的是：作為資本家對於利潤的欲望與多數小資白領成為「房奴」的矛盾對恃中間，資本家群體根本不考慮讓步和妥協。高房價背後，是由地方政府、銀行和地產商組成的「三頭分利同盟」，因為城市中間底層勞動者業已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購房者，所以，實際上站在這個三頭同盟對面的是小資白領階層的大多數。朱鎔基任上曾經提出要壯大中產階級的政策目標，而三頭同盟的主要受害者群體發言之前——例如鄒濤在網路上聲稱組建「不購房同盟」之前——中央政府業已主動關注中產階級的疾苦，多次主動出臺政策要調控房價，但是，房價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系列調控中間一路走高。這個事實說明：不僅是資本家群體主張實行強大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證以房地產業的現實，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確實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分利同盟，這個同盟力量之強大業已超出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範圍，能夠毫無顧忌地實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絲毫都不考慮對候補統治階級群體(小資白領)的讓步。薄熙來作為統治階級內部有覺悟的人士，注意到社會矛盾激化的危險，提出在經濟上要向底層讓步，在思想上(至少是在唱紅歌方面)要小小地迎合一下底層反抗所選擇的政治文化符號，結果被統治階級內部強勢之手構陷和大V扣上「左派」帽子，予以肉體和精神上的全面鎮壓。薄熙來的認識起點其實與作為地主階級改革家的王安石很相似，其結局也很相似，其遭遇都一樣體現了統治階級不妥協的意志。
7、被統治階級反抗意識形態的分散化現象：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與被統治階級的渙散和無力，互為因果。中國統治階級所排斥的界限，大大高於傳統統治階級，把大部分小資白領都納入受排斥的物件。但是，三十年來學術西化的結果，使得小資白領和底層民眾分別選擇了兩套互相對立的反抗符號，小資白領竭力高舉民主和市場化的大旗，而底層民眾則回歸毛澤東這個政治符號。在網路上，這兩個符號相互衝突，構成一種「文革餘孽」和「美分党」的對立和口水戰。除了那些統治階級內部的聰明才智之士外，大多數「美分党」是那種「形右實左」的受壓迫者受剝削者。這種反抗符號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種反抗行動歸於無效，在反面促成了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統治階級的不妥協意志，還因為存在著實際上的「李代桃僵」策略而強化，主流經濟學家說中國的市場化還不徹底，政治學教授說中國還沒有走到民主化政治的時間段，這種種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學說，都把社會怨恨集中到政府和權力精英身上，使得資本邏輯下的擴張和壓迫行為得到很大程度的遮蔽，也因而變得更加毫無忌憚。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佔據高校講壇，大量小資白領都是從高校這樣的社會生產性加工過的，因此，就自然地認定政府干預的存在是社會不公的源頭，由此形成了那種「形右實左」的反抗話語，併發自內心地與傳統共產黨意識形態符號對立起來。這正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間指出的那種現象：在物質生產領域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同樣佔據著統治地位。
8、資本不願回憶交稅將導致「人頭稅」的複歸：經過十數年的無效房價調控之後，業已在輿論宣傳方面完成了「人頭稅」複歸的動員工作，普通民眾逐步提高了接受收取房產稅的心理承受能力。從統計資料看，購房信貸在房地產業資金來源中間不到六分之一，而所有出臺調控房地產的政策措施，都是把購房者的購房相關行為作為調控物件，從來不以「三頭同盟」為政策調控物件。這個事實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政府對於最強大的地產分利同盟毫無政策調控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大地產商人王健林誇獎中央政府說：這次沒有提調控房地產是一個進步。預測以後稅收政策演變中間，對於利潤和經濟流量徵收的稅負將會逐步減少，而針對生存條件——首先是住房——徵收的稅負將會增加，不出意外的話，房產稅的徵收將會逐步地擴大到全部住房，這首先可能會經過幾個階段過渡：首先是對單個家庭擁有一套以上的房產徵稅，逐步過渡到單位人均面積以上徵稅，最後實現對全部房產徵稅。估計中國以後的地方稅中間，會逐步地變得與美國相仿：房產稅將會成為最重要的部分，而由地稅支援的各項公共事業例如教育等，都將由以房產稅為中心的「人頭稅」來解決。從長期後果看，資本不願意交稅，也將有能力把稅負轉嫁給民眾，央視曝光暴利行業——地產商——高額欠稅數位，這是地產商階級本能的體現，同時也檢驗出地產商與官員緊密結盟的法律後果(不交稅卻不會受到追究)，是檢驗「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緊密度的重要指標。稅負轉嫁的長期趨勢和平民心理接受程度提升，體現的是「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力量及其不妥協階級意志。也就是說，房地產三頭同盟及其不受中央政策調節的事實，體現了中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程度。嚴重的階級力量對比失衡，讓統治階級成員看不到對下層讓步的必要性。
9、階級鬥爭中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毛澤東《矛盾論》中間提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其實是映射真實社會中間的階級鬥爭狀況，那些擁有權力、金錢和武力的統治階級是有優勢的一方，佔據主導地位，階級鬥爭的對抗性質和鬥爭的方式都將由統治階級決定，近似于物理學中間的作用力;而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只是反作用力。主要和次要的措辭，其實意味著社會中間無法實現物理學那樣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對應和均衡關係，統治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作用力，遠遠大於和早于反作用力，因此，統治階級有能力向外擴張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直到被統治階級無法生存不得不奮起反抗的那一點為止。不過，社會和歷史中間缺乏均衡，反作用力一旦被組織和凝聚起來，就必然地要大於作用力本身，最終達到徹底葬送統治階級的一切優勢為止，這其實就是歷史上王朝迴圈所揭示的「階級鬥爭邏輯」：先是統治階級依仗政治、經濟、文化和武力方面的優勢，毫無節制地壓榨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難於生存的客觀條件導致其反抗成本接近于零，這就滿足了被統治階級全面覺醒和反抗的門檻條件，結果，在長期的階級搏鬥中間被統治階級曲折地完成自己力量的組織和凝聚過程，最終達到全面壓倒統治階級力量的優勢並埋葬之。
10、毛時代的階級鬥爭史和鬥法：毛時代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雖然確實結成了要葬送社會主義制度的神聖同盟，但還不能夠說這兩撥人就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了，還只能說是「准統治階級」。不過，在基層政治生活中間，當權派(權力精英)往往和民眾中間投機性最強的那一部分(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結合起來，損害多數人的政治狀況，這個壞幹部+馬屁精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構成封閉的小圈子，其中圈子內的少數人可以毫無節制損害圈外人的利益，這種狀況也不能夠說就是標準的階級鬥爭，但是確實在每一個單位內部複製了少數人得益和多數人受損害的衝突結構，這在反右擴大化、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資反路線」中間都有普遍而典型的表現，這也只能說是「准階級鬥爭」。這種「准階級鬥爭」寄生在毛時代的群眾路線中間，把群眾路線徹底異化為一種壓抑多數人的小圈子利益。文革期間，毛澤東和文革小組包括周總理支援那些受到損害的人群起來造反，結果是重新打開了一個新型的公共政治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間，造反派批判走資派和保守派的資反路線，當權派和保守派聯合起來鎮壓造反派，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說「兩派都錯了」是重新封閉這個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把造反派鎮壓下去 (胡耀邦領導「兩案領導小組」主導全國的揭批查運動鎮壓人數超過2000萬，其中浙江一省就超過400萬人，雲南超過150萬人) ，給保守派中間少數人提幹補償之後讓大多數保守派也滾到一邊去、在政治上徹底邊緣化，此後就開始了當權派壟斷權力不受群眾監督的權力膨脹過程，封閉了那個文革期間到處存在的公共政治領域。在文革期間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中間，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神聖同盟也是血債累累，據自由派人士宣傳說胡耀邦和葉劍英都說過文革整了上億人，那麼，這個上億人中間被鎮壓或者挨整的造反派人數要佔據百分之七十以上，剩下還有百分之二十幾是當權派和保守派迫害「非文革派」(例如陳小魯、孔丹等人積極參與的「打黑五類」)。 文革是毛時代階級鬥爭最為典型的時期，這個運動的演變中間，是那些准統治階級操作的准階級鬥爭，去鎮壓異己或者傷害無辜，如果說整人或者鎮壓行為看起來還帶點偶然性的話，那麼封閉向普通民眾開放的政治領域則具有必然性。要說文革證明了階級鬥爭理論有什麼不准確的地方，那就是：文革期間曾經被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復辟力量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是參加了文革派一方，反對當權派和保守派神聖同盟的倒行逆施。在文革結束之後，知識精英階層才更為緊密地與權力精英階層結合在一起，共同編寫謠言基礎上的文革史，把文革期間「反文革派」所做的一切法西斯行為都蓋在「文革派」頭上，也許這是一種入夥的「投名狀」，或者這也是體現階級鬥爭規律的現象，畢竟法國學者布迪厄說過知識精英是統治階級中間的被統治階級。
11、革命年代的階級鬥爭鬥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在共產黨革命的年代，農村社會中間地主富農階級擁有可出租的土地和餘糧，也就是說具有經濟優勢，而貧下中農擁有人數方面的優勢，也就是說人多，雙方的鬥爭方法，直接地與各自的優勢聯繫在一起。1925年韶山大旱，地主富農利用糧食絕對短缺的時機，操縱糧價放高利貸牟取暴利，貧下中農在毛教員的領導下組成「雪恥會」開展「阻禁平糶」的鬥爭。按照博弈論的概念，統治階級(地主富農) 擁有經濟優勢，所以可選的策略集合是市場和物價方面的策略，而貧下中農人數多，其可選策略是組織起來並開展輿論宣傳攻勢來討論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這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策略，換言之，組織起來搞好宣傳攻勢是與人數多聯繫在一起的，強調產權和交易自由操作物價和市場則是與經濟優勢相聯繫的。後來八路軍在抗日根據地也是這麼幹的，雖然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不再分田了，但是組織群眾和顛覆剝削有理思想這兩個方面，是決不讓步的，各個根據地普遍組織「農民抗日救國會」，這樣就形成了多數人的政治和輿論優勢，有了這個方面的優勢，共產黨人才能夠實施國民黨頒佈卻沒有能力貫徹下去的「減租減息政策」;建國後的「五反運動」也是這個原理：把工人組織起來再宣傳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資本家就迅速混不下去了，自覺要求公私合營。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也指出：沒有政權和輿論的積極脅從，資本主義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這樣，毛教員就概括了平民階層進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組織起來形成政治優勢並開展輿論攻勢，建設起政治和思想方面對統治階級的壓倒性優勢，是平民階層進行階級鬥爭的不二法門，或者說僅有的「策略選擇集合」，這個策略選擇集合按照馬列的語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論，對於執政的共產黨而言，意味著要長期堅持扶持平民階層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1962年毛教員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間公開指出：中共不是「全民的党」必須堅定地站在95%的人這一邊而不是站在5%那一邊。文革的實踐中間，就體現為毛教員、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援群眾造反，還辦起各種小報掌握輿論宣傳，批判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機會主義同盟及其異化群眾路線的行為，目的是防止准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的蛻化變質。
12、先秦儒家有一個內在的「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論語》中間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儒家把被統治階級狀況看作是統治階級正當性的依據，這個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學的首要命題——必須聯繫被統治階級的生存狀況和感受來看待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隱含的威脅是：那些讓老百姓過不下去的統治階級絕對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對這個思想的翻譯最為傳神「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不像社會學教授那樣強調個人的資產狀況，但卻是整體性地把統治階級的正當性與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感受聯繫起來看待，因此，這個思想就不僅僅是一種主張，還是一種政治和社會觀察框架，有著方法論的地位。儒家這種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是從維護統治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出發去看問題的，可以稱之為「敦促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而統治階級採取各種「主動向被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則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良和緩和階級矛盾，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改良派就是確實具有「統治階級覺悟」的人。如果認識到統治階級中間的絕大多數拒絕「覺悟」是一個經久不變的現實，那麼，組織被統治階級力量對統治階級進行文化和思想上的「鬥爭」，視為通過外在壓力逼迫統治階級進行「非自願的讓步政策」，這其實就是毛教員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矛盾尚未激化的早期就主動組織民眾進行低烈度的政治博弈，試圖以此求得一個社會矛盾的緩和或者矛盾積累過程的中斷。由此可見，儒家希望透過「內聖」路徑培訓出有覺悟的統治階級成員(關注統治地位與被統治階級狀況的內在聯繫)去實現「外王」事業，而改良派就是具備統治階級覺悟的人，但歷史上一切真正的改良派都與統治階級無限擴張欲望迎頭相撞而失敗 (王安石、張居正莫不如此) ，結果，如果要把改良進行到底的話，在邏輯上就要走到如何組織被統治階級的力量去制約統治階級的無限擴張趨勢，這就肯定要成為革命家了。由此可知，因為統治階級個別成員可能有覺悟，但是，其主流或者絕大多數很多是無覺悟的，因此，一切改良派不僅不能實現改良而且還因為其得罪了多數統治階級肯定不會有好下場，在改良派失敗的邏輯道路上走到頭，革命家就出現了。
13、目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是：資本家群體主導下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要把「李代桃僵之計」進行到底。上世紀 八十年代主流經濟學家戴園晨說：改革本來是要到天津的，但只說到通縣，到了通縣之後再說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後才說去天津。這也與姚文元 1975年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間預言的「復辟三步走戰略」：復辟派先是要大大地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然後把公有制變成一個空殼再化公為私，第三步是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目前的狀況是化公為私已經實現了，今天中國工業公有制比重不僅低於 1949年，也遠低於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權時期 (當時工業固定資產公有制比重高達65%左右)。按照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需要改變上層建築來適應完成了質變的經濟基礎，目前，黨外公知和黨內普世派，正在努力推進這一步，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上，北大教授賀衛方(同時也是美國線人) 概括了改革第三步的大方向：就是軍隊國家化、共產黨非法。整體上看，改革的最新步驟就是「到了天津怎麼辦?」不僅中國的南方系是力推這個方向，就是海外的輿論宣傳，都助推這一努力方向，按照姚文元的措辭就是要「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後的某一天，可能會有人出來說，姚文元比海內外任何一個人都更為準確地預見到了後幾十年的中國演變邏輯，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說法，那可不是什麼左派捧出來的，而是海內外公知、黨內外普世派聯手追捧的成績。
二〇一四年 十月 二十四日
附
紅歌會網
黨刊頭條推薦王偉光文章：階級鬥爭不可能熄滅
2014-09-24 來源：紅旗文稿
2014年 9月 23日 王偉光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
http://theory.people.com.cn/GB/82288/143843/
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ideal/2014-09-23/63410.html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4-09/2749701.htm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8349
王偉光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4%BC%9F%E5%85%89
王偉光 -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9773/7641060.htm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原載 《華嶽論壇 》
http://hua-yue.net
《烏有之鄉 》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2/05/296657.html
《批判與再造》
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2/06/02/%E7%BE%8E%E5%9...
美國是如何在中國社會確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 - 老田
義大利共產黨人早期領袖之一的葛蘭西，他對照分析了蘇聯革命勝利和西方國家革命（主要是德國和匈牙利革命）的失敗，認為西方國家統治階級有著意識形態方面的牢固地位，因此，這種性質的統治很難通過一場直接的政治革命予以推翻，在革命成功之先需要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這被他稱為“陣地戰”戰略。他還把列寧領導的革命稱之為“反資本論的革命”，認為對方國家統治階級的地位，主要是建立在暴力統治的基礎之上，只需要打碎國家機器就可以實現目的，這被他稱之為“壕塹戰”。按照葛蘭西的看法，東方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地位缺乏意識形態的遮蔽，向來就未能在被統治階級中間建立起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所以，這種地方的革命以壕塹戰為主，所以最後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間展望的革命不一樣，不是在生產力或者資本主義制度充分發展基礎上的產物。後來，法國學者高茲也指出：生產力和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強了資本家的統治地位；馬爾庫塞甚至指出，由於發達國家內部工人階級基本生存需要得到較高程度的滿足，結果反而助長對於資本統治的接受，發展出一種新的“極權”。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雖然以“人剝削人”為特徵，但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間，由於技術進步和物質財富的較高程度的豐富，反而加強了資本統治的地位，這個地位表現在幾個方面：葛蘭西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導權”較為強大有效（法國學者阿爾都塞指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有效），被統治階級由於需要得到滿足從而不傾向於從根本上質疑現存制度，資本家能夠獲得較高水準的利潤從而能夠較快地取得技術進步和市場壟斷地位實現全球範圍的競爭優勢，這三者都是資本統治得以穩固的原因。從2011年9月美國興起的“佔領華爾街”看，這個運動持續的時間和規模都足夠，但是，未能像中東北非國家那樣引發政權更迭，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發達國家基本制度的“穩定性”政權穩定是制度較少受到質疑的重要表徵。可以預言，如果佔領運動不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取得根本性的進展，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打贏“陣地戰”，消解美國主流社會把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運動無論持續多久，規模發展多大，只能是“消極地釋放”美國社會的政治反抗能量，給人們這樣一種印象“算了吧只能是這個樣子了”，最後一切回歸資本統治的正軌。
中國作為一個週邊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遠超發達的中心資本主義母國，正是在這個矛盾尖銳化的政治現實中間，美國認為中國的基礎性制度不可能穩定，可以得到從外部操縱中國演變方向的潛在機會。1940年代末期，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指望中國內部“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成為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動力；1950年代末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則指望在中國內部產生“和平演變”；最近一些年美國則大力扶持中國黨內高層乃至於體制外的“普世價值派”。如果從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看，美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看看一些右翼網站的言論，能夠輕而易舉地識別出美國取得中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強大證據。如果從大學講壇看，美國取得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成就就更加驚人，在中國高校裏，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這三大社會科學領域，近乎百分之百的教材是從歐美翻譯過來的，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則來自美國，管理學諸學科也同樣如此。換言之，在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抄襲西方首先是抄襲美國成為一個關鍵的特色。
美國加州大學超級教授黃宗智，有著多年來在國內高校教學經驗，他驚訝地發現——中國高校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程度遠高於美國，他在《開放時代》雜誌撰文指出，美國高校中間，人文社科類院系還有後現代主義的地盤，但中國完全沒有。許多人指出“文化”或者“軟實力”的重要性，但是，美國軟實力在中國存在著完整而周密的“傳送帶”，高校講壇和譯著出版則是其中最重要的鏈條。實際上，從1980年代開始，國內許多學界大腕和出版機構，就已經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美國軟實力的傳送帶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先生為此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不僅親自充當帶頭人召集國內學界腕爺進入推銷美國軟實力的軌道（他是《走向未來叢書》和《二十世紀文庫》的主編，這兩部叢書對於建設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有著巨大的推進作用，編委名單多屬學界的腕爺），而且還以自身的官場地位為美國軟實力佔領國民頭腦而保駕護航，從1980年代中期至今，鄧朴方旗下的華夏出版社仍然是出版美國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材的主管道之一。其他兩個比較有成效的出版社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學、經濟學教材方面居功甚偉；而機械工業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美國的管理學教材方面則獨佔鰲頭。
經過中國官場和高校腕爺的強有力的傳送帶，美國已經成功地在中國建立起牢固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當然是美國軟實力超越國界的主要表現。2005年社科院劉國光老先生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校被邊緣化了，這個講話雖然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還有批示，教育部還裝模作樣地派出了工作組去北京大學調查，據說北大某院長說“我們這兒不存在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問題”，這件事情結果是不了了之。但是，就在同一個北大的公管學院，一位余老師向院長平新喬建議開一門講授《資本論》的選修課，為平院長所嚴詞拒絕，理由是，學生學習了《資本論》之後，可能不相信主流經濟學，影響總體教學效果。這個故事不那麼有趣，但是很說明問題，在中國高校中間一切有悖於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學說，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不過是一紙空文。特別是，經過1980年代的“非毛化輿論”動員之後，馬克思主義被高官重新界定為“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又再次被學界腕爺深化理解為“效率優先”，一直到朱鎔基任上明確的政策顯示要“減員增效”，最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發展是硬道理”，最後“積累最大化才是發展生產力”，據說這樣才符合鄧小平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要求”。這樣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在中國建設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有無消極意義值得認真評估。美國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的確立，結果帶來一種想像新世界新制度的方式：一切以美國的制度實踐為依據，不符合的制度就是壞的，符合的就是好的。那些右翼網站的小右派對於未來變革的想像力，精確地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社會的成就。
因為近三十年來的政經實踐是抄襲美國的，所以，美國自然地就擁有了一個中國應該向之學習的榜樣地位，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指出，雖然美國總是妖魔化中國，但是中國卻不敢反過來妖魔化美國，如果批評美國稍微多一點的話，顯然就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改開搞”實踐的合法性，這是一個宣傳部感到難於承受的無形損失。正是肇因於此，中國在與美國的意識形態戰場，把自己綁定在一個“多挨打少還手”甚至是“不還手”的尷尬地位上，所以在軟實力戰爭中間，不可能不一敗塗地。
與美國不同，中國內部很少存在馬爾庫塞所稱的“極權”，也不存在對被統治階級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相反——如許多敏銳的精英所指出的——中國民間存在著較為普遍的“仇官”“仇富”現象，這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難於落實的經典體現。粗略地觀察一下，在《人民日報》這樣的主流媒體上，特別是在其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中間，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官話體系”，這個官話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持有一種“積累最大化就是發展生產力”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但這套官話僅僅對官場人士有著功能性的作用——例如應付工作和場面（實際上官員們自己是否相信則未知），但這個官話體系對於社會成員則日漸喪失良性影響力和引領作用。而在高校講壇上，是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優先得到講授，這時批量生產小資白領的“社會生產線”上所執行的工藝標準，其產品——大學生經過幾年系統學習之後——在思想方法和觀察社會、評判正義與否的標準上，都將或多或少地與教材和講壇上傳播的思想取得某種一致性。
大學生畢業走入社會之後，優先獲得政治和經濟體系中間的領導崗位，成為中國社會中間起到領導作用的群體，這個群體的思想和行為對於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中國網路興起雖然部分地獨立於官方管制，但是在這個平臺上發言的人士，大多數會體現出他們在高校中間的學習成果。許多大學畢業生的職業生涯非常不如意，他們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中間不滿程度最高的群體，有著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但是，這些人中間用以表述自身不滿的話語，主要地來自於高校教學過程，換句話說，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和價值標準作為批判中國社會的圭臬。也就是說，無論是紙媒體上的“官話體系”還是大學體制再生產出來的西方社會科學話語，都無助於統治階級在全社會確立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為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進行有效的辯護，無助于消解民間的“仇官”“仇富”心態。正是出於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的不自信心態，一切異議的聲音和不和諧表述，都被官場人士認真地看作危險和威脅，關閉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左翼網站就是這種擔心的體現。
不僅官方人士如此，那些體制外的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也無法確信普世價值對於國民的說服力，為了排除阻力許多小自由派不惜發出“殺左族毛”的倡議，這不是他們不知道愛惜羽毛的重要性，而是說服力的不足確實需要屠刀的威力來彌補，這是中國不謹慎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個常見病——假如沒有最極端的法西斯屠刀政策就沒有他們追求的實現。換言之，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成為問題的說服力，在週邊國家是很難建立起來的，這對於清醒的普世派而言——不管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始終是一個高不可攀的門檻。像“凱迪網路•貓眼看人”“關天茶舍”等小自由派集聚的網站中間，語言暴力是最為嚴重的，倒不是這些網友修養底下和特意去表現出自由派“表裏不一”，而是西方的政經制度在中國三十年的實踐中間顯露出來的“說服力危機”（不能向大多數人呈現出解決基本問題的潛力）使然，在這些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看來，沒有暴力鎮壓就沒有一切，在沒有實際掌握國家鎮壓機器的情況下，語言暴力是他們找得到的唯一選項。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普世派，都自動地與暴力聯繫在一起，這恰好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功能性作用一致，只有在說服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暴力機器才會顯現出來；反過來，由於意識形態領導權難於建立，暴力鎮壓和頻繁地動用強制手段就成為首選。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反過來又加重了建立說服力或者領導權的困難程度。
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公開申說“扳倒中國”的信心，這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著重大依據，中共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反對派都已經壯大，體制內的普世價值派，甚至在2006年就策劃“新西山會議”，近年則以“政改專業戶”的面貌出現。而且，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已經相當牢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備引領中國國民頭腦的潛在可能性。正是在這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上，中國體制內精明的政客，以宣揚“普世價值”為旗號去凝聚體制內外的政治力量，試圖在中國實現葉利欽式的巨變。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對於實現一次性的變革可能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對於建設統治階級的長久穩固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其有效性則十分可疑。
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要配套，共同對被統治階級起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察框架。問題在於：中心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是相對牢固的，這建立在被統治階級不提出或者不設想根本性制度變革的基礎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國的佔領運動中間得到了驗證。反過來，週邊資本主義國家卻沒有這種幸運，引入中心國家的意識形態之後，首先成功挑戰政權穩定性的輿論動員，這在中國表現得尤其清晰。
2012年 5月 31日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毛遠新談毛主席批孔子的真正原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98af701016klw.html
在一次訪談中，毛遠新談起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而批孔運動的始端卻與一首詩息息相關，那是毛主席1973年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枇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遠新說，主席這首詩是1973年夏寫的，但跟我講是十大後，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遼寧工作，十大開過以後，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別，他給我講的。
郭老的十批書裡邊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罵秦焚書坑儒。他的書50年代發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論給了我，我詳細讀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難讀，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還真讀不懂，許多怪字我都不認，我問毛主席這啥字，主席給我講什麼字，我說怎麼明末清初的文章怎麼比唐朝的還難讀。主席說唐朝的人還沒到那麼嚴重，寫的文章，李白的詩還比較接近老百姓。越到後來，特別是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誰都沒見過，誰的水準越高。而柳宗元的《封建論》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著這本書給我講。有一段話說：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為公的「公」）秦始皇，當然後邊也說了，他是以一個人之私來公天下，他自己皇帝還是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對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國家分 裂，先是紛爭，最後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國歷代都發生過這樣的事。秦統一了以後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發生分歧，李斯反對分封，搞郡縣制，皇帝任命省長、縣長，而不是封一個王到全國各地，他的子孫後代都是統治者，世襲。他把這個東西破了，主席說秦始皇功勞非常大，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後都感覺分封王侯不行，就實行郡縣制。後來一些朝代又實行分封，如漢朝開始，七王、八王之亂鬧的漢武帝不得安寧，不少王造反。漢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沒有封，實際上內部有爭論，歷朝都有這事，要不要封王。如什麼省要封一個王，那就世襲了，他的子孫、阿斗也得說了算，最後國家分 裂，都是這樣，封建論對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勸君（郭老）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結論，迫害知識份子（秦始皇：統一度量，還要統一思想）秦滅六國都有一大幫儒生。
詩中祖龍指的是秦始皇，祖龍雖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書。當時我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祖龍什麼意思，主席說就是指秦始皇，第二歷代都行秦王政，這個政是贏政的政還是政治的政（因為秦始皇名贏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國方略。孔學名高實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氣很高，實際上沒用。熟讀唐人封建論，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從柳子厚以後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對於孔夫子的理論，毛遠新說，主席認為，孔子當年，他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麼？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去的，從商鞅變法以後，其它國家允許孔子的弟子（那時孔子已死）去講學，可為什麼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是不是這個道理！歷代都行秦王政，從秦始皇死了以後，農民起義，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打敗了又統一了中國，這以後，漢以後，從三國、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歷代皇帝都是罵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來都是學秦始皇的，說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這樣？都罵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們做起來並不比秦始皇手軟，秦始皇坑了四百多個，後來的皇帝不是照樣罵！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曆害！都學這個，所以歷代都行秦王政，實際上孔學名高實枇糠。
主席說，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裡，那種複雜的矛盾他都處理不了，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廢話屁話！這都是主席的原話。主席說歷代農民起來造反，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麼呢？因為孔夫子講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得違背，違背孔夫子儒學理論，他必須得批孔，要不然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民起義，舉了個例：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灑尿，史書有記載，可是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到了統治地位以後，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麼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宋太祖趙匡胤他搞陳橋兵變，軍事政變，發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他肯定不符合。但他當皇帝以後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造反的時候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業區都變成牧區、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後邊皇帝，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麼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臺以後，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麼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後，要把孔夫子請出來。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後又要尊孔。
毛遠新說，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孫中山也好，陳獨秀、李大釗也好，「五 四」運動就是批孔開始的，是不是這樣？等到蔣介石坐上了寶座以後去尊孔、祭孔。蔣介石把孔家的後代請到臺灣，現在還在那裡。中國歷史不就是這樣嗎！當要起來造 反的時候，都要批孔，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党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為什麼？這是什麼道理？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席說到現在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丘本人，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給他梳妝打扮，根據統治者的需要，用魯迅的話說，後邊講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經過梳妝打扮過的孔夫子，他們就是以這套思想來束縛統治人，是思想專 制的工具，回顧中國歷史是不是這樣？
毛遠新說，你說蔣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嗎？對共產黨員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孔夫子什麼時候教過他這一條？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搞那個東西，為什麼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說，中國共 產黨員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主席還說，你看看歷代，革命的時候都是對從批孔開始，等到他掌權的時候，都要把他請回來，幹什麼呢？把他作為對人民統治的思想專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結論是什麼的，他說孔子作為中國者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荀子和他們一樣，都值得我們尊敬，紀念，值得研究，因為他們的思想實際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但是作為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於說我們現在說批孔，（魯迅說）已經各朝各代梳妝打扮以後的孔，不是當年的孔夫子，孔子不過是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可是到了南宋以後，你讓婦女纏小腳，這是對人體的傷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發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時還沒到這個地步，但是理論根據是孔夫子。
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這種迴圈，這是不行的。如果共 產党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毛遠新回憶，主席還說，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宗教，不象西方。主席舉例子，主席說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個時候也是到處受人迫害，還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創立的這一套東西，在當時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歐洲的中世紀，教會是統治和奴役人民的一個最壞的工具。主席說你看資產階段革命，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首先就是對著教會，批判神，就象我們批孔一樣，但是這個教會不是說耶酥本人怎麼樣，只有打破這個東西，資產階級革命才能起來，那個時候教會是宗教裁判所，有時比法院還厲害，科學家好多都是被他們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須自己改變理論，不改變就要處死！這能怪耶酥嗎？不是耶酥問題。但是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這套東西來統治中國的老百姓。在中國，是實用主義。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來了，孩子生下來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對它進行了一次批判，然後進行改造，改造以後他適應資產階級的社會。所以現在的宗教和中世紀的宗教大不一樣。
毛遠新說，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但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矛盾，處理不了，和的起來嗎？
Re: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
納粹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的名言：
要說謊就要說彌天大謊;只要不厭其煩地重複，彌天大謊也能成為真理。
論述「餓死3000萬」謊言形成原因
三十年前，有人惡意掀起一場詆毀毛澤東的運動，編造大躍進時餓死三千萬。
作者：烏特薩·派特奈克(派特奈克是印度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本文最初于 2011年 6月 26日在印度週刊《人民民主》上發表，後由美國《每月評論》網上雜誌轉載)
Monthly Review
2011-6-26
Revisiting Alleged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by Utsa Patnaik
Thirty years ago, a highly successful vilification campaign was launched against Mao Zedong, saying that a massive famine in which 27 to 30 million people died in China took pla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period, 1958 to 1961, which mark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main basis of this assertion was, first, the population deficit in China during 1958 to 1961 and, second, the work of two North American demographers, A J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1982) and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1987). No one bothered to look at the highly dubious method through which these demographers had arrived at their apocalyptic figures.
The 'estimate' was later widely publicised by Amartya K Sen, who built an entire theory saying that democratic freedom, especially press freedom, in India meant that famine was avoided while its absence in China explains why the world did not know that such a massive famine had taken place until as much as a quarter century later when the North American demographers painstakingly uncovered it.
The capitalist press was happy to reciprocate the compliment by repeatedly writing of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to the extent that a fiction was established as historical fact in readers' minds. The London Economist had a special issue on China some years ago, which repeated the allegation of 30 million deaths in three separate articles and refused to publish the Letter to the Editor this author sent contradicting the claim. More recently,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Mao Zedong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which he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2006, Slavoj Zizek also mentioned the figure of 30 millions as though it were a given fact. Well-known intellectuals ha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and the claim examined.
There are two routes through which very large 'famine deaths' have been claimed -- firstly, population deficit and, secondly, imputing births and deaths which did not actually take place. Looking at China's official population data from its 1953 and 1964 censuses, we see that if the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up to 1958 had been maintained, the population should have been 27 million higher over the period of 1959-1961 than it actually was. This population deficit is also discussed by the demographers Pravin Visaria and Leela Visaria. The population deficit was widely equated with 'famine deaths.' But 18 million of the people alleged to have died in a famine were not bor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from 29 in 1958 to 18 in 1961 is being counted as famine deaths. The Chinese are a highly talented people, but they have not learnt the art of dying without being born.
There is a basic responsibility that everyone, and more particularly academics, has to be clear and precise about. To say or write that "27 million people died in the famine in China" conveys to the reader that people who were actually present and alive starved to death. But this did not actually happen and the statement that it did is false.
China had lowered it death rate sharply from 20 to 12 per thousand between 1953 and 1958. (India did not reach the latter level until over a quarter century later.) After the radical land reforms and the formation of rural cooperatives, there were mass campaigns to clean up the environment and do away with disease bearing pests while a basic rural health care system was put in place. That a dramatic reduction in the rural death rate was achieved is not disputed by anyone. During the early commune formation from 1958, there was a massive mobilisation of peasants for a stupendous construction effort, which completely altered for a few years the normal patterns of peasant family life. Women were drawn into the workforce, communal kitchens were established and children looked after in crèches as most of the able-bodied population moved to irrigation and other work sites during the slack season. We find a 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is period of mass mobilisation in Wiliam Hinton's Shenfan. When this author spent three weeks in China in 1983, visiting several communes -- which still existed at that time -- she was told every time that "we built our water conservation system during the Great Leap." The birth rate fall from 1959 had to do with labour mobilisation, and not low nutrition since the 1958 foodgrain output was exceptionally good at 200 million tons (mt).
There was excess mortality compared to the 1958 level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of a much smaller order. Let us be clear on the basic facts about what did happen: there was a run of three years of bad harvests in China -- drought in some parts, floods in others, and pest attacks. Foodgrain output fell from the 1958 good harvest of 200 mt to 170 mt in 1959 and further to 143.5 mt in 1960, with 1961 registering a small recovery to 147 million tons. This was a one-third decline, larger than the one-quarter decline India saw during its mid-1960s drought and food crisis. Grain output drop coincided in time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es, and this lent itself to a fallacious causal link being argued by the academics who were inclined to do so, and they blamed the commune formation for the output decline. One can much more plausibly argue precisely the opposite -- that without the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that the communes practised, the impact on people of the output decline, which arose for independent reasons and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nyway, would have been far worse. Further, without the 46,000 reservoirs built with collective labour on the communes up to 1980, the effects of later droughts would have been very severe. Recovery to the 200 million ton level took place only by 1965. Throughout, however, the per capita foodgrain output in China even during the worst year, 1960, remained substantially above that in India.
As output declined from 1959, there was a rise in the officially measured death rate from 12 in 1958 to 14.6 in 1959, followed by a sharp rise in 1960 to 25.4 per thousand, falling the next year to 14.2 and further to 10 in 1962. While, clearly, 1960 was an abnormal year with about 8 million deaths in excess of the 1958 level, note that this peak official 'famine' death rate of 25.4 per thousand in China was little different from India's 24.8 death rate in the same year which was considered quite normal and attracted no criticism. If we take the remarkably low death rate of 12 per thousand that China had achieved by 1958 as the benchmark, and calculate the deaths in excess of this over the period 1959 to 1961, it totals 11.5 million. This is the maximal estimate of possible 'famine deaths.' Even this order of excess deaths is puzzling given the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in China, since its average grain output per head was considerably above India's level even in the worst year, and India saw no generalised famine in the mid-1960s.
Relative to China's population, this figure of plausible excess mortality is low and it did not satisfy the academics in northern universities who have been always strongly opposed to socialised production. Coale's and Banister's estimates gave them the ammunition they were looking for to attack the communes. How exactly do Coale and Banister reach a figure of 'famine deaths' which i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e maximal plausible estimate? Examining carefully how they arrived at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estimate, we find that the figure was manufactured by using indefensible assumptions and has had no scholarly basis.
In the 1982 census, there was a survey on fertility covering one million persons or a mere 0.1 per cent sample of the population, who were asked about births and deaths from the early 1950s onwards. The very high total fertility rate obtained from this 1982 survey is used by them to say that millions more were actually born between the two census years, 1953 and 1964, than were officially recorded. They ignore the birth rate of 37 per thousand derived from a very much larger 1953 sample which had covered five per cent of all households and was specially design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n births and deaths used in the official estimates. Instead, they impute birth rates of 43 to 44 per thousand to the 1950s, using the 1982 survey.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n arbitrary procedure of using a much later reported high fertility rate for a long distant past. We know that a distant recall period makes responses inaccurate. These imputed extra births between 1953 and 1964 total a massive 50 million but according to them did not increase by an iota the 1964 population total, 694.6 million, the official figure which they assume as correct. Thus, although all official birth and death rates are rejected by them, the official population totals are accepted. This opportunistic assumption is clearly necessary for their purpose because it allows them to assert that the same number of extra people died between 1953 and 1964, as the extra people they claim were born.
But the demographers are still not satisfied with the 50 million extra births and deaths that they have conjured up. Fitting a linear time trend to the falling death rate of the early fifties is done to say that deaths should have continued to decline steeply after 1958 and, since it did not,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trend meant additional 'famine deaths.' Such straight-line trend fitting is a senseless procedure since the death rate necessarily shows non-linear behaviour. It cannot continue falling at the same steep rate; it has to flatten out and cannot reach zero in any population -- not even the inimitable Chinese people could hope to become immortal. The final estimate of extra deaths in both authors is raised thereby to a massive 60 million, a heroic 65 per cent higher than the official total of deaths over the inter-censal period.
Having created these 60 million extra deaths at their own sweet will out of nothing, the authors then proceed to allocate them over the years 1953 to 1964, arbitrarily attributing a higher portion to the great leap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arbitrariness is clear from the variation in their own manipulations of the figures. Coale's allocation raises his peak death rate in 1960 to 38.8 per thousand while Banister is bolder and raises it to 44.6 compared to the official 25.4 for that year, and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are claimed over the Great Leap years after all this smart legerdemain. Having violated every tenet of reason, these 'academics' may as well have allocated all their imaginary deaths to the Great Leap years and claimed that 60 million died -- why hang themselves only for a lamb rather than for a sheep! Seldom have we seen basic norms of academic probity and honesty being more blatantly violated, than in this travesty of statistical 'estimates.' And seldom have noted intellectuals, who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show more common sense, shown instead more credulous naïveté and irresponsibility, by accepting without investigation and propagating such nonsensical 'estimates,' giving them the status of historical fact. In the process, they have libelled and continue to libel Mao Zedong, a great patriot and revolutionary. They have unwittingly confirmed the principle attributed to Goebbels -- that a lie has to be a really big lie and be endlessly repeated; then it is bound to be believed.
Thirty million or three crores is not a small figure. When one million people died in Britain's colony, Ireland, in 1846-47, the world knew about it. When three million people died in the 1943-44 Bengal famine, the fact that a famine occurred was known. Yet 30 million people are supposed to have died in China without anyone knowing at that time that a famine took place. The reason no one knew about it is simple, for a massive famine did not take place at all. The intellectuals who quote the massive famine deaths figure of 30 million today are no doubt outstandingly clever in the small, im kleinen, but are proving themselves to be rather foolish im grossen, in the large. A person has to be very foolhardy indeed to say that 30 million people died in a famine without anyone including the foreign diplomats in China and the China-watchers abroad having the slightest inkling of it. And those who credulously believe this claim and uncritically repeat it show an even greater folly than the originators of the claim.
Utsa Patnaik is a Marxist economist in India.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People's Democracy on 26 June 2011; it is reproduced here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2930
三十年前，有人掀起了一場惡意詆毀毛澤東的運動，編造說在1958年至1961年中國的大躍進時期有2700萬至3000萬人在饑荒中餓死，造成了廣泛的惡劣影響。這些惡意攻擊的始作俑者，是北美的兩個人口學家，AJ科爾(1982年發表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迅速變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發表的'中國的人口變化'的作者)。這兩名人口學家得出了聳人聽聞的結論，可是卻沒有人願意花功夫去瞭解一下他們是採用怎樣的十分可疑的研究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的。這些所謂'估計'後來又被阿馬提亞森(譯者注：印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廣泛宣傳。森據此還發展了一套理論，說什麼由於印度有民主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因而得以避免大饑荒，而由於中國缺乏新聞自由，整個世界當時根本不知道饑荒發生了，只是到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依靠兩個北美人口學家的辛勤努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自然樂於重複森對這兩位人口學家的高度評價，從而不厭其煩地反復宣傳所謂'餓死了3000萬人'，以至於在讀者頭腦中這已經不是虛構而是成了歷史事實。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幾年前出版過一期關於中國的專刊，其中有三篇文章反復聲稱當時餓死了3000萬人，然而該雜誌卻拒絕發表筆者駁斥這一論調的致該雜誌編輯部的信。2006年，斯拉沃伊齊澤克(譯者注：原籍斯洛維尼亞的世界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為新版的毛澤東著《實踐論和矛盾論》英譯本做序時，也重複了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似乎這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
要論證中國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幾千萬人，通常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將所謂'人口赤字'籠統地說成是饑荒造成的死亡。第二個辦法是設法推算出實際上並沒有發生的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先來看論證'餓死3000萬人'的第一種辦法。根據中國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分別進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人口數位，可以推斷，如果中國人口按照在1958年以前的速度繼續增長下去，那麼在1959-1961年期間就會比實際人口水準累計多增加2700萬人。這種'人口赤字'被當成是與饑荒死亡一回事。但是，這其中至少包括了1800萬原本就沒有出生的人。1958年至1961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由29‰下降到18‰，因此而減少的出生人口被當作是饑荒死亡。中國人民是非常富有才華的，但是即使是中國人民也還沒有學會未生即死的藝術。
任何人，特別是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都負有基本的責任，必須清楚明白地說明事物的本來面目。所謂'中國在饑荒中有2700萬人死去'的說法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有2700萬活生生的人被餓死了。但是這些人實際上原本就沒有出生，將本來就沒有出生的人說成是死了便是歪曲事實。
從1953年到1958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由原來的20‰下降到12‰(而印度的人口死亡率只是在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才下降到中國1958年的水準)。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農業合作社，中國得以發起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消滅了傳播傳染病的害蟲，並在農村地區建立起了基本的衛生制度。中國農村地區的死亡率在這個期間大大下降了，這是毫無爭議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廣大農民全面地投入到農業基本建設的勞動中，在若干年的時間裡，正常的農民家庭生活被打亂了。婦女大量參加勞動，加上大批壯勞力都投入到水利建設中，為此成立了公社食堂，小孩也交由托兒所管理。這樣大規模的集體勞動導致1959年以後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在1958年以後的三年，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首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實。在中國全國連續三年歉收，旱災、澇災、蟲災分別影響到全國的不同地區。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2億噸下降到1959年的1億7000萬噸，又下降到1960年的1億4350萬噸，1961年略微恢復到1億4700萬噸。也就是說，糧食產量減少了近三分之一，產量下降的幅度超過了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由於旱災所引起的糧食危機。當時印度的糧食產量下降了約四分之一。
中國的糧食產量下降與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同時發生的。於是那些本來就反對人民公社的學者們將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說是因為人民公社的成立導致了糧食減產。事實上，人們更有理由做出相反的論斷。糧食減產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無論有沒有人民公社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下建立了平等的分配製度，糧食減產的影響會更加嚴重。不僅如此，如果不是靠集體勞動在人民公社期間修建了46000座大中型水庫，中國在以後年份遇到旱災的時候就會蒙受更大的損失。1965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就恢復到了2億噸。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1960年，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顯著高於印度。
1959年糧食減產，中國官方的人口死亡率由1958年的12‰上升到1959年的14.6‰。1960年，死亡率進一步上升到25.4‰，次年下降到14.2‰，1962年更進一步下降到10‰。顯然，1960年是一個非正常的年份，與1958年的死亡率相比意味著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00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1960年，所謂'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也與印度同年的人口死亡率相差無幾。印度當年的人口死亡率為24.8‰，而這被認為是完全正常的，沒有人對此大驚小怪。如果我們以中國在1958年所取得的非常低的12‰的人口死亡率為標準，那麼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中國累計非正常死亡1150萬人。這是對於可能發生的'饑荒死亡'可以做出的最大估計。然而，考慮到中國當時非常平等的分配方式，即使是這個估計也是令人生疑的。因為即使是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顯著超過印度的水準，而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並沒有發生普遍的饑荒。
與中國的巨大人口規模相比，上述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並不算多。這遠不能滿足西方各大學學者的需要，因為他們一貫反對社會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科爾和班尼斯特為他們提供了反對人民公社所需要的彈藥。至於科爾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了比最大可能數超出三倍的'饑荒死亡'人數，這不是這些學者所關心的。讓我們進一步研究一下科爾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餓死3000萬人'的結論的吧，我們發現這個數位是根據完全站不住腳的假設編造出來的，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一項包括100萬調查物件的關於出生率的調查，覆蓋面僅為中國人口的0.1%。根據這項調查，科爾和班尼斯特推斷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實際出生的人要比官方紀錄多出成百上千萬。他們無視1953年的人口普查。根據那次人口普查，中國當時的人口出生率為37‰。1953年人口普查的樣本要大得多，包括了5%的家庭，並且是專門為了收集關於出生和死亡的官方資料而設計的。
根據1982年的調查，科爾和班尼斯特推斷，五十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高達43-44‰。如此武斷地採信根據許多年以後的回憶而得出的有關多年以前的高出生率，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們知道，根據多年以後的回憶而做出的回答是不可能準確的。科爾和班尼斯特據此推斷，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總共多出生了5000萬人。然而，在他們看來，1964年的人口總數，6億9400萬人，卻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哪怕一人。也就是說，他們完全不採信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卻願意採信官方的人口總數。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對於他們來說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他們據此就可以推論說，這多出生的5000萬人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全部死掉了。
但是這些額外出生的和額外死亡的5000萬人仍然不能使人口學家們滿意。他們根據五十年代初期中國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線性趨勢，聲稱1958年以後死亡率本來應該繼續快速下降，而凡是超出線性下降趨勢的部分都是額外的'饑荒死亡'。這種線性趨勢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死亡率的波動必然是非線性的。死亡率不可能按照原來的速度繼續快速下降，下降曲線會變得平緩，不可能下降到零。通過這種方法，科爾和班尼斯特最後得出結論，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中國累計額外死亡6000萬人，比官方統計的死亡總數足足多了65%。
這樣憑空製造出了6000萬的額外死亡人數以後，兩位人口學家便著手將這多死的幾千萬人分配到1953年至1964年間。他們又一次武斷地決定將更大比例的死亡人口分配到大躍進期間。科爾將1960年的死亡率由官方的25.4‰調高到38.8‰，班尼斯特則更加大膽地調高到44.6‰。在採用了所有這些聰明的辦法以後，終於得出結論，在大躍進期間一共'餓死了3000萬人'。既然已經違反了一切邏輯準則，這些所謂學者不妨更加大膽一些，不妨將這多死的6000萬人全部算到大躍進期間。既然可以得到一整頭羊，何必只要一塊羊肉?
與這場統計'估計'的鬧劇相比，我們幾乎還從來沒有見到過公認的學術準則和基本的學術誠實受到如此粗暴的踐踏。而那些著名的知識份子，本來應當更加深思熟慮的，然而，他們卻表現出最輕率的幼稚和不負責任，不做任何調查，便廣為宣傳這種純屬胡說八道的所謂'估計'，使這種'估計'成了所謂'歷史事實'。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誹謗了並繼續誹謗著毛澤東，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和愛國者。他們在無意中實踐了戈培爾的名言：要說謊就要說彌天大謊;只要不厭其煩地重複，彌天大謊也能成為真理。
3000萬不是一個小數位。1846-1847年，100萬人在英屬愛爾蘭因為饑荒而死去，當時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1943-1944年，300萬人在孟加拉大饑荒中餓死，這次饑荒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據說3000萬人在中國餓死了，而當時居然沒有人知道饑荒發生了。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大饑荒根本就沒有發生。那些反復引用餓死3000萬人的所謂知識份子，自以為聰明，其實不過是大蠢若智罷了。
如果一個人說3000萬人死于饑荒，而當時居然沒有人知道這場饑荒，包括當時在中國的外交官以及國外的中國觀察家對於這件事居然都沒有絲毫的察覺，那麼這個人不是蠢到家了嗎。與那些編造餓死3000萬人的始作俑者相比，那些輕信這一說法而且還不加思考地反復重複這一說法的人，實在是更加愚蠢。
Utsa Patnaik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tsa_Patna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