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3-09 * 中國時報 * 【龔尤倩】
二○○三年二月，印尼籍看護工薇娜因為心神喪失，知名作家雇主劉俠因而致死的事件，不但凸顯了欠缺法律保障的家務勞動者的勞動困境；更引發關注，在殘缺福利制度下，病人家庭選擇變相壓迫更弱勢的移工，或是移工自願以全年無休來滿足病人的需求，導致兩方「弱勢相殘」的處境。於是，移工團體串聯推動《家事服務法》。每年婦女節，這些弱勢婦女勞動者的處境都會被提及，然而現實處境的改變卻十分牛步。
自一九九二年起外籍監護工與幫傭的引進，帶給台灣社會兩個重要的歷史經驗。一個是，關於照顧公共化的討論。長期以來，政府將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丟給個別家庭解決，早形成台灣中下階層沉重的負擔，這些移工的引進，正是廉價地填補了國家對於老病傷殘照顧責任的寫照。「孝道外包」只是表面社會現象，外籍家務勞動者負擔了主要的照顧責任，是荒謬，也反映照顧公共化的缺乏，廉價勞動力規避了政府的福利責任，是國家失職。
另一個重要的歷史經驗是，這些移工的聘僱，讓家庭成為職場正式檯面化；私領域裡的生產關係，成為公共關係，使得「家庭職場」的需要規範，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
筆者認為，不論是由國家或個別家庭承擔聘僱責任，家務工的勞動規範與保障都是必要條件，所以以「家事服務法」將家庭內的勞動關係納入公法之保障，家內勞動才不會淪為雇主（常是父權或父權代理人）控制或恩給的私密領域；沒有法律保障，意味著更多照顧勞工將面臨無限私權的管理及要求之風險。人道的長照體系不能只要求勞動力供給公共化，卻極力捍衛勞動力現場的監管維持私密化。
又，爭取家務勞動者納入法制化的保障運動，意外地激發了社運團體間不同的看法與階級矛盾性。同為雇主身分的殘障團體，面對了角色衝突，一開始選擇了不同的立場。經過多年的社會倡議，近日殘障聯盟也同意移工團體提出「家服法」訴求之一，即「國家應讓所有的照顧者，無論是移工或家庭照顧者，都可每周休假一日，服務由國家提供、聘用本國勞工來做」。
但要提醒的是，勞委會面對外籍家務勞動者的無人權處境、家事服務法立法跳票、及關心移工的台灣民間團體的龐大壓力下，正企圖以「先推動每周休假一天」來消解或規避整套立法或修法的壓力；民間團體應該要小心莫掉入支持這個以「單條修法」便宜行事、減壓卸責的糖衣毒藥。
台灣移工聯盟已經多次與勞委會、內政部尋求跨部會合作提出照護需求與工作保障配套，希望國家應負起責任，立法保障家務工，聘僱本地看護工以提供弱勢家庭喘息服務，並讓弱勢家庭享有「喘息服務」的社福照顧。從各相關社運團體的觀望意識形態到目前異中求同的行動策略，共同創造「移工有保障、本勞有工作、照護有品質」的三贏局面，才是七年多來家務勞動法制化運動的重要方向。（作者為台灣移工聯盟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