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工》
流離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

2007/08/06
苦勞網特約記者

書名: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 作者:潘毅 出版:(香港)明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2月 ISBN:9628958259

近幾年中國的「三農」議題成為熱門話題,而農業破產使得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之後,這些農民便成為了農民工。討論農民工處境的書籍並不算少,在簡體字書店不難找到,筆者從中間挑選了幾本來為大家介紹。這幾本書的特別之處,乃在於作者是香港或大陸的NGO工作者,他們基於自身的工作經驗,寫出對農民工處境的觀察,相信跟學者比較起來,能夠有一番更深刻的認識。

另外,關於農民工的實際處境,作者已經在這些作品中詳加描寫,大家可以自行找書來看,所以筆者我也就不多敘述。這一系列書介的用意,是試圖從這些NGO組織者描述自己工作對象的不同方式,來探討調研(調查研究)工作的方法論問題,並進而試圖描繪運動的方法論,希望對本地的組織工作者也能有一些參考價值。

我們要介紹的第一本著作,是潘毅老師博士論文的中文改寫作《中國女工》,作者以民族志的方式進行研究,在田野期間,利用關係住進深圳一家港資企業的女工宿舍,與其他女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這本論文最先是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為題在西方出版,並且於2005年獲得了國際社會學界的殊榮C. Wright Mills獎,為第一位得獎的亞洲籍學者。筆者試圖介紹這本書雖有點自不量力,但拿本書作為系列的開頭相信頗為恰當。

打工妹作為「複雜、叛逆而機靈的主體」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勞工階級理應是國家的主人,但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傾斜卻使勞工階級陷入極大的危難,所以,本書作者認為,中國的「階級論述」已經脫離基層的勞工群眾而成為外化於勞工的抽象客體。另一方面,許多打工妹進城打工不盡然是經濟因素,而是試圖逃離父權家庭或包辦婚姻的嚐試,雖然這種反抗基於戶口制度等客觀因素、往往只能延續個四五年。本書作者透過研究追尋打工妹這個特殊主體、進行一種「行動者的回歸」,這個主體「努力對抗國家與市場力量的侵蝕」,她們的抗爭「也是女性對父權體制文化的挑戰」。(頁20至21)

這種抗爭不同於傳統的階級行動,作者舉了一件突發的停工事件為例。晚上的加班時間,因為大家通常陷入精神與體力不濟的情況,所以是唯一被容許一直開著收音機收聽廣播的工作時段,但不同的生產線小組偏愛不同的頻道節目、有時會引發爭執,有天晚上有個主管下令關掉所有收音機,忽然間,生產線速度減慢了直至完全停止,現場領班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也完全沒有勸阻的意思,只能向辦公室的主管回報。最後的結果是,當天提早下班,第二天之後,再也沒有任何人敢在晚上關掉收音機。

「走回宿舍的路上,所有人都很興奮,肆無忌憚地大聲說笑著。所有人都很清楚,這是她們與霸權的生產機器進行的一場公開衝突,儘管如此,但卻沒有一個人直接提及這件事。她們的話題主要集中在於自己喜愛的明星偶像,一旦談論起自己的偶像,不說上幾個小時她們是絕不罷休的。如果沒有英俊的明星偶像,那麼工廠生活就太過蒼白了,而她們年輕的心根本無法得到慰藉。」(頁164至165)

所以,作者稱打工妹為「複雜、叛逆而機靈的主體」(頁24)。不同於一般以「盲流」來形容農民工的流動,作者認為大部分打工妹在走出家鄉時決不盲目、通常已聽聞城市中打工生活的辛苦,她們常透過親族或同鄉間的網絡進入城市找到工作,並在工廠中形成小團體、互相支援,以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中求得一個暫時安身立命之所。甚至身為領班的人員在加班趕工時為了要準時交貨,都要利用族群網絡來動員配合。

而這些機靈的主體在國家與市場的交相迫害下得以生存的抵抗策略,時常有其性別上的文化意義,例如,轉化為身體的經痛甚或昏厥來暫時逃離生產的規訓。最具象徵意涵的案例,乃是一名女工阿英在半夜的尖叫。這名打工妹某次在宿舍無人時透過大叫來紓解壓力,想不到潛意識中學會了這種方式,不時在半夜睡著後忽然發出尖叫來釋放壓力。奇妙的是,她自己尖叫之後立刻又安然入睡,反而是室友們無法承受這種釋放。阿英老是夢到自己要搭船渡河到另一個村子,但無法渡河的焦慮往往使她失聲尖叫。本書作者把這些多場域的抗爭稱之為「抗爭的次文體」(頁262)。

行動者的回歸

如果以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論述來批判,我們或者可以說,這些打工妹儘管擁有如此多場域的抗爭,但終究,她們並沒有真正形成集體力量,來超克國家與市場對她們的迫害。但這裡筆者無意用這種方式來回應,相反地,我們試圖循著作者的脈絡來尋求補充。

首先,作者提到打工妹的抵抗策略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援引親族同鄉的族群網絡來取得安身的依靠。我們這裡不妨還是先把親族網絡定性為「前現代的」,打工妹們援引前現代的因素來對抗「現代化論述」的攻擊,雖然有時產生了一定的防禦效果,但作者似乎缺乏說明這些親族網絡之間是否也存在著矛盾?譬如,在工廠中如果潮州妹的勢力較大,那相形之下客家妹對抗生產規訓的能量是否就會受到擠壓?書中提到那次兩群女工因爭奪洗澡熱水而發生的打架事件(頁239至241),兩群女工的界線是否亦因親族網絡而區隔?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嗎?

前現代之所以是前現代的,在於它缺乏著某種普遍性與存在排外性。前現代因素作為對抗現代化的策略,便總是無法逃避某些弔詭。

其次,雖然作者質疑共產黨的階級論述已失去合法性,但作者仍將打工妹們視為一個「新興階級」,並不完全對於階級絕望。而這個新興階級需要的是「行動者的回歸」(頁20)。

即使如作者所說,已經有較多打工妹在結婚之後仍繼續於城市地區工作,但這還不是普遍的現象,打工妹的性別身分使得她們作為打工階級的一員總是流離而無常,那麼,即使機靈如打工妹們,一但回到農村接受了父權家庭的分派角色,行動者的回歸如何可能?

據我所知,已經越來越多有打工經驗的行動主體,在自身遭受勞資爭議不義對待或職災戕身之後,回到家鄉成立NGO組織,以幫助自己家鄉的打工仔女。這些自覺的NGO工作者,不乏女性。這些回到家鄉從事NGO工作的途徑,再加上一些在城市地區支持打工妹的做法,或許能逐漸使打工妹們成為較不流離的行動主體。

本書作者在最後說,我們「必須既不偏向個人主義(因為它是為資本的邏輯服務的)也不偏向集體主義(因為這個名字它很容易淪為政治策略的犧牲品)地尋找一個能夠對個體性與集體性進行反叛與重述的抗爭議程」(頁313)。如此,在機靈的主體普遍回歸到抗爭議程之前,作者所選擇的,似乎就是跟隨著打工妹們的流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