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論綠色經濟的迷思》所代表的左派批判論述有許多部分也值得被挑戰，因為有不少牽強或過於抽象的推論。例如綠色科技的進步性在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決策部分當然值得不斷檢證，但作者似乎太簡化地忽略技術產品本身的「政治性」（參考Langdon Winner 1986文章）這層面的轉變對於氣候變遷與社會轉型能力的意義。全書關於綠色科技的關注比較顯著的篇章是在推翻德國可以在綠色科技上取得世界市場領先的潛力，卻完全未分析綠色科技對於生產的社會特性與能源消耗本身的貢獻。
當然，以近兩、三年世界太陽能板產業的市場競爭與資金虧損程度為例，我們的確發現這些各國各自所期待的「綠色科技贏家」一但失去市佔率的優越性（成為市場輸家），對該國總體產業經濟需求而言就失去吸引力。但完全只聚焦於綠色科技產業的世界分工，也使得本書的許多批評有過度以「市場競爭關係」取代「技術物的社會性」的缺陷。或者更簡單地說，作者將綠色科技產業的角色與綠色科技的角色給混雜了！
科技與人的關係因市場而混沌
同樣的例子發生在綠色消費者對於公司產品供應鏈的可能壓力。以這個月Apple承認退出「電子產品環境評估認證制度」（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是錯誤的決定為例，公司高層表示因為收到許多消費者的抱怨與批評，對於Apple產品不符合EPEAT非常失望，甚至因為舊金山50個市政府部門表明若Apple不回歸該綠色認證，將不再採購其產品，因此決定重新回到EPEAT制度。就整體來說，讓大型跨國公司低頭，綠色消費力量似乎能掙到一定力量。Ulrich Brand的分析似乎少了點現實案例的處理能力，過於低估消費者的綠色選擇力量。
▲在大西洋對岸，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曾在西雅圖舉行的全美市長會議上表示，美國應朝綠色經濟方向轉進，圖攝於2007年11月。（圖文／路透）但從宏觀的政治經濟角度來看，若綠色經濟要做的是讓所有產業和產品變成經濟上的主流，從淘汰生態不友善產品到此一目標的轉型階段上，環保與不環保產品的價格位差當然足以構成對窮人的第二次生活權利歧視。一旦「消費者力量」形成取決於大家荷包的深度，而現狀是「較綠的」產品進入市場價格機制時多半變成「較貴的」商品，那等於是跟消費者自己的荷包過不去，也變成是將中下階級民眾的對抗氣候變遷調適權排除的門檻。在這點上，激進左派的批評就仍要嚴肅以對。
過去台灣環保團體在推動綠色產品的運動上遵尋的「我願意多付一點錢」的途徑雖然逐漸培養出很多支持者，但無奈套用在台灣此波油電價格調漲案上，就不得不多少吃下馬政府硬栽過來的悶虧。回到更現實的世界經濟現況上，綠色產品的擴大在像西班牙這樣現階段失業率超過25％或希臘這樣無法取得新投資資金的危機社會，「荷包深足以支持綠色產品／企業」的途徑，不是有點和自由派經濟學家所慣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只是週期性的陣痛」合拍嗎？
再思考綠色經濟的同盟者
綠色經濟的左派批評論相信，綠色經濟在上述12項命題迷思上既然無能依其宣稱的原則去改變社會經濟問題，每一個現有的妥協已經拆穿這個矛盾承載體的承諾承載能力，證明綠色經濟運動的前途取決於既有權力秩序的安排。這些嚴厲的批判背後點出了綠色經濟倡議者與支持者面臨的政治困局，是不是必先與現有的經濟制度接軌，然後才能夠發展轉型，還是綠色經濟的提出本身就應該「有成熟的準備」與既有的政經權力秩序切割來推動計畫，也就是說將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視為實現社會發展永續性的必要條件。簡單的說，綠色經濟是否認為透過科技的新現代化標準──永續性（綠色）指標──現有的生產者和污染來源將會被迫修正自己，因此毋需選擇「革命」？盧森堡基金會的立場顯然認為綠色經濟的倡議者是屬於前述立場。
雖然如美國的綠色經濟Van Jones於2009年訪談時已強調「我們現在推動的是某種生態資本主義（eco-capitalism）」，「但綠色經濟是只是起點，必須再不斷地施力，直到它成為整個社會轉型的發動機」 」。雖然很難說綠色經濟的未來願景與激進左派主張的非資本主義社會有多少協同之處，但綠色經濟就現在來看已獲得國際上中左派的普遍支持，卻面臨既來自左派也來自右派的嚴厲批評。
我認為自2008年以來所發展的綠色經濟主張在未來5年內是否還能有進步性的貢獻，取決於倡議者是否願意制度性的積極限制企業家的「漂綠」能力！一方面公開主張綠色經濟「嚴格要求跨國企業全球性的遵守綠色製程」以及「資本家的阻礙經濟轉型」的兩個階段性原則。另一方面，中左派不僅應該是口號上提出「經濟危機也是綠色經濟轉機」的口號，相反的，應該檢討2008年以來經濟危機解決方案上扮演的角色，或許可以嘗試與激進左派力量共同提出「經濟危機下的同盟綱領」，回答各國政府如何發展出不已利潤為前提的各種類型生產組織，作為提供經濟弱勢族群進入綠色產業部門的轉型期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