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是中國富士康集團資本母國台灣鴻海集團年度股東大會，5、60位台灣不同勞工團體成員，為聲援富士康中國員工，再度前往鴻海位於土城企業總部抗議。當天，不得其門而入自然是可以預期的，但就在股東大會前幾天，郭台銘再度宣布大幅調薪的消息彷彿一顆震撼彈，一時間台灣輿論氣氛驟然丕變。當天的抗議行動在媒體呈現上頓成空氣。充斥的；只有歌詠郭台銘大膽巨幅加薪的「分析」和「解讀」。一時間，十幾位跳樓的富士康工人似乎成了點綴郭董「走在時代前端」新一頁「神話」無關緊要的序曲。
來自學術界的聲音
本以為資本與勞工在輿論陣地戰的拔河中勝負已定，然而，僅僅就在幾天後，台灣學術界超過150位學者連署要求鴻海／富士康「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的聲明記者會，氣勢與影響力再度扳回一城。電子媒體「學者批郭台銘是台灣之恥」的斗大標題，讓鴻海發言人面對採訪時，再次收起幾天前的囂張跋扈，擺出一副虛心受教的姿態。
5、60位勞工運動人士的動態抗議對比7位學者出席的靜態記者會，在輿論效果上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別，說明了一件事：在運動的推展上，在社會正義的實踐上，至少在媒體輿論陣地戰的戰場中，台灣學者的相對積極參與仍然能夠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但也因為如此，最近這幾個月來，台灣和中國兩地的兩起重大的勞資爭議事件發展和受關注的程度（洋華光電與富士康），坦白說，讓我回憶起過去兩次不怎麼讓人舒服的經驗。
關於中國熱的兩則個人經驗
一次是幾年前曾與苦勞網夥伴等人，一起前往香港參與以監督跨國企業為宗旨的會議。當時聯盟剛剛建置化經營不久，急著為聯盟尋找獨立穩定財源，在聽到香港許多中國勞工團體很大比重財源來自國際工會與勞工團體補助時，眼睛為之一亮，彷彿發現新大陸，一時間滿腦子都是是否可能尋求類似途徑，向國際組織申請經費在台灣開展勞工組織教育工作。
但很快地，如此天真想法，馬上被不少朋友澆了冷水，朋友告訴我，台灣在197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奇蹟時期，或許還曾經是國際組織關注重點之一，但此刻，至少未來10年內，中國議題都將會是國際勞工團體與工會最熱門關注焦點，除非聯盟關注、研究、教育與組織的對象鎖定中國勞工，而且最好還是國際跨國大廠，否則就很難從拿到補助經費。如果國際勞工團體與工會所關注議題的伸展台上，有著當季與過季的分野的話，台灣勞工的議題早已過時，反之中國勞工議題正流行著。
另一次經驗，當我與某位國外教授通信往來，討論未來的研究計畫與是否可能申請獎學金時，這名教授誠實地告訴我，因為我的研究對象是台灣勞工，將使我申請到獎學金的機會大大減少，並極力建議我若能將研究對象改成中國勞工，機會將會提高很多。這樣的建議實在讓人感到十分無奈，而當我把此一情形告訴一位朋友時，只見朋友一派「不意外」地分析起「中國風」大趨勢，他說：「你看，那個誰誰誰很聰明，開始把研究重心轉到中國研究，研究依舊精彩，但研究成果的國際注目程度馬上大幅增加。還有啊，那個誰誰誰也是，從念博士班起就把整個研究重心轉移到中國問題上了。告訴你，這就叫做掌握業界流行動態啊！」
不難想像，諸如此類經驗，伴隨著「中國熱」大趨勢，未來只會更加頻繁地發生在你我周遭。當然，我必須承認或許這樣的對話與「分析」過於武斷而未盡公平。一位朋友依然語帶樂觀地告訴我，鎖定在台跨國企業組織的計畫案，還是有機會向國際組織申請到經費。我也同時看見許多學術工作者仍舊將畢生研究心力投入在探索、瞭解台灣社會各面向，而即便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我也承認依然可見許多學者時時刻刻懷抱著對台灣的關懷與實踐。
富士康與洋華受不同待遇
只是，當我們在觀察洋華光電工人／工會的抗爭與富士康跳樓事件所得到的關注程度，至少我們也都必須承認或多或少有那麼一些不成比例。一位工運界的夥伴，在苦勞網討論串寫道：「洋華很需要外界聲援，尤其是代表社會良心的學者。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什麼原因，學者們比較沒有主動關心洋華的事情……我這樣說可能政治不正確，可還是忍不住要講，也許台灣的勞工不但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上是邊陲，連在國內學者的關注上也是邊陲吧！」
我特別比較洋華與富士康兩家台資代工企業工人處境與困境，邊陲與核心是否真有那麼大的差異。只是一比較後才發現；說穿了，富士康其實就是深圳的洋華，而洋華不過就是桃園的富士康罷了。兩家台資企業雖然受到的關注程度天差地，但卻紮紮實實都是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底下「台灣模式」模範生；怎麼看，都像極了孿生兄弟。
富士康工人，因低底薪被迫必須加班掙錢，每天工作10到12小時；台灣洋華同樣不遑多讓，不到兩萬元底薪，每個工人每月須加班超過1百個小時以上，才能夠賺到可以養家活口的「生活工資」。不同的是，台灣洋華資方更精，縱使年獲利近30億元，卻還是違法以底薪計算工人加班費，每年硬從上千位台灣工人再榨出 2、3千萬元的「利潤」。
富士康裡普遍引進更低廉「建教合作生」來填補勞力；一樣，在台灣洋華工廠內1千3百餘名工人當中，高達4百名所謂來自各高職的「建教合作生」。洋華更高明之處，在於這4百多名建教生中，許多學生根本來自於未向教育部申請的非法「建教合作」。
富士康樣板工會擔任主席者為郭台銘特助，因此許多學者都提到：富士康的工會根本無法真正扮演協助工人集體協商談判的角色。身在「民主自由」國度的台灣，洋華的工人們，為了站出來爭取自己勞動權益，工會看似組織起來了；只是壓制工人運動，此刻台灣的黨國或不方便動手。沒差！資方自己來，一口氣開除了19位工會幹部與會員；違法解僱瓦解工會這招，雖然在中國一時半刻還不需派上用場，但走過1980、90年代勞資角力的台灣資方，操作起來可都還是游刃有餘。
富士康的代工王國，生產著蘋果電腦等知名品牌大廠的高科技商品；而台灣的洋華，同樣穩定地供應著台灣宏達電、韓國三星集團等知名品牌商的面板。唯一不同的是，洋華可在生活水平（勞動成本）相對高的台灣，撐起觸控面板代工小王國，必然有著一套比富士康更為卓越的壓低勞動成本模式。
模式如出一轍
如此看來，其實，關注富士康，也就等於是關注洋華，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的公開連署聲明標題「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以及要求3個主要的負責的對象，其實都可以適用在洋華工人抗爭上。「首先，鴻海富士康（洋華光電）責無旁貸！」「第二個要負責的，是偏袒資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中國大陸（台灣）政府。」「第三，以蘋果電腦（宏達電HTC）為首的跨國品牌公司，應該為這次慘劇負責。」
台灣的學術界在富士康的事件中已經證明了：只要能夠集結發聲，還是能夠扮演著極為重要敦促實現社會正義的角色。而這也是台灣學術界近10年來少見的集體社會發聲，因此，當我們一方面樂見學術界再度發揮正向社會影響力的同時，更真心的期許著：讓富士康事件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契機，我們期望就從聲援台灣洋華工人抗爭開始，能夠真的達到聲明文最後所述：讓鴻海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終將成為一面高懸的明鏡，永遠提醒我們勿忘台灣社會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