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研究怎麼做?
——台灣勞工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008/08/07
苦勞網特約記者

主述: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訪問/整理:André(苦勞網特約記者)

前言

由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苦勞網協辦的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研討會──〈台灣勞工研究匯聚再出發〉,於2008年6月14日在世新大學舉行。會中除了一般的學術研究報告與評論、回應之外,還特地開設了〈「廠場/企業工會」的問題與超越〉、〈「法鬥爭」作為團結台灣工運的主要戰略與前景〉兩場圓桌會議,各工運團體均有代表出席與談,氣氛熱烈。

這樣一場研討會,點出了「勞工研究」作為一個學門,絕非象牙塔裡的思辨,也不是將田野材料蒐羅回冷氣房中好整以暇地分析,而是希望結合真實的運動脈絡,提出嚴謹的分析來與運動者對話。

但是,台灣的勞工研究過去究竟有些什麼成績與缺失?未來應該怎麼走?或者更根本的,我們需要怎樣的勞工研究?如何有助於運動的開展?這些問題都還需要進一步釐清。

因此,我們特別訪問到本次研討會的籌劃人──世新社發所的陳信行,請他談談台灣勞工研究的現狀,以及他所理解的勞工研究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問:請界定一下何謂勞工研究?

答:勞工研究的出現,是歐美學院在1960、1970年代的社運高潮的刺激下,突破學術客觀中立的假面具,提出針對工人且為工人服務的研究取向。因此,同樣是做與工人有關的研究,勞工研究打從一開始就與那些為資方服務的「人力資源管理」針鋒相對,也與以維持勞資關係穩定為目的、號稱客觀中立的「工業關係」領域不同,清楚地擺出為工人服務的立場;這是它第一個特性。

第二個特性是,勞工研究多半不是像一般學術研究那樣完全依照學者自身的興趣或圈子內產生的熱門問題意識來選擇研究課題,而是希望能夠因應運動的需要來提出研究課題,這樣才能做到為工人或工人運動服務的目標。

可惜的是,這兩點在台灣一直沒有得到重視。許多人做的是人資管理,卻裝得好像是勞工研究;一些人選擇課題並不從運動的需要出發,卻依舊劃歸勞工研究。這些都亟待釐清。

問:台灣目前勞工研究的問題為何?

答:台灣目前勞工研究的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1992年之後,學術界對勞工的關心,除了少數例外,基本上呈現停滯、斷層狀態。

當然,1992年之後仍有大量的勞工研究以碩士論文的方式出現,也有相當的成績;但是那些已在學院裡取得教職、在此之前曾經進行勞工研究的學院學者,其學術興趣多半都脫離了工運。勞工研究好像只停留在研究生的層級,更有研究經驗與資源的學者卻多半不再從事勞工研究,十分可惜。

由於多數學者不再從事勞工研究,檯面上「與勞工有關的研究」之中,最顯眼的就剩下各大勞工研究所的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但人資管理學派的研究根本就背離前述勞工研究的定義,是站在資方的立場來研究工人。

當前勞工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少數仍在從事勞工研究的學者,其研究取向具有重大缺陷。這在謝國雄的研究中十分明顯。

謝國雄是目前學院學者中仍持續進行勞工研究的重大例外,非常難能可貴。但是他近來的研究愈發走向一種特定的人類學取向,採用民族誌方法,偏重於主觀意義的理解。1960年代以後的人類學已有自我反省,承認這種研究的價值在於提供一種「詮釋性理解」,就像寓言故事,供人從中進行解讀,而不是也不可能如實再現研究當時的社會實況。

因此,謝國雄的研究或許可以讓我們理解工人運動主觀方面的困難或迷障,確有其貢獻;但除此之外,對於比如資方策略的政治經濟背景、工人運動組織上的問題、工人抗爭的策略與路線……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則助益甚微。

問:謝國雄的研究取向似乎受到美國學者布若威(Burawoy)很大的影響?

答:對,布若威在1979年出版的《製造甘願》一書中,以人類學民族誌的方式研究了美國一個機械廠中的工人,指出工人在工廠中一系列制度的安排下已失去了對體制的反叛,而產生出「志願性順服」的情況,順服了體制。謝國雄及受其影響的研究者即經常援引布若威此一研究為範本,在工人身上尋找是否有「志願性順服」存在,以此為研究重點。

但其實布若威如今已自我批判了他當時的研究,承認他當時偏重在工人的主觀面向,忽略了同樣重要的客觀面向,如當時正在發生的資本主義危機與隨後的體制轉型。其次,他進行研究的1970年代末,已是高工資、大工會、穩定雇用體制(即所謂「福特主義」)的末期,在他研究的那個工廠之外,早已開始出現體制崩解重組的徵兆,他研究中指出的那種「志願性順服」及其制度,隨後便一去不復返了,但他當時卻沒注意到這一點,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個工廠中的「志願性順服」這一點上。

今天回顧起來,布若威的問題意識是:工人為什麼不反抗?他找到的解答就是工人陷入「志願性順服」的迷障中;但現實上,1970、1980年代即使在歐美也不時有一些工人的集體反抗,只不過不如前幾代的工運,沒什麼像樣的成果。因此,「造反為何沒成功?」也許是個更好或至少同樣重要的問題。

問:與布若威對照,勞工研究的另一源頭:布雷弗曼(Braverman)的研究取向在台灣似乎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

答:確實如此。布雷弗曼的經典作品《勞動與壟斷資本》(原出版於1974年)研究了資方採用號稱科學管理法的泰勒制的過程,揭露了資方的策略與動機,並指明這種制度對工人造成的傷害與挑戰。

若把布雷弗曼與布若威對照,布若威的研究重點是知已,瞭解工人自己的想法;而布雷弗曼則是知彼,是去研究資方的想法與策略,其運動性顯得更為直接。

布雷弗曼的研究可說是種站在工人立場的「敵情研究」。不幸的是,台灣的勞工研究太多對工人自己主觀意識的研究,類似布雷弗曼的「敵情研究」實在太缺乏了。這或許是由於布若威問題意識的特別突出的影響。也可能是由於歷年來做勞工研究的研究者許多(至少在研究寫作時)還不認同自己是工運的一份子,或是不被工運團體或工會接納為運動的一份子。這種狀況下,要依循布雷弗曼的問題意識,的確是有困難。

問:你認為當前台灣有哪些研究課題值得開展?

答:例如「生活工資」便很值得研究。現行官方的基本工資17280元的計算其實並沒有什麼客觀的依據,而所謂生活工資是指一個一般工人要能夠按照我們社會普通標準的生活水平過活,需要多少薪資;這需要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才能得出。生活工資的計算可以直接用於提高工資與福利的經濟鬥爭。

另外像工運史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路線、綱領的分析與批判,也很有需要。對路線、綱領的分析,前提就是把工人當作有自覺、有意識的主體。不像現在的許多研究常把工人運動的訴求與綱領當成是其他因素(如主觀意義、文化等等)的無意識反映;這樣看工人運動,當然會覺得工人運動的發展撲朔迷離、沒什麼希望、也沒什麼我們可以做的。除了工運史,處在運動之外的工人生活的歷史也值得研究。

另一個可以開展的方向是國際比較研究,尤其是不要只比較有大量英文文獻可以參照的美國,或是運動較強大的韓國與菲律賓。因為美國與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脈絡、位置差異太大,可比性不大,而韓國、菲律賓的運動又比台灣強大太多,「LJ比雞腿」,比較研究得到的知識幫助恐怕有限。我們或許應該找與台灣脈絡相近、運動發展程度類似的案例來做比較,比如工運力量比較遲滯、分散的泰國,或工會仍舊由執政黨牢牢控制的新加坡等等。

建議標籤: 

回應

陳信行:另一個可以開展的方向是國際比較研究,尤其是不要只比較有大量英文文獻可以參照的美國,或是運動較強大的韓國與菲律賓。因為美國與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脈絡、位置差異太大,可比性不大,而韓國、菲律賓的運動又比台灣強大太多,「LJ比雞腿」,比較研究得到的知識幫助恐怕有限。我們或許應該找與台灣脈絡相近、運動發展程度類似的案例來做比較,比如工運力量比較遲滯、分散的泰國,或工會仍舊由執政黨牢牢控制的新加坡等等。

§§§§§S§§N§§OO§§§P§§§§§§§§Y§§§§§§§§§§§§D§§§O§§§§DOUBLE§§§§§G§§§
疑問一:台灣與南韓長進行比較的原因,是因為兩者都是反共前哨站,都是威權獨裁政府長期執政,都在同一個時間內啟動工業化計畫,都是利用國家機器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與世界接軌,都受到美國保護傘「保護」。並先後在十年間受到美國1980年代保護主義的影響。他們之間所以有這麼多相似性,但工運力量大不相同,這是符合最小差異性下的比較。換言之,自變項非常類似,因變項卻十分不相同,何以致此?因此臺灣與南韓的勞資關係、發展模式與政經轉型比較一直是不會停止的題目。

疑問二:如果台灣跟美國在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上差距頗大,那台灣與泰國同樣存在類似的差異。如果照陳信行所言,台灣跟美國不大能比,那臺灣跟泰國又何嘗能比?

疑問三:新加坡仍是處於政治威權化時期,台彎反而經過了第三波民主化,進入民主鞏固階段,光就這一點,前者的發展出現了工會成立解禁、總工會發展多元化的現象,後者則仍是一黨專政下御用總工會。眾所皆知,臺灣這幾家總工會的政黨傾向十分濃烈,全產總的基調是支持民進黨,全總支持國民黨,各自選邊站,類似的現象在第三波民主化轉型國家中大都可以觀察到,與一個民主化還未展開的新加坡比較,似乎不大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