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軍火之王撰寫人權報告

2016/04/28

今年(2016)4月,美國國務院發表201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美國國務卿凱瑞充滿熱誠地表示,《各國人權報告》於今年邁入第40年,而2015年度報告更是「被廣泛閱讀」的重要發表,是「一個仔細而全面的調查的範本」1。該份報告以當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如何守護人權作為開頭,並解釋「威權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如何壓制公民的力量與責任。與此同時,該份報告特地點名某些國家,稱其威權政府透過種種方式壓迫公民社會並危害人權。毫無意外的,俄羅斯、中國、敘利亞、伊拉克、古巴、朝鮮、越南、巴基斯坦等,在該份最新出爐的報告中榜上有名,而在美國人權報告的40年歷史上,這些非美盟友的國家,往往是名單上的常客。

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代表美國國務院發表《各國人權報告》。(照片來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年的年度報告,若真與以往稍微不同、若如凱瑞所言是更加仔細而全面的研究,在於該份報告花了些許篇幅調查以巴衝突。報告指出,包括以色列政府、哈瑪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皆違反人權。雖然美國主流媒體隻字未提該報告對以色列的譴責,國際媒體包括今日俄羅斯(RT)與拉丁美洲南方電視台(TeleSUR),皆特別報導美國政府對以色列國防軍(IDF)的譴責。南方電視台更以「華盛頓的罕見動作」形容2。確實,該份報告針對「以色列及佔領區」(Israel and Occupied Territory)的調查共124頁,其中直指以色列國防軍以「過度武力屠殺149名巴勒斯坦人,149人中只有77人試圖攻擊以色列人」,並稱「以色列墾殖者」(Israeli settlers)加諸暴力於巴勒斯坦人身上,而以色列當權機關僅僅給予以色列人極為有限的懲罰。在美國與以色列政府長期友好、互為堅定盟友的歷史與前提下,這樣的敘述確實是罕見的3

然而,也正正是透過美國與以色列的良好關係,尤其是美國如何在經濟與軍事上援助以色列,我們看到了美國國務院的「譴責暴力」與「派送武器」,並無扞格。自2011年開始,美國年年提供以色列至少美金30億的軍事援助;在美國國會已通過2016年與2017年的預算審核表上,以色列將繼續領取31億美金的軍事援助。4事實上,以色列政府在2007年,就與當時小布希執政的美國簽訂了十年軍援之約。或許有人會說,如此一來,從2009年至2018年的軍事援助,實在不能算在歐巴馬政府的頭上;然而,今年二月,歐巴馬會晤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並保證將會續約——這個十年結束,下個十年繼續。

因著這兩個十年軍援之約,以色列政府不僅得以在美國研發軍事武器,並且能使用美國的軍事援助購買以色列自製的武器。約定之所以為約定,在於這樣的援助絕不只是單方面的。2016與2017年的美國國會報告書,即明白指出,美國長期以來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實行其對以色列的義務與責任,而那樣的「義務」與「責任」不只牽動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政策,也著實關係著美國自身的利益。以美雙方的軍事親密關係,也不侷限在中東地區。在佛格森事件中,以色列國防軍屠殺巴勒斯坦人民使用的軍事武器,也正是美國警方對付「暴動者」的裝備5

也就是說,美國國務院言之鑿鑿地譴責以色列國防軍的「過度武力」,但同時持續提供並鞏固那樣的「過度武力」。即便《各國人權報告》點名行兇者,美國政府對行兇者的援助絲毫不受牽制。若不正視美國與以色列的親密關係,以巴衝突將只能被當作「違反人權」的眾多例子之一。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作為一個「範本」,突顯了人權論述的不足與空洞。「人權」遮蔽的不僅僅是衝突的肇因,更粉飾了透過衝突而獲利、甚至維繫衝突本身的美國政府。

身為巴勒斯坦以色列公民,Esmail Nashif 指出,那些關心以巴衝突的各個人權團體,通常佔據中間位置,並藉由普世話語(「人權」),希望與衝突雙方溝通且協助雙方談判。然而,Nashif 批評,這樣的「第三方」,與其說幫上了什麼,倒不如說是維持了以色列的殖民現狀6。而美國在此中的角色,更讓現狀雪上加霜:當美國政府邊譴責暴力邊派送武器,我們能說美國沒有違反人權嗎?

我們必須對人權論述保持警戒——尤其當「人權報告」的撰寫者也就是軍火之王時。

  • 1. John Kerry, Remarks on the Release of the 2015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2. U.S. Slams Israel over Extrajudicial Killings, Torture, and RacismTeleSur, 2016/04/14.
  • 3.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for 201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 4. Jeremy M. Sharp, U.S. Foreign Aid to Israel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No. RL332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eign Operations (FY2016 and FY2017).
  • 5. Angela Y. Davis,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 6. Esmail Nashif (2011), Towards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in Palestine, in Threat: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責任主編: 

回應

豬頭才拿香跟拜劉曉波
2017-07-18 王大師論壇(刊於東森雲論)

突然發覺,台灣除了愛造本土神壇外,也喜歡拿香跟拜外來的和尚。主張兩岸統一的劉曉波就是一例,尤其諷刺的是,這位來自對岸的大統派,卻被寶島的大獨派默默瞻仰著。
到底誰是劉曉波?世人是否該對他崇拜?我認為敬重是可以,但要表揚他或是拿香跟拜那就免了。畢竟除了很不怕死之外,對近代的中國歷史來說,劉曉波的功不見得大於過,他甚至不配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但這個基金會連季辛吉這位閻羅王分身都頒了;還給了剛就任啥都沒幹的歐巴馬,不到8年就遭《紐約時報》喻為美國二戰以來最窮兵黷武的總統。所以諾貝爾頒給劉曉波,幫助西方國家用輿論圍堵崛起的中國,也只是剛好而已。
如今過了7年,讓我們好好的檢視一下到底誰是劉曉波。既然是西方人把劉扛上神殿的,吾人也一起引用西方人的《衛報》,來看看這位和平悍將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篇刊於2010年的報導指出,異於和平獎的核心價值,劉曉波這位在獲獎前根本沒人理睬的異議分子,其實十分好戰。他公開支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會反對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尤其是後者,如今世人皆知,美國當初派兵根本毫無依據,隨便掰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將一個現代國家打入舊石器時代。
除了這兩個中東戰端外,劉曉波對西方人屠殺咱們亞洲人也十分捧場。報導指出,劉一直遲到2001年,仍對越戰與韓戰拍手叫好,然美國對這兩國戰事的殘忍程度有目共睹。
老美在中南半島扔下的炸彈數量,比二戰盟軍的總和還高;在韓戰,為了殺掉最多的平民,索性炸毀一系列的水壩淹死百姓,構成屠殺平民與摧毀民間設備的戰爭罪(War Crime)事實。這些事蹟,竟讓「愛和平」的劉曉波叫好!?這位老兄在一篇文章中「天真的」認為,之所以支持美國的惡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任何戰爭都是以「人權」為出發點。
不確定這位老兄是抽了哪牌子的大麻,居然讓他認為美軍屠殺上百萬人、抓了上千個異議分子入關達納摩灣刑求、於全球逮補洩密人士史諾登與亞桑吉、讓維基解密的曼寧從正常人出獄後變性錯亂,以及到處透過網路科技監聽老百姓的舉措,是「替天行道」?
不要忘記,越南與其鄰國如今還因美軍在戰爭期間所投放的橘劑跟地雷,每年慘死一堆無辜者,且老美直到現在仍不承認犯下的「危害人類罪」。劉曉波不幫忙受害者發聲也就算了,還公開支持這些惡行,甚至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近乎種族清洗的作為。
或許讀者會好奇,為何一個中國人,會如此挺老美「莒光園地」般的政戰價值?道理其實很簡單:美國在全球各地設置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這類的特務組織。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維基百科一查,馬上就可發現劉曉波的資金來源,其中很多是來自這喜好顛覆美國敵人的情治機構。
中國大陸很多「高價值」的民運分子,如王丹、達賴、藏獨人士以及部分台獨組織,背後都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這個特務組織,也是六四天安門、烏克蘭暴動、顏色革命、太陽花與香港占中的背後靈。
或許隨著金流追查,就會發現,劉曉波可能根本不是什麼「民運人士」,更不是什麼「和平分子」,而是大剌剌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夥伴,專門派來亞洲國家遂行美國霸權主義的棋子。
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上述事蹟在「封閉集權」的中國大陸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卻在「自由民主」的台灣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話」。或許身為台灣人,我們可以徹底反省:到底這個國家與北韓有何根本性的差異?連講個「蔣介石」都會「404 Page Not Found」的國度,會有思想自由嗎?
左派思想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常嘲笑西方國家的造神能力,他說:統治階級為了方便管理人民的「豬腦袋」,必須調配出「必要的幻覺」(Necessary Illusion),教導人民誰是神、誰又是罪人。
因此,有著豬腦袋的台灣人,被諾貝爾這神話製造器給調配出劉曉波這位西方如來,卻不知這是人家中、美、歐等大聯盟打輿論戰的一環。不可諱言,劉曉波是個不怕死的硬漢子,也很會寫文章,但要說他是愛和平的民主烈士,這套「莒光園地」劇本可能還需要多點想像力。
尤有甚者,與鄧小平這類於一代之間就把中國上億人口從赤貧中帶出的人相比,劉曉波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可說是謂微不足道。一旦因老美的顛覆劇本奏效,導致大陸再度陷入文革,或是伊拉克般的「民主煉獄」時,這位老兄可更適合浸豬籠,因為:他的勝利,意味著大陸會被無秩序的民主投機客顛覆,後果將波及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穩定。劉的成功,甚至意味著台灣會被不情願的逼入祖國統一。所以台灣人,你們真知道自己在挺什麼嗎?

我們可以去打隔壁的壞蛋嗎
2017-04-12 中國時報 楊渡(作家)

美國總統川普下令轟炸敘利亞的次日,兒子問我:「老爸,你看這個打得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是指川普的轟炸行動?」我反問他。
「川普去打壞蛋,看起來很有魄力。而且他們用化學武器殺死孩子,太殘忍了。」
這樣好了,我換一個方式說。如果隔壁鄰居的兄弟吵架,兄弟打得不可開交。有人說哥哥拿刀子砍了弟弟的小孩,還拿出小孩子流血的照片,看起來好可憐。你想,大人吵架,怎麼去殺小孩子。你看了很生氣,可以立即去打隔壁的壞蛋嗎?
「很想打啊,可是,不太好吧。他們家的事,我們也不知道誰對誰錯。」兒子猶豫了。
「而且,我們不一定有夠強的力氣去打人家,對不對?」我說:「好,那如果有一個社區裡的老大,帶著一群人,大家來主持公道,進去把那哥哥打一頓,可以嗎?」
「是該打他一頓,以後才不會再打小孩。」
「大人吵架,是不應該傷害小孩子。可是,你有權力來主持正義嗎?」我問,你知道小孩子是誰殺的嗎?難道不會是隔壁的另一個壞蛋去殺的,賴給了哥哥?有沒有可能是弟弟自己殺的,好讓大家來打他哥哥?或者,是製造出來的假流血,只是一張給大家看的照片?真相在哪裡?
更重要的是:你憑什麼打他?代表誰來執行正義?打到什麼程度才是合理的懲罰?如果大家往死裡打,把哥哥打死了,合理嗎?誰負責?那是不是該交給法律來制裁,而不是私刑?
說到底,川普轟炸敘利亞,就是這樣的情況。
人家家裡搞內戰,打得死去活來,甚至殺死小孩子,確實違反人道原則,天怒人怨。但誰知道小孩子是誰殺的?真相是什麼?現在美國沒有調查和判決,自己殺了進去,以正義為名大殺一通。但誰代表正義?該懲罰到什麼程度才是正義?難道是把整個敘利亞政府都炸平了嗎?誰給了美國權力這麼幹?
就在川普發動轟炸前兩天,敘利亞化學武器攻擊事件未發生前,喬姆斯基在接受「民主現在」的節目專訪中就說過,川普可能會發動對其他國家的攻擊,好轉移焦點,挽回他的聲望。沒想到才兩天,轟炸就發生了。
更有趣的是,玻利維亞駐聯合國代表,拿著2003年鮑威爾在聯合國演說的照片,問道:「當年美國攻打伊拉克,說是有毀滅性武器、化學武器。鮑威爾手上還拿著一個小玻璃瓶,裡面是白色粉末,看起來很像化學武器。但是有找到嗎?伊拉克都滅了,哈珊都死了,化學武器在哪裡?難道當年拿的是洗衣粉?」
而當年,美國要攻打伊拉克之前,聯合國要求:先由聯合國的人去進行檢查,真相清楚後再行動。但美國未等聯合國,就自認正義,直接發動攻擊了。
結果早已顯示:那是一場石油戰爭,非關正義,非關人道,只有利益。現在,敘利亞的情況也不外乎此。
當敘利亞發生化學武器攻擊,造成孩童死亡的可悲照片一經出現,全球譁然,齊聲譴責。然而,真相是什麼呢?是敘利亞政府軍的攻擊?是反對派策畫的苦肉計?還是美國為了轟炸而籌畫的陰謀?
看過《搖擺狗》這一部電影的人都記得:白宮如何操弄新聞,製造假畫面,以感動視聽大眾,達成政治目的。而川普的攻擊時機竟選得如此之好,在習近平訪美的時候,把飛彈發射出去,然後當場告訴他這個消息。這個也太巧合了吧?
已經有長駐敘利亞的新聞工作者站出來說,大部分的主流媒體在敘利亞的新聞都有造假的成分,因為真實的敘利亞不是這樣。但真相是什麼呢?造成大量難民流亡歐洲,慘死海上的悲劇。那些在背後操弄戰爭的大國,難道不會有一絲絲的不安?所謂「阿拉伯之春」,最後造就的竟只是那幾張人道照片?這一次發動飛彈攻擊,死了無數敘利亞人民,竟都只是美國總統聲望調查中小數點中的零點零幾嗎?
國際事務沒那麼複雜。敘利亞事件,該交由聯合國調查後做處理。這正如鄰居兄弟吵架,你最好交給警察處理,是一樣的道理。這個世界,沒有人有權力自視正義,自認真理,橫行天下。

「捏造敵人」的美國
2018-02-05 中國時報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1993年開啟了「文明衝突」議題,除聲稱「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外,並預言「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成為下一階段全球政治衝突的核心地帶」。且不論此言一出,隨即在思想界引爆激烈論戰;至少在2001年911事件乃至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不僅相關論點再度引發關注,批判聲浪亦持續湧現。
其中,法國哲學家克黑朋特別指出,杭廷頓的說法所以受到關注、甚至具有一定的邏輯吸引力,主要源自目前歷史哲學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兩個視角,亦即製造恐懼與製造敵人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出自強勢國家之口,但其思路與屈居劣勢的恐怖分子如出一轍:他們非但都費盡心思捏造敵人,更試圖引導大家:所謂敵人並非是特殊情境或形勢下的產物,而是他們「本質上」就是「我們的」敵人。
遠的不提,就將焦點鎖定在二戰結束之後吧。即便美、蘇雙方綜合國力遠遠不對稱,甚至美國在1945~49年間還一度壟斷原子彈與遠程投射技術;美國仍在第一時間便將蘇聯鎖定為「勢將威脅世界和平的敵人」,並隨即對其發起全球性圍堵,冷戰亦由此啟動。其後,隨著局勢轉變且蘇聯窘態畢露,早自冷戰後期起,美國便開始尋找所謂敵人的「接班人」:例如1980年代一度被宣傳為「可能買下美國」的日本,以及1990年代因深化整合以致總體經濟能量逼近美國的歐盟,都曾被鎖定;不過,由於分別陷入泡沫陰霾與整合瓶頸,日本與歐盟很快便失去被視為敵人的正當性。接下來登場的,便是自新世紀以來持續崛起態勢的中國。
小布希在2001年上台伊始,便一改柯林頓時期的夥伴政策,隨即公開聲稱中國為其「戰略競爭者」。雖在伊拉克戰爭泥沼壓力下,華府自2005年後被迫將北京角色修正為「利益攸關者」;面對2009年由歐巴馬揭櫫的「重返亞洲」政策,明顯可見,對華政策仍為重中之重。更別提2012年後所謂「再平衡」戰略,目的其實就在隱性圍堵中國。
由此可知:即便政黨輪替,美國的戰略思考並未因此產生根本改變。至於川普於2017年就職後,更隨即在其第一份國安報告中「繼承」了這個論點,全文共33次提及中國,直指其(包括俄羅斯在內)為「修正主義強權」與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歷經3任總統與2次政黨輪替,看來美國視中國為「敵人」確然無疑。問題是,回到前面提到的邏輯爭辯,究竟中國真的是美國的敵人,抑或美國真的需要中國這個敵人呢?關於這一點,就留待各位自己來想想了。

總統讓美國別把菲扯進美國發起戰爭
2018-03-22 菲律賓商報 本報訊

“別把我們算進去。”杜特地總統昨天說,菲律賓不會再加入美國的戰爭和遠征。他說,其國家總是什麼都沒有得到,只得到“暴力和痛苦”。
杜特地總統在甲美地省菲國警校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期間說:“我現正在要對美國說:不論你們將進行什麼遠征,在任何其它國家進行的任何戰爭,別把我們算進去。”
菲國總統說,菲律賓將獨立自主。他說,菲國受夠了殖民統治。他說:“這麼多年來的犧牲,除了暴力與痛苦外,我們沒有得過什麼。我們將獨立自主。”他補充:“我們接連地被兩個國家奴役—西班牙人400年,美國人50年。沒錯,這已經夠了,別再要求更多。”
菲律賓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的盟友,兩國簽署了1951年的共同防禦條約,在兩國都遇到外部襲擊時相互支持。
杜特地總統說,美國一直要求他們的盟友參加他們的遠征。他說:“他們總是要求(他們的盟友)參與遠征。”他舉例了在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和小布什執政期間的伊拉克戰爭。
杜特地總統說,菲律賓將從不求助於任何幫助。他說:“有時候這可能意味著人民的尊嚴。”他主張菲律賓不再參與聯合遠征,他說:“除非我們直接受到威脅,否則將不會參與聯合遠征,至少在我的任期內。你們等到我不在的時候。”
他也抨擊了美國涉嫌竊取菲律賓和中東國家的自然資源。他說:“你偷走了我們的自然資源。你偷了阿拉伯國家的石油,任意地分裂它們。現在你們仍然在拿石油,還在吸取石油,到處都是動亂。”

腳才知鞋舒不舒服
2017年9月15日 旺報短評

李明哲案初審剛結束,後續效應依然餘波盪漾。不少綠營人士以李案攻擊大陸沒有人權,但各地方人權情況本來就無法用同一套標準衡量。就像最喜歡拿「人權」來修理其他國家的美國,要挑其毛病也是一堆。
有人批評,大陸在處置李明哲案時不顧人權,也沒有及時向台方通報。此說有欠公允。
兩岸過去所簽各項協議中,涉及人身安全與及時通報者,有《共打協議》和投《保協議》兩項。但在《共打協議》中,涉國安案件並未列入通報項目;而在《投保協議》中,儘管有24小時通報的條款,但僅限於「赴陸投資人」,顯非李所能適用。
至於對大陸人權的攻擊,早非新鮮事。但諷刺的是,最愛拿「人權」來修理其他國家的美國,本身也是惡名昭彰。
像是國際特赦組織在川普上任100天時,就盤點出他對所謂人權的100種威脅。包括在美墨邊境實施濫權措施,當人們逃離恐怖的暴力、前往美國尋求庇護時,將人們視同罪犯對待;以及在美國和全世界各地,嚴苛地限制女性獲取生殖健康照護服務等。
換言之,評價各地方的人權情況,難用同一把尺;而各地人民對人權的評價和感受,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最近在《中國人權新成就》書中撰序表示,「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腳知道」,大陸人權狀況如何,大陸人民最有發言權。
如果我們看大陸的政治社會和人權狀況,都用台灣的角度或經驗來衡量,最後很可能失之偏頗。就像拿台灣的腳去說大陸這雙鞋不舒服,不是很怪嗎?至於李明哲,進入大陸,就得依大陸法律辦事。

阿桑奇:美国曾支持乌克兰新纳粹 弗吉尼亚暴乱是自作自受
2017-08-15 观察者网 周远方

美国弗吉尼亚暴力冲突已致3死35伤,“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却指责美国政府自作自受:多年来资助并培训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极端分子,鼓吹身份政治,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的撕裂。
网络新闻媒体TheDuran报道称,阿桑奇8月14日发布多条推特指责,美国政府在乌克兰之乱中就曾支持新纳粹分子闹事,却从未有人出来批评当时的奥巴马。
在下面这条推特中,阿桑奇指出,在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举行的极右翼火炬游行,与之前在乌克兰法西斯主义者在基辅举行的火炬游行十分相似。当然,基辅的游行者穿戴防弹装备和面罩,更为暴力。但2014年时,西方主流媒体并不关注乌克兰新纳粹分子的暴行,反而赞叹这是“一朵新的民主之花”。
《纽约时报》在2014年3月1日的报道中写道:美国和欧盟已经拥抱了这里(乌克兰)的革命,这是一朵新的民主之花,也是在前苏联土地上对独裁统治和暴政的一记重拳。(题:《在最初的胜利后,乌克兰领袖面临限时挑战》)
而当时联合国已经注意到,新纳粹主义者们试图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并资助在顿巴斯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甚至有人使用化学武器。然而,西方媒体并不关注这些事实。
一名网友在报道下的评论中,晒出了乌克兰新纳粹党领袖Oleh Tyahnybok与众多西方重量级政治人物会面的照片,包括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国务卿克里、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等(闪电背景的照片系此人在连任新纳粹党党首时行纳粹礼)。
报道称,在叙利亚,也没有什么土生土长的“温和反对派”,只有外国势力资助的各种瓦哈比极端恐怖分子。
阿桑奇说,你们认为“有一个抗议者在政治暴力中被杀死”已经很糟糕了吗?还早呢。他说,当前美国的极右翼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要求推翻政府。但是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内的新纳粹分子被外国势力资助价值数十亿的武器、资金和培训,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说,美国国内两党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冲突正在取代美国两党政治,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撕裂社会的利器。
报道最后建议,如果美国真的想解决内部撕裂,就应当停止武装国外的极端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到国内。

2018-04-01 前三立新聞駐美特派員范琪斐facebook:「移民問題現在在美國超級敏感,外來人假設自己的權益跟美國公民完全相當的,就真的太天真了。」這就是慕洋犬吹捧的民主燈塔國的所謂人權普世價值。

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鬥爭
2017-07-10 中國勞工論壇編輯部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的二十周年,在這一天習近平嚴厲地警告香港人民,不要「越過紅線」與北京當局對抗。中國對「特區」的控制,一個月比一個月更具侵略性、壓迫性,而且更明目張膽。中國大陸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也達到二十多年來的高峰。
這本小冊子囊括了一些我們過去幾年的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在中國和香港對抗獨裁、對抗政府壓迫、追求民主權利的抗爭。在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及其扮演的角色,對於建立一個足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在香港,近幾年已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民主的抗議。而在中國,每天都發生著各種「群體事件」──罷工、農村抗爭、反對污染的抗議。但是中國政府也變得更壓迫和獨裁。如何解釋這一明顯的矛盾,並且在政治上做出成功的反擊?
透過以更加專制的手段來回應日益增強的動盪局勢,中國的獨裁政府正為下一次爆發更強烈的抗爭做好鋪陳──香港的「雨傘革命」是一個明顯的警示。北京當局強硬地拒絕在民主權利方面做出讓步,造成「本土派」冒起以及香港青年滋生支持獨立的情緒。在新疆和西藏,北京當局加劇的壓迫行動也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在去年的香港,我們看到政府以警力對本土派發動全面攻擊,這是當局打擊反對派的計畫的一部分。政府的行動,雖然使右翼的本土派領袖和活動份子迷失方向並喪失鬥志,但最終只會助長民族主義。獨裁政權錯誤地認為,只要消滅「罪魁禍首」(也就是被群眾的憤怒浪潮推上潮頭而非主動領導群眾的人),就可以「遏止」社會趨勢。雖然這不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焦點,但是對於將來的中國革命來說,民族問題正在變得愈發尖銳。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將能呈現我們的分析、口號和政治取向的發展。在它涵蓋的時期裡,我們組織介入了多場群眾鬥爭,包括香港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2012年「反洗腦」鬥爭(共有多達兩百萬人參與)和台灣太陽花運動(五十萬人)。
工人國際委員會作為一股活躍的力量介入這些運動,同時也確保我們以鮮明的社會主義者形象站在人前,讓群眾看到我們是準備將爭取民主權力的鬥爭推展到底的鬥士。我們傳達出工人、青年和激進的中產階級對專制政體的憎惡。但是我們也提醒群眾,要警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退縮和陰謀詭計。
馬克思主義者也為局部改良奮鬥,但是我們不將自己侷限於此,也不模糊我們與自由派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分歧。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客(以及他們在中國的同類)發表各種民主言論,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拼命想要和專制當局達成協議而不是去對抗它。這不僅反映出他們固有的怯弱,也說明已經投靠專制政權的資本主義向他們施加的壓力。
我們親眼目睹過其他「左翼」的糟糕立場──他們有一些完全不理會這些群眾運動,其他的雖然參與其中但是只會跟在自由派後面。受到毛澤東主義和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泛左翼」,一般來說,對民主鬥爭都抱持敵意。這群人大部分已經接受了獨裁當局關於「西方企圖分裂中國」的宣傳。這類似於俄國革命前的反動保皇派的立場,將民主思想斥為為削弱俄國的陰謀。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未來的民主鬥爭浪潮將震撼整個中國,這也將在新毛主義左派之中造成分裂。其中一部分將會放棄他們現在的立場並加入鬥爭,其他的人則會站在沙文主義專制反動勢力那一邊。
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一個轉捩點,它儘管失敗了(我們傾向成它為「僵局」),但仍然深刻改變了群眾意識並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獨裁當局的敵意。香港新的政治局面與越來越嚴峻的打壓,非常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提出正確的觀點、口號和方向。
當其他人做出悲觀的結論時,我們比較了各方力量,點出中國當局要想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控制將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香港的不穩定,它的政府無力、政治體制聲名狼藉、群眾不滿空前高漲。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獨裁政府本身地位不穩──它背負著世界上最大的債務炸彈令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愈發嚴峻的全球緊張局勢也削弱了它通過出口應對危機的能力。
我們在介入群眾運動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就是去消除兩個重要的而且非常普遍的錯誤想法: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內在相連的;最有可能成功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冷戰時期的遺緒。過去幾十年裡,西方帝國主義一直鼓吹說,資本主義與「華盛頓共識」(去管制和私有化)可以將獨裁和半獨裁政體加以民主化,打破裙帶權力關係,並使過去的獨裁菁英臣服於「國際標準」。緬甸和烏克蘭等國家都落入了這場騙局。而在其他許多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帝國主義者根本不想為實現民主權利做出任何努力。
我們的任務是將國際經驗帶到深受民主主義影響的社會。在香港任何有關民主的討論中最常聽到的詞是…香港!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泛民主派有意的去政治化,民主鬥爭的參加者很少意識到這場鬥爭實際上是全球進程和運動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從巴西到印尼等國家可以找到許多至關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因此,香港的資產階級泛民主派領袖頑固地抓著已經破產的策略,也就是期望說服噬血的獨裁當局理解選舉的意義,但這個策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成功過。
我們如果放眼全球,就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到這個問題。民主權利在世界各地受到攻擊,包括在主要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歐洲和美國,我們看到,鎮壓性的國家安全和反恐法律相繼出台,並伴隨著警察的軍事化、以及抗議被定性為刑事犯罪。這是全球趨勢。與此同時,這些反民主的措施遇到工人組織和左派的抵抗。這種情況在美國表現最為清晰,「川普主義」的專制傾向在總統就任後數月內就被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遏制住了。
馬克思主義者解釋說,在整個歷史上,民主權利無不是通過群眾革命鬥爭獲得的。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從南非到南韓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給我們的經驗。
與此相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鼓吹說,「民主的」帝國主義(美國和歐盟)以及所謂的國際社會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動力。目前美國和歐洲支持的一長串獨裁者證明這並不是事實。中國也許就是過去三十年來得到全球資本主義鼎力支持的獨裁政權最明顯的例證。
18和19世紀資本主義革命興起期間,激進的資產階級動員平民群眾支持自己反對專制和封建主義,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在這樣的革命鬥爭中,資產階級為了自己奪權,而打出擴大民主權利和議會制政府的旗幟。但等到資產階級鞏固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實際的民主化成果其實是很有限的。被譽為「議會制之母」的英國,直到美國內戰後的1866年,仍只有八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可以在選舉中投票。而南北戰爭是美國資產階級對南方奴隸主「追加」的革命戰爭:儘管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以最殘酷的剝削為基礎的奴隸主權力仍在擴張。
從歷史上我們看到,任何民主和民主權利都是革命鬥爭的結果。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發展,少數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了世界經濟,再加上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資本主義在革命民主運動中的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欠發達世界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利益和外國資本的聯系太過緊密,因此無法挑戰現有秩序。如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所解釋的,這一任務將落在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肩上,這也是理解今天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問題」的關鍵。
理解民主鬥爭、民主綱領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政治武器。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民主制也正再次面臨愈發深重的危機,一部分統治階級越來越熱衷於不民主和「專家治國」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危機和為了挽救資本主義而掀起的無休止的緊縮浪潮,加劇了這種壓力。正如歐洲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談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緊縮計劃時所說:「我們都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只是不知道等完成之後還能不能留在現在的位子上。」
如果沒有正確認識民主訴求及其對社會主義鬥爭的重要性,迄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就不會成功。
為了駁斥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革命時期采用的災難性的宗派主義政策,托洛茨基解釋說:
「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1928年]在宣布民主專政口號的同時,卻又不許提出民主口號(立憲會議,普選權,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這樣就使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寡頭專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裝。許多年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圍繞著民主口號動員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口號在1917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經存在並且同立憲會議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政治衝突,同時全體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後,我們黨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和口號,而贊成實行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俄文初版序言,1929年]。
在香港,工人階級組織在處在歷史低谷。在中國,甚至都不存在這樣的組織。這給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了特別的問題,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處。自由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黨以及非政府組織,控制了爭取政治改革、反對貪腐的民主運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像1920年代的史達林主義者那樣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站在運動以外、忽視群眾現在的意識水平,而是一定會帶著自己的綱領介入運動,提出倡議,從而提高群眾的政治意識,讓群眾看到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社會的民主願望。這樣,我們可以為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今後的鬥爭創造更堅實的基礎。
本書通過現實事例,說明了我們如何在本地區民主鬥爭的不同階段運用這種方法。我們歡迎讀者提出意見和反饋。

價值觀悖論困擾歐美政治
2017-02-27 北京日報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伴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鼓吹西方「普世價值」的「歷史終結論」一度讓西方人相信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就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終的政府形式,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也在心理上徹底臣服。然而,在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以輸出「普世價值」為宗旨的民主推廣活動不但給很多非西方國家製造了災難,「普世價值」最終也禍害了西方國家自身。在此情形下,務實的西方政治家們又開始實行有違「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了明顯的價值觀悖論現象,全世界為此轉向而愕然。
自由市場在「普世價值」中占有基礎性地位。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在西方,自由市場事實上由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保護自由市場的制度框架、全球化的政治思潮「三駕馬車」構成。
當19世紀開始實行自由市場制度時,德國流行的則是李斯特的國民政治經濟學,鼓吹國家主義而抵擋來勢洶洶的英國商品;而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起源於他在美國流亡時的所見所聞,整個19世紀的美國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期。二戰結束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西方國家之間之所以總是發生戰爭,是因為沒有貿易一體化和自由化而導致利益衝突;於是設計出保護西方自由市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中包括IMF和被改成今天的WTO的關貿總協定等制度安排。冷戰之後,勝利的西方自然會把自己的制度推向全世界,於是才有了以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為動力的全球化。
這一輪全球化體現了制度變遷的非預期性。以自由市場為動力的全球化至少有以下結果:一是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二是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國內不平等和不公正,三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的崛起。一句話:全球化讓世界政治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川普總統就職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TPP就是對WTO的一種反叛性收縮,以圖把中國排除在經濟圈之外。中國加入WTO時規定,15年後中國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但是2016年西方國家都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西歐、美國還不停地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以「替代國」的作法來衡量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標準。2016年是西方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標誌性年份:首先是英國脫歐公投成功,這已經是對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的重大打擊;接著是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公然要廢掉TPP,還要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主張傳統的雙邊談判。
這些無疑都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重創,也是西方國家因實力下降而改變其價值觀的象徵。
和自由市場原則一樣,作為自由主義民主基礎的言論自由原則同樣產生於英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約翰·密爾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論自由》,其中大談作為自由基石的言論自由。在冷戰時期,西方的「冷戰政治學」,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和喬萬尼·薩托利的民主理論,都是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體系,以此來抗衡當時作為世界性價值觀的社會主義公正原則。
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西方國家國內也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思潮。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化權力,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最終形成了作為「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價值觀多元化、道德標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課語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等等。從政府機構和公共輿論,到社區和家庭學校,言必稱「多元」,而且成為一種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以至於,一個瑞典小鎮的即將退休的警察冒著被解僱的風險,發出這樣的「推特」:他受理的強姦、盜竊、搶劫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穆巴拉克、阿里等姓氏,瑞典姓氏的只有一個,但是警察局就是不敢公開這樣的公開的秘密。哈佛大學校長因一句捯飭實驗室設備女生不如男生而被迫辭職,否則哈佛大學女生就在哈佛校園裸體遊行(性別平等原則)。
凡此種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社會出現了浮誇之風,虛假泛濫成災。不僅如此,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是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信條」的大顛覆。而川普之所以能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美國文化右翼的聲音,以捍衛基督教文明而反擊那些代表多元宗教的文化多元主義。因此,川普當選必然導致美國國內的「文明的衝突」,即基督教文明與文化多元主義之間的衝突。
在西方,言論自由原則導致了文化多元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又變成了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原則,而政治正確原則事實上又在限制著言論自由,由此而導致的「文明的衝突」將是未來西方國家的一種長期性政治現象。
受美國獨立戰爭影響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寫進其共和國憲法;殊不知,這些基本價值是屬於歷史書寫者的。當其他族類分享這些價值而引發利益糾紛的時候,自由平等博愛中的族類性質就暴露無遺,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白人優越論基礎上的白人至上論。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當自由主義的鼻祖洛克主張財產權的自由時,他自己正在從事販奴的生意,奴隸就是他的自由權即財產權。當1830年代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了基於平等化趨勢的民主化浪潮時,他心目中的平等只能是在新大陸上的白人的平等權,而對當時正在對印第安人實行的種族清洗政策視而不見。作為托克維爾的信徒,密爾雖然以《論自由》而贏得「自由主義大師」的稱號,但其在著名的《代議制政府》中毫不掩飾其種族主義觀點,認為代議制政府只能是歐洲人的好政體,其他民族因能力不行而不合適。1857年,印度發生了反抗英國殖民者的大暴動,密爾宣布放棄其《論自由》思想,認為自由權利不是所有族類都配享有的。所有這些,都構成了19世紀的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
面對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非西方國家的讀書人尚能同仇敵愾地搞民族主義革命。而當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解放運動肢解了白人支配的殖民主義體系後,白人優越論在冷戰時期被改造為「普世價值論」,把基於本民族的、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詮釋成全人類價值;結果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腿軟下來了,心理上被俘獲了。既然是「普世價值」,人類皆兄弟,兄弟皆平等。按《聖經》信條,被西方搞亂了的大中東穆斯林人自然應該暢通無阻地進入歐洲避難,墨西哥人自然有權利移民曾是自己故土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文化多元主義也自然是一種政治正確而批評不得。
但是,移民潮打亂了歐美固有的安全秩序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主義事實上是平等的宗教主義和平等的種族主義,這就從根本上衝擊了白人優越論,因此才有勢力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右翼。要知道,柯林頓總統信奉的文化多元主義已經讓文化右翼忍無可忍,因此才有長達幾年的對柯林頓羞辱性的萊溫斯基醜聞案的獨立調查。更讓美國白人焦慮的是,文化多元主義又催生了一個有色人種的黑人總統歐巴馬。川普當選代表了美國白人的恐懼心理,有評論說是美國白人的最後一搏。這不,川普剛剛就任,就宣布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修牆,阻擋墨西哥移民並遣返非法移民,還頒布了引起司法官司的「禁穆令」——90天內不給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居民美國簽證。我認為,與其孤立主義的經濟政策一致,川普總統的人口政策是典型的19世紀美國的政治傳統——一種白人至上主義的基督教文明。
價值觀具有文化歷史性和政治實踐性,這是其一般規律。在第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看來,把自己的文明體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為「普世主義的」,是帝國主義才會有的行徑。亨廷頓在其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溢,弱勢民族國家的價值觀不可能成為主導性價值。果然,短短的二十幾年內,歐美從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突然轉而奉行起反「普世價值」的政策,世界還不能適應歐美國家的這種價值轉向。

意大利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出现“结构性衰落”
2018-03-09 新华社记者王星桥 罗马3月9日电

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近些年,五星运动没有同其他政党组建联盟参与中央政府执政,但在执掌地方政府方面不断“攻城略地”。意大利有学者认为,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传统政治力量不信任,对现行政治制度不满意。
意大利地缘政治专家法布里齐奥·弗兰乔西指出,本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深受经济和安全双重冲击,许多发达国家内部治理陷入危机,既有矛盾激化。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普遍缺乏信任,对其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他说:“在许多西方民主体制国家中,我们发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民主正‘退化’为所谓的‘直接民主’,全民公投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历史经验和常识已然表明,过度的‘民主’其实是在扼杀民主。”
意大利不少政治学者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进行分析后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重大危机,制度根基已经动摇,需要彻底反思并选择改革方案。
意大利国际关系专家皮亚路易萨·比安科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曾令西方世界非常乐观,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高枕无忧。但随着“9·11”事件发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这种情绪已消失殆尽,对世界现行秩序的警钟已经敲响。
比安科说,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进入关键拐点,二战后一度稳固的模式已经终结。目前,民众普遍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政治精英也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弊端。由于政府脱离民众,政治不接地气,许多国家出现抗议浪潮。究其原因,还是政治人物的承诺无法兑现,人民感到受到欺骗。这就是西方世界当今面临的普遍现实。她说,西方民主体系出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结构性衰落”,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表明,民众对传统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失去信心和耐心。
比安科说,民众把这些归结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因为他们坚信欧洲的政治人物“在黑箱中操作他们完全不明白的交易”。这种欧洲精英脱离基层群众的现象被归结为“民主赤字”。
比安科表示,西方国家原本希望其民主制度可以不断向全球扩张,但这样的一厢情愿被证明是徒劳的。人们必须清楚,任何模式都不能照搬,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