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柯賓的崛起:一個左翼的視角

2017/10/11

柯賓無疑是一位敦厚而忠實的改良主義者。但,也因此,他將面臨改良主義的全部問題。

2015年5月7日,在英國國會大選中面臨再次敗選的工黨,當時的工黨領導人——知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學者之子艾德‧米勒班(Ed Miliband),隔日隨即宣布負起政治責任,辭去擔任了約4年8個月的黨魁一職。

該年9月,自1983年成為國會下議院議員後,從未擔任過任何內閣(或者影子內閣)成員,被視為工黨內左派的邊緣候選人——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在工黨黨魁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當選。

隔年,僅短短9個月多月左右時間,工黨內的中、右派藉脫歐公投等議題,開始對柯賓的領導權提出挑戰,黨內影子內閣成員紛紛辭職逼宮,黨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對他發起不信任投票,黨內情勢完全不利於柯賓,然而拒絕辭職的柯賓,在2016年9月;一年內的第二次黨魁選舉中,再一次囊括了超過六成的選票,強勢擊退了競爭者歐文‧史密斯(Owen Smith)。

從最不受歡迎到離唐寧街10號一步之遙?

事實上,從柯賓當選工黨領導人的那一刻起,英國的主流媒體(尤其是右派傳媒),就毫不遮掩的攻擊柯賓明確偏左的主張與立場,不斷透過將他描述、定調為unelectable(無法選贏的)在野黨領導人。甚至將他比喻為工黨1980年代上一位試圖將黨帶往左轉的黨魁富特(Michael Foot),並以1983年富特與工黨在大選中慘敗的經驗,預言柯賓帶領下的工黨必然將在選舉中走向潰敗1

對於工黨黨內主流的中、右派以及英國媒體,幾乎堅定不移的看法是:工黨在1994年布萊爾當選為在野黨領導人後,所逐步確定的「共識」或「真理」是,工黨只有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主張上,放棄傳統偏左的「改良主義」色彩,放棄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支持對象,極力往中間靠攏,將黨定位為「大眾黨」而非「工人階級政黨」,才有可能獲得執政的機會。這個所謂的黨內甚至社會的所謂「共識」,主宰、制約了工黨黨內超過20年的發展路線。

然而,這個被不斷警告牢不可破、不應該越雷池一步的「共識」,在今年6月份的英國國會大選開票後,徹底的粉碎與瓦解了。

柯賓在2015年成為工黨領導人後,不同於他的前任黨魁米勒班——對於黨內路線「左轉」顯得搖擺不定、遲疑躊躇,面對工人與學生的抗爭態度曖昧、模糊。柯賓打從一開始就高舉了左轉的大旗,他大大方方的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這裡「社會主義者」的意義與內涵還是在改良主義的框架下來界定)。

舉例來說,當米勒班在2015年大選前,終於略為抱定主意、明確表態,將推動讓大學學費從9,000英鎊,較為溫和的調降為6,000英鎊時(2010年保守黨政府一次性地將大學學費自3,000英鎊巨幅調漲至9,000英鎊,而引發數十萬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大規模抗議,而事實上,將高等教育推向商品化與市場化,最劇烈的轉變其實是出現在布萊爾執政的時期)。柯賓成為黨領導人後的主張,卻是直接廢除學費,讓英國的大學回到早年免學費的傳統。

這種明確、不再是模稜兩可的「左轉」主張,事實上一直是柯賓成為國會議員以來的長期立場,這也是他過去在黨內「邊緣」的主因,但當他成為黨的領導人後,這樣的主張與立場,讓許多過去對工黨已經死心與絕望的工人與青年,開始重新對工黨產生希望,其中更有許多人開始主動參與到「支持」/「保衛」柯賓路線的運動。

大幅成長的年輕選民支持

今年4月,保守黨首相梅伊宣布解散國會、提前進行大選,梅伊與保守黨原本的算盤,是希望在脫歐公投後,操作脫歐的議題、先發制人,希望透過提前改選重挫工黨,來「確保英國擁有更穩定、更有力的政府」。然而6月份大選結果出爐後,結果卻讓保守黨以及工黨內中、右派啞口無言。

柯賓領導下的工黨,在選舉期間推出了被形容為自1983年富特以來最「左傾」的選舉政策主張宣言,除了廢除大學學費外,還包括了將推動鐵路與郵政部門重新國有化、打擊企業逃稅、取消給企業的稅賦減免等等政策主張。柯賓在選戰中結合各大小左翼組織、青年團體與草根社會運動團體2,透過大小演講、社群媒體等方式直接與民眾接觸,繞過主流媒體不友善與敵視的干擾,最終,工黨勝選的席次大幅度增加了30席(發動提前改選的保守黨反倒減少了13席),如果以總體得票率來看,柯賓帶領下的工黨拿到了超過40%的得票率,足足比2015年的大選增加了將近10%選票,這是自1974年以來工黨在大選中的第三高得票率(前兩名分別為1997年的43.2%與2001年的40.7%)3

如果從選民支持的年齡結構來看,工黨在18-24與25-34兩個年輕的年齡層民眾當中,分別獲得了超過六成與接近六成的壓倒性支持率(相較於2015兩者皆呈現了約20%的成長),而且,根據媒體的報導,青年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更是創下新高。即便在35-44這個年齡層,工黨也拿到了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4

若以選民階級與區域來看,柯賓領導的工黨,此次也拿回了許多本來就是傳統工人社區的重鎮,過去在工黨右轉時期流失的選票。

「柯賓現象」反應了什麼?

大選過後不久,柯賓竟然從主流媒體過去「最不受歡迎」與「無法選贏」的黨領導人,在最新的民調中,成了英國民眾眼中「最適合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人雜誌在選後幾天的一篇評論中,下了這麼樣的一個標題:

布萊爾路線在6月8日正式終結,工黨現在是屬於柯賓(路線)了!5

2015年工黨輸掉大選時,倫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題為「米勒班的左轉讓工黨輸掉選舉」的專文分析6。然而,不過事隔兩年,當下「柯賓現象」背後所反應的,其實是工人階級與青年們,這一、兩個世代的民眾,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最大的受害者,在歷經金融危機後新一輪的「樽節政策」進一步攻擊各項「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後,用清楚的行動與態度,表達出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與貧富不均的憤怒與不滿。

換言之,米勒班與工黨在2015年輸掉大選,並非如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太過「左傾」,而是根本不夠「左傾」。

入主唐寧街10號是當前左翼的最高目標?

這其實才是英國社會興起的「柯賓現象」背後所傳達出最寶貴而關鍵的訊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新自由主義的憤怒,對走不出金融危機的不耐,讓民粹主義隱隱蠢動著,這股社會集體憤怒、失落與焦躁,需要一套分析與解釋、需要一個可以說服的計畫與方案、需要一個可以讓安置他們憤怒的政治選擇,這樣的選擇,如果左翼無法承擔,那麼,極右翼與法西斯就會趁勢而入。

對於左翼而言,或者更明確的說,對於不同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左翼而言,「柯賓現象」終於在英國政治撐開了一些左翼發展的空間與契機,然而,「柯賓現象」同時也伴隨著危機與風險。

簡單來說,將柯賓與工黨送進唐寧街10號,會是或應該是「左翼」的最高目標嗎?對於工黨黨內目前暫時休兵、閉嘴的中、右派而言,現階段當然是開始殷切著期盼的柯賓重新帶領工黨重返「執政榮光」。但對於為數眾多過去根本放棄工黨的左翼小團體與草根社運組織,讓工黨重新入主唐寧街10號,很可能只會再一次重演過往歷史上不斷發生改良主義的各種侷限、甚至悲劇罷了。

事實上,綜觀柯賓在大選所提出來的政策主張宣言內容,一來,在社會主義左翼經濟學家的分析中7,其實非但稱不上太過激進,實際上左轉的力道恐怕都還尚嫌不足,對「戰略性事業」國有化的規模,其實並不足以撐起疲弱不振的國內投資,而更關鍵的是,即便是這樣的政策綱領,以目前工黨內仍舊是中右派當道的情勢,以目前英國具壟斷地位的跨國金融機構仍強勢主導、影響著英國的各項政策方向,以目前資本家與媒體對柯賓左傾路線不斷上升的敵意,一旦工黨與柯賓真正透過選舉重新執政,恐怕都很難讓這些目前提出來政策綱領一一落實。這其實並非只是當前英國的政治困境,坦白說,這很可能是長久以來所有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政策的根本困境。

回顧Syriza:在希臘的崛起、困境與「背叛」

上述英國的政治困境絕非孤例,同為歐盟一員的希臘這些年來的發展,即可作為佐證,這些年來一度打著「反樽節」旗號,在希臘政治局勢中不斷擴張、捲動大規模左翼與社會運動團體支持的新興政黨Syriza(激進左翼聯盟),2015年甚至在獲得多數希臘工人與青年的支持下,成為希臘國會的第一大黨主導組閣執政。

然而,Syriza的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為了迅速獲得最大支持、取得執政權,原先較為激進主張逐漸被更加溫和與改良者所取代。甚至在執政後,即便在公投壓倒性反對繼續接受歐盟、歐洲央行所提出對勞工與基層民眾無比嚴苛的「樽節方案」,Syriza的執政團隊依舊選擇留在歐元區,甚至以更加嚴苛的條件,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及歐洲央行「三駕馬車」所提出的紓困「樽節方案」,而被嚴厲批評為「出賣靈魂」8

Syriza的困境其實與英國左翼或者全世界左翼的困境多多少少有些類似,在過去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右翼意識型態霸權之下,2008年危機後的工人階級群眾,事實上,呈現的一種意識型態近乎真空的狀態。當前對資本主義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多數恐怕是來自於素樸的直觀,而相對缺乏完整對左翼意識型態的整體認識與思想準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Syriza或者柯賓主導下工黨,雖然短時間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樣的社會集體需求,而成為不滿與憤怒下的新選擇,然而,一旦這樣的政治力量在掌握國家機器執政後,受限於各種隨時準備反撲的反動力量,以及改良主義本身的政治選擇,發生類似上述Syriza被視為「背叛」的重新轉向,對左翼政治與左翼力量的反挫與重創,恐怕將是更為嚴重!

怎麼辦?

那麼,倘若重新高舉「正統」或「古典」改良主義的旗幟,試圖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度中取得「執政權」,尋求推動改良主義政策,恐怕並非當前左翼運動最重要與最關鍵的目標的話,那麼,面對世界各地工人與青年在金融危機後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時,左翼運動優先的工作與任務又會是什麼呢?

無論是在英國、希臘,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把握住在這些因政治經濟大環境變動所極為難得開啟民眾意識轉變的契機與空間,透過對左翼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推介與傳播,讓更多的工人與青年,能夠清楚而正確的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本質與其內在必然且無法調和的矛盾;能夠充分意識到:當前的困境,無法靠著努力解決資本主義「內」所產生的問題來克服,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能夠耐著性子理解到:要取代資本主義,不可能藉由在資本主義內取得「單一」一個國家「一時」的執政權來完成,它必然需要仰賴一個全球的、國際主義式的漫長全面性革命進程。

而這不代表左翼應該自動放棄掉日常生活各個戰場的政治或經濟鬥爭(諸如代議制度選舉或個別工會的組織工作與活動),相反地,左翼應該更積極的介入,但重點是我們需要同時賦予這些行動更深刻與更長遠的意涵。讓群眾在資本主義代議制度中看見它的侷限與反民主本質,讓工人在工作組織起來的行動中,體認必須超過資本主義僱傭制度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使工人階級與青年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認識全面提升與武裝,以作為下一波擴大左翼運動的堅固基礎,直到我們能夠真正翻轉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或許,才會是左翼在無論是英國的科賓熱、希臘的Syriza熱等現象中,真正最優先的工作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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