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路上踩出足跡?中國大陸打工者的社會連帶與社會支持—以深圳龍華富士康員工為例

2011/05/07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

近來許多關於中國大陸的工人研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也就是打工者試圖在打工城市生根求存時,面臨著相當程度的制度性限制,例如勞動超時、戶口制度的限制、教育水平較低、缺乏長期就業規劃與輔導等面向。本研究希望在大陸既有工人研究的基礎上,填補一個關於打工者研究較缺乏的面向,亦即打工者於打工地區開展的社會連帶與社會支持樣貌。以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及其週遭城中村的打工者為案例,本研究探索富士康員工之生活時空當中的各種社會互動形式,並檢視身處於半軍事化工廠體制當中的打工者,於深圳龍華地區開展的社會連帶與社會支持之樣貌特徵。本研究指出,儘管「車間」看似不利於工人社會網絡的發展,但它仍然是工人在深圳建立社會支持網絡的主要場域,而宿舍與民工村作為一個社會生活的場域,在提供適合社會支持網絡之延伸發展的環境上,也存在許多限制。

 

關鍵字:富士康、民工、社會連帶、社會支持、疏離

  1. 社會支持網絡:一個關於中國大陸民工研究之發問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降,大量的廉價勞動人口自農村湧入,因其中國的城市鄉村二元的戶口身份制度,這批外來工又被稱作「農民工」。一群一群二十歲左右的年青外來工們1,從熟悉的原鄉社會連帶中被拋入陌生而解離的勞動/生活空間裡,其面臨的社會支持資源似乎是窘困的,特別是在面對都市生活的各種風險。

 

外來工在都市(打工城市)遭逢的困境,已有多種社會研究的文獻從不同觀點與議題面進行探討。例如從「世界工廠」的觀點評估外來民工的影響和趨勢,外來民工同他們在城中村租房的集聚區(或者說,打工村)一樣,若隱若現的被「問題化」。一如「三農」成為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嚴峻的「社會問題」,既承認並探討農民工在經濟崛起中的貢獻性,另方面又從宏觀的政治經濟學視角,指出外來工滋生的種種都市問題,如城市管理、社會緊張、住宅問題、交通問題,及失業失工的流動人口等等。

 

另一種視角則常見於階層和社會流動研究,它們多參照制度學派方法的取徑,探討外來工的社會資本、勞資處境及社會流動惰距(lag of social mobility)。不同於前者的分析主體,階層和社會流動研究的分析對象是「農民工階層」。藉由量化數據的輔助,討論何以打工者為何及如何離鄉背井、何以在外地辛苦多年後仍無法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勞動工資或勞資關係對不同世代的打工者而言是否有所改善?戶籍二元制、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外資工廠勞動體制對外來工又產生了哪些相似或相異的影響?乃至於近年珠江三角洲普遍出現的缺工潮、罷工潮,都是該類社會研究的關注之處。

 

階層和社會流動研究的問題意識,在九零後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陸續的田野調查當中,以更為貼近外來打工者勞動生活史的形式被呈現出來。這類研究亦是反覆和制度面迴環照應,透過工人詳實的勞動生活剖面,立體地分析外來工(甚至是研究者)在異域中的各種生命故事:日常行為、車間內的勞動管理體制、工人的身體政治、勞動/生活的時間性與空間性、身份認同、精神樣態,更時見學者帶著性別意識去記錄、考察各式脈絡下,外來工(特別是「打工妹」)的勞動生活。

 

在既有研究的豐富基礎之上,面對2009年以來在富士康深圳廠區發生的連環跳樓事件,本研究試圖在心理分析、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勞動管理體制、制度性限制等等的討論之外,以E. Durkheim式的提問和研究取徑,對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外來工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進行初步的、探索式的研究。

 

今日研究和輿論多將現在一代的外來工,同過去的農民工做區別,視之為「新生代的農民工」。世代的區隔,代表兩者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這種認知在富士康事件中被大力宣揚。誠然,不同世代在生長環境、工作條件等方面均截然有別。然而相對於整體社會來說,新生代的農民工面臨的困境恐怕不比過去更好,甚至要更糟。如同過去二十年來的外來工,新生代外來工仍是多從其他省份來到深圳工作。離開家鄉意味著離開原生地區的社會網絡,在返鄉之路依舊迢迢的今日,外來工無疑失去原有社會網絡的庇蔭。加上農業戶口在城市的制度性歧視,和高度分工所帶來的原子化生活的交雜下,個人自然孤立於異鄉的勞動生活之中。

 

Durkheim的「社會連帶」觀點而言,外來工從家鄉突然拋到一個遙遠而孤立的空間,變化的不只是舊有社會網絡的斷裂,更是網絡形式的改變。首先,在家鄉以親緣、地緣和學校為主的社會網絡締結方式,在外省打工無法再以這種形式發展個人的社會網絡。整體的社會連帶更是如此,不僅是個人的社會網絡,社會連帶更牽涉到一個社會空間──以外來工來說就是勞動/生活空間──的關係形式和密度,並決定了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和資源為何。

 

本研究將從新生代外來工的社會支持樣態為切入點,以進窺他們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所身處的社會空間、在其中開展的社會支持網絡和社會連帶形式。我們基本的研究問題即,新生代外來工的社會支持情形如何?支撐此一社會支持情形的社會網絡呈現何種樣態?該網絡以何種方式、在怎樣的社會空間關係中被建立?該勞動/生活空間與社會網絡和外來工的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提出這些較基本的問題意識,有助於之後我們思考、探索更廣泛的民工社會關係課題,例如選擇到深圳打工之後,外來工的原鄉社會網絡是否還能持續提供工具性與情感性等社會支持?若有發生劇烈的斷裂,隨著工作資歷的增加,外來工是否越能穩定地獲取社會資源?以及,形成前後社會連帶形式差異的可能因素又是為何?

 

本研究基本上發現,儘管「車間」看似不利於工人們社會網絡的發展,但它仍然是工人們在深圳建立社會網絡的主要場所;廠區排班制度與宿舍住宿體制的脫軌、宿舍內的治安問題以及生活空間的嚴格管控,使得宿舍並不利於外來工發展人際互動;而當地社區作為一個社會生活場域,在提供適合社會支持網絡發展的環境上,也存在許多限制。或許透過NGO進入,組織類似民工學校等互動節點,能夠更有效地提供外來工人社會整合的機會,進而改變外來工人的疏離現象。

 

二、變遷中的社會連帶、社會整合與疏離

 

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爆發後,一時輿論嘩然。面對輿論指責壓力,富士康採用增加心理諮商輔導措施來解決可能的員工個體心理問題。但這令我們不禁質疑,將自殺問題歸因於個體心理狀況失調,是忽視了個體所立基的社會情境結構對個體行動的影響。這樣的質疑引導我們回到Durkheim的傳統社會學問題意識 – 社會變遷下,個人的社會分工與社會連帶的變遷為何?並進而影響了個人的社會支持。

 

Durkheim在其著作《社會分工論》與《自殺論》的分析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提出「社會連帶」的概念,描述人與社會之間存在著相互牽繫的紐帶關係。凃爾幹在《社會分工論》應用這樣的概念,論及勞動分工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連帶特徵,勞動分工的發展表徵社會在轉型。但現代社會中,隨著勞動分工的建立,伴隨著新生的個人道德體系發展。而也由於這樣,過去社會與人的連帶型式 ─ 機械連帶,這個過去社會所賴以維繫的道德基礎,在現代社會中逐漸喪失他對個人的管制力。個人於是必須在現代社會與前社會的各式規範價值間進行選擇、協調而沒有一個共識的價值體系,其中就可能出現個人與社會的聯繫出現鬆脫的脫序現象。

 

在《自殺論》中,Durkheim進一步的闡述社會連帶對於個人情緒的影響。涂爾幹認為自殺的因素只是個人心理因素反映,透過比較自殺率高低的地理分佈圖,自殺率顯然受到一種超乎自殺者個人以上的外在集體力量影響,個人心理因素效果與自殺率的相關可能實則是社會因素先反映到個人的心智狀況,引發自殺動機。

 

透過提出「自殺」此一現象的社會性及其社會原因,涂爾幹指出人與社會之間存在著相互牽繫的紐帶,即社會連帶。涂爾幹結論個人與社會連帶的整合程度、社會控制與否強弱反映出不同自殺類型與自殺率。其中個人與社會的整合程度與自殺率的關係成為後續研究者持續關懷的課題。BallerRichardson(2002)的研究試著結合涂爾幹的社會整合說與Tarde的自殺模仿說,以十九世紀法國與二十世紀美國的自殺率資料比較,在考量自殺的模仿效應下,社會整合確實能解釋自殺率高低的空間分布,社會整合高確實能抑制自殺率,涂爾幹的命題在現代社會下仍具洞見。

 

綜合以上Durkheim在《社會分工論》、《自殺論》的論述以及農民工在外地打工的社會條件,我們試圖在他的命題下,提出我們的問題並加以新的元素。 首先是,什麼樣的普遍性社會因素影響了農民工的社會連帶?再來是Durkheim所提及的,集體生活或公共生活對自殺率的影響,我們轉而提問在這樣工廠密集勞動環境下與以民工為主的城中村社區生活,農民工的社會整合狀況為何?農民工的情緒指標是否受到所處社會條件所影響?最後是Durkheim在著作裡的研究背景設定的是一社會演進歷程,從前社會到現代社會,社會連帶發生變動進而影響個人,這是時間面向。考量到農民工的流動性質,我們嘗試加入空間面向。農民工遠離家鄉前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其間是否於原鄉社會連帶斷裂?或者,必須有能力在移居地迅速的調適新的社會連帶?

 

在中國打工者的研究中,目前直接談及社會連帶如何影響個人情緒的研究相當匱乏,可能與社會連帶難以與打工者生命情境直接做連結有關。的確,我們難以直接估量打工者的社會連帶程度(Durkheim亦是透過宗教、法律等形式來測量),不過歷來不乏藉由打工者的社會網絡、(與在地人的)社會距離,以及工作生活來探討社會連帶的文獻。基於我們對打工者在深圳地區的疏離情境的關懷,遂選擇社會支持和社會空間(車間、住房形態等)做為研究的切入點,再透過實地踏察,整理出個人社會支持與整體結構的社會連帶之間可能的關聯樣態,進而回答打工者的社會連帶情形。

 

另一方面,結構性的社會連帶(較高層次)與傾向個人化的社會支持(較低層次)的關聯如何建立?個人與「社會連帶的鬆脫」具體發生過程是如何的?必須考量到深圳打工者獨特的社會流動背景,尤其是其處於工業大都會中的疏離情境來加以認識。

 

深圳外來工在大都會中的疏離景況,彷彿是Louis Wirth(1938)形容的「孤獨地走在人群中」,也像是Georg Simmel分析中「金錢理性」、「與人相對的客觀世界」。WirthSimmel敏銳地感知到現代都會與鄉村社會的二元性,這種二元性特別展現在社會關係形態上,而這種關係形態將使人們逐漸接受「分離的、孤立的、表面的感知和行為模式」(Williams, 1973),對於從鄉村突然拋入城市的外來工人而言,社會互動模式斷裂造成的衝擊可能是相當劇烈的。

 

社會關係、社會連帶在鄉村社會與現代都會之間的斷裂,向來是社會學家關注的核心客題。Durkheim從宏觀視野論不同社會道德結構下社會連帶的斷裂與社會性的重構。而Simmel認為任何現代社會形態,其真實生活都集中在一些交互影響的「微觀分子過程」之中。透過研究因個體互動而來的社會形式,Simmel得到類似於Durkheim的看法:現代社會裡個體間的互動將為人類的智慧和個人自由的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Simmel, 1950),然而他也指出現代性的一個悖論:現代城市的增長鼓勵在社會交互關係的形式擴展中來發展個性、自主和個人自由,但與此同時,它制造了冷漠無情和社會孤立(陸揚,2008)

 

對於以「規模」、「分工」與「貨幣經濟」三大特徵構成的現代都市社會,Simmel雖不吝抱持希望,卻也對其懷抱著隱憂。簡單而言,Simmel認為都市的規模決定了其社會交往模式遠比鄉村社會複雜,它形成一群群互不相干的群體;其次,現代分工將個人同社會總體結構的關係疏離化;最後,貨幣重構了社會的新關係,一則人們透過貨幣獲得自由與個體性,也有了發展社會關係的能動性,個體性獲得進一步擴張的機會,二則卻也讓彼此的關係客觀化、充斥理性計算(Simmel, 1950; 1990)

 

社會關係改變,整體社會必然產生變遷,人勢必也跟過去的人不一樣,這種改變並非僅是物質上的,更是個人價值(personal value)上的。當個人價值被貨幣化約與客觀化後,其本質已徹底改變,自此之後,決定社會關係的就不再是「貨幣」本身,而是這種客觀化的社會形式。總言之,個體價值的擴大在形式上雖然是自由的,但是個體性的發展卻反而使得人與物、人與人的關係變得複雜、隱晦而不明確。

 

現代都會裡人與物的「疏離(alienation)

被擺置放貨幣經濟來看,是一種與鄉村社會對應的概念。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現代都會裡的生活不像鄉村生活那樣受社區支配,而是變成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城市是不斷與人群接觸的地方,你對他們知之甚少,他們也不了解你。Simmel推論都會狂亂的忙碌會同時導致群眾的興奮與寂寞,城市有失序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置身變化迅速且零碎化的社會經驗裡的孤立,另一方面個人又接觸大量增長的刺激與新奇體驗(Crang, 2003)。都會性格的心理基礎包含在強烈刺激的緊張之中,個體化的理智審美,使人對都市現象的反應變得麻木不仁,毫無個性(Simmel, 1950)

 

現代城市的「規模」、「分工」與「貨幣經濟」僅管帶來獨立性與自由,不過其實現需建立在社會互動之上,這也就是Simmel如此重視社交活動的原因。若是沒有社會關係,純粹是重視「規模」、「分工」與「貨幣經濟」的工業資本主義,那麼將只會產生無數的「陌生人」(the stranger),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將無從彌補,更不幸的,從貨幣經濟中現代人至少能獲得的公正、自由、獨特性,還徹底在異化勞動與城鄉二元的社會制度中喪失殆盡。

 

Simmel(1990)就指出,貨幣經濟無法改變資本主義裡的勞動性質。非但如此,在貨幣經濟裡,勞動將不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文化問題,影響一個群體的精神狀態的文化問題。在深圳這種「規模」、「分工」與「貨幣經濟」都達於極限的城市,對本地人而言,外來工就像Phil Cohen(1993)筆下那群必須被限制、被驅離和隔離的「在門口的陌生人」(亦即世界各地移民和跨國勞工的共有處境);對外來工彼此而言,對方也不過是恰好一起待在這冰冷空間裡的「陌生人」而已。對空間的陌生還能靠時間來熟悉、找到自己的生活樂趣,而人與人、人與人群的疏離,則因沒有社會互動的基礎與空間,而難以彌補。

 

三、深圳龍華富士康工人的社會支持:一個初步的衡量設計

 

我們根據DurkheimSimmel論點對打工者社會連帶的預見,指出個人的社會支持必然與結構的社會連帶形態相關聯。一方面通過打工者生命歷程的轉變及工作生活的情境考察,我們試圖模擬、推斷打工者社會連帶的變化;另方面則通過社會支持量表,從測量打工者個人的社會支持指數,分析所處社會空間中各式因素和其社會互動、社會支持之間的關聯度。

 

當前深圳外來打工者社會支持的有關研究,約可概分為兩類:一類以勞動力市場研究為主,即將之當作求職歷程中的社會資本(劉林平、萬向東, 2007),這類研究較關注外來打工者是如何透過其網絡取得工作、增益深圳打工的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

 

另一類打工者的社會支持研究傾向於人際互動探索,側重於描繪外來打工者在打工地區的社會網絡,包括其生成、形態、模式特徵、社會支持的實際內容、性質和限制,例如過去研究表明外來打工者的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網具有「鄉土性、血緣性的特點」,以致於難以利用城市之資源(曹子瑋,2003)。李樹茁、任義科、費爾德曼和楊緒松(2006)的研究則進一步透過整體網絡的研究方法,將在深圳的打工者社會網絡區分為「社會支持網」暨「社會討論網」予以研究,亦得到打工者無論就社會支持網或社會討論網,均面臨極為貧乏的狀態,以致於各式社會資本和訊息資源皆相當有限。

 

兩種社會支持研究通過量化或質性調查,描摹出打工者的社會網絡樣貌,不過可以注意到,無論何者均鮮少從社會支持做為打工者社會整合機制(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這些文獻難以正面回應,DurkheimSimmel提及的工業社會中跨界流離者在工業大都會中的疏離情境。流離者在一個社會裡是疏離或是整合,除了仍要探究打工者的社會支持及網絡形態之外,更要分析他們的工作生活場域。據此,本研究認為時間(在地及工作時間)、空間(工作場所、住房形式)兩方面向度也是不可忽略的。

 

在空間向度方面,歷來中國外來工研究已多指出車間/宿舍二極勞動體制對勞動者的身心壓迫之鉅(Lee, 1998; 潘毅, 2007; 彭昉, 2007),如同David Harvey(2008)所稱的「空間做為一種勞動再生產體制」。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均被編排進勞動再生產體制之中,社會支持及網絡亦難例外。就城市空間、國家體制而言,也促使外來打工者成為「一群無『家』可歸、没有任何歸屬感的流浪者(任焰、潘毅,2008)。為了進一步確認打工者社會網絡所面對的空間限制,我們認為在車間和工廠宿舍外,城中村亦是重要的場所。於是在空間向度上,我們先區分工作(車間)空間和生活(社區)空間,進而探討兩種生活(社區)空間類型(工廠宿舍/城中村)下的社交模式,以掌握社會支持在工作/生活空間中建立及開展的機制。

 

除了空間性,考量諸多研究均提及打工者的「陌生人」、「流浪者」情境,我們參考了有關移民社群的自殺研究。西方在該方面文獻中,已將社會整合視作回應疏離現象時的重要課題。社會整合的成功與否,常是影響移民者自殺率的關鍵因素,而「居住時間」又可做為社會整合程度的衡量指標之一(Augustine et al., 2008)。就此,我們將更細緻研究不同時間向度的影響,釐清「在地時間」、「(富士康)工作時間」和「住宿時間」的差異性。

 

最後,也可能是關鍵性的一點,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因其規模幾乎是各類研究個案之最,因「規模」正屬Simmel論疏離的要素,時間與空間安排對勞動者社會支持的影響或許會更為明顯。

 

基於此次調查僅是一個探索性的研究,我們以確立現象、勾勒可能的取徑為目標。因而本研究仍需就深圳富士康打工者的社會支持概況先加以理解,藉以提出可能的時間、空間機制。

 

學術界及實務界對社會支持的概念向有各種定義,各自從功能面向、壓力模式、途徑、心理健康等角度來進行定義和研究,又可按照類型不同,區分做工具性和情感性等不同社會支持類型(梁恩慈, 2009)。為便於建立一套簡便的社會支持度指標,我們參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與社會支持的有關部分,就「工具性」和「情感性」兩個主要的社會支持類型,設計出「社會支持度量表」,做為此次調查的基礎。

 

四、研究假設與研究方法

 

以上述理論與文獻的討論為基礎,在經驗層次上,我們希望了解的問題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深圳龍華富士康民工的社會支持程度?其社會支持的樣態與建立的邏輯為何?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據既有文獻以及在2010年八月期間於富士康週邊的訪調過程的觀察,指出可能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程度的因素,並整理出一組可能會對社會支持產生影響的變數。可能的解釋變項包括:「在地時間」、「進入富士康時間」、「目前單位居住時間」、「與原鄉距離」、「住屋型式」,等五個自變數,並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1. 當在地時間越長,則社會支持分數會越高。

  2. 當進入富士康時間越長,則社會支持分數會越高。

  3. 當目前單位居住時間越長,則社會支持分數會越高。

  4. 當與原鄕距離為在地或鄰近省份時,則社會支持分數會越高。

  5. 當住屋形式為非宿舍時,則社會支持分數會越高。

 

()研究方法:

 

下面,我們將呈現一個初步的探索性調查研究,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訪談資料為輔助;資料蒐集主要係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並以質性研究的訪談資料彌補量化資料之不足。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富士康龍華廠區之員工,因此樣本的搜集採取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進行,訪問地點為龍華廠區的出入口以及員工居住地點,以制服來判斷受訪者是否為富士康員工,未穿著富士康制服的員工並不進行訪問。受限於經費與時間,故本研究於深圳期間發出100份問卷,而所能搜集到的樣本僅有80份,問卷回收率為80%

 

量化分析的依變項為「社會支持度」,實際測量指標係參考文獻回顧內容修改而成,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情感性的社會支持」;第二部份則為「工具性的社會支持」

 

「情感性的社會支持」的題目有五題,分別為:「是否有沒人能夠陪伴我的感覺」;「是否有沒人了解我的感覺」;「自己所擁有的人際關係一點意義都沒有」;「自己是屬於某一朋友團體中的一員」;「沒有真正跟自己很親近的人」。量表選項是:「幾乎沒有、很少有、有時候有、經常會有」(幾乎沒有=4分,很少有=3分,有時候有=2分,經常會有=1分)。其中E5題「自己是屬於某一朋友團體中的一員」為反向的題目,因此必須反向進行計分(幾乎沒有=1分,很少有=2分,有時候有=3分,經常會有=4分)。

 

「工具性的社會支持」的題目有五題,分別為:「能找到討論私密事情(如家庭問題、感情問題、經濟問題)的朋友」;「需要錢應急時,能找到願意借我錢的朋友」;「生病時,能找到照顧我的朋友」;「遇到麻煩時,能找到願意幫我解決問題的朋友」;「當我沮喪時,能找到聽我訴苦的朋友」。量表選項是:「非常容易、還算容易、不大容易、非常不容易」(非常容易=4分,還算容易=3分,不大容易=2分,非常不容易=1分)。

 

又此兩題原本的選項是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但基於解釋的便利性,透過分別給予不同的分數(非常容易=4分,還算容易=3分,不大容易=2分,非常不容易=1分)的方式,將其轉換成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分數的範圍是10~40分,數值越高表示受訪者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度越高。

 

至於自變項,本研究的解釋架構納入的自變項包括:「打工時間長度」、「在地時間長度」、「居住於目前單位時間長度」、「與原鄉距離」、「住屋型式」。分別說明如下:

1. 來富士康時間長度:主要測量受訪者「在富士康打工多久」,測量題目為「請問您最近一次第一次進入富士康工作的時間」讓受訪者填答,並計算該時間到2010年八月份之間的時間長度(以月份為單位)。

 

2. 在地時間長度:詢問受訪者「來到深圳多久了」,讓受訪者填答,並計算該時間到2010年八月份之間的時間長度(以月份為單位)。

 

3.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詢問受訪者「在目前的單位居住了多久」,讓受訪者填答,並計算該時間到2010年八月份之間的時間長度(以月份為單位)。

 

4. 與原鄉距離:這個自變項主要是測量受訪者與家鄉距離的遠近,測量題目是詢問「請問您的家鄉是在什麼省?」讓受訪者塡答。在分析上本文將廣東省以及鄰近的四省(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編碼為廣東與鄰近省份,而將其它省份編碼為非廣東與鄰近省份,以虛擬變項的方式進行處理(鄰近與本省=1、非鄰近與本省=0)。

 

  1. 住屋型式主要測量受訪者「在深圳的住屋型態」,在問卷中詢問受訪者「目前居住在什麼地方」選項包含:「員工宿舍、出租屋、親友家、工作場所、自購屋、其他」。在分析中將「出租屋、親友家、工作場所、自購屋與其他」等五個選項則編碼成「非員工宿舍」,並轉為虛擬變項進行分析(員工宿舍為1、非員工宿舍為0)。

 

五、經驗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背景資料

 

首先,本研究的受訪者中,超過半數(67%)的受訪者年齡為21~2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2歲,其中男性59位(74%)、女性21位(26%),平均年齡為22歲、近九成(86%)的人未婚,且多為農業戶口(84%)。

 

在工作型態上,普工人數佔了將近七成(69%)之多,而中高層主管的樣本較少,未達一成(0.5%)。同時由於普工受訪者佔大多數,因此樣本的起薪多為1200人民幣(75%)。另一方面,外來工的原籍前四名分別為河南(24%)、湖南(25%)、湖北(15%)、廣西(11%)四省(詳細分布狀況可參見下圖一)。

徐圖一 圖一、受訪者原籍分布狀況

 

外來工的日常生活作息,則透過一日生活圈的表格來示意,內容參考下表一。表一 外來工一日生活圈示意

從一日生活圈的整理表中,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外來工在兩大空間(a.車間空間、b.社區空間)中大略的行為模式。

 

時間

行為

地點

接觸的人

談話內容

6:00-8:00

床、吃飯、著裝

宿舍、廠區食堂

室友、伴侶

寒暄

8:00-12:00

工作

車間

車間同事

主要聊工作內容,擔心重工,不能多聊

12:00-14:00

吃飯、休息小睡片刻

廠區食堂、車間

車間同事、獨自一人

短暫閒聊

14:00-17:00

工作

車間

車間同事

趕工時可以閒聊

17:00-18:00

用餐、小憩

廠區食堂

車間同事、獨自一人

 

1800-

加班(三小時)、電話聊天、上網、聽歌、看電視、逛街

 

宿舍、外租房、社區

室友、老鄉、同學、前同事、獨自閒逛

與家人或遠方朋友連繫、與當地朋友的交流

 

()量化與質化資料分析

在前面本研究首先描述了樣本特性等相關敘述統計結果與描述,接下來我們將進行以總體社會支持作為依變項的分析與討論。

  1. 總體社會支持度做為依變項的分析

 

迴歸係數

標準差

(常數)

23.867***

1.454.

性別b

.072

.981

在地時間長度

-.030

.021

來富士康時間長度

.088*.

.430

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

-.160*.

.070

與原鄉距離

.840

.859

住屋型式

.362

.974

表一、總體社會支持的迴歸分析表a

a. *p<0.05**p<0.01***p<0.001

b. 虛擬變數,男=1,女=0

首先,本文在進行共線性診斷後,發現VIF值皆小於10,可以排除回歸方程式各變數間可能具有的共線性問題。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來富士康時間長度」與「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達到顯著性,其他四個自變項則未達顯著;根據我們的文獻回顧,過去移民文獻中均強調「在地時間長度」越長,則移民的社會支持度越高。然而「在地時間長度」此一變項在我們的研究中卻未達統計顯著性,反而是「來富士康時間長度」及「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的重要性被突顯。對於這一發現,本文將「在地時間長度」、「來富士康時間長度」、「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三個變項進行ANOVA檢定,得到的檢定結果達顯著(p=0.00),顯示在地時間長度」會受「來富士康時間長度」以及「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兩變數影響,故我們可以宣稱在地時間長度的影響被「來富士康時間長度」「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兩個變項所抵消1

 

因此,下面我們將分別針對「來富士康時間長度」「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兩個變項來進行解釋。從數字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之下,來到富士康的時間每多一個月的受訪者其社會支持分數會高出約0.088分,也就是「來富士康的時間越長」會提高「社會支持」的分數,而這項發現與本研究的假設相符合。對於這種結果,我們的質性訪談的結果也呈現出相同狀況,我們認為透過訪談能進一步補足這當中的機制:

對於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小孩而言,像深圳龍華這裡的環境實在太過於雜亂,人也太多好擁擠;另外會一起談話的朋友,就是生產線上這幾個認識的同事。

(受訪者龍哥)

基本上還是車間交的朋友,大家會一起吃飯。其它管道?不可能啊!走在路上遇見的人,打打招呼可以,但是不可能深交的。

(受訪者C7)

其中幾位受訪者的經歷都表明了,雖然在車間裡競爭激烈、人情淡薄、勞動過程被壓縮到極致,不過和宿舍、工廠及外面(城中村)相比,車間仍然是在富士康工作生活中最易建立人際關係的場所。另一方面,車間作為人際關係建立的主要場域,但已建立的人際網絡的鞏固與延展卻難以在車間運作,受訪者表示:

通常就是十五分鐘趕緊在餐廳用完餐,換來更多的時間休息。

(C3,小徐)

車間裡即使有休息時間讓你聊天,或者大家一起吃飯。但那樣時間很少。(註:休息只有十分鐘。)

(慧琳組,田野筆記)

也就是說,車間和工廠環境由於勞動體制的安排,而無法提供長時間與穩定的人際互動環境。在此,本文以檢驗了車間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接續著要更進一步來討論,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透過上表一,我們從社會支持的回歸分析表中能看到「目前單位居住時間長度」和社會支持呈現負向的關係,這表示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之下,於目前單位居住時間每多一個月的受訪者其社會支持分數會降低約0.16分,即於目前單位居住時間越久的受訪者,其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度會逐漸減低。我們可以從質性訪談的資料中發現,住宿環境對外來工來說,不但不利於建立人際關係,同時也由於龍華當地社區無法滿足大量外來工社會互動的基本條件,使得已建立的人際網絡能難以獲得良性發展的可能性:

在富士康裡面,你應都知道,富士康老說一句話嘛,「走出實驗室,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嘛。現在紀律的話,幾乎都管得很嚴嘛。像我們這些年輕人,玩得太厲害就過火了,過火了就受處分了嘛。所以說,不認識的話,不願意講話都很正常的…還有宿舍的另一種狀況就是小偷很多阿,我還曾知道到一個手機剛被偷的人,他就在懷疑是室友所為。

(受訪者小王)

寢室加我共有八個人,有兩位舍友是有在講話的,有些人還沒說過話,因為工作排班總被錯開,甚至還有沒見過面的。

(受訪者小遠)

一個宿舍不是一個事業群,不是一個部門的,很少交談。 「隨緣份!我們男孩子一般獨立,很少交談。」

(受訪者劉姓工友)

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得之,整個廠區的排班制度與宿舍住宿體制的脫軌、宿舍內的治安問題以及整個嚴格控管生活氛圍,都造成了外來工認為宿舍並不利於發展人際互動。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住屋形式」在量化分析中也並未達顯著,這顯示是否居住於「宿舍」並不影響受訪者之社會支持分數,我們可以從中推論非宿舍(主要是自行在外租屋)的生活環境也同樣是不利於社會支持的發展。從訪談稿中,我們能獲得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在自己住的地方沒有電視,整天面對牆壁,也會很寂寞,所以我平常都一個人走回住所。

(受訪者小徐)

儘管受訪者並不居住於宿舍中,但外宿生活狀況仍是孤立與疏離的個人,並沒有因為在外自行租屋而獲得更多擴展網絡的機會。因此,這項發現推翻了本文先前的假設,即住屋形式的差異會影響社會支持與網絡的建立及其發展。

最後則是對於「與原鄉距離」這一變項的檢視,透過表一我們能夠得知「與原鄉距離」對於社會支持的影響並未達顯著。透過質性訪談關於原鄉層面的敘述中,本文嘗試進行部份歸納性的解釋。在質性訪談稿中,受訪者表示:

有心事的話大概都會跟爸媽(透過電話,頻率不等,有時甚至兩三個月才連絡一次)、弟弟、女友說。另外,還有一些好友,包括在進入富士康前,在其他地方打工就認識的,有來自很多省份的人。其中有認識大約20 年的同鄉,有認識5 年的朋友。有的時候,能夠用到電腦的話,一上線(QQ)就會閒聊,因為這些朋友有些都在廣州以外的地方工作。

(受訪者小王)

 

現在雖然和湖北老家的朋友疏遠了,但若是老家有甚麼事情,第一個想拜託的仍是老家的朋友。

(受訪者呂哥)

 

受訪者的敘述內容給我們兩種可能的思考方向,一方面從內容中我們發現,雖然原鄉網絡雖然仍扮演打工族在外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角色,但由於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得打工族依然可以依靠手機、網路等方式來和原鄉網絡保持聯繫。另一方面是指出,本文以「與原鄉距離」來代替測量打工者與原鄉網絡的緊密程度是有其偏誤與侷限的。或許之後可以透過與家鄉的互動頻率(例如通電話次數)來修正測量之指標,來進行原鄉社會網絡對於打工族社會支持的影響。

 

 

六、結論

 

現代城市的增長鼓勵在社會交互關係的形式擴展中來發展個性、自主和個人自由,但與此同時,它制造了冷漠無情和社會孤立(陸揚,2008)。而中國深圳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位居關鍵性的空間節點(node),是整個中國工業社會變遷的縮影,其中打工者的跨境-流離規模甚鉅,我們認為運用Durkheim式的命題,探析深圳打工者的社會連帶樣態,有其理論與現實上的意涵。以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及其週遭城中村的打工者為案例,本研究探索富士康員工之生活時空當中的各種社會互動形式,並透過本研究建立的社會支持量表分析,檢視身處於半軍事化工廠體制當中的打工者,於深圳龍華地區開展的「社會連帶」與「社會支持」之樣貌與特徵。

 

而本文基本的研究問題為:新生代外來工的社會支持情形如何?支撐此一社會支持情形的社會網絡呈現何種樣態?該網絡以何種方式、在怎樣的社會空間關係中被建立?該勞動/生活空間與社會網絡和外來工的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透過我們上面所進行的量化與質化資料分析,本文歸納出龍華富士康廠區兩種主要的特殊的社會支持模式:a.以車間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正向)、b.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負向)。

 

首先值得探討的是“以車間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就富士康龍華廠區內的生產環境而言,現代工程管理模式經由對生產製程時間的精密計算,將每個勞工的生產力壓縮極限,同時富士康的半軍事化體制,更增加了大部分勞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壓力。此一勞動環境無疑是將其中的工人給高度異化的,在嚴格控管下,大部分的時間他們無法交談、無法聽音樂、甚至連上廁所都必須填寫單據。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中得知工廠中工人的生活壓力極大、多半苦悶、乏味、人與人之間也少有交談機會。但本文透過資料分析,卻發現,儘管“車間”在管理方式上看似不利於工人們社會網絡的發展,但或許由於工人們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處在車間,因此它仍然是工人們在深圳的時間中,建立社會網絡的主要場所。

 

其次,在“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模式”中,隨著中國沿海工業區的快速發展,大量的外來工為了追求一個名為「現代化」的夢,跋山涉水來到工廠求職,工廠週遭的人口迅速的膨脹。但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卻造成當地社區無法負荷如此龐大的人口壓力,像是對於托兒所、醫院、更重要的是休閒場所等基礎設施的缺乏,不但造成打工者在當地的生活處於一種相當不穩定的狀態,同時也不具備承載人們進行互動的條件。另一方面,廠區的排班制度與宿舍住宿體制的脫軌、宿舍內的治安問題以及整個嚴格控管生活氛圍,都造成了外來工認為宿舍並不利於發展人際互動。因此,當生活處在高度壓力之下,當地社區作為一個社會生活場域又無法提供適合社會支持成長的環境,反映出的現象就如同在文獻回顧中Phil Cohen(2002)所稱的「在門口的陌生人」,對外來工彼此而言,對方也不過是恰好一起待在這冰冷空間裡的「陌生人」而已,人與人、人與人群的疏離,則因沒有社會互動的基礎與空間,而難以彌補。

 

對於兩種社會支持模式的發現,也讓我們能夠獲得進一步的思考。首先,假使車間真的作為外來工發展社會支持的主要場所,那麼半軍事化管理模式的管理方針,便可能使得這一場所難以發揮它的功能。另一方面,社區無法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環境,更甚至是負面的影響,這點能讓我們開始思考,究竟「如何能將車間網絡延伸至社區?」這一問題。最後,就社區而言,貧乏的社會互動空間造成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無法成形,或許透過開放NGO進入,組織類似民工學校等互動節點,能夠更有效的整合鬆散的外來工社會。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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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著,任焰譯(2007),《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报出版。

 

附錄一

樣本特性總表

變項                                   全部樣本

                                          百分比(人數)

 

性別

 

 

男性

 

73.8%.(59)

女性

 

26.3%.(21)

總和

 

  100%.(80)

 

 

 

戶口性質

 

 

農業戶口

 

83.8%.(67)

非農業戶口

 

11.3%. (9 )

總和

 

.  100% (76)

 

 

 

學歷

 

 

小學

 

5%.(4 )

初中

 

15.1% (12)

高中

 

60.1% (48)

專科

 

15% (12)

大學

 

5%.(4 )

總和

 

100%(80)

 

 

 

婚姻狀況

 

 

已婚

 

85.9%(67)

未婚

 

12.8%(10)

離婚

 

01.3%(10)

總和

 

100%(78)

 

工種

 

 

普工

 

70.5%(55)

技工

 

12.8%(10)

文員

 

1.3%(01)

產線管理員

 

3.8%(03)

中高層主管

 

5.1%(04)

其他

 

6.4%(05)

總和

 

100%(78)

 

 

 

目前居住種類

 

 

員工宿舍

 

58.2%(46)

出租屋

 

41.8%(33)

總和

 

100%(79)

 

 

 

居住偏好

 

 

員工宿舍

 

29.2%(21)

出租屋

 

70.8%(51)

總和

 

100%(72)

 

 

 

想自行租屋的原因

 

 

生活較自由

60%(30)

 

40%(20)

較有私人空間與隱私

58%(29)

 

40%(20)

生活機能較便利

30%(15)

 

70%(35)

離工作地點近

12%(06)

 

88%(44)

能和家人或朋友同住

22%(11)

 

78%(39)

宿舍管理嚴格

12%(06)

 

88%(44)

宿舍生活機能較差

28%(14)

 

72%(36)

 

 

 

探親狀況

 

 

曾經

 

69%(44)

不曾

 

31%(20)

總合

 

100%(64)

 

 

 

未來規劃

 

 

留在深圳打工

 

20%(12)

到其他城市打工

 

20%(12)

回老家創業

 

42%(25)

留在深圳創業

 

6%(04)

還沒想好

 

12%(07)

總合

 

100%(60)

 

 

 

成家規劃

 

 p>

留在深圳成家

 

2%(01)

回老家成家

 

60%(30)

到其他城市成家

 

10%(05)

還沒想好

 

26%(13)

其他

 

2%(01)

總合

 

100%(50)

 

 

 

 

回應

非常感谢台湾劳工界和台湾的工会组织,对大陆工人阶级的关注和支持。
我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现状,维权意识不断觉醒,也在不断的推动中国工会组织的变革与改革,迎合国际工会的发展潮流,工人阶级也在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由单一形式逐步演化群体维权!
做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做为一个会员,做为一个基层的工会组织(再就业)工作者,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这个喜讯。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
我也看到台湾的工会组织与中国大陆的工会组织不断的加强联系,合作与交流。但是,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务实与创新的合作,也希望有更多的真正的职工代表的参与,强化劳工积极分子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参与,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

我有着企业职工的经历,我有着下岗·失业,灵活就业,再就业的经历。也经历过自我和代表职工维权。
通过再就业,做为一个基层的工会组织的工作者,我深深感到工人阶级面对现状的困境和诉求。
写到这里,此时此刻,我心情很杂乱,不想在写下去······,因为,我感受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