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帝國主義論與21世紀的美帝國

2017/09/16
菲律賓大學發展研究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譯者: 
前《人間雜誌》執行編輯,現任社會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譯按】今年(2017)是列寧帝國主義論出版以及蘇聯十月革命(1917)的一百週年。對這個被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稱為「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全球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總路線的左翼,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舉辦了規模大小不一的紀念活動。菲律賓的政治經濟學會(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ic, IPE)則出版了《21世紀列寧帝國主義論》(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作為獻禮。

這本論文集共收錄八篇論文。分別是:

  • Antonio Tujan Jr-The second century of imperialism: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permanent war project of monopoly capital
  • Paual aquintos-Notes on monopoly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100year since Lenin's Imperialism
  • Demba Moussa-New form of explolitation of Africa by monopoly capitalism:from Lenin's Imperialism to the Imperialism of the Triad in the 21st century  
  • Pao-yu Ching(金寶瑜)-The current phase of imperialism and China     
  • Fred Engst (陽和平)-Imperialism ultra- Imperi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 Roland G. Simbulan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empire
  • Prof. Verzola Jr-A century of rivalris and war 
  • Prof. Jose Maria Sison-The future of imperialism and socialism 

作者群的學養深厚,文章觸及的議題既深且廣,是值得反覆精讀的好書。

本文先將其中Roland G. Simbulan的《列寧帝國主義論與21世紀的美帝國》(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empire)翻譯出來,主要是想為台灣進步團體《批判與再造》、《新國際》、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即將於10月21日、 10月22日連續兩天舉辦的「紀念十月革命講座」活動暖身。此後亦希望能將其它篇章陸續翻譯,提供關心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朋友,能從歷史的反思中確認奮鬥的方向,持續保有前進的動力。

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較為世人所知的是搞革命時期的化名——列寧(Lenin)。

由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tialism)論文的出版(1917),使得列寧與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者,如:崙道夫‧希法亭(Rudolf Hiflerding)的《金融資本》(Finance Captial)、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資本積累論》(Accumulation)、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Imperialism and Word Economy)…等,並列為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先驅性作者之一。他們的作品都被冠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稱號,一同探究20世紀早期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本文試圖從分析當代人民反抗帝國主義鬥爭的情況中提供新的資料,以及掌握自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先驅性研究以降,各種有更進一步貢獻的帝國主義理論,並從全面的、理論的及經驗的層次,分析當今帝國主義的各種工具。美國帝國主義在韓國,菲律賓,尤其是在越南,以及目前在中東的意圖,從20世紀到21世紀一直都是如此令人不安。但是它也顯露了,為甚麼過去與現下,美國在世界的行動,實際上激起全世界更多反抗它的敵人。

列寧於1917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論》,事實上寫於1916年,也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他在這本書中試圖揭示帝國主義的本質,從而揭露帝國主義的政策、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還有那些滑向帝國主義一邊的、社會主義領袖們的叛徒嘴臉,同時向工人指示前進的道路-推翻帝國主義。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他也指出:「帝國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最高、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同時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這正是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其發展規律。

列寧定義帝國主義為「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在下這樣的定義時,列寧運用大量豐富的實際材料,使它的意義更正確、清晰明瞭。接著,他闡述了這個壟亂階段的特徵:

  1. 當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極高的程度,以致於造成了「壟斷」在經濟生活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2. 銀行與工業資本的整合,創造了金融資本以及金融寡頭。
  3. 有別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有長足的發展。
  4. 分割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盟已然形成。
  5. 在帝國主義強權之間,世界已經被分割完畢。

列寧追溯帝國主義強權的發展過程,揭示了「資本輸出如何導致殖民地區域的合併,並且造成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人民,臣服於帝國主義的支配」。即便世界已經被帝國主義瓜分完畢,但列寧認為:「永遠也不會有讓他們(帝國主義)感到滿足的世界分割」。因為這其中有一種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它意味著;一旦有一個帝國主義強權極度擴張甚至排除他者,它們就會依據新的武力平衡原則,加速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因此,列寧寫道:「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無法分開的」。(列寧,1917)。

列寧接著指出,因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所有的「寄生性」被強化了。伴隨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也正在衰敗之中。帝國主義是為殖民地解放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做預備的階段。同時,列寧也指出,在帝國主義國家,由帝國主義創造的超額利潤如何被用來收買部分的工人階級,使得他們因此認為自己的利益與那些帝國主義緊緊的綁在一塊。列寧說:「這就是工人階級運動中,機會主義滋長的基礎」。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曾經採取貢稅、商業帝國主義、工業、金融以及以軍事主義…的形式建造帝國。帝國主義的商業優勢是因為整併為一,製造業與金融資本的融合,從而摧毀了在地市場。列寧的論述涵蓋了壟斷及帝國主義間相互對抗的產生。

其他重要的帝國主義理論

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觀察到資本主義與其他生產模式並存,資本主義會擴展到非資本主義的四周,最終將它們吞食殆盡,證明資本主義的擴展,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維生。

崙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把焦點集中在「銀行」作為壟斷資本滋長的核心角色。因為對希法亭而言,銀行的主要功能是集中國內以及國際的貨幣資本。

尼古拉‧布哈林在《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發展以及他們如何改變世界經濟,描繪了一幅全面的圖像。列寧批判、整合、通俗化了這些著作,發展了一個全面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理論。

多極的帝國主義

近年則有愈來愈多,從殖民地世界-也就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分析帝國主義的作品出現。丹‧那布德里(Dan Nabudere)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是從被歐洲資本透過與殖民化進行原始積累,成為首級受害者之一的非洲,論述帝國主義的先驅性作品。

那布德里從中世紀商業體系經過工業革命以及金融資本開始的歷史出發,勾勒了西方經濟強權和資本主義成長,對帝國主義從重商主義時期到目前多極形式的歷史,做了大量詳細的描繪。根據那布德里的說法,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製造了逐漸展開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會影響殖民地擴張的特性。他強調,帝國主義逐漸改變的形式,曾經是資本主義透過抑制自身危機,重新適應的必然特徵。因此,解剖當今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就顯得十分必要。

貿易和帝國主義

回顧《資本論》第二節〈工資下降到勞動價值之下〉,以及第五節〈對外貿易〉的論述,卡爾‧馬克思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將對外貿易視同帝國主義的一種工具。資本家以比在本國製造更為便宜的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提高剩餘價值率,購買便宜的生產工具,從兩方面縮小資本的價值構成。國外貿易提高了資本利潤率。馬克思預期資本主義的擴散會導致所有地方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除非社會主義革命提前來臨。

恩格斯進一步看見,當資本擴張在他國發生,固定投資會恢復,公司為了擴展而向銀行舉債,投機的體制出現,利率開始再次攀升…等等現象。

過去半世紀間,每月評論學派(Monthly Review)的作品,著名的巴蘭(Bara 1957)、斯威齊(Sweezy 1966),以及坎普(Kemp 1967)、麥格道夫(Magdaff 1969)、法蘭克(Frank 1969)、彼德拉斯(Petras 1980)和伊曼紐(Emmanuel),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對帝國主義貢獻了豐富的材料。這些作品,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開展了帝國主義根源的理論及歷史,對列寧帝國主義的基本立論做出了豐富的、明確的推進。雖然由於新材料補充的緣故,和列寧的論斷並不完全一致(Radice 1980,Brewer 1980)。他們的作品,帶領我們經過西歐伴隨著工業革命的全球擴張,目前的跨國公司,以及當今的美國帝國主義。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像列寧一樣,以寫作來進行革命實踐的嘗試。這些學者對來自於革命領袖:毛澤東(Mao Zedong)、胡志明(Ho Chi Minh)、金日成(Kim Il Sung)、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格瓦拉(Che Guevara)、阿曼多‧格里羅(Amado Guerrero,Jose Ma Sisoa的化名)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也有進一步的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

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

當今美國的全球帝國主義已有將近八百個(不包括秘密基地在內的)軍事基地、多邊和雙邊的聯盟、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多邊的全球貿易組織(WTO)和美國的跨國銀行、投資公司,以及在北美、南美、歐洲、中東、亞太與非洲,這些覆蓋全世界的跨國公司。

美帝國主義藉助於軍事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助長及支持軍事的獨裁專制,藉以支持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及其戰略目標。美國軍事的霸權,有長遠的歷史源流,從美國土著印地安的滅絕,到菲美戰爭期間在薩瑪島的暴行,以及鎮壓摩洛族人民的Bud Dig大屠殺,歷歷可見。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亞洲人民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以及那些迎合殖民地國家恐怖主義,後殖民時期依附美國國家安全教義的統治者,有十分豐富的鬥爭經驗。歷史上,美帝國主義以及某些地方菁英的部門,曾聯手依靠國家安全法,去鎮壓人民的民族與民主想望。許多亞洲的國安法,在殖民地政權設置的初期,有一定的根源。但之後卻被不斷地推展,並被地方菁英持續採用,維護其統治。此處存在著帝國主義領導的全球化,與美國軍事主義之間,究竟有何種關係的核心問題。因為對中東軍事政治的干涉,特別是對錫安主義警察國家以色列的支持,造成的反彈,導致了2011年9月11日,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廈的攻擊。

「九一一事件」被美帝國主義用來作為宣告所謂全球反恐戰爭的託辭,藉口擴大殘暴的國安法,採用類似愛國者法案的手段,鎮壓美國人民對民主人權的追求。「九一一事件」衝撞了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資本主義最高象徵的大本營。美軍乃藉此尋釁,狡辯其入侵、佔領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這些富有油源國家的侵略性軍事干預行動。因此,在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以及有強烈反帝國主義政權和人民運動的國家,針對人民及他們國家自主決定的合法要求,採取殘酷的軍事手段,就成為必然反應。

我們應該注意,在20世紀後半直到今天,美國不只借助跨國資本的霸權以及全球的軍事武力,也透過所控制的媒體展開「劃界的霸權」(hegemony of definition)。例如在反恐戰爭中,他把所有反對或批判美帝國主義全球化的都畫歸為敵人。正如冷戰時期反對人民運動、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為,針對後冷戰時期的敵人,他持續運用劃界的霸權,將他們一律劃為「國際恐怖主義」,也不管這定義是多麼曖昧寬泛。美國運用自己製造的類似蓋達(Al Qaeda)基地組織以及「伊斯蘭國」(ISIS)的陰影,在人民之間散播恐懼,迫使他們接受或請求美軍的保護。

然而今天,美國不只是處於霸權的地位,同時也處在危機的狀態。霸權與危機兩者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內在的特性。全球資本主義承受著合法性、生產過剩、過度擴張融合在一起的大量危機是如此劇烈,導致自由民主也深陷危機。使得即便美國最好的理論家也開始放棄新自由主義。

朝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幻滅,包含著地方經濟在遵照IMF的處方而徹底崩潰的例證。因此,今天的帝國主義必須尋找新的敵人或威脅,以便轉移對此危機的注意力,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更需要對全球強權的侵略性主張做辯護。或者用全球反恐戰爭為旗幟,或者釀製,被正在南中國海彎起軍事臂膀(flexing its military muscle【譯按】展現軍力之意)保護能源與原材料進口的經濟巨靈-中國的威脅。

雖然如此,美國依舊是全球無可匹敵的軍事強國,在全球海域揮舞著強大的海上霸權。美國海軍是美國這個全球強國,規劃、設計、防衛、維持美帝國建構的主要器械(instrument)。美國海軍遍佈全世界的航空母艦允許他能夠攻擊地球的任一角落。他強大的海軍或海上力量是由一長鏈,後勤、維修、補給、培訓、集合待命區、戰爭物資庫存…等等的基地支撐的。

運用估計八百到一千個軍事基地,以及數十萬,像古代的羅馬軍團一般駐紮在全世界的美軍,把世界分割成十個護衛美帝國的司令部。並將所有的軍事基地置於這些全球司令部的指揮之下。

這些美國的全球司令部如下:

  1. 美非司令部(U.S. African Command)-涵蓋53個非洲國家
  2. 美歐司令部(U.S. European Command)-包括歐洲、前蘇聯國家、格陵蘭,部分的大西洋以及北極海。
  3. 美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涵蓋中東以及歐亞之間的中心地帶
  4. 美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涵蓋太平洋北部、西部,南太平洋到南極洲,中國與印度
  5. 美國北方司令部(U.S. Northern Command)-涵蓋美國本土、加拿大、部分北極海直至北極。
  6. 美國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涵蓋加勒比海、大西洋、美國中部、南美,直至南極洲
  7. 美特種軍事行動司令部(U.S. Special Command)涵蓋範圍與運作區域,壟罩全球任何美國認為需要的地方
  8. 美國運輸司令部(U.S. Transport Command)-涵蓋範圍與運作區域,美國軍隊、戰爭設備所需的任何的地方。
  9. 美國太空司令部(U.S. Space Command)-涵括外太空所有領域
  10. 美國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管理全球核武力

美帝擅權專斷,指派自己為世界警察。粗暴地違背國際法、獨立國家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將敵人通通貼上恐怖主義或流氓國家的標籤。如果利益吻合,他也會援引國際法攻擊其他國家。

中央情報局(CIA)因為好萊塢神話化、極度美化其包括編造杜撰在內的勳績偉業,也許是美國最知名的海外情報單位。事實上,今天有美國政府第四部門之稱的美國情報機構,共計有16個個局處與部門。CIA、國防部國防情報局、聯邦調查局(FBI)聯合特種軍事行動技術支援行動(TOSA)、美國海軍情報局、國家安全局(NSA)、國家偵查局(Reconnaissance)、北美太空防衛司令部、國家地理情資局、國家反恐中心、聯邦調查局分部、國務院情資與研究局、能源部情報支援辦公室、藥物強化管理局(DEA)財政部情報支援辦公室、國土安全部。以上的局處與部門全都在國家情報局的領導之下協同運作。

這些機構中最有權勢的是國家安全局(NSA),它雖然很低調,但是在美國的眾情報單位間卻享有最大的年度預算。NSA竊聽全世界。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資訊體系,收集、散播、截取外國的情報信號也是他的任務。NSA持有空前的,設計最精細,技術最先進的竊聽系統。通過衛星中繼站的系統,以及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美國的幽靈車站,美國可以截取全世界所有的電話、傳真、email、網際網路、行動電話的通訊,竊聽系統的的神經中樞設置在馬里蘭州的米德堡(Fort Meade in Maryland)總部由NSA維持。

美國國家安全局,隱匿在各種不同的設計與計劃之下,已經發展出一個全球監控的體系。那是一個透過超級電腦運作的,強而有力的電子網絡。截取。監測、處理所有的電話、傳真、手機的訊號。1998年,歐洲國會一份題為「一項政治技術控制的評估報告」,對此條列了嚴重的關切,並建議對美國直接針對歐盟的運作加強調查。前美國CIA/NSA的技術人員,後來轉變為揭秘者的愛德華史諾登(Ed‧Snowden)揭露了美國透過代號神秘(Mystic)的最前沿監控計畫,在菲律賓、加勒比海、墨西哥、肯亞…等國,從行動電話網路,收集大數據與通訊內容,偵查資訊。美國也從行動電話、文件信息,收集個資。史諾登甚至提到在馬尼拉的大使館,美國的情報單位已經在九十個國家的大使館內佈建了監控的設備。史諾登揭露,代號稜鏡(Prism)的秘密大規模電子資料採礦計畫,已經布置妥當。展開網路資訊的收集、儲存,範圍廣達雅加達、吉隆坡、金邊、曼谷、仰光、台灣、香港、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城市。

這讓我們回想起1999年的軍事互訪協定(Visting Force Agreement V.F.A)以及2014年的加強防衛合作協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最惠國待遇以及犯罪豁免權適用的對象,不只個別的美軍,也包括了美軍雇用的平民,還有隨從人員。而所謂美軍中的平民除了私下承包業務的商人,也包括像史諾登之類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技術人員。他們在克拉克、蘇比克、碧瑤灣,美國基地存在的期間,運作監控設施。

CIA被揭露的不只是海外情報部門的角色,他同時也是美國外交與軍事行動的指導。盡幹些暗殺、政治顛覆、軍事政變的勾當。1975年美國參議會由參議員法蘭客.喬琪(Frank Church)率領的CIA海外秘密行動調查報告,揭露CIA如何顛覆無數像伊朗、伊拉克、智利這樣的國家。CIA甚至插手了1973年智利的軍事政變,致使社會主義者的總統阿連得(Salvador Allende)喪命。

CIA這類準軍事性組織以及美國特種軍事行動部隊,目前的任務是暗殺高價懸賞的恐怖主義標的。CIA也用無人駕駛的殺人機捍衛美國的利益。這種被適當的命名為「掠食者」或「收割者」的無人駕駛殺人飛機(unnamed aerial vehicle),目前由CIA管理,從維吉妮亞總部展開對標靶人物的擊殺,或者暗殺那些被指定為有致命行動的人士。殺戮的名單全世界都有,為無邊無際的攻擊進行監控,提供目標。

帝國主義的文化器械

當今,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也不應被忽視或低估。所謂軟實力(soft power)的運用經常聚焦在貿易、外國援助包括借貸在內的經濟領域,卻忽略了贏得世界心靈的區塊。透過麥當勞、LEVI'S、好萊塢、微軟以及其他商業偶像,美國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已然擄掠了世人的心靈。同時,像CNN這類的媒體,一周七天24小時不停地端出美帝國的宣傳,向全世界推銷美國的生活方式。所有這些,都強化了已經被美軍(或硬實力hard power)以及美國的跨國公司和銀行宰制的世界結構。這不僅只是關於我們飲食習慣的美國化而已。我們不應低估這種被有效啟動以及被霸權的超級強國作為一項資產來運用的軟實力。

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萊特·米勒(C. Wright Mills)曾經寫到:如今在我們的文化裝置(apparatus)裡,「文化」已經不再是人民自發的創造。取而代之的是「組織化」、「社會化」以及「政治支配」的再生產。如果社會變革最終是可能的,那麼它的鼓吹者,有義務去理解這個過程以及主流文化形式的分布狀態。這個「主流文化」最令人駭異的部分是透過藝術、知識、科學工作在其中進行的教育體制。(C. Wright Mills,1954)

依據列寧的說法,經濟制度是被資本積累驅動的。也就是被那些擁有社會生產資料,企圖利潤最大化與企業增長的少數人所驅動。資本主義這種持續不斷的驅動力,幾乎吞沒了地表上每一個國家的生活領域。當前全球經濟的狀況也促使我們反思:在立刻全球化、併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為自身延命而創造的機構之間,它的「核心動力」為何?在學院中,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如何生產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的觀念,為資本主義提供未來的經理人才以及為現存的秩序提供合理化的論證。學院因此成為替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去管制化、私有化…進行合理化分析的意識形態大本營。只是我們在學院的意識形態的朋友、同仁,經常忘了告訴我們,彼等以商業自由為根據所開的藥方,卻是對勞動窮人的歧視與壓迫。

帝國強權最大的野心,是製造能鞏固帝國主要政策架構的下層建築,以之形塑當代的價值觀、倫理與道德。不管這些觀念有多扭曲。美國媒體的核心與構造,就是論證帝國的侵略、美國的價值,都是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

同樣的,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美帝國主義在方法上,利用美國意識形態的信奉者,美帝國主義當代少數最重要的理論家,像是亨利·季辛吉(Heny Kissinger)、薩慕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金尼·柯爾克派屈克(Jeanne Kirkpatrick)以及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輩的作品和訪問,力圖維護美國政策在其他國家的有效性、合法性。對美國而言,這曾經是在其心臟地帶及其他國家受其教育影響的菁英之間,率先贏得內心與靈魂的重要領域。更過份的是,美國藉由最有影響力的知識機構,例如季辛吉的哈佛國際事務中心,美國企業協會,遺產基金會,發動21世紀的「保守革命」。美國政府及公司基金,用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大力支持特定人士,審定政府收入再分配計畫,並且將保守黨右翼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合理化。這些生產保守觀念的機構,藉由書籍、雜誌甚至更精巧的透過好萊塢,散播他們的「理想」。

美國最大的跨國公司和五角大廈,提供資金給美國大部分名牌大學的講座教授,支持像杭廷頓、季辛吉、福山之流的學者,兜售性質保守的思想。漠視他們的知識份子,至今猶支配著主流思想以及美國、菲律賓的學院,甚至政策制訂者的倡議和影響,對我們而言,絕對是太過簡單化了。

如何面對這種知識侵略,從而以原創、出色的作品予以回擊,對嚴肅學習的進步學者,即是功課也是挑戰。

戰爭的天價與天技

自從1945年在日本引爆兩顆原子彈,美國領導的全球武力競賽,已經為戰爭的戰鬥能力花費了無法超越的數額。今天相對於中國、蘇俄以及其他核武國家,美國的軍力仍維持領先。特別是在航空母艦、長程水面艦艇、彈道導彈、潛水艇、攻擊潛艇…等方面。依據Janes 2015年度報告指出,美國每一個海上基地11艘航母每年預估要花費130億美元。美國軍費所以如此鉅大,至少有三個理由:

第一,美國已經將外太空武裝化,甚至製造了一個美國太空司令部,在外太空或星球置放武器,攻擊敵人的衛星,監控、擾亂發自敵人衛星的訊號或用浮移電波,阻撓敵人的衛星軌道導彈。之前為了指揮(command)、控制(contral)、通訊(communication)、計算(computer)、情報(intelligence)、監控(surveillance)、偵查(reconnaissance),C4ISR的目的,美國曾經運用外太空的基的設施,把外太空軍事化。

美國的作法導致全球軍事力量,將外太空變成潛在的戰場——戰爭的第四前線。他發展了長程的跨洲際彈道導彈(ICBMs)作為彈道導彈防禦的部分(BMD),用以摧毀敵人太空基地的設備。據估計美國軍事情報對外太空的依賴佔70%至80%,通訊則高達80%。美國在外太空的武器佈建,促使中國與蘇俄聯手,推動禁止外太空武器競賽的條約,以阻止外太空的被武裝化。

第二,美國率領最先進的海狼(seawolf)和維吉尼亞(virginia)級的核子潛艇在全球海域運行。這級別的潛艇快速、低音推進,幾乎無法偵測。

第三,運用最前沿的研究以及最快速追蹤的技術,美國國防部已經發展出人工智慧的軍事運用,從無人武器系統開始,擔任指揮、控制、資訊化、情報化的戰爭方式。人工智慧的戰場,絲毫都不再只是虛構的話題。

美國在軍事技術及高科技戰爭的優勢正被經濟強大的鄰國,最主要的昰中國和蘇俄趕上。中、蘇同樣是次於美國的全球主要的武器輸出國。美國在外太空軍事武裝化的霸主地位也成為他致命弱點。舉例而言,因為中國已經發展出反衛星系統,可以打擊美國的太空體系,癱瘓他的敵人。運用電磁波武器進行「不對稱戰爭」 (Asymmetric warfare),目標在於利用美國高科技武器系統,過度依賴信息與資訊設施的脆弱性。中國的科技公司,諸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中國電子技術集團公司,複製了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模式,已經將他們最新的技術,嫁接到軍事運用上,在人工智慧(AI)和超高音速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不用多久,我們定可親睹人工智慧的戰爭。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本深具啟發意義的著作,寫成一百年之後,今天仍持續引導我們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他揭露了帝國主義的動力與動機,以及在全世界目無法紀的不曾間斷的謀殺行動,令所有關心正義、自由、人權的人為之寒徹骨髓。

列寧對理解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的觸角所做的貢獻,對掀開剝露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同樣嚴厲有效。我們如果不能從其中學取教訓,一定會繼續活在恐懼的幽靈之中。我們的年輕世代,也將再度面臨被帝國主義戰爭當作砲灰的情勢。在無限的戰爭中,如果核戰成為唯一的選擇,人類必然毀滅的結局,就不再只是想像的事了!

責任主編: 

Roland G. Simbulan

菲律賓大學發展研究與公共管理學院,享有最高層級的12位教授之一。著有8本關於菲律賓與美國關係的書,以及美國在菲律賓與亞太地區的軍事干預、菲律賓的外交政策等著作。曾經任菲律賓參議院高級政治顧問(1987-1995)、前計畫與發展學院的副校長(2002-2005)、菲律賓大學校務處校務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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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日多處空域被美軍操控 日機要申請才能過
2017年9月7日 中時電子報 李念庭

日本作家矢部宏志所著的《日本空域的真實情況—不為人知的日本支配結構》一書中,揭露日本多處空域受美軍掌控,日本飛機要經過還得先向美國申請一事。日本網友得知後紛酸,「日本莫非是美國殖民地?」
日本《現代商業》雜誌引述矢部宏志書中內容,指日本多處空域皆被美軍管理。橫田空域被轄範圍為1都8縣,包括東京都、栃木縣、群馬縣、埼玉縣、神奈川縣、新潟縣、山梨縣、長野縣及靜岡縣。岩國空域為山口、愛媛、廣島及島根4縣。嘉手納範圍則為嘉手納空軍基地半徑90公里以內,及久米島機場半徑55公里以內的部分空域。
雜誌指出,美軍可任意在上述空域進行軍演,若區域出現傷亡事故,可不必向日本回報及賠償。另外,日本飛機未經美軍同意,不可飛越美軍管轄的空域,即便有嚴重自然災害也不例外。
至於為何日本多處空域會由美軍掌控?文章指出,與日本1962年的《航空特例法》有關,其中不少規定不適用於美軍,故美戰機可在部分領域自由飛行。相關文章在網路引起網友注意,有網友酸「日本莫非是美國殖民地?」、「太陽旗的老闆原來是星條旗」。

國慶當天 台灣共廢了兩個核四
2017-10-11 觀策站 王大師(專欄作家)

今年的國慶演講,蔡總統為不久前的「台獨論」降溫。當日的講話多半圍繞民生議題打轉,談到兩岸關係時盡量以「遞出善意」、「不走對抗」、「愛好和平」等柔性訴求為主軸。或許蔡總統在演講中的一段談話中,已約略見到未來全球的端倪,這段內容就是積極為台灣在「國際新秩序」尋找位置。
那這個新秩序是什麼呢?就是一個蔡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會員國中,幾乎所有領導人皆已造訪大陸的區域秩序;是一個全球的自由貿易協定,將由中國大陸所領導的貿易秩序;是一個繼美元壟斷原油、商品與國際貿易後,逐漸遞增人民幣為交易媒介的金融秩序;是一個世人逐漸厭倦霸道的川普,改讓習近平在北韓、南海、一帶一路沿線國、多個國際組織中增加發聲權的話語秩序。
有鑑於此,第二年度的國慶講話,蔡總統似乎抓住了這個新秩序的精髓,不再以「這個國家」、「那個國家」等輕蔑口氣詆毀中華民國這招牌,談話內容也改以民生議題為論述主軸,儘量避免與新秩序對抗。
那什麼是舊秩序呢?信奉這舊秩序又有何致命傷?或許一則在國慶日前的新聞可作參考。這則爆料內容是台灣的審計部發現,美方在2010~2015年期間,每月超額領取我軍購款約30~82億,若以60億的均值換算,5年約超領了3,600億的軍購基金,等同另一個核四的建造費用。新聞內容指出,由於台美軍購過於複雜,因此無法一一確認這些資金到底都是流向何處。但想一想,倘若有心人士想要對某基金上下其手,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交易細節複雜化,迫想查帳的人不得其門而入。
本人曾多次講過,美國其實是個破產的國家,光政府的債務就欠下了20兆美元,超過一年的GDP規模。密西根州立大學教授 Mark Skidmore更發現,倘若加上美政府部門的「無法稽核調整」(undocumentable adjustments),光公部門就欠下了41兆美元的債務,約70個台灣的GDP。如果加上台灣吵得正夯的各類年金與社會保險,美國又得再添上100兆的天價債務。如果再加上企業、家庭、學貸等私人債,恐怕就沒人敢算了。
那該怎麼辦呢?或許就是這原因,美國期望靠著台灣、南韓、日本等亞洲富有盟友抽稅,維持聯邦政府不崩盤。這點可從歐巴馬政府後期,大力鼓勵日本的退休金購買美股市與債市,以及靠著北韓的地緣衝突抬高南韓對美國的軍購費對照。
至於台灣,因有對岸的抗議,比較能夠「抽國安稅」的方式,似乎就只能靠「僅抽稅、不繳貨」的地下操作,支付對「美國爸爸」的保護費。或許就是原因,這則新聞才會指出,許多台灣下的軍購訂單,根本連貨都沒送到。還被「偷A」了3,600億的「隱形軍購費」。
注意喔,這「隱形軍購費」是沒任何交易的軍購費用。倘若外加台灣每年3,000億的國防預算,天知道老美因兩岸衝突的「套利」,每年向台灣敲詐多少的「軍購稅」?是否這原因,才導致台灣的財政日益惡化、年金破產、貧富差距嚴重?細觀後會發現,這就是兩岸若無法和平的「安全稅」。與兩岸貿易上的風險相比,台灣對美國默默支付的安全稅,才真正可怕。
為什麼?請問,自從這則軍購超領案曝光後,有聽到專門捍衛台灣主權的太陽花族群、時代力量、或是民進黨政府的抗議嗎?沒有,一句話都沒有。3,600億超過核四的建造費用,卻沒人打一個嗝!反觀只要一有對岸的歌唱團體來台舉辦活動,整個寶島就要瘋了。
美國文豪馬克吐溫不是說過?他說:「能害死我們的,通常不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而是那些我們深信是真、卻原來並非如此的東西。」或許台灣人可將這句話改成:「能害死我們的,通常不是我們認為的萬惡敵人,而是那些深信是好的、卻抽乾我們血的盟友。」

民主化的撤退:歡迎來到全球威權年代
2017-02-20 信報財經新聞 沈旭暉

假如要前瞻未來十年的全球形勢,除了右翼復興,還有甚麼?恐怕就是威權主義逐步取代民主化,成為主旋律。
全球化時代剛出現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預言「歷史終結」,相信代表自由主義的歐美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發展的終極形態。而曾幾何時,這是教科書的內容。根據全球民主監測組織Freedom House的年度報告,1990-2005年間,全球被認可為「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國家從76個上升至119個。然而,隨後世界民主化持續低迷,2009年錄得40個國家民主化倒退,選舉式民主政體下滑至116個。2016年,民主倒退國家的數目更升至72個。這組織向世界發出緊急呼籲,稱「民主」在全球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關於這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民主化的專家Joshua Kurlantzick出版了專著《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認為箇中原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可從內外兩方面總結。在內部層面,根據傳統歐美民主制度的經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才是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還有眾多東歐及拉美國家,這一公式在過去十多年卻毫不成立,中產甚至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
在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數目可能顯著,但遠非大多數。當民主化改革以直接民主或代議制被推動時,廣大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往往獲得比中產階級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與中產之間就全球化成果分配的利益衝突成了社會矛盾焦點。民選政府在執政初時,往往為了「民意」,實行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政策,嚴重衝擊中產利益。在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健全的政黨機制加以調和。但在眾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功能尚不健全,相關政策易趨向極端。後果是昔日反獨裁的中產階級在利益受威脅時,情願重新呼喚強人入主政府,導致國家政治向威權統治轉變。當這一趨勢再被基層民眾抵制,各方互不妥協,所謂「民主」就淪為各方利益爭奪的口號。
Kurlantzick亦提出另一個外部因素:「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民主化之外的「第二選擇」,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青睞。中國、俄羅斯等以威權主義為管治哲學,輔以有限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毫不遜於西方國家,而且能保持(高壓下的)穩定,還能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影響力和持份都越來越大。不少移植了西方民主後經歷國內動蕩、經濟發展承壓的國家,自然認為值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都調節了策略,不再盲目攻擊民主,反而強調自己也是「另一種」「更有效」的民主國家。此消彼長下,西方民主化不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這些發展,配合了資訊科技新時代的出現,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在對全球民主化危機的反思文章中提及,依托全球信息互聯之大勢,新時代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們,都懂得利用互聯網操控網絡公共輿論空間,引導公眾輿論。威權政府不滿足於昔日對政治異見者禁言,反而會主動通過官媒和「水軍」向社會提供「另類事實」、「另類民意」,以抨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正是本欄曾談及的「獨裁者2.0」模式。慢慢地,民意也開始真的支持這種模式。而另一方要用同樣方法迎戰,魄力和資源卻顯得捉襟見肘,大格局就慢慢改變。
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第四波民主化」,但效果卻是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例如英國文翠珊,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捏造敵人」的美國
2018-02-05 中國時報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1993年開啟了「文明衝突」議題,除聲稱「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外,並預言「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成為下一階段全球政治衝突的核心地帶」。且不論此言一出,隨即在思想界引爆激烈論戰;至少在2001年911事件乃至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不僅相關論點再度引發關注,批判聲浪亦持續湧現。
其中,法國哲學家克黑朋特別指出,杭廷頓的說法所以受到關注、甚至具有一定的邏輯吸引力,主要源自目前歷史哲學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兩個視角,亦即製造恐懼與製造敵人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出自強勢國家之口,但其思路與屈居劣勢的恐怖分子如出一轍:他們非但都費盡心思捏造敵人,更試圖引導大家:所謂敵人並非是特殊情境或形勢下的產物,而是他們「本質上」就是「我們的」敵人。
遠的不提,就將焦點鎖定在二戰結束之後吧。即便美、蘇雙方綜合國力遠遠不對稱,甚至美國在1945~49年間還一度壟斷原子彈與遠程投射技術;美國仍在第一時間便將蘇聯鎖定為「勢將威脅世界和平的敵人」,並隨即對其發起全球性圍堵,冷戰亦由此啟動。其後,隨著局勢轉變且蘇聯窘態畢露,早自冷戰後期起,美國便開始尋找所謂敵人的「接班人」:例如1980年代一度被宣傳為「可能買下美國」的日本,以及1990年代因深化整合以致總體經濟能量逼近美國的歐盟,都曾被鎖定;不過,由於分別陷入泡沫陰霾與整合瓶頸,日本與歐盟很快便失去被視為敵人的正當性。接下來登場的,便是自新世紀以來持續崛起態勢的中國。
小布希在2001年上台伊始,便一改柯林頓時期的夥伴政策,隨即公開聲稱中國為其「戰略競爭者」。雖在伊拉克戰爭泥沼壓力下,華府自2005年後被迫將北京角色修正為「利益攸關者」;面對2009年由歐巴馬揭櫫的「重返亞洲」政策,明顯可見,對華政策仍為重中之重。更別提2012年後所謂「再平衡」戰略,目的其實就在隱性圍堵中國。
由此可知:即便政黨輪替,美國的戰略思考並未因此產生根本改變。至於川普於2017年就職後,更隨即在其第一份國安報告中「繼承」了這個論點,全文共33次提及中國,直指其(包括俄羅斯在內)為「修正主義強權」與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歷經3任總統與2次政黨輪替,看來美國視中國為「敵人」確然無疑。問題是:回到前面提到的邏輯爭辯,究竟中國真的是美國的敵人,抑或美國真的需要中國這個敵人呢?關於這一點,就留待各位自己來想想了。

價值觀悖論困擾歐美政治
2017-02-27 北京日報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伴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鼓吹西方「普世價值」的「歷史終結論」一度讓西方人相信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就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終的政府形式,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也在心理上徹底臣服。然而,在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以輸出「普世價值」為宗旨的民主推廣活動不但給很多非西方國家製造了災難,「普世價值」最終也禍害了西方國家自身。在此情形下,務實的西方政治家們又開始實行有違「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了明顯的價值觀悖論現象,全世界為此轉向而愕然。
自由市場在「普世價值」中占有基礎性地位。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在西方,自由市場事實上由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保護自由市場的制度框架、全球化的政治思潮「三駕馬車」構成。
當19世紀開始實行自由市場制度時,德國流行的則是李斯特的國民政治經濟學,鼓吹國家主義而抵擋來勢洶洶的英國商品;而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起源於他在美國流亡時的所見所聞,整個19世紀的美國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期。二戰結束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西方國家之間之所以總是發生戰爭,是因為沒有貿易一體化和自由化而導致利益衝突;於是設計出保護西方自由市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中包括IMF和被改成今天的WTO的關貿總協定等制度安排。冷戰之後,勝利的西方自然會把自己的制度推向全世界,於是才有了以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為動力的全球化。
這一輪全球化體現了制度變遷的非預期性。以自由市場為動力的全球化至少有以下結果:一是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二是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國內不平等和不公正,三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的崛起。一句話:全球化讓世界政治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川普總統就職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TPP就是對WTO的一種反叛性收縮,以圖把中國排除在經濟圈之外。中國加入WTO時規定,15年後中國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但是2016年西方國家都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西歐、美國還不停地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以「替代國」的作法來衡量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標準。2016年是西方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標誌性年份:首先是英國脫歐公投成功,這已經是對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的重大打擊;接著是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公然要廢掉TPP,還要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主張傳統的雙邊談判。
這些無疑都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重創,也是西方國家因實力下降而改變其價值觀的象徵。
和自由市場原則一樣,作為自由主義民主基礎的言論自由原則同樣產生於英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約翰·密爾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論自由》,其中大談作為自由基石的言論自由。在冷戰時期,西方的「冷戰政治學」,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和喬萬尼·薩托利的民主理論,都是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體系,以此來抗衡當時作為世界性價值觀的社會主義公正原則。
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西方國家國內也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思潮。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化權力,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最終形成了作為「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價值觀多元化、道德標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課語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等等。從政府機構和公共輿論,到社區和家庭學校,言必稱「多元」,而且成為一種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以至於,一個瑞典小鎮的即將退休的警察冒著被解僱的風險,發出這樣的「推特」:他受理的強姦、盜竊、搶劫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穆巴拉克、阿里等姓氏,瑞典姓氏的只有一個,但是警察局就是不敢公開這樣的公開的秘密。哈佛大學校長因一句捯飭實驗室設備女生不如男生而被迫辭職,否則哈佛大學女生就在哈佛校園裸體遊行(性別平等原則)。
凡此種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社會出現了浮誇之風,虛假泛濫成災。不僅如此,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是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信條」的大顛覆。而川普之所以能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美國文化右翼的聲音,以捍衛基督教文明而反擊那些代表多元宗教的文化多元主義。因此,川普當選必然導致美國國內的「文明的衝突」,即基督教文明與文化多元主義之間的衝突。
在西方,言論自由原則導致了文化多元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又變成了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原則,而政治正確原則事實上又在限制著言論自由,由此而導致的「文明的衝突」將是未來西方國家的一種長期性政治現象。
受美國獨立戰爭影響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寫進其共和國憲法;殊不知,這些基本價值是屬於歷史書寫者的。當其他族類分享這些價值而引發利益糾紛的時候,自由平等博愛中的族類性質就暴露無遺,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白人優越論基礎上的白人至上論。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當自由主義的鼻祖洛克主張財產權的自由時,他自己正在從事販奴的生意,奴隸就是他的自由權即財產權。當1830年代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了基於平等化趨勢的民主化浪潮時,他心目中的平等只能是在新大陸上的白人的平等權,而對當時正在對印第安人實行的種族清洗政策視而不見。作為托克維爾的信徒,密爾雖然以《論自由》而贏得「自由主義大師」的稱號,但其在著名的《代議制政府》中毫不掩飾其種族主義觀點,認為代議制政府只能是歐洲人的好政體,其他民族因能力不行而不合適。1857年,印度發生了反抗英國殖民者的大暴動,密爾宣布放棄其《論自由》思想,認為自由權利不是所有族類都配享有的。所有這些,都構成了19世紀的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
面對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非西方國家的讀書人尚能同仇敵愾地搞民族主義革命。而當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解放運動肢解了白人支配的殖民主義體系後,白人優越論在冷戰時期被改造為「普世價值論」,把基於本民族的、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詮釋成全人類價值;結果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腿軟下來了,心理上被俘獲了。既然是「普世價值」,人類皆兄弟,兄弟皆平等。按《聖經》信條,被西方搞亂了的大中東穆斯林人自然應該暢通無阻地進入歐洲避難,墨西哥人自然有權利移民曾是自己故土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文化多元主義也自然是一種政治正確而批評不得。
但是,移民潮打亂了歐美固有的安全秩序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主義事實上是平等的宗教主義和平等的種族主義,這就從根本上衝擊了白人優越論,因此才有勢力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右翼。要知道,柯林頓總統信奉的文化多元主義已經讓文化右翼忍無可忍,因此才有長達幾年的對柯林頓羞辱性的萊溫斯基醜聞案的獨立調查。更讓美國白人焦慮的是,文化多元主義又催生了一個有色人種的黑人總統歐巴馬。川普當選代表了美國白人的恐懼心理,有評論說是美國白人的最後一搏。這不,川普剛剛就任,就宣布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修牆,阻擋墨西哥移民並遣返非法移民,還頒布了引起司法官司的「禁穆令」——90天內不給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居民美國簽證。我認為,與其孤立主義的經濟政策一致,川普總統的人口政策是典型的19世紀美國的政治傳統——一種白人至上主義的基督教文明。
價值觀具有文化歷史性和政治實踐性,這是其一般規律。在第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看來,把自己的文明體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為「普世主義的」,是帝國主義才會有的行徑。亨廷頓在其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溢,弱勢民族國家的價值觀不可能成為主導性價值。果然,短短的二十幾年內,歐美從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突然轉而奉行起反「普世價值」的政策,世界還不能適應歐美國家的這種價值轉向。

NGO 美國霸權打手
2017-11-26 中國時報 張亞中(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孫文學校總校長)

最近時報出版社出版了由8位學者專家共同撰寫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其目的在突破西方霸權國家的話語權,揭發某些NGO(非政府組織)的真面目,以資料證明它們如何做為西方國家的戰略工具。
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政治藩籬的倒下,「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已經不下於傳統的國家,而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者,包括NGO、公民運動、全球傳媒。它們有著崇高的價值理想,也積極地推動它們所認定的普世價值。
權力可分為硬權力與軟權力。硬權力可指科技、軍事、貨幣、經濟等方面的能力;軟權力則是指制訂國際制度,也就是遊戲規則,與確定價值應為何的權力。硬權力是形,軟權力為體。西方能夠統治這個世界逾200年,除了它們的硬權力,更在於其軟權力,學術界稱為「文化霸權」。
霸權僅靠硬權力是不夠的。不將自己的文化價值灌輸給其他國家,就無法讓其他地區心悅臣服地接受霸權國的領導。相對於硬權力的赤裸與昂貴,文化價值輸出較無形又廉價,因此NGO與公民運動也就自然被霸權國選用做為戰略的工具。
冷戰期間靠的是硬權力的力量,冷戰後比的是軟權力的工具。透過NGO來達到美國的戰略目標,的確是較便宜的。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強調,同樣推動政權更迭,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而在其他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花費不足46億美元。
《NGO與顏色革命》一書揭發了某些NGO組織其實是美國政府的外圍組織,它們拿美國政府的經費,接受指揮,為的是落實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及布局。美國政府扶持的一些國際NGO,做為推動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伊拉克戰爭、緬甸藏紅色革命、在中南美打擊委內瑞拉等左翼政府的急先鋒和馬前卒。
該書也提到,烏克蘭的暴力抗議正是由外國資助的「慈善機構」在後面促成。阿拉伯之春的背後也是美國國務院的專案計畫,該專案培訓中東地方激進主義者,以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出現,其目的在推翻現有政權。這些組織透過指導反對派活動、組織集會抗議、要求允許西方電台和電視台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利用輿論施壓、運用人道救援以蒐集情資等方式,在前南斯拉夫、喬治亞、烏克蘭的政權更迭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最終達到了更迭他國政權的目的。
為何美國在以NGO或公民運動做為其戰略工具時可以如此順利?對於西方政府與人民而言,讓其他地區能夠接受西方的價值理念是彌賽亞式的作為,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幫助對方、解放對方。這也使得參與NGO及公民運動者,不分國籍、地區,都相信他們在做的事是神聖的、有意義的,是救贖提升人類的大事,因此他們願意積極參與。
懷抱著理想而參與NGO的人,有的並不知他們已成為美國的打手。但是當有一天,霸權國自己對其所相信的「普世價值」都懷疑而不再堅持時,某些NGO的正當性就會減弱或被否定。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後的所作所為,正是讓世人重新檢視,NGO的本來面目及其所為是否如同其理念所述的純良。對NGO的重新檢視與省思正在開始。