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嘉展 作家、社區工作者、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
自從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之後，民間力量勃發，各種公民運動組織紛紛成立，在環境、弱勢、勞工、農業、消費者、族群、文史等各種議題上，展開倡議與行動，呈顯了台灣邁入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
在此社會背景下，1994年文建會推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過程，改變社區的生活空間、文化環境，民進黨執政後甚至成為國家發展的重點計畫，相關部會都有其社區營造的政策，是許多人認為能夠改變台灣社會的一帖藥方。社會可以變好，根本在社區及人可以變得更好。如果可以連結一個個變得更好的社區，那麼底層的社會就有機會改變。
甚麼因素可以讓人及社區變得更好？是大量的「建設」（幾乎是政治選舉候選人用最多的競選訴求）？或是人們懂得如何認識自己及社區，懂得反省、尊重別人、互助與分享，懂得批評也知道如何承擔責任？懂得如何運用及轉化社區資源，進而有自己與社區共同的願景，願意長期投入社區持續發展的道路？
但是，社區營造精神終不敵以「建設」為選舉鋪路的現實，扭曲了以作為人的價值與行為的良質改變的社區營造精神，加上社區組織的能力提升緩慢，社區組織內部衝突不斷，在文建會已逐漸無力的社區營造政策之下，以硬體建設為主軸的「社區營造」，應會大肆襲來。
此時，特別需要思考「社區營造」成為政策的治理態度與模式。
一、社區營造重視的是營造的過程：凝聚共識、利益分配、共同負責、衝突解決的過程，即使沒有達成政策的目標，大家學習以更文明的方式面對社區，面對彼此，而還可以讓事情繼續運轉，這已達到社區營造的目的。
二、重新調整社區營造的政策思維：民主如果可以深化，是從社區的草根民主開始。透過社區營造過程的練習，其實是草根民主的一個機會。不要借補助社區經費之名，遂行買票固樁之實，讓政治的那隻手遠離社區一點，雖然是「狗吠火車」，但還是請政治工作者三思。
三、社區的自覺：社區如果不能擺脫內部的惡鬥，誰也幫不上忙。
從社區營造到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複雜的治理模式，軟硬體如何搭配進行；公私部門如何協力；網絡彼此之間如何在信任的態度上，建構一個社區可以持續的未來，是台灣可以持續發展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