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毅丰 10月2日及10月3日，《當今大馬》中文版、香港大學新聞語傳媒研究中心和香港獨立媒體共同舉辦了「亞洲中文新媒體研討會」，邀集中、港、台、澳、新、馬、泰、菲等國的新媒體／獨立媒體工作者，共同從民主、公民社會、社會運動和媒體永續經營等層面交流新媒體發展的可能性。
在「新媒體對社運、公民社會及民主的影響」這一個環節的討論中，香港獨立媒體的朱凱迪、馬來西亞媒體行動者周澤南與台灣苦勞網的孫窮理，分享了各自身處不同社會環境，在媒體工作／行動上的經驗與觀察。
身份的游移
「究竟『媒體』是不是一個可以站穩的位置？」身為記者、媒體行動者，同時參與天星、皇后碼頭和菜園村保留等運動的朱凱迪拋出了這個有意思的問題；在香港反世貿抗議活動如火如荼展開的2005年，警察、示威人群混雜著自行搬上街頭的簡單轉播工具、通訊器材裡，「開始出現一種身分的游移，」這個媒體的位置可能將報導者推向倡議者、組織者，雖然是從媒體出發，最後可能會抵達其它地方，而不只是一個記者。「新媒體讓人成為有不同豐富層次的主體。」朱凱迪說。
朱凱迪認為，民間資訊生產者之所以成為「公共倡議者」，是對應新社會運動團體的「公關手法」，這種公關手法，是為了讓主流媒體在三十分鐘內的記者會結束之後，可以馬上寫出運動團體所要的東西，而這樣的公關操作模式，是一種「不跟別人討論議題」、且「壓抑公民社會對議題的討論」的操作，朱凱迪說，站在民間記者的位置，更有了看清楚這種公關手法的機會。
再舉香港2005~2007年的利東街社區保存運動，與2009年至今的菜園村保留運動為例，朱凱迪認為，民間記者成為社區組織者，是對應既有的社會工作者、社工制度，將社區發展工作再政治化。
衝撞專業主義
今年四月，由馬來西亞媒體工作者周澤南所拍攝，描述因巴貢水壩建案而被強制遷離的1萬多名原住民遭遇的紀錄片，在馬來西亞國營電視台的播放被腰斬，周澤南更緊接著從國營電視台紀錄片節目《前線視窗》製作人的位置上被解雇。紀錄片被停播和遭解雇後，他又重新拍攝製作關於巴貢水壩的紀錄片。
「我們這裡的記者都不示威、也不去想報導是不是對被報導者有幫助。」曾參與「倒讀媒體運動」等捍衛新聞自由行動的周澤南，以自身因拍攝敏感議題而遭政治干預的經驗為例，指出「媒體集團施加於媒體從業者身上的專業主義」不過是「形式主義的專業主義」，而在現今的馬來西亞，媒體要走出傳統企業集團形式、並且發揮影響力，也得面對政治對新聞自主的干預，但是許多馬來西亞的媒體工作者，卻只是假扮客觀、假扮中立，只是一群為自己沒有行動能力找藉口的假知識份子。「我覺得本地的記者太過專業。而專業是一個貶義詞。」周澤南說。
以媒體形式存在的社會運動
從台灣社會運動的狀況談媒體的可能性，孫窮理以台灣90年代的反核四運動為例，當時在野黨－民進黨帶動反核力量、把草根運動帶向選舉運動，而當民進黨坐擁了鄉長、議員、縣長、立委甚至總統的位子，核四工程仍未停止時，「這時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就好像洗衣機裡衣服脫水後的樣子，社會運動被高速轉動的政治力量甩出來。」政治運動吸納了社會運動、再將其拋棄，孫窮理說，其中造成的轉變，是社運主體變成「弱勢者」。
另一個例子，是難得在台灣主流媒體也掀起沸沸揚揚的一起毀田事件。孫窮理說，主流媒體以帶著政治目的、操作藍綠黨派鬥爭的方式報導大埔毀田事件，「結果是讓中央政府設下防火牆，將大埔以個案的方式解決掉。」而個案背後的嚴重結構性問題，都沒有碰觸到，媒體的邏輯，也是政治的邏輯。
從這兩個例子，孫窮理分別談到社會運動和主流媒體的侷限性，再談到苦勞網「跨界」、「獨立性」和「超越性」的自我定位，「我們的觀點是社會運動的觀點，但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運動團體；並且要思考如何找回台灣社會運動再政治化的力量」，這個「政治」不同於藍綠（政黨）的政治，而是一種對我們社會發展有不同路線與圖像的政治鬥爭。
孫窮理談起自己在苦勞網做記者「從來不敢講『我幫你做什麼』，」因為那落入了「主流媒體的代言結構」（便有可能造成如大埔案的情況），不如「回到自己出發，把自己投入到那個情境。」也唯有如此，以媒體形式存在的社會運動得以找到自身的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