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性╱別權力的浮現
──黃道明:臺灣公權力的性部署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台灣性╱別權力的浮現 ──北京大學風入松書店《中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沙龍實錄 時間:2008年9月7日(日)下午2:00~4:30 地點:北京大學南門風入松書店 主講人:臺灣著名女權主義學者 何春蕤、甯應斌、丁乃非、黃道明、王蘋 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 荒林
我今天的發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先在1990年代的歷史脈絡裡談談學術與社運對我的研究的深刻啟發。第二部份我將回顧歷史,就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來談談臺灣戰後國民黨政府對性的規訓以及對男同性戀次文化的管制。最後我將提及我新的研究方向,也就是對當下的臺灣主流女性主義所建立的新性道德秩序提出反思。我將透過這三部分的敘事來說明臺灣公權力和性部署的關係。扼要來說,這個公權力是上層對下層的管理和規訓,例如政權對不同人口群的統治,而這般階序式的作用當然有其深刻的性別意涵,所以這裡的「公」字不但有著傳統「父」的印記,同時女權主義在性別主流化後進入體制內行使的權力亦鑲嵌於其中。而我所要揭示的是:「性」如何透過公權力諸如規範、管制的運作和配置而被部署于臺灣社會文化裡。 我在大學的求學時期正是臺灣解嚴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而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和同志研究也都正開始在臺灣生根萌芽。當時,對一個對性別議題和文化政治有興趣的大學生而言,整個北臺灣的風氣可以說是令人振奮的。而我在研究所和博士的求學過程也深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滋養和呵護,無論是研究室本身空間最不制式的舒適研究環境,還是當時舉辦多年的「四性」研討會所提供給年輕學者寬闊的論述平臺和空間。我在當時因為這樣的環境而發掘自我的同志認同,因此可以說我是吃性╱別研究室奶水長大的酷兒。很榮幸能在去年加入性╱別研究室團隊。 除此之外,我想提及兩個對我的研究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時刻。第一個是1992年,臺灣的金馬獎影展首度堆出Queer Cinema專題。這個由香港小劇場人林亦華所規劃的專題引介了當時西方興起的酷兒視覺美學與政治,他也在當時將queer一詞翻譯為後來大家所熟悉的「同志」一詞。雖然一般都將「同志」一詞的歷史回溯到這個影展而因此確立它的歷史定位,不過對我而言,這個影展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它讓我看到了愛滋病社會運動的政治面向。如大家所熟知的,1990年代歐美酷兒運動的興起與愛滋病的政治化有相當密切的關聯,當我看到Gregg Bordowitz所執導的愛滋病紀錄片Voices Fromthe Front(1992)裡,ACTUP組織如何以街頭行動劇die-in的方式抗議美國政府草菅愛滋病患人命時,那種衝擊和感動是我至今無法忘記的。在臺灣,官方雖然提供免費愛滋病治療,但這卻是愛滋感染者被政府視為性嫌疑犯來加以列管、監控和處罰之一環。而相對之下,當年的紀錄片則呈現了愛滋運動是如何不求憐憫,以政治行動積極介入社會現實,與政府對抗爭取權益!這是我從酷兒理論╱同志研究全球化過程中獲益良多的一個重要啟蒙時刻。 第二個時刻是1997年,當時任職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倉促廢娼,引發了公娼自救與妓權運動。這個事件對當時婦運的衝擊,前面幾位已經做了大略的陳述,而我所要提的是它對我當時在進行的博士研究的重大影響。我當初所做的是用白先勇的著名長篇小說「孽子」為媒介,來勾連出臺灣男同性戀文化的歷史和政治。我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了1970到1980年代間大眾媒體對臺灣俗稱為「玻璃圈」的男同性戀社群的呈現,和色情性交易有著多所連結,而白先勇的小說裡描寫的正是一群以賣淫為生的地下族群,但是如果沒有公娼事件的鼓舞,那麼受限於中產教養的我仍然會看不到這些不同場域之間的再現與關連。公娼肩並肩,不畏懼向員警挺進、討公道、爭取工作尊嚴的畫面,徹徹底底地撞擊了我的中產思維;在那一刻,我開始發現,縱然我和她們的生命軌跡是多麼的不一樣,我仍能強烈感受到她們所承載的性汙名。作為不同的性邊緣主體,我們都在力抗性汙名的強大壓迫力量。是公娼事件驅使了我去探討公權力與性部署的關聯,以及性汙名在臺灣戰後歷史中的形構,也是因為公娼事件所引爆的婦運間差異政治,讓我想去探究那時對執政當局多所批判的婦運在性╱別的場域上究竟和國家政府有何共謀共構的關係。於是原先模糊的博士論文問題意識終於開始有了清楚的輪廓,那就是去追問,「孽子」所再現的同性戀究竟有何歷史的特殊性?為什麼絕大部分關於孽子的文學批評都對小說所再現的男妓主體視而不見?如果說,當時興起的同志運動將「孽子」視為臺灣同性戀歷史書寫而將之政治化,那麼在一個反娼的主流性別政治環節之下,這個去除賣淫主體的同志政治意味著什麼?如果說前面所提的第一個政治時刻是全球化的一環,那麼第二個政治時刻無寧說是非常屬於臺灣在地的。 我的博士研究因此致力去探索公權力和性部署的歷史進程,追溯了冷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為打造正統國族文化所執行的風化管制。我所關注的是,公權力是如何去管理伴隨臺灣極度壓縮現代化與快速工業化過程中而興起的龐大性產業,並深入分析這個性的經濟政治體的轉變與其蘊含的文化政治。特別的是,我檢視了公權力如何依據民國時期所頒佈的「違警罰法」,以一種儒家道統的「君子」治理位置,透過政策與個人規訓兩個層面上的極度矛盾操作,造就了所謂「善良風俗」這個意識型態的建構,也同時生產了性別化了的正規「國民」主體。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這個「善良風俗」的性規範運作下,所有婚姻之外的性關係(包括跨性別、同性戀以及未婚女性)都被公權力以娼妓嫌疑犯來加以管制。依據這個歷史研究,我發現了「孽子」這個文本再現了一個跟賣淫相連且女性化的羞恥感,而這個在臺灣歷史脈絡下所形構出的負面情感結構正是當時新興「同志國」的文化想像裡諸多關於不同於西方的「現身」討論與擁抱陽光的「出櫃」策略所欲置換掉的。 在我現階段的研究裡,我則更引用了性╱別研究室戰友的研究,進一步去深化對這個賣淫羞恥感的理解,檢視主流女性主義陣營的反娼立場與實踐如何在當下臺灣解嚴後重新打造政權的脈絡下造就了一個和國民黨政權下所建立的性秩序有連貫但卻也有別於前者的新性道德秩序。我分析的對象是臺灣的主流女性主義論述。這些論述在民進黨政權下所推行(而新近執政的國民黨也延續推行)的兩性平等與婦女政策制訂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我延續了中央性╱別研究室成員對主流女性主義的開拓性批判,進一步檢視主流婦運的福利論述,探究這個在全球化環節裡形構的女性主義文化想像有著什麼樣的階級、種族、與性的印記。我特別有興趣的是,這套福利論述如何接合了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生產出有著正常心性的母性主體,來進行專業社區照顧工作和家、國的改造。而令人深思的是,這個女性主體位置同時也高舉著一夫一妻的文化理想,以保守「良家婦女」的含蓄美德來教化被認為是破壞家庭與社會整體性的酷兒、妓權和性解放運動。雖說我們這群人在主流女性主義的文化想像裡被建構為腐蝕人心的「性變態」,但是我卻緊扣著這個負面性不放,進而逆勢操作,從而質疑主流女性主義所追求的大善,並詰問那種由上到下的性別福祉想像。 主流台灣婦運在近年來動員公民社會和公權力的緊密結合,推動性法律的修改與立法,進一步透過對性交易的禁制來教養兒童和青少年的性,以馴化他們成為「正常」人,而性的汙名和羞恥感也正透過這些新的法律和知識和新權力佈局而一再被強化。另一方面,她們所力倡的自由主義式「情欲自主」或「身體自主」,正是透過對性交易的持續汙名化所撐起來的。這意思是說,種種的情欲即便並非那麼傳統的同性情欲,只要乾乾淨淨、不和色情沾上邊,都可以被主流女性訂定下的新道德秩序所包容。套句丁乃非的話,在「男女老少都被要求成為良家婦女」的當下,挑戰這套新的女性主義道德秩序成為性權運動的最重要任務,而這也是我們這群人一直在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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