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工會組織限制多
建立「新的工會」?

2009/06/25
苦勞網實習記者

6月23日午後,由社會民主工作室所舉辦的,「工會運動註定沒力嗎?—從歐美新工會運動的幾個辯論談起」社會民主系列講座,在港都炎熱天氣中開講。

除了主講人NGO工作者邱毓斌,以及與談的台南縣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黃育德、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葉品言、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韓仕賢之外,多位學者與工會幹部也到場與會。

投影機首先播放兩張照片,一張攝於19世紀的英國,當時賣火柴女工集體罷工爭取勞動權益,另一張則是2005年,美國芝加哥工人於五一勞動節的留影。邱毓斌說,從以前到現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工人爭取的目標與使用的方式,似乎改變不大。

邱毓斌表示,1970年代起,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率普遍下降,關於工會衰退的原因也出現許多討論。一方面除了70年代柴契爾、雷根保守主義對工會進行嚴密控制,另一方面,資方打壓工會所需付出的成本,對大企業來說非常低,美國甚至出現專門服務資方,以對付工會的公關公司。

邱毓斌進一步提到,對於工會資源究竟該如何運用,也出現了「服務至上」與「組織至上」的路線爭辯。「服務至上模型」的工會,著重於保障現有會員的利益,工會作為服務的提供者,會員本身較為被動。

若採取「組織至上模型」,則工會不但要培養會員的動能,幹部需要去喚醒更多未被組織的工人,工會本身也會希望會員加入工會,不僅是為了得到服務,還要能夠認同工會在勞資關係中的角色。

即便「組織至上型」的工會,看似較「服務至上型」工會來的有能力擴展工會力量,邱毓斌表示,當初由於信奉組織至上,而自美國AFL-CIO(美國勞工聯盟與產業勞工組織)脫離的SEIU(服務僱員國際聯盟)及Organize to Win等工會,如今也遭受不少批評。

原因包括過於強調組織新會員,以至於為了組織而組織,忽略組織內涵;同時,這幾個以強化組織為目標的工會團體,竟也出現過度與資方妥協、壓制會內激進幹部等,過往容易發生在廠場工會的問題。由此可見,「組織至上型」工會仍有其侷限之處。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工會組織路線,才能夠真正發揮團結力量?邱毓斌認為,工人對工會的想像,就決定了工會的樣子。而在檢討台灣現有的各工會組織後,他提出「從零開始」,建立「新的工會」的想像。

韓仕賢分享全銀聯的創設經驗,提到當初曾經想吸納不敢成立工會的白領員工為個人會員,但最後成果不彰。韓仕賢回憶2005年,雙卡業務暴起時,各銀行均增加不少約聘業務人員,但當時沒有想到去接觸這些非典型勞動者,在雙卡業務暴落後,也沒抓住這群人。

韓仕賢接著提到,二次金改時,許多企業工會隨著金融整併而消滅,對全銀聯來說又是一次機會的流失。他表示,此波金融海嘯,對金融服務業人員造成的威脅,是另外一次組織機會,但韓仕賢坦承,「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透露出工會資源及對組織想像貧乏的困境。

黃育德認為,國外的經驗在現實上難以和台灣對話,就台南縣產總來說,大部分成員為企業工會,服務會員便佔去大部分業務量,和國外的工會型態差距甚大。此外,黃育德提到,當工會幹部遭到打壓、開除,向法院聲請假處分往往得拖到半年以上,對個人生涯來說是很大的消耗。但他仍認為,在台灣進行工會運動,不像在韓國,可能面臨被關,甚至面臨死亡,工會工作之繁瑣無味,一點也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慷慨激昂。

葉品言說,高雄市的工會近年來會員流失情形嚴重,新加入的會員也有限。就服務業來說,高雄市大約有40萬從業人員,而在高市產總3萬多名會員中,服務業可能不到1萬。他認為,現在台灣工會的經費分配方式,容易造成會員工會比產總有資源,在市產總資源不足的情形下,不利做組織工作。

社會民主工作室成員,律師劉思龍則舉中華電信為例,隨著電信業蓬勃發展,中華電信大量引進派遣工與契約工,除了傳統國家考試之外的晉用管道高達27種。但劉思龍認為,工會認為應該去組織的這群人,往往是最保守的,而就連台灣最大的工會組織,本質上也是保守。

社會民主工作室丁勇言隨後表示,台灣工會一直以來都是奉行經濟主義,所處理的不過是勞資爭議的經濟問題,而沒有更強的政治路線。丁勇言舉例,欲使企業正式僱用派遣工,絕非靠工會力量所能達成。若將工會資源集中投入選舉,讓工人代表進入體制內,直接影響政策,則企業必須依法行事,而不再只是透過勞資之間的拔河互爭權益。

邱毓斌表示,廠場工會的組織型態,必然導致經濟主義。他也認為,當大多數工會組織者,已經認定了某些保守份子不可能加入工會時,那更沒有人知道,實際上與這些人接觸後,會產生什麼結果。

邱毓斌強調,如幼托人員等新興行業,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組織、該如何去組織,已非現有工會能夠解答,「誰去掛鈴鐺?」,有誰願意身先士卒,放棄現有的組織基礎,去成立「新的工會」?成為往後新工會運動的一個重要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