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經驗與廣東經驗──另類發展可能性初探

2011/12/29

【編按】最近廣東省烏坎、海門等地爆發民中激烈抗爭,除了顯現廣東公民意識強悍之外,也暴露了長期存在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矛盾。針對烏坎事件,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這是長期忽視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矛盾所積累的結果。」其實,這也顯示在深層民間,「姓資」「姓社」的爭議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延伸。近年來廣為喧騰的「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多少觸及了這個面向的問題……

「重慶經驗」與「廣東經驗」是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相當醒目的兩個試點,要掌握中國大陸未來的變遷與可能的發展方向,對重慶與廣東兩地的模式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掌握。

觸發「國進民也進」的可能性

「重慶經驗」也有人稱之為「重慶新實驗」,主要推手是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香港媒體認為這兩人是絕配,是「稀奇組合」,創新的理念搭配創新的操作模式,讓重慶在短短幾年之內改頭換面。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序幕,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理念成為新時代的主題。然則所謂「姓資」(資本主義)或「姓社」(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議,在黨政內部,在知識份子之間,雖然傾向不公開爭論,卻沒有真正平息。

重慶實驗之可貴,在於主事者很清楚地意識到此一矛盾的存在,而且自覺地透過政策手段去處理。根據美國加州大學黃宗智教授的說法,重慶實驗是「以『第三隻手』推動的公平發展」,紐約大學的塞勒尼(Ivan Szelényi)則是從「第三條道路」理論來看待重慶模式所提供的「替代性選擇」(alternative)。從這些觀點來看,重慶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中國大陸迅猛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議。這是台灣在思考兩岸議題時,比較少去觸及的面向。

若是從官方的資料來看,重慶實驗的啟動是來自於中國國務院2007年的文件,批准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當年11月底,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2011年3月,全國人大發布第13個五年計劃,「以改善民生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基本國策,這等於為重慶的改革實驗背書,同時也因此有了經由重慶實驗,「局部向整體漸進」的可能性。

薄熙來和黃奇帆在政策上喜歡使用「民生」的語詞,強調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其幕後智囊在陳述重慶實驗的思維主軸時,也常刻意將其政策主張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掛勾。重慶已經連續3年把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用於民生,2009年的投入是682億人民幣,相當於總支出的51.7%,2010年民生投入更高達887億。重慶實驗中在「第三財政」方面最重要的地票交易制度,根據學者崔之元的講法,其實就來自孫中山「漲價歸公」的理念。

重慶實驗的政策主軸,口號化的「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說明了其在住宅、交通、環境、治安、衛生醫療等建設上的用心,而這些都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其實,在具體政策上,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其藉由地票交易制度所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公租房等制度對於「公有」和「私有」的二分概念進行了重大的突破,從而觸發了「國進民也進」的可能性。而這些政策的推動在方法上又有「三進三同」「結窮親」「大下訪」等親民手段的配套,因此,很容易深入基層,攏絡民心。這些政策,確實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未來執政佈局的靈活度。

「瑜亮情結」或「渝粵合作」?

至於廣東經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是一位眼界開闊的改革先鋒。但是,由於所謂「廣東經驗」,基本上是深圳經驗的擴大,而深圳又是在相當獨特的「經濟特區」的保障之下發展出來的,加上廣東鄰近香港,有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因此,廣東經驗不具「普遍模式」,只能說是一個擴大了的特區,很難像重慶一樣,可以成為全國城鄉平衡發展的參考依據。

有人喜歡以「蛋糕論」來比喻薄熙來和汪洋在政策主張上的差異。說薄熙來是認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汪洋則是認為,「做大蛋糕才最重要,分蛋糕不是重點」。這樣的比較雖然太過化約,卻也反映了大陸內部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觀點。

不過,從最近陸豐市烏坎村事件來看,廣東模式在追求經濟發展,「做大蛋糕」的同時,太過依賴市場機制,並未能妥善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內部矛盾問題。然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烏坎村事件的爆發,卻也顯現廣東公民意識的普遍上揚,可以集結力量長期抗爭,最後迫使官方讓步。而且,廣東是最早實施財政公開和精簡官僚機構的省份,對於媒體也相對開放和寬容,這是「民權」抬頭的表現。

中國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街道上掛起抗議標語,圖攝於2011年12月20日。烏坎村民薛錦波先前發動抗爭,抗議當局非法賣地而遭羈押,並在羈押期間死亡,引發村民盛怒。(圖文/路透)

重慶模式在民生議題上有重大建設,廣東模式則在民權議題上屢有突破,因此也有人夢想,是否能揉合兩個模式,從而創造出未來中國地方治理的新典範。

中共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於2012年秋召開,重慶的薄熙來和廣東的汪洋都是熾手可熱的高層領導人,他們在渝、粵兩地所開創出來的局面,在某種程度上,已預告了中國未來政、經發展的可能面向。雖然媒體喜歡誇大兩人「瑜亮情結」的競爭關係,卻也有不少人期待看到「渝粵合作」的可能性。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對話,或許也可以為「姓資」、「姓社」問題的辯證發展開啟新的可能性。

學者塞勒尼在評論重慶模式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大多數分析中國型構的學術論文將其描述成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某種變體。官方言論將中國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評論家傾向於將其視為某種版本的資本主義,比如「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政治或政治化的資本主義」或「混合形式」「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上述這些分析模式,是否可以定義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恐怕還有待更豐富的論證,不過,不管怎樣,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存在,至少讓我們可以從實際的政治決策和地方治理去印證另類發展的可能性。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廣州和重慶兩個城市與中華民國的命運其實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廣州是國民革命的根基地,重慶是全民抗日的根基地,兩地都留下了非常豐富的,與中華民國政府有關的歷史遺跡和人民的集體記憶。今年是建國百年,而重慶經驗又屢屢借用孫中山的原始理念,這都值得我們對這兩地的發展投入更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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