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電子報主筆黃哲斌/特稿】
三立228影帶事件，NCC裁定除了罰款，要求三立主管必須上八小時「新聞倫理」課程，此事引發討論：新聞倫理該不該教？能不能教？誰來教？
（參見《中國時報》5月22日張錦華「誰來教新聞倫理？」、5月29日胡元輝「教什麼樣的新聞倫理？」）
我們習以「媒體亂象」一詞，描繪社會對媒體的憎惡與無奈，就像用「朝野惡鬥」形容藍綠政黨的僵局。事實上，無論「亂象」或「惡鬥」，不應視為鐵板一塊的單一現狀，而是由諸多不同的脫序事件，堆疊映射出的惡劣生態，更重要的是，兩者都反映了某些價值結構的崩壞。
最近國內外幾起爭議事件，正好突顯「媒體亂象」隱含的複雜面向：
一、英國公有商營的第四頻道，堅持播出黛妃車禍時的照片，他們認為是「負責的新聞調查」，卻讓英國皇室及部分民眾批評為「做法低俗」、「侵害死者隱私」；
二、同為公廣集團的公視及華視，卻因置入性行銷等理念不同，雙方第一個整合部門「新聞平台」，宣告暫停運作；
三、主流？非主流媒體記者，因為對樂生陳情團體的敵視？同情，導致不同的介入行動，甚至在採訪現場爆發口角，進而影響新聞處理角度。
這三者，正好揭露媒體倫理議題的三大面向：一為「媒介組織為迎合閱聽人？收視率或閱讀率，不惜侵害新聞當事人權利及社會責任」；二為「媒介組織為迎合業務營收需求，放棄或退縮專業守門權力」；三為「媒體主管？個人因專業意理不足，讓主觀好惡、情緒及利害關係，介入採訪過程、報導立場及角度」。
TVBS史鎮康事件，觸及第一、三項議題；三立228影帶事件，則涉及第二、三項爭議，整體而言，當媒體的「利益核心」超越「價值核心」、「個人壓力」超越「集體責任」，專業倫理及社會道德成為媒體內極冷僻、極沉重的議題，幾乎沒人願意提起，即使被提起，也幾乎是弱勢意見。
媒體組織內部的價值崩壞，某一程度也反映社會集體價值的真空。當爆料、侵害隱私等羶腥報導被輕易接受，熱烈擁抱；當我們不再相信正直、勤奮、誠實是種不容置疑的美德，套句胡適小時候的話，這是個「娘什麼？老子都不老子了」的時代。媒體的集體墮落，加速了社會的不信任感，也反差見證一個世代的憤怒與無力感。
倫理議題聽來艱澀枯燥，但說到底，只不過是Google自許的「Don't Be Evil」而已。胡元輝的文章，觸及一個關鍵：當我們決心談論新聞倫理，「應著重『具體情境的倫理課題』，而非『抽象層次的倫理學說』」，意即不該在真空環境下論說，而應從媒體採編、經營的結構現狀，思考突圍之道；從媒體個人的作業壓力下、組織經營者的生存困境裡、不同媒體的競爭生態中，畫出最後的紅線，說服媒體組織及個人，Don't Be Evil。
例如，狗仔文化不見得完全負面，但能否藉由某種「狗仔公約」，保護新聞當事人的意願與權利；媒體需要營收支持，能否界定合理及不合理的「編經合作」準則，讓經營者能保持競爭，但不違反新聞專業意理；媒體或記者個人良莠不齊，除了依賴組織及同業的自律，公民團體是否能凝聚足夠信度與力度，鼓勵好的報導、制衡壞的報導，讓媒體從自甘墮落的負面循環，找到觸底反彈的契機。
改善媒體生態，一如想要扭轉死水狀的政治叢結，這條路艱難、遙遠且險阻重重，卻是一條不能不努力嘗試的路，「倫理議題」只是第一堂課，專業能力與多元關懷的提升，還有第二堂、第三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