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秋鬥再起，從哪裡再起？

如果從1988年「二法一案（苗客一案、《工會法》、《勞動基準法》二法修正案）」大遊行起算，「秋鬥」這一個台灣工運史上的重要活動，今年已經是第二十一年了，如果從歷史來看，秋鬥從早期抗議官、資對工運的打壓，到90年代中後期「關廠失業」的主軸，到2000年之後，「廢票」與「直接民權」等「新政治」的號召，順應著政治、社會與社運的情勢，而不斷變動著，2005年之後，受限於運動的能量與運動方向的調整，4年的時間沒有舉辦，而今年「秋鬥再起」，除了自1993年起推動籌辦「春秋鬥」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之外，加入了更多主導的團體與議題，它們以共同對抗的「國家」與「資本」為共同點，與過去的秋鬥有著相當的差異。

秋鬥「主體的轉置」

2000年秋鬥「40工時」，得到當時所有五組總統候選人的承諾，各組候選人之間只有「實施時間」上的差別，但是在民進黨上台、陳菊接任勞委會主委之後，還要經過抗爭之後才拿到東減西扣的「兩週84工時」，在當時，工運的力量轉由兩大總工會系統（全國總工會、全國產業總工會）主導的協商有關，工運的戰果無以為繼。（攝影：孫窮理）

首先讓人注意到的是在議題的「多元」與參與，甚至主導著，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工運團體，主要的行動主體，也不再是「工人」這一個單一的身份認同，「今年五一遊行雖然來了一萬人，但是最後卻沒有什麼效果。」這一次「秋鬥再起」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的林子文說，「大家覺得鳥鳥的，有動力想要做一些事」，他所謂的「大家」，有河岸部落原住民的組織者、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老師、資深的工運幹部…「工會仍然是本位主義的，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這位身經百戰的工運老將不諱言以工會為主的行動，有它的保守性，林子文希望以這一次秋鬥參與者重新定義「運動者」和對立面。

「工運」和「工會」是分離的，林子文說，工會無法組織更多不同的勞動者，也因此，現階段很難以「工會運動」作為「階級運動」的核心；工人立法委員會的賴香伶也持相同的看法，她認為，過去工會很難從外面看到自己，在運動的「邊緣性、政治性和尖銳度」上不足，因此，這一次「秋鬥」嘗試著進行「主體的轉置」，「在自己職場內的經濟生活和外面社會的變化是綁在一起的」賴香伶說，「過去的工會運動形式，透過『工會相挺』，撐出運動的對立性的物質條件已經發生改變了」，現在的工人身份可能隨時流動，「外面」的變化，隨時會帶給工人新的刺激和衝撞，「現在不只是談工資、工時這些問題」賴香伶說，「得發展出新的方向出來」。

具體訴求與群眾認識的課題

方向上有差異，動員的形式也會發生改變嗎？過去，工會的動員，不可能不去考慮「如何設計具體拿到的訴求，以回應群眾的需求」，以及「花時間把議題帶到基層去做動員，以拉高群眾的認識」這兩點上，但是這一次「秋鬥」，並沒有花太多的功夫，這可能與這一次行動籌辦的時間不夠，以及對象零散，很難聚焦有關；在這種條件下，賴香伶認為，「辦秋鬥，就是為了要做這兩件事」；以目前的力量，大的東西換不到，小的在平常就又一直在提了，工會動員花功夫在對應群眾的需要、提出具體訴求，賴香伶說，在2000年「40工時抗爭」已經碰上侷限，力量，無以為繼；當然，群眾如何看待行動的意義、是不是「拿到」了什麼，與他們的認識有關；至於群眾教育的工作，賴香伶希望在新的群眾看到彼此之後的差異性之後，能夠刺激他們之間的對話，「群眾的認識，不可能是個案性的，要往上衝」。

「差異」可能是今年秋鬥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要在這些人中間找到共通點，仍然使用了主流容易接受的「弱勢」這一個名詞，11月19號，在行政院前的記者會裡，唱出在樂生保存運動中，由「勞動者戰歌」改編而來的「弱勢者戰歌」；賴香伶對此，也並不滿意，「弱勢這個自我命名必須是要被顛覆掉的」，但是在如此短時間串聯起來的這些團體裡，除了有共同對抗的敵人外，實在很難找到政治集中的符號，這也反映了今年秋鬥只是串出這些不同的人，卻並沒有能處理它們如何成為一個「政治主體」的議題。

秋鬥—儀式性集體行動

在這些團體裡，綠黨和工委會（火盟）過去是有其政治立場與實踐的，不過其他的團體則依其背景、議題的進展，而沒有共同的政治進程，在這一次串聯的過程裡，這一個問題也幾乎沒有被處理到，林子文認為，「社運結盟的問題不可迴避，不過現在這樣的組合，還沒有考慮到政治上的出路」，他認為，這一次「朋友」很多，但還談不上「戰友」，他希望未來秋鬥可以這樣一年年辦下去，從「參與中去了解」。

從1988、1989、1992台灣各工運團體工同參與的「二法一案」、「反惡法」、「三法一案」，到1993年之後，由工人立法委員會主導的「秋鬥」，今年「再起」，也產生了新的方向；圖為2003年，工委會在立法院中舉行的、非街頭形式的「秋鬥」：「工人鬥總統」座談，不同的工運／工會指標人物，在政治路線上，發生激烈辯論，圖右至左為曾茂興、吳榮元（勞動黨）、鄭村棋（工委會）、盧天麟（全產總，後來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及勞委會主委）、張緒中（中華電信工會）、呂秀菊（全國教師會）、劉庸（自主工聯）。（攝影：孫窮理）

2003年，林子文曾以「秋鬥—台灣勞工運動的儀式性集體行動」為題發表學位論文，今年他與論文指導老師陳信行同為秋鬥的主要推手；在該論文中，林子文比較了「秋鬥」與全產總、勞權會在「五一」行動的符號意義，他認為，「秋鬥」的符號化意義在「參與者對『工委會』這個組織，以及『秋鬥』的抗爭行動產生集體認同，並藉以區別不同的主辦團體」；這一個頗引起爭議的觀點，或許起自他從一個工會幹部的角度，所觀看的台灣工運派系生態，但是，今年秋鬥卻吊詭地突破了他所觀察到的這一個格局，「舊」論辯的消解，也或許突出的「新」思維的出現。

「它就像民間的廟會一樣，不同的神，每年出來『代天巡狩』，議題每一次不一樣，但是相似性很高」，而「儀式」的意義在「強化認同、鼓起力量再往前推」；至於工會，在林子文的眼中，仍然是重要的力量，「20多年前，自主工運的力量，本來就是靠著整個社會運動的力量帶起來的」，林子文希望這些東西能夠重新被創造起來，「秋鬥再起、跨出第一步」，林子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