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全球資本主義化時代,生產體系和國際貿易相互整合,商品網絡呈現全球性的跨界分工整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後進國家的大型企業,執行跨越國界、跨區域的產業經營與發展。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與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論關注探討全球跨界的生產領域(territoriality)、權力關係、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以及附加價值的分配;而全球商品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理論強調區域內產業經濟發展的在地政治角色、機構制度和區域資產等互動關係。近年來,GCC的概念性框架逐漸談及過去被忽略的水平元素,關注加入的參與條款、貧窮、性別與勞工與環境等議題。
本文章以GCC理論做為對話對象,關注於支撐GCC運行的「商品鏈底層工作者」,探討在GCC治理結構下的「底層勞工」的勞動條件,與貧乏的私人消費,以及,在地制度下的「底層勞工」的集體消費的生活空間困境。研究方法採用深度訪談富士康龍華廠:具指標性的最終聯合設計、聯合開發與製造的廠商(ultimate subcontractor)的工人,以及,次級訪談資料的引用,試圖提供GCC理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納入GCC水平元素的社會脈絡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 GCC底層工作者,也就是「普工」與「學生工」,成為被剝奪最深的社會族群,它的形式建立在未落實的工作環境條件,勞動強度高,與非標準形式雇用的工作,使得當地全球的不平等現象加劇,這樣的狀況是產業動態組織治理、在地制度所共構的。2. 底層工作者具有差異性,底層工作者透過順從、非正式抵抗與正式抵抗的身份認同的信念,在底層工作中應對資本和地方政府雙重結構下的困境。
關鍵字:全球商品鏈、底層工作者、在地制度(institution)、非正式抵抗、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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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富士康發展與擴展的領土與業務領域
現今全球資本主義化時代,生產體系和國際貿易相互整合,商品網絡呈現全球性的跨界分工整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後進國家的大型企業,執行跨越國界、跨區域的產業經營與發展。1990年開始,製造業變遷培育出高科技代工廠與中上游原料廠商的大型企業,台灣資訊電子產業代工(subcontractor)成為重要的後起者(Second Movers/ latecomers),進一步台商在全球經濟驅動下跨界投資,做為國際生產網絡延伸的行動者。發展至今,生產網絡連接起全球的都會區域的空間,例如,北加州灣區(舊金山與矽谷)-台灣西海岸都會區域(土城鴻海等)- 珠三角(深圳)(頻果日報,2010年06月14日)。
鴻海公司做為台灣的IT產業中重要與有代表性的公司,1974年鴻海在台灣土城市發跡,初期業務為製造黑白電視機的旋鈕,鴻海一開始投資模具技術的研發,建立機件模組設計與塑膠成型的核心技術能力,獲得較穩定成長後,鴻海又陸續建立電鍍部門與沖壓廠,拉開與同業的能力差距,1990年代個人電腦與消費性電子產品迅速成長,鴻海以成熟模具技術進入個人電腦連接器領域,並且不斷擴及電子資訊相關的零組件與系統業務,集團採用大量投資核心技術、專利的制度化,以及知識管理系統的策略快速發展,同時擴張領域與併購企業1。鴻海1998年開始前進深圳地區,並以富士康國際控股公司的名稱在中國發展,富士康一開始於深圳西鄉建廠,開始員工僅有128人,稱為「富士康海洋精密計算機插件廠」,富士康以「後來者」的角色進入電腦機殼的業務,1996年,深圳的第一批大型廠房落成,主要為HP電腦生產機殼,經過10多年的發展與成長,富士康龍華廠區的面積已經超過2.1平方公里,並擁有30多萬員工(三聯生活週刊,2010年06月08日),2005年鴻海成為台灣最大的公司,並且2003年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商,富士康的總收入也在2008年達到618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556億美元,佔中國總出口額的3.9%(富士康調查報告,2010年10月09日)。
鴻海被認為是一個有別於朝向品牌(Branding)發展的特別台商升級的案例(Chu,2009),它透過擴張代工生產服務到盡可能的領域,包含代工升級(subcontracting upgrading)與跨產業代工(cross-industry subcontracting)的策略,並藉由機械、電氣與光學的技術能力所形成的垂直整合完全購買(vertically integrated one-stop shopping)的商業模式,成為聯合設計(Join DeSign Manufacture;JDSM)、聯合開發與製造(Join DeVelopment Manufacture)、合約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CM)到全球運籌及售後服務的供應商,也是全球第一大的電腦、通訊與消費電子產品(3C)的製造商,並朝向6C發展,也就是增加在通路(Channel)、汽車(Car)與數位內容(Content)的產品的生産與服務2。鴻海與富士康集團的生產作業管理策略是全面成本領導、全球化策略與電子化的零件、模組機光電垂直整合服務商業模式(Component Module Move and Service;eCMMS),集團利用eCMMS模式,提出了「一站式」(One-stop)訂購的概念,把服務的範圍從零組件,延伸到機械模塊、電子模組、系統組裝和測試,國際客戶可以向集團採購任一零組件或模塊,也可以要求鴻海進行成品組裝(張殿文,2008)3
表1. 富士康集團進入業務領域、擴展領域與併購企業與企業合作年表
年份 |
進入的領域與拓展內容 |
領域 |
企業合併、合作 |
1988 |
電腦周邊接插件 |
深圳西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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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電腦機殼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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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1.電腦準系統領域 2.鉅資生產和研發電腦系統、寬帶系統與網路連接系統 |
深圳生產基地擴充為富士康集團21世紀(深圳龍華)資訊科技工業園,並搶先落戶龍崗的深圳加工出口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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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進入數位產品連鎖經營業務 |
在昆山設立昆山富士康企業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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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1.進入手機業務領域 2.宣示開啟機光電整合計畫 |
北京科技園區開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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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進入筆記本電腦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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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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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營運總部暨製造中心於捷克Pardubice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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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首次奠定手機eCMMS的垂直整合 |
上海松江科技園區、山西太原科技園區、杭州錢塘科技園區開幕 |
獲芬蘭藝模及摩托羅拉奇瓦瓦廠團隊加盟 |
2005 |
1.汽車電子零組件領域和數位內容業務 2.成為全球第一大手機代工廠 |
深圳松崗廠開幕 |
1.合併奇美通訊,強化集團RF及手機共同設計/開發(JDSM/JDVM) 2.合併安泰電業,集團正式進軍汽車産業,邁向6C生產 |
2006 |
1.數位相機領域 2.成爲全球第一大數位相機代工廠 |
天津科技園區、印度金奈廠開幕 |
合併普立爾科技,強化集團機光電整合 |
2007 |
擴大招集所有志同道合之優質企業,共同建立全球創業平台 |
1.江蘇淮安科技園區、河北廊坊科技園區、湖北武漢科技園區、遼寧營口科技園區、河北秦凰島科技園區、江蘇南京科技園區開幕 2.越南北江/北寧投資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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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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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嘉善科技園區、江蘇常熟廠 2.俄羅斯聖彼得堡廠基地開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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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開闢消費性電子產業發展新局 |
1.簽約收購日系大廠設在墨西哥蒂華納的液晶電視工廠 2.重慶、成都等產業基地開幕 |
宣布與統寶光電、奇美電合作,向世界第一面板大廠邁進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考內容源自富士康科技集團2008年社會及環境責任年報、鴻海科技集團網站、富士康集團網站,與《虎與狐:郭台銘的全球競爭策略》(張殿文,2008)以及〈郭台銘:科技首負是這樣煉成的〉(梅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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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鏈下的「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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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透過前文對富士康發展,與其擴展的「領土」及「業務」領域的呈述,理解富士康集團目標做為「最終代工廠
的特別個案,與其生產作業的管理策略,藉此推敲富士康於GCCfont>內的概念性的位置,並聚焦到本次田野訪談的領域內,也就是回到發展至今的深圳區域的廠區生產的主要產品與技術,用以理解在富士康的深圳區域的廠區,做為GCC內主要製造者的身份4。富士康在深圳的廠區主要分佈在龍華、觀瀾,其中龍華廠區從1996年開始發展,目前已經約有員工30萬人,主要為富士康集團的「全球運籌及製造總部」(富士康調查報告,2010年10月09日)。依照富士康人才網的內部資料,富士康的「總部周邊」的事業群與主要9個產品生產、服務事業群有部分機能設置於深圳地區,詳細如下表5:
表2. 富士康的事業群與簡介
事業群 |
主要產品和技術 |
情況 |
消費電子產品事業群 (Consumer & Computer Products Business Group;CCPBG) |
遊戲機、筆記本電腦 、液晶電視、電腦、光碟機、打印機、數碼相機、 PCB等。 |
深圳、煙台、佛山、太原、崑山、南寧、武漢等地設有研發和生產基地,員工超過10萬人。 |
數位產品事業群 (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IDPBG) |
計算機、MP3、手機、 NoteBook、音箱。ipod、iphone、ipad在此生產。 |
在深圳、台北、美國、捷克有大型研發及製造基地,現有員工3 萬餘人。 |
企業資訊系統產品事業群(Personal Computer & Enterprise Product Business Group;PCEBG) |
電腦、NoteBook、主機板、顯示卡、伺服器及其它機構零組件的研發和製造。 |
在深圳、煙台、崑山、營口、上海等地擁有研發和製造基地有員工,7萬餘人。 |
無線通訊機構產品事業群(Wireless Business Group;WLBG) |
各大品牌手機。客戶擁有世界前10大移動通信商。 |
深圳、北京、天津、廊坊、杭州、南京、煙台、太原設立八大研發製造基地,全球員工過12萬人。 |
網絡連接產品事業群(Network Interconnection Business Group;NWInG) |
生產電腦連接器、電纜及線纜裝配產品,移動電子設備零組件。如 CPU SOCKET、Header、USB、Cable。 |
富士康最早的事業群之一, 在深圳觀瀾、龍華、崑山、淮安有生產基地。Intel、AMD為其客戶。 |
鴻超準產品事業群(Super Precision Mechanical Business Group;SHZBG) |
精密模具設計製造、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光學鏡頭模組、光通訊產品等。 |
在深圳、佛山、崑山、杭州、太原、晉城、廊坊、煙台設有大型研發製造基地,員工近8萬人。 |
通訊網路產品事業群(Communication & Network Solution BusinessGroup;CNSBG) |
從事光纖交換機以及無線網絡設備、等網絡通訊產品的研發與製造。 |
在深圳、中山、上海、杭州等地設有研發及生產基地。 |
資訊系統整合與服務產品事業群(Component Module Move Service Group;CMMSG) |
主要從事PC系統、主機板、主機機殼、零組件及 SERVER機箱、主機板、零組件生產。 |
在捷克、美國、墨西哥、澳大利亞、中國深圳設有製造中心,在台北、深圳設有研發中心。 |
群創光電(Innolux Display Group) |
2003年成立的新事業群,目前主要產品有TFT LCD Module MNT及TFT TV。 |
作者訪談深圳龍華廠區有服務於Innolux勞工。 |
資料來源:引自富士康調查報告附錄1(2010年10月09日),並確認原始資料於富士康人才網(http://hr.foxconn.com/R_Foxconn/Group.aspx),再者加入作者們於田野訪談過程的狀況瞭解。
富士康的技術發展歷程以及eCMMS模式的策略,使得富士康涵蓋生產零組件,延伸到機械模塊、電子模組、系統組裝和測試,也就是說富士康垂直整合與內化了Sturgeon(2001)定義GVC理論內的2個行動者,也就是統包廠商(Turn-key supplier)與零組件供應商(Component supplier),使得統包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治理成為組織內部的管理策略,而統包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協調(coordination)則壓縮成為富士康對國際品牌公司的利潤,正如同張殿文(2008)書中提到,在富士康eCMMS模式下,其中M所代表的「整合移動的速度」,表現在由零組件到模組,再到系統組裝的速度,富士康企業能力的關鍵在於提供客戶具「速度、品質、工程服務、靈活性及成本」的工程解決方案。換到Gereffi、Humphrey
Sturgeon, T.(2005)擴張的GVC理論的五種模式來看,富士康同樣概念性的佔有模組(modular)模式GCC的統包廠商
零組件供應商的「位置」,並且這兩個GCC內的位置角色包含許多生產不同的電子電機產業商品鏈的關鍵零組件與模組,例如,數位產品事業群的ipod、iphone商品鏈、群創光電事業群的TFT-LCD商品鏈等等。更具體的由作者們的富士康龍華廠訪談內容為例,訪談勞工為製造iphone的塑膠按鍵工作者,其做為手機商品鏈的重要零件,也就是深圳龍華廠做為iphone手機商品鏈內的零件供應商行動者,另外,深圳龍華廠也訪談到從事TFT-LCD模組組裝的勞工,其做為液晶電視的GCC內的組件組裝角色。
三、 GCC理論回顧:GCC動態治理下的工廠空間/都市區域的生活空間
本文探討底層勞工的工廠空間與生活空間,論述「底層勞工」接受資本動態的組織治理,與在地政府制度共構的結構性困境。本文主要與GCC理論對話,故將理論回顧脈絡設定為GCC系統理論進程回顧,並接合到探討全球化下的都會區域內底層勞工的概念。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理論以Gereffi
Korzeniewicz 在1994年所出版的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一書,逐漸展開以其為基礎延伸的理論探討。Gereffi
Korzeniewicz(1994)指出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生產體系和國際貿易相互整合,使得整個商品網絡囊括了初級原料供應網絡、生產網絡、出口網絡以及行銷零售網絡等,除了促成經濟活動的國際化之外,整個商品網絡也呈現全球性的跨界(cross-border)分工整合。「全球商品鏈」的概念主要是指,透過一系列國際網路將圍繞某一商品或產品,而發生關係的諸多家庭作坊、企業和政府等緊密地聯繫到世界經濟體系內,進而可以探究初級料供應商、工廠、貿易商和零售商等不同經濟代理商之間的關係連結。Gereffi(1994)提出的GCC論點,主要貢獻是將全球化下的全球生產分工組織從原先靜態的空間關係,轉為組織「治理」的動態形式,並將全球生產系統串連起來,而不單獨鎖在區域、都市與個別的空間。又由於GCCs著重在商品本身的跨界生產,以及其所形成的動態組織治理關係,而無法突顯企業從中創造價值和獲取價值的重要性,故Gereffi, G. et. al(2005)進一步從「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探討全球化的過程,並認為「全球價值鏈」的形成過程是企業不斷參與價值鏈,進而獲取技術能力的過程。Gereffi、Humphrey
Sturgeon, T.(2005)依據全球價值鏈中各行動者之間協調能力的高低,將治理模式劃分為五種形式,分別為市場(market)、模組式(modular)、關係性(relational)、受制式(captive)與階層(hierarchy)模式。市場形式是行動者之間協調能力最高者,而階層形式是協調能力最低的。這五種治理模式不是靜態的,可能隨時間、地點轉換。Gereffi、Humphrey
Sturgeon, T.(2005)引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五種形式依交易的複雜性(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交易編纂/符碼化的能力(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與供應商的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分為三類變項分析。Gereffi、Humphrey
Sturgeon, T.(2005)擴張的GVC理論的貢獻在於將Gereffi(1994)簡單區分兩類驅動者型態的GCC理論,加入詳細協調(explicit coordination)的因素到權力不對等(power asymmetry)的GCC中,擴大對於GCC框架的理解。
全球商品鏈與全球價值鏈理論關注全球跨界的生產領域,在權力關係內的治理結構與協調(Gereffi、Humphrey and Sturgeon, T.,2005)。全球商品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理論強調區域產業經濟發展的在地政治角色、機構制度和區域資產(Neil Coe et al.,2004)。但是,GCC、GVC的分析框架忽略了商品鏈的水平元素(horizontal elements),Simon Bolwig et al.(2010)認為GVC的分析框架除了既有的垂直元素(vertical elements),也就是治理、協調、升級與標準之外,應該要擴張分析水平元素,加入參與條款(Terms of participation)、貧窮、性別與勞工與環境等議題,作者認為GCC、GVC理論愈趨發展專注於廠商的功能性升級,但卻失去了討論貧窮的人如何參與到價值鏈內。Palpacuer(2008)也認為GCC理論忽略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他強調有兩項治理模式的改變,改變了GCC中的權力關係和財富分配,分別是1. 由機構投資者以及在GCC大型公司行政部門所組成財務領域的興起。GCC頂端機構的改變,影響治理模式,使得權力、風險和財富在公司和勞工之間的分配方式改變。頂端的行政部門(executives)形成新的權力領域,或稱為「跨國的資本階級」(transnational capital class),逐漸在地方層次(local level)和雇用及生產模式無關。2. GCC底層中百萬個年輕女性工作者是被剝奪最深的社會族群,雖然底層勞工國家的GNP提高,但這只使得未開發區域,成為買家和生產者搜尋更便宜人力花費的選項,它的形式建立在轉包和非標準形式雇用的工作外化(work externalization),使得不論是當地或全球的不平等現象加劇。
本文章關注GCC的底層勞工,認為富士康做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商,其底層勞工如何參與到GCC內部,其經驗有理論發展的價值,也就是探討Simon Bolwig et al.(2010)區分的被排除行動者或沒有參與的行動者(non-participants/excluded actors)如何進入GCC,成為鏈內的勞工,但同時本文章認為貧窮者參與進入GCC內部,他的能力與適應也與GVC的治理結構下對於參與者的要求有密切的關係,這也同時是GCC底層勞工要承擔的工廠生活,也就是勞動力生產的生活。
探討全球商品鏈的底層勞工必須要接合到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跨界下的都會區域。從1980年代以來,由於資訊、技術進一步的發展,透過地理移轉與再結構的空間轉化,和時間壓縮,使得資本主義經歷一個由金融控制、投資,與工業生產分工、商業貿易全球化的再結構過程(Castells,1989, 1996)。Sassen(1998)認為全球化不只是人員的離散和資本的跨國流動,還包含「集中」的過程,在全球城市當中,可以看到資本與技術的集中,專業人員的集中之外,還有低階跨國移工與服務員的集中。Sassen(2006)提出討論全球化都會區域的另一種視野,她認為重點不應只放在資本和專業人員跨越地理疆界的流動,而應該要座落於特定地方的物質層面和實際的勞動過程,透過討論特定的地方和勞動過程,才可以看到全球資訊與經濟如何鑲嵌於當地的工作過程中,也才可以進而討論當地的、區域的生存空間問題。相較於Sassen(2006)談論跨國低階的女性移工的求存迴路(Survival Circuits),富士康的底層勞工同樣是由中國內部大量的農民工集中到「深圳」的過程,而深圳市做為GCC背面並置的都會區域,同時也是勞工的生活空間,也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
四、 定義GCC下的底層勞工:為什麼是「普工」與「學生工」?
從2010年1月發生第1起富士康跳樓事件,至今已經達「第15跳」,這期間不論媒體報導或學者撰文為富士康平反或抨擊,關懷的焦點重疊為既是富士康的員工,也是中國農民工的廣大群體。本文將焦點放回GCC下的富士康勞工,闡明所謂的「富士康勞工」並非一集體、均質概念,本文認為底層勞工為「員級普工」和「學生工」,其因為薪資所得、工作環境、勞動強度,乃至於雇用條件使他/她們成為GCC中「看不見」且是被剝奪最深的一群。
《富士康員工手冊》中顯示富士康的員工分層管理,依不同的層級執行經營責任與作業性質,由下到上主要分為六層,分別是1. 作業層:包含員級普工
銓敘員工,而員級又依技術能力與作業層級區分為員一到員三級2. 執行層(師一級到三級)3. 管理執行層(師四級到六級)4. 規劃管制層(師七級到十級)5. 經營層(師十一級到十四級)6. 經營主持層(師十五級)(見表一)。此外,在資職位體系外的員工稱
銓敘員工,工作包含生產、裝配、機台操作、裝配、倉儲、品檢、搬運等生產與生產輔助的支援性人員,以及後勤、清潔、廚房等非生產性的後勤服務人員。
表3. 富士康薪資與職級資訊
薪資級別 |
工作職務 |
職位和人員 |
實質工資 (單位︰元/月,人民幣。跳樓事件過後) |
不銓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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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普工 |
1200 |
員一 |
|
至少2年的普工,需要考核 |
1300 |
員二 |
全技員 |
工作數年的普工;全技員; |
1400 |
員三 |
線、組長 |
工作數年的普工; 有經驗的技術員;線長,組長; |
1500~1800 |
師一 |
|
工作經驗不足的大專畢業生;工作數年的組長、線長、技術員 |
1800~2200 |
師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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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不足的本科畢業生; 有經驗的大專畢業生; 工作數年的組長、線長、技術員; |
2000~3200 |
師三 |
|
工作經驗不足的碩士畢業生; 經驗充足的專科、本科畢業生; 師一和師二員工的組長; |
3000~3200 |
師四 |
課長 |
特別突出的師級人才; 副課長、課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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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五 |
課長 |
特別突出的師級人才; 副課長、課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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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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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理;特別突出的師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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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士康調研準備資料彙整>,與本研究訪談新增部分內容。
本文將員工生活區分為「工廠空間」與「生活空間」兩個面向,以幫助我們看見不同級別的富士康員工的生活面貌,並從其中的差異與狀態,認為普工與學生工是做為GCC底層勞工的身份,並成為受害最深的群體。而在「生活空間」上則包含工廠以外的公共環境,例如,公園、醫療、文化資源等等,也就是Castells(1978)所提到的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私人消費空間與新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集體消費空間。田野訪談發現,普工與其他層級員工在生活空間上雖然承擔相同的集體消費狀況,也就是大多數受訪者都提到深圳關外的都市環境很糟糕、治安不佳,以及沒有都市生活必要的公共設施,或是公共設施都被富士康歸納入工廠體系,使得勞工一直是富士康城市下的工人,而不是深圳市的市民6。在這樣的狀況下,由於普工的基本薪資較低,使得普工的私人消費空間也較師級勞工更為限縮,造成更大的壓力。
在「工廠生活」上,普工與職級更高的師級具有資職位體系帶來差異。對師級員工來說,富士康提供穩定的薪資和福利、具空間可向上流動的發展機會,和有紀律的工作環境,在訪談中多數時間都表示認同公司對地方帶來的改變和貢獻。一位大學畢業,已經工作八年的主管說「像富士康這麼高的工資,員工這麼多,保險又能夠上齊的,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幾家。7」師二的小磊月收入在3000到6000元之間,月休五天,每天工作8~10小時,他告訴我們富士康駐廠前的深圳關外一片荒蕪:
「現在在關外看到的房屋、餐廳、百貨、路上變多的汽車都是郭台銘的功勞,之後富士康要遷到南海,那時候南海肯定會有小村,會被真正的開發!
一位師二的受訪者阿長同樣表示內部有多樣化的學習課程,每個職級各有規定要修習的年學分數,學分數也是升級的一個要件。他告訴作者們他在工作之餘有時間學習課程:
「我的想法很簡單,像我現在學英文是為了將來有能力進入其他更好的企業。如果不積極點,主動參加學習,機會來了,你要是沒準備好,誰會看得上你9
為了再更上一層樓,富士康讓受訪者阿長有空間把握公司資源、自我充電,並希望日後進入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標準致訂公司。對他來說,目前的工作勞動強度適中,工作時也能思考和充實自己的未來。和小磊一樣,訪談時多認同企業的正面效應,亦即伴隨企業而來的土地開發、提供當地就業機會等:
「深圳是郭台銘帶起來的,我們很多人都說這裡是郭台銘的紫禁城,很多官員,20多個排隊和他見面,都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由於富士康的管理結構是一分為三層的金字塔,中層幹部主要負責分發上層指派的任務、細節訂定和實施,底層工人才是需要高效率、高良品率的生產者。對多數師級員工來說,他們接受評量的標準是承擔事業上的其他業務而非產量,例如,群創部門的受訪者需要模組的繪圖設計、LNSBG網絡事業群的受訪者要協助車間的行政事物。師二的唐遠認為自己和普工比起來「自由度大很多」,沒有不能說話、不能走動和上級監控等行為,空閒時還能到其他部門走走:
「我只知道因為產線工人都是量化工作,做的東西都有數量和時間的限制,所以他們的壓力也比較大。公司的規章制度對我們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事業處自己還會製定一些細則,尤其是對普工,規則會比較細致,約束多一些,執行起來也會比較嚴格。」11
相對於師級受訪者對富士康的正向態度,員級普工的受訪者則對工廠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在生產過程中多數普工的位置只有自己的工位,接觸的只有自己已經熟練操作的那一小段工序(三聯生活週刊,2010年06月08日)。同時,富士康的測速部門和生產管理部門以秒來計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時間,並以此安排工人的生產量。12 一位在ICPBG的女工友提到自己必須穿靜電衣站8小時重複的打螺絲,「我很累,每天就打螺絲,2900個螺絲啊,再乘以2,一個要打2個,5800啊。」13 或是另一位產線工友的描述:
「工作是從流水線上取下電腦主板、掃描商標、裝進靜電袋、貼上標籤、
最後重新放入流水線,每個動作被設定為2秒鐘,每10秒鐘完成5個
動作,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個動作。
由於工廠的高強度生產特徵,富士康以福特主義式的流水線管理和生產,以達到並追求最高效率。管理制度包括:不准睡覺、和走動,衣著按規定穿戴整齊,椅子不能超過地上黃線,離岡要批准後才能離開五到十分鐘等規定。15 一位在生產iphone塑膠按鍵的普工小鳳就提到,為了達到產量的要求,他們單位訂定上廁所的規則,她說:
「離崗卡就是要跟線長報告自己要去廁所,線長看心情跟產線的狀況,確認我可不可以去,如果可以,我就能拿到離崗卡,才可以順利的去廁所,以前離崗的時間是15分鐘,但是根本不夠,我要進到車間脫無塵衣,再出車間,走一段長廊,一上完廁所就要回來,再進到車間穿無塵衣,剛剛好15分鐘,跳樓事件過後,就改成20分鐘了,比較充裕點。
一位任職9年的IT工程師也證實管理階層確實千方百計,企圖改善效率,例如把凳子拿掉,讓普工站著,免得在流水線上打瞌睡,但本研究田野訪談認為改善效率的情況隨著單位。而有所不同。17 本文認為富士康以科學方式來達到其管理哲學:「把整個企業的流程拆解開來,找出關鍵點,進行簡化,制定規範和標準,貫徹執行,以最少的資源實現更大的效益」,和師級員工在工作時間還有空間思考不同,「產線上的員級普工
接受泰勒式管理,並且有不停升級的產量要求著他們,產線上員工所承受的工作強度同時與GCC的治理和富士康的競爭策略有動態關連,而富士康用的「全面成本領導」策略,以在GCC中生存,也與領導公司含括大部分的產品利潤有重要的關連。
根據富士康調查報告(2010年10月09日)的資料發現,在富士康的深圳廠區,均存在大量使用學生工的情況。以深圳龍華廠CMMSG事業群為例,一個生產車間裡2600人就有700-1000名為暑期學生工,分別由濮陽創業培訓中心、河口連營職業技術學校、重慶黔江區民族職業教育中心與河南商務電子學校等進入富士康進行「實習工作」。他們的工作都是產線上的作業者,與普工執行相同的工位;不同的是,學生工屬於
敘詮的工作身份,由於不在富士康的資職位系統內,幾乎所有的學生工受訪者都反映沒有社會保險,而勞動合同也非出於個人意識簽訂,而是視學校或是其他引介機構與富士康間的協議而訂18。「學生工」工作形式建立在非正式的雇用體系,並且需要承擔與普工相同的勞動強度的工作內容。Sassen(2006)探討南方社會改變,是由於北方投資和雇用形式改變,而彈性化讓非正式(informalization)增加,也就是工作沒有固定的薪資、獲益和雇用保障,女性在非正式雇用體系(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她們付出心力在零件生產的手工勞動上。而富士康的「學生工」也扮演了非正式雇用體系中重要的角色,利用就學期間的空檔,進入不具有社會保險與相關權益的工作雇用關係,並維繫了GCC的運作。
五、 底層勞工的工廠空間與生活空間
產線的普工接受泰勒式管理的高壓工作強度已經在前文,普工與師級勞工的比較中呈現,此部分針對定義出來的底層勞工,進一步說明富士康做為世界工廠,全球產業分工也使得勞動環境較差的工作領域遷移,這些製程經常伴隨著環境污染與工安的問題,同時讓底層勞工的工廠空間更為惡劣。生產流水線的一線工人,他們的工作環境不僅是GCC治理下的高壓和工作異化,同時具有未落實的工安環境的問題。一位才進富士康四個月、在鴻超準事業群的工友提到自己的拋光工作環境高溫多粉塵,而且是模具製造,特別要求精準,他提到車間室溫高達40多度,沒有空調,車間內總是懸浮著粉塵,雖然每月有高溫補貼,但是只有口罩,沒有安全防護衣,口罩由工人自主決定是否定期更換。因為工作量很大,加上環境惡劣,車間內的流動率很高,「只有一、兩個人是認識的。
。又例如,一名NWING事業群的普工安美描述她的工作情形:
「製作手機按鍵,首先要先把灰膠放入機台,形成一個塑膠片,接著機台會開膜成型,我們的機台是半自動的,所以開膜就要有人取下嘛。為了方便取下來,機台要上防鏽油,方便我們取下塑膠模型,然後溫度就會突然好高好高,熱死了。每次有人在上防鏽油,整個車間就臭死了,很難聞,過一陣子好像好了一點,但是我每次回家,鼻子內都是綠色的,我覺得跟防鏽油一定有關係!
另外,擴張討論底層勞工的生活空間,也就是Castells(1978)所提到及的都市的私人消費空間與集體消費空間,訪談內容發現,富士康龍華廠所在的深圳關外地區的集體消費空間普遍被認為十分的糟糕,並且富士康將市民的空間轉化為生產延伸的空間,再者,深圳的地方政府也沒有提供適當的政府介入投資於集體消費空間,使得底層勞工在工廠的工作中找不到縫隙,到了生活的空間也同樣備受擁擠、吵鬧和治安不佳與缺乏公共設施所箝制,例如,受訪者肖潔提到:「關外根本都是垃圾,髒死了!妳們看看這個公園,到處都是垃圾大便,衛生很不好。
受訪者再進一步的以深圳關內與關外的環境做比較提到:
「關內好啊!那裡才是個像樣的地方,有地鐵。不像這裡,公交車擠死了,很多人不講衛生,素質低,又有扒手,我就有親眼看到扒手在扒包。你們沒去過關內?那真的該進城,去一去!那裡素質高,好吃好玩的多了。不像這邊,衛生太差,我都情願吃廠內的,還比較安全點!
另外一位受訪者小毛表示,工作壓力大與枯燥已經夠辛苦,每次上下班很擠,喇叭聲永遠不會停下來,他聽到喇叭聲都想跳樓了。他說:
「這裡生活條件差,人很多,上下班都很擠,公園很髒,外頭總是很吵,沒什麼好吃的,這個條件特別讓我壓抑,所以我想打電話找朋友去歡樂谷玩,那裡好多了,但要下雨了,沒得玩。
再進一步談,富士康建立起的私人消費空間,身為低薪資的普工也無法受用,使得底層勞工完全找不到出口。
但是在雙重結構困境下的底層勞工也不是簡化的被認為是統一的群體,田野訪談資料發現,產線上的勞工透過勞工主體的區域身分認同,「區域身份認同」富含對自身未來的期待與想像意義,使他/她們能一邊搓挪和塑造自我感受,以支撐和面對GCC下產業治理與政府政策共構的結構性困境,他/她們以「順從」、「非正式抵抗」或「正式抵抗」面對勞動強度高的工廠生活和被壓縮的生活空間。普遍選擇順從、非正式抵抗的底層勞工,雖然都感覺到工作高強度與深圳關外都市化中的集體消費空間缺乏,並且感受某種程度的情緒不適,但他們都選擇用「不會再富士康久待,遲早會離開」與「一點也
認同自己是深圳人」或「遲早回到老鄉創業」的區域身份認同做為自身主體在工作與深圳關外生存的調適,另外,有些選擇正式抵抗的底層勞工,會因為正式抵抗失效而離開富士康,但由於大環境結構的困境,又會重返富士康,最終採用順從或非正式抵抗的策略。例如,訪談資料問到普工是否想在深圳買房、創業、定居嗎?王蕾、白璇都覺得是不可能的事。王蕾大辣辣的回答:「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深圳人,這裡只是暫時性的」、「不想留在這一輩子
、「老家才是真的家」。她說:
「我覺得在深圳除非是原本就住在這兒的人,要不然就是混的很好的一群金領,否則為什麼要待在這裡不回家陪爸媽」。
白璇的神情則有些矛盾的回答「我也不覺得有什麼深圳人這種說法吧,但是出來飄久了,大概有些剩女心態吧,我爸媽也沒認識什麼大官可以保證我有活幹,真要回老鄉也會擔心自己會連個像樣的工作都沒有,但待在這偶而也覺得天天只是上班下班有點無趣。
心態上認為永遠有老家可以再發展做為普工順從與非正式抵抗的靠山。
六、 結論
本文章以GCC理論做為對話對象,關注於支撐GCC運行的「商品鏈底層工作者」,並透過訪談資料中具體的差異定義出概念性的底層勞工。商品鏈重要的底層工作者在以往的GCC、GVC理論中被忽略,與不被看見,本文試圖提供GCC理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納入GCC水平元素的社會脈絡分析,也就是未參與生產網絡的農民工如何參與到生產網絡成為底層勞工。底層勞工的「工作環境」、「勞動條件」也同時受到GVC內的組織動態治理而產生影響與改變,具體而言,也就是富士康龍華廠的底層勞工承受產線的泰勒式管理
GVC內的領導公司、以及富士康本身扮演的統包公司和零組件製造廠的內部與外部治理息息相關,其中,不但由於富士康身兼統包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的雙重角色,使得GCC垂直供應鏈間的協調(coordination)壓縮底層勞工的工作空間,成為富士康對國際品牌公司的利潤,另一方面,領導公司在GCC上的高利潤與零庫存策略也進一步的促使底層勞工持續受壓縮與付出。而「商品鏈底層工作者」在承受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的工廠生活的同時,「私人消費」與「集體消費」的生活空間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底層工作者由於基本薪資被壓縮到最低工資,無法享受都市的私人消費,另外,深圳關外地區地方政府的集體消費投資完全交由富士康公司管理,使得原本的生活的空間轉化為生產延伸的空間,並且備受擁擠、吵鬧和治安不佳與缺乏公共設施所壓抑。最後,更進一步談在動態組織治理/在地制度共構下惡劣的勞工工廠空間與生活空間,底層勞工透過「區域身份認同」,其中富含對自身未來的期待與想像意義,使他/她們能一邊搓挪和塑造自我感受,以支撐雙重的結構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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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鴻海發展資料來源自鴻海科技集團網站(http://www.honhai-hr.com.tw/index.htm)。
2 鴻海最新企業發展方向,資料取自富士康科技集團2008年社會及環境責任年報。
3富士康科技集團2008年社會及環境責任年報指出,全球3C代工產業分為兩大壁壘,一是以CM、EMS及ODM等為主的電子工程背景模式,一是以模具/零組件為主的機械工程背景模式。富士康集團認為其自創全球獨門的電子及機構零組件、模組、系統垂直整合服務商業模式(eCMMS),並且,eCMMS為機光電垂直整合的一次軟硬體購足整體解決方案,舉凡模具、治具、機構件、零元件、整機至設計、生產、組裝、維修、物流等等服務均涵蓋在內,在eCMMS的運作下,集團的龍華廠區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3C製造基地,更是全球最短的3C供應鏈。
4 由於本文的田野區域位於深圳龍華廠,考慮到田野與理論的接合,故本研究試圖回到龍華廠區實際涵蓋富士康的事業群與其生產的產品與技術,探討其於GCC的位置。但,本研究並不認為實際產業發展的生產網絡領域可以簡單的區分為線性的垂直或水平商品鏈,可能同一項PC電腦系統的同一零組件的商品鏈橫向涵蓋數個生產網絡,也就是同一零組件會有不同網絡的來源(source)提供,並且商品鏈是具有彈性與動態變化的,此現象由富士康的事業群與簡介也能發現。
5 本文章並無意區分深圳地區龍華廠、觀瀾、福永、松崗等廠區的差異,同時,也不認為區分深圳廠區別對本文有理論上的意義,但以深圳的事業群內主要的產品與技術內容,可得知深圳廠區做為多個電子電機產業的商品鏈下的重要製造者。
6 本文所指涉的在地制度,主要縮限在探討深圳地方政府在關外地區的市民集體消費空間投資與介入的缺乏,以接合討論勞工的都市生活空間。但本研究也認為中國的戶口制度,與由社會主義轉向由地方政府與外資博奕的新自由主義式發開佔有重要的地位。
7 引自參與”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行動的工人訪談紀錄。
8 引自本文作者的工人訪談記錄。
9 引自本文作者的工人訪談記錄。
10 引自本文作者的工人訪談記錄。
11 引自<富士康︰一座工廠與一個階層的愛與恨>《三聯生活週刊》(2010年06月08日)。
12 參考《解構富士康》(2010)。
13 引自參與”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行動的工人訪談紀錄。
14 引自參與”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行動的工人訪談紀錄。
15 參考<”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24)。
16 引自本文作者的工人訪談記錄。
17 引自參與”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行動的工人訪談紀錄。
18 由於本文作者們沒有親自訪談到學生工的相關資料,本文內對於學生工的瞭解,引用《解構富士康》報告(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