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共和系列 7】行動的理由

2005/11/27

  布迪爾(Pierre Bourdieu)在世時,主導過一系列社會學叢書的出版,並因此成立了一個出版社,名為「行動的理由」。2001年4月,在接受無政府主義電台Radio Libertaire訪談時,他特別提到,要對抗經濟宿命論和全球單一化的自由市場迷信,必須要有「創造懷疑」的意志;對於每天閱聽的訊息,應試著做出不同於社會成見的解讀。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參與,不能憑恃一時的衝動或感動。任何行動,要能找出理性的、思考過的建構性理由。現在,很多政黨、工會或社運團體普遍讓年輕人失望,因為,他們找不出行動的理由,過去僵化的、愚蠢的教條已被看破手腳,年輕人不再是容易被動員的笨蛋。

  布迪爾又提到:當今的社會控制是如此全面而細緻,因此,即使是滿口激進語言的人,其骨子裡還是不自覺地反動、妥協與保守,他們既是社會體制的受害者,卻也同時是他們抗爭對象的模仿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左翼政黨在當權後,自動成為全球商品化、私有化的執行者;進步的工會在壯大之後,自動成為官僚化、階層化的組織。這些現象,同樣出現在許多知識分子身上。布迪爾是1968年學潮的老將,又曾經積極介入過1995年的法國總罷工,並因此與杜漢(Alaine Touraine)等其他知名知識分子有過立場上的爭執,他也曾經帶著一批研究生深入貧民窟調查,並集結成厚厚的一本著作,題為《世界上的苦難》,書中對於市郊的生活困境有相當大篇幅的描述。那麼,畢生挑釁社會體制和國家機器,而對「行動」又極其慎重的布迪爾,如果他還在世,會如何看待這一次法國市郊青少年的蜂起?

  也就是說,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在他們長達兩週的戰鬥中,是否能夠找到「行動的理由」?是否可能經過建構性的思考,在未來形成政治力量的集結,從而組合自主的力量,解決移民後裔經濟和身分認同上的雙重困境?

  11月15日,法國國會通過內政部長沙科吉的提案,將「緊急狀態」延長三個月。也就是說,未來至少三個月內,1955年為對付殖民地暴動而制定的「緊急狀態法」仍將管轄法國境內好幾個「敏感」的地區。甚至有右翼的官員要求取消所有「肇事者」家庭的社會補助款,類似的懲罰性措施不斷出爐。執政當局迄今仍以警棍和宵禁回答青少年們對社會的困惑與質疑,以監獄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手段。這些來自統治階層的禁制,只能使騷動暫時紓緩下來,潛在的抗爭能量並沒有因此被消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未嘗不是市郊青少年沉潛蓄勢的一個機會,只要歧視性的、壓制性的、懲罰性的政策存在,都會的邊緣永遠潛藏著另一波行動的可能。在未來,經過理性的思辯,經過社區成員的重新組織,行動的模式將更為靈活,而且,每一波的行動,相信都將伴隨著行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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